两天时间静静的把《遥远的救世主》看完了，书里讨论的话题太深刻，“文化属性”“强势文化”“人性的弱点”“天道”……深奥到以我的智商参不透、悟不透，但能让自己有更多的思考，我的文化属性是什么？它决定了我能做些什么事？如何处事？如何对待感情？现阶段通过这本书只能浅显的认识到：尊重客观规律、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遵从内心的感受、随缘惜缘不攀缘……其他深层次的还需要高人点化了 https://t.cn/R2WxdDX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诚信】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中国国企董事长殴打国际宇航科学院两院士背后】近日，一则“谋求推荐院士不成，航天投资董事长打伤两院士”的消息在中国刷屏。据媒体报道，今年6月初，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授权的投资管理主体的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其董事长张陶疑因寻求王晋年和吴美蓉（女）推荐其成为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不成，在晚餐和餐后送两位院士回住处期间，对二人大打出手，致使王晋年肋骨骨折、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损伤，吴美蓉脊椎骨折、住院手术。而网上流传的一份落款为航天控股出具的“情况说明”则指出，网上流传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目前，张陶已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受害人：饱受打击，时常哭泣
深圳《中国基金报》报道，根据网上流传的文件显示，今年6月6日，张陶以汇报航天投资情况为由，约IAA吴美蓉和王晋年两位院士一起聚餐，吃饭席间提出让两位院士推荐其入选IAA院士。王晋年觉得与他是第一次见面，以前也不了解他，感觉他评选IAA还不够资格与条件，尤其王晋年在IAA所属是基础科学学部，对张陶在航天基础科技方面工作了解很少，王晋年就说认识认识了解了解再说。
张陶突然就开始发起火来，说他搞得很好，十年把公司从8000万元（人民币，下同）到现在上千亿元。王晋年你混的这么差，这么缺钱，你王晋年跟着我，让我投资才会好。王晋年听他讲完就说你有钱是你有钱，我穷归我穷，你有钱你给中国航天的梦想作了什么贡献？我没钱我做的是实现我们航天梦想的事。
随后张陶恼羞成怒，暴力殴打王晋年院士。86岁高龄的吴美蓉院士见状十分惶恐，强烈要求离席。
当晚10时30分左右，张陶和其公司下属送两位院士回到王晋年在北京的住所。在王晋年乘电梯前，张陶背后一脚将王晋年踹翻在地，对王晋年开始殴打。之后还将吴美蓉推翻在地，并将王晋年从电梯中拽出继续殴打。
依据文件附带的监控录像截图，张陶有脚踢、锁喉王晋年的动作。大约当晚23时17分，张陶还冲入电梯，对后来已经进入电梯的王晋年和吴美蓉继续殴打。
依据航天中心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吴美蓉胸椎轻度压缩骨折，腰椎滑脱。依据北京306医院和积水潭医院出具的王晋年的诊断证明，其多处肋骨骨折，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损伤。
据北京《中国新闻周刊》报道，7月2日，目前在王晋年北京住所暂住的一名人士称，事情正在处理中，王晋年还在医院。有接近吴美蓉院士的一位人士透露，吴美蓉仍在住院，“受打击太大，情绪不好，时常伤心地哭”。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网上一份落款为航天控股出具的“情况说明”指出，称网络流传举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
此“情况说明”称，事发当天，张陶与吴美蓉女士在公司交流投资项目，吴美蓉安排王晋年随行。根据交流情况，张陶表示该项目与公司投资原则有差距，需进一步论证，王晋年对此非常不满。在会后就餐期间，王晋年不断辱骂国家、辱骂航天，张陶出于义愤与其发生争执。餐后张陶亲自送吴美蓉回家，在吴美蓉所住小区再次与王晋年相遇，双方发生口角与冲突。全过程中有专人搀扶照看吴美蓉，绝不存在殴打吴美蓉的情况。
北京警方证实，张陶与吴美蓉和王晋年等人在某餐厅共同就餐，期间张陶、王晋年酒后发生口角。当晚22时40分许，张陶和王晋年再次发生口角，后在王晋年住所单元楼道和电梯内，张陶多次踢踹殴打王晋年。期间，吴美蓉在劝阻过程中因被张陶拉拽、碰撞，两次倒地。司法鉴定机构对王晋年出具了轻伤二级的鉴定意见。目前，北京朝阳公安分局已依法对张陶刑事拘留。不过，对双方发生口角的具体原因，警方暂未透露。
施暴者管理逾2000亿资产
从各方通报来看，虽然原因并不明确，但航天投资董事长打人已是事实。
据广州《时代周报》报道，航天投资可谓是航天圈的“明星企业”，公司成立于2006年12月，2008年3月正式运营，注册资本120亿元（人民币，下同）。官网显示，截至2019年末，航天投资管理资金规模为2240亿元，自成立以来持续盈利，利润年复合增长率74%，累计分红及缴付税金163亿元。2019年，航天投资利润总额105亿元，同比增长69.4%。航天投资官方公众号上显示，张陶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7月1日。
航天投资官方微信显示，张陶在2018年12月成为航天投资董事长。此前，其先后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计划经营部经济技术合作贸易处处长、香港航天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规划开发部总经理、香港航天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经营投资部副部长等。
航天投资旗下有多家基金与控股公司，参股的上市公司共有15家。工商注册数据显示，目前张陶仍担任包括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航天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等在内的4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在6家公司担任董事长等职位。
而王晋年和吴美蓉两位是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
公开资料显示，王晋年现任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教授，遥感大数据智能应用创新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航空航天遥感技术与应用工作，是中国高光谱遥感技术与应用领域早期开拓者之一。
天眼查显示，目前，王晋年在中科遥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科遥感科技集团”）等21家企业任职，其中11家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13家企业担任高管，6家企业担任股东。
其中，中科遥感科技集团是在中国科学院与天津市政府2005年签订的院市合作协议指导下，为加速推进中国科学院遥感与空间信息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促进我国空间信息产业发展而成立。
吴美蓉，1936年生于江苏常州，后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中国航天科技专家。现为亚太空间多边合作空间技术应用首席专家，曾任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筹备组负责人、主任、资源卫星工程应用系统总设计师兼总指挥。
2014年1月10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世界航天局长峰会上，吴美蓉被授予冯·卡门奖，以表彰她50多年来为航天科技事业和国际航天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
一位航天圈的业内人士表示，对于航天圈而言，这是一个负面恶性事件，希望能尽快出调查结果。
殴打院士近一个月 张陶仍在上班
虽然张陶拳打脚踢两位院士性质恶劣，但他在事发后近一个月才被停职。
北京《中国新闻周刊》报道，7月2日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一位乔姓董事长秘书在接受采访时称，事发后，派出所已介入调查，结果未出，公司已将此事上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这位乔姓董秘还称，张陶仍在正常上班，但当天不在公司。而这距离事发已近一个月。
在北京警方通报航天投资董事长张陶打人细节之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表示，坚决支持警方依法处置，绝不姑息。后续，将根据事实情况，作出依法依规处理。目前，张陶已被暂停履职。
而随着事件发酵，也引发业内对于此次事件在法律层面的探讨。
成都《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表示，就目前新闻报道出的材料来看，航天投资董事长张陶的打人行为可能已经涉嫌刑法的故意伤害罪。如果张陶在请托未果的情况下蓄意尾随殴打两位院士，并致使两位院士多处骨折、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这已经达到了轻伤以上标准，上述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的主客观条件，没有违法阻却和责任阻却事由，涉嫌故意伤害罪。
不过，按照另一种说法，张陶也可能是由于义愤和对方出现争执。对此，付建律师认为，两人互殴如果是两位院士先动手，张某可能会是正当防卫，但是两位院士都是老人，且如果真的把两位院士打成脊骨、肋骨骨折，明显超越防卫限度，属于防卫过当，依旧不影响故意伤害罪的成立。但是两人互殴和出于义愤会对犯罪量刑产生一定影响，对张陶可能会从轻处罚。
上海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王讷敏律师则表示，如果有互殴情况，不一定会构成故意伤害罪，属于双方互有过错，一般依据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双方进行治安处罚。如果由对方言语上的挑衅、辱骂行为引发的殴打并不构成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酒后打人对处理结果并无影响。两名院士的年龄会是法院量刑考虑的因素，但不一定会影响判刑。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朱逸聪律师表示，抛开涉事人员身份，针对伤人事件分析可能存在以下几种情况：如果打架行为没有触犯刑法，但符合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会受到行政处罚；如果故意伤害他人致人轻伤及以上的，则涉嫌中国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侨报新闻速递# https://t.cn/A6f9pbbV
受害人：饱受打击，时常哭泣
深圳《中国基金报》报道，根据网上流传的文件显示，今年6月6日，张陶以汇报航天投资情况为由，约IAA吴美蓉和王晋年两位院士一起聚餐，吃饭席间提出让两位院士推荐其入选IAA院士。王晋年觉得与他是第一次见面，以前也不了解他，感觉他评选IAA还不够资格与条件，尤其王晋年在IAA所属是基础科学学部，对张陶在航天基础科技方面工作了解很少，王晋年就说认识认识了解了解再说。
张陶突然就开始发起火来，说他搞得很好，十年把公司从8000万元（人民币，下同）到现在上千亿元。王晋年你混的这么差，这么缺钱，你王晋年跟着我，让我投资才会好。王晋年听他讲完就说你有钱是你有钱，我穷归我穷，你有钱你给中国航天的梦想作了什么贡献？我没钱我做的是实现我们航天梦想的事。
随后张陶恼羞成怒，暴力殴打王晋年院士。86岁高龄的吴美蓉院士见状十分惶恐，强烈要求离席。
当晚10时30分左右，张陶和其公司下属送两位院士回到王晋年在北京的住所。在王晋年乘电梯前，张陶背后一脚将王晋年踹翻在地，对王晋年开始殴打。之后还将吴美蓉推翻在地，并将王晋年从电梯中拽出继续殴打。
依据文件附带的监控录像截图，张陶有脚踢、锁喉王晋年的动作。大约当晚23时17分，张陶还冲入电梯，对后来已经进入电梯的王晋年和吴美蓉继续殴打。
依据航天中心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吴美蓉胸椎轻度压缩骨折，腰椎滑脱。依据北京306医院和积水潭医院出具的王晋年的诊断证明，其多处肋骨骨折，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损伤。
据北京《中国新闻周刊》报道，7月2日，目前在王晋年北京住所暂住的一名人士称，事情正在处理中，王晋年还在医院。有接近吴美蓉院士的一位人士透露，吴美蓉仍在住院，“受打击太大，情绪不好，时常伤心地哭”。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网上一份落款为航天控股出具的“情况说明”指出，称网络流传举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
此“情况说明”称，事发当天，张陶与吴美蓉女士在公司交流投资项目，吴美蓉安排王晋年随行。根据交流情况，张陶表示该项目与公司投资原则有差距，需进一步论证，王晋年对此非常不满。在会后就餐期间，王晋年不断辱骂国家、辱骂航天，张陶出于义愤与其发生争执。餐后张陶亲自送吴美蓉回家，在吴美蓉所住小区再次与王晋年相遇，双方发生口角与冲突。全过程中有专人搀扶照看吴美蓉，绝不存在殴打吴美蓉的情况。
北京警方证实，张陶与吴美蓉和王晋年等人在某餐厅共同就餐，期间张陶、王晋年酒后发生口角。当晚22时40分许，张陶和王晋年再次发生口角，后在王晋年住所单元楼道和电梯内，张陶多次踢踹殴打王晋年。期间，吴美蓉在劝阻过程中因被张陶拉拽、碰撞，两次倒地。司法鉴定机构对王晋年出具了轻伤二级的鉴定意见。目前，北京朝阳公安分局已依法对张陶刑事拘留。不过，对双方发生口角的具体原因，警方暂未透露。
施暴者管理逾2000亿资产
从各方通报来看，虽然原因并不明确，但航天投资董事长打人已是事实。
据广州《时代周报》报道，航天投资可谓是航天圈的“明星企业”，公司成立于2006年12月，2008年3月正式运营，注册资本120亿元（人民币，下同）。官网显示，截至2019年末，航天投资管理资金规模为2240亿元，自成立以来持续盈利，利润年复合增长率74%，累计分红及缴付税金163亿元。2019年，航天投资利润总额105亿元，同比增长69.4%。航天投资官方公众号上显示，张陶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7月1日。
航天投资官方微信显示，张陶在2018年12月成为航天投资董事长。此前，其先后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计划经营部经济技术合作贸易处处长、香港航天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规划开发部总经理、香港航天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经营投资部副部长等。
航天投资旗下有多家基金与控股公司，参股的上市公司共有15家。工商注册数据显示，目前张陶仍担任包括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航天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等在内的4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在6家公司担任董事长等职位。
而王晋年和吴美蓉两位是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
公开资料显示，王晋年现任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教授，遥感大数据智能应用创新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航空航天遥感技术与应用工作，是中国高光谱遥感技术与应用领域早期开拓者之一。
天眼查显示，目前，王晋年在中科遥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科遥感科技集团”）等21家企业任职，其中11家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13家企业担任高管，6家企业担任股东。
其中，中科遥感科技集团是在中国科学院与天津市政府2005年签订的院市合作协议指导下，为加速推进中国科学院遥感与空间信息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促进我国空间信息产业发展而成立。
吴美蓉，1936年生于江苏常州，后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中国航天科技专家。现为亚太空间多边合作空间技术应用首席专家，曾任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筹备组负责人、主任、资源卫星工程应用系统总设计师兼总指挥。
2014年1月10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世界航天局长峰会上，吴美蓉被授予冯·卡门奖，以表彰她50多年来为航天科技事业和国际航天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
一位航天圈的业内人士表示，对于航天圈而言，这是一个负面恶性事件，希望能尽快出调查结果。
殴打院士近一个月 张陶仍在上班
虽然张陶拳打脚踢两位院士性质恶劣，但他在事发后近一个月才被停职。
北京《中国新闻周刊》报道，7月2日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一位乔姓董事长秘书在接受采访时称，事发后，派出所已介入调查，结果未出，公司已将此事上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这位乔姓董秘还称，张陶仍在正常上班，但当天不在公司。而这距离事发已近一个月。
在北京警方通报航天投资董事长张陶打人细节之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表示，坚决支持警方依法处置，绝不姑息。后续，将根据事实情况，作出依法依规处理。目前，张陶已被暂停履职。
而随着事件发酵，也引发业内对于此次事件在法律层面的探讨。
成都《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表示，就目前新闻报道出的材料来看，航天投资董事长张陶的打人行为可能已经涉嫌刑法的故意伤害罪。如果张陶在请托未果的情况下蓄意尾随殴打两位院士，并致使两位院士多处骨折、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这已经达到了轻伤以上标准，上述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的主客观条件，没有违法阻却和责任阻却事由，涉嫌故意伤害罪。
不过，按照另一种说法，张陶也可能是由于义愤和对方出现争执。对此，付建律师认为，两人互殴如果是两位院士先动手，张某可能会是正当防卫，但是两位院士都是老人，且如果真的把两位院士打成脊骨、肋骨骨折，明显超越防卫限度，属于防卫过当，依旧不影响故意伤害罪的成立。但是两人互殴和出于义愤会对犯罪量刑产生一定影响，对张陶可能会从轻处罚。
上海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王讷敏律师则表示，如果有互殴情况，不一定会构成故意伤害罪，属于双方互有过错，一般依据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双方进行治安处罚。如果由对方言语上的挑衅、辱骂行为引发的殴打并不构成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酒后打人对处理结果并无影响。两名院士的年龄会是法院量刑考虑的因素，但不一定会影响判刑。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朱逸聪律师表示，抛开涉事人员身份，针对伤人事件分析可能存在以下几种情况：如果打架行为没有触犯刑法，但符合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会受到行政处罚；如果故意伤害他人致人轻伤及以上的，则涉嫌中国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侨报新闻速递# https://t.cn/A6f9pb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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