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趣闻##新星v计划# 【男儿有泪不轻弹，圣人孔子为什么会三次流泪？】#野史##v光新星#
“男儿有泪不轻弹”大概是中国男人受到的第一性别教育。可最近读《论语》发现孔子也曾流过泪，而且不止一次。当着众弟子的面流泪，以致于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被记入典籍。这多少让人感到意外。一个其智若圣的男人缘何流泪？
一哭丧主
《论语》有两处记述了孔子的哭泣，其中一次是为丧主。“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临丧哀，不甘。日哭，则不歌。”孔子早年曾治丧礼，他主持的丧礼应该很多。可如何一遇丧主在旁便食不甘味并哀伤哭泣？这也太没有职业水准了。即使“丧，与其易也，宁戚”。那也应该是丧主悲戚，何至专业主持“哀”而“日哭”？那一定是触碰到了孔子的痛。
史上有一哭丝毫不逊孔子。“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舜为天子曾跑到野外对着苍天放声哭泣，这又为何？孟子解其故，“怨慕也”。3岁丧父的孟子将心比心很容易就读懂了圣人的号泣。原来皆为“怨己之不得其亲而思慕也”。舜，“五十而慕者”，是天下首孝。同理孔子“终身慕父母”亦当是大孝。3岁丧父，17岁丧母的孔子心中一定贮藏着潮水般不停涌动的追慕之情，尽管他魁梧高大且有“岁寒松柏”的刚毅坚强。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凭借《蓼莪》的失枯之痛我们不难体会孔子的“哀”“哭”。每有丧主在旁孔子的思亲之绪便会砰然而至。那一日孔子食不能饱腹，味不能甘甜，一个酷爱音乐的人一整天都不再歌唱。那一日，他像从一条悲伤的河中走出，整日滴着思亲的泪水。这让两千多年后的我唏嘘不已。孔子“遇”丧则哀，悲则便哭，这不是仅有“丧事不敢不勉”的职业态度可以做到，也非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能够圈点。一定是将每一个生命都浸润在他博大的胸怀中了。
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爱自己的父母是最重要的。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人又如何去爱他人。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世道理从流着思亲泪水的孔子口中说出时，我们真切感觉到他推己及人的真诚笃实。也才深刻领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话语中的恳切期待。有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理想宣言的孔子告诉人们，君子知天命，仁者要“爱人”。孔子的哲学从来都不空洞和抽象。所以哭泣是“仁”的事，不哭定是“不仁”的事了。我想刘邦断不会哭的。项羽声言要拿他的爹熬肉汤，他居然戏称可以分一杯羹。杨广也不会哭，否则不会弑父杀兄。在他们心里，亲情大不过一国之利。而一旦眼里只有利哪里还会有泪。一个没有了眼泪的人又怎能是一个真正的人。
二哭子产卒
《孔子家语》和《左传》都记载了孔子的又一次哭泣。子产卒，孔子闻之泣：“古之遗爱也！”子产，孔子闻其名未谋其面的郑国宰相，一个执意改革的政治家。他离世的那一年孔子30岁。30岁的孔子可还没有接受南宫敬叔两兄弟随其学礼，授徒讲学的伟大生涯还没有开启。30岁的孔子也还没有适周拜会老子，虽鲁人皆知“鄹人之子知礼”，可问礼的计划已在酝酿。30岁的孔子尽管有了“委隶”“乘田”的历练，但还没有机会向齐景公说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世名言，虽然他的仁道思想学说已经确立。
30岁的孔子饱足了精神，蓄势待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勉励君子的同时，孔子也勉励自己。一切都正在起步的孔子多么希望有更多的力量彼此呼应，结伴而行，共同挽救礼崩乐坏的世道。郑国子产、齐国晏子在孔子看来都是施行仁道的种子选手。尽管子产铸刑鼎，孔子观点与之相左。“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孔子以为刑与法管得了身管不了心，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而“礼”可以明德，德可以明心，心明了身自然可以正。
孔子一身的事业尽在修身。但修身不是目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孔子真正想要的。孔子与子产的目的一致。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故子产“宽猛相济”，显效郑国，孔子便称美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认为子产不论修己还是治人都称得上敦伦笃行。子产古道遗风，像一面镜子，折射上古风景;又像是一颗火种，给人以希望。可这面镜子碎了，这颗火种熄了。“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子产死后，“国人哀亡”。孔子则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空寂，以致不免“出涕”。这一次孔子的泪水与私情无关，而只关乎理想，关乎仁道了。
三哭颜回英年早逝
《论语》还记载了孔子晚年的一次哭泣，为颜回。颜回早死，69岁的孔子动真格地大哭了一场。泪肆无忌惮地流，以至一旁的人见了不知所措，“子恸矣”。孔子泪眼迷蒙地问：“我伤心了吗？我哀伤到了极点，不自觉就哭成了这样，我不为这个人伤心还能为谁伤心呢？”颜回的死像是在孔子的心上扎了一把尖刀。“吾道之穷欤。”他仰天长叹：“噫！天丧予！天丧予！”那一刻，已是风烛残年的孔子一定感到阵阵眩晕，如濒死般窒息。
颜回的死，对于孔子不啻于是又一次的丧子之痛。68岁时孔子唯一的儿子孔鲤死，《论语》并没有记载他的悲伤，只记载了孔鲤之丧有棺而无椁。仅隔两年，那个13岁入师门，“于吾言无所不说”又“视予如父”的颜回先他而去，垂垂老矣的孔子着实不能自已。颜回就像他的一个影子，“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颜回“闻一知十”，孔子喜爱不禁，对子贡说：“弗如，我与汝弗如也。”全不顾子贡是否能承受得起。颜回又是那么不可或缺，“自吾有回，门人益亲”。令孔子“不亦乐乎”。
周游列国时，不论是在陈绝粮，还是于蔡被困，颜回都陪伴在他的左右。在匡地颜回曾与大家走散，孔子心急如焚，对追上大伙的颜回说，“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颜回竟像膝前尽孝的孩儿一般回答说：“子在，回何敢死？”一句话说得孔子心里暖洋洋的。可语声盈耳，晚生已逝。暮年的孔子再一次感到四顾茫茫的孤独和寂寞，还有突然袭来的绝望、悲伤，泪水又怎能不肆意流淌。
当然，孔子之“恸”不独这感人的师生情。有复圣之称的颜回仰慕夫子，追随夫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几近圣道，“虽数空匮而乐在其中”。孔子赞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最重要的是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
在孔子的眼里颜回最接近理想人格，“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于是孔子向颜回讲述了自己最重要的思想观点，“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等于是把自己的梦想托付给了颜回。孔子预想着自己百年之后颜回掌门可以继续未竟的追求。颜回成了孔子人生的最后安慰。可颜回骤然离去，这让孔子猝不及，又是多么残酷的打击。“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今也则无。”心力劳瘁的孔子无法抑制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悲伤，也无需抑制无需掩饰，泪水尽管奔泻。让两千多年后的我们顺着这泪水的痕迹就读懂了孔子，而不只是把他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
颜回走后不久这位至圣先师也走了，仅仅过去了4年。
我们都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这句话还有下文，那就是“只是未到伤心处”。孔子虽然作为一代圣人，可是他也有自己的情感。面临自己心爱的弟子、尊敬的君主、志同道合的伙伴的死亡消息，这个顶天立地的男儿也忍不住落下泪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大概是中国男人受到的第一性别教育。可最近读《论语》发现孔子也曾流过泪，而且不止一次。当着众弟子的面流泪，以致于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被记入典籍。这多少让人感到意外。一个其智若圣的男人缘何流泪？
一哭丧主
《论语》有两处记述了孔子的哭泣，其中一次是为丧主。“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临丧哀，不甘。日哭，则不歌。”孔子早年曾治丧礼，他主持的丧礼应该很多。可如何一遇丧主在旁便食不甘味并哀伤哭泣？这也太没有职业水准了。即使“丧，与其易也，宁戚”。那也应该是丧主悲戚，何至专业主持“哀”而“日哭”？那一定是触碰到了孔子的痛。
史上有一哭丝毫不逊孔子。“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舜为天子曾跑到野外对着苍天放声哭泣，这又为何？孟子解其故，“怨慕也”。3岁丧父的孟子将心比心很容易就读懂了圣人的号泣。原来皆为“怨己之不得其亲而思慕也”。舜，“五十而慕者”，是天下首孝。同理孔子“终身慕父母”亦当是大孝。3岁丧父，17岁丧母的孔子心中一定贮藏着潮水般不停涌动的追慕之情，尽管他魁梧高大且有“岁寒松柏”的刚毅坚强。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凭借《蓼莪》的失枯之痛我们不难体会孔子的“哀”“哭”。每有丧主在旁孔子的思亲之绪便会砰然而至。那一日孔子食不能饱腹，味不能甘甜，一个酷爱音乐的人一整天都不再歌唱。那一日，他像从一条悲伤的河中走出，整日滴着思亲的泪水。这让两千多年后的我唏嘘不已。孔子“遇”丧则哀，悲则便哭，这不是仅有“丧事不敢不勉”的职业态度可以做到，也非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能够圈点。一定是将每一个生命都浸润在他博大的胸怀中了。
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爱自己的父母是最重要的。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人又如何去爱他人。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世道理从流着思亲泪水的孔子口中说出时，我们真切感觉到他推己及人的真诚笃实。也才深刻领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话语中的恳切期待。有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理想宣言的孔子告诉人们，君子知天命，仁者要“爱人”。孔子的哲学从来都不空洞和抽象。所以哭泣是“仁”的事，不哭定是“不仁”的事了。我想刘邦断不会哭的。项羽声言要拿他的爹熬肉汤，他居然戏称可以分一杯羹。杨广也不会哭，否则不会弑父杀兄。在他们心里，亲情大不过一国之利。而一旦眼里只有利哪里还会有泪。一个没有了眼泪的人又怎能是一个真正的人。
二哭子产卒
《孔子家语》和《左传》都记载了孔子的又一次哭泣。子产卒，孔子闻之泣：“古之遗爱也！”子产，孔子闻其名未谋其面的郑国宰相，一个执意改革的政治家。他离世的那一年孔子30岁。30岁的孔子可还没有接受南宫敬叔两兄弟随其学礼，授徒讲学的伟大生涯还没有开启。30岁的孔子也还没有适周拜会老子，虽鲁人皆知“鄹人之子知礼”，可问礼的计划已在酝酿。30岁的孔子尽管有了“委隶”“乘田”的历练，但还没有机会向齐景公说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世名言，虽然他的仁道思想学说已经确立。
30岁的孔子饱足了精神，蓄势待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勉励君子的同时，孔子也勉励自己。一切都正在起步的孔子多么希望有更多的力量彼此呼应，结伴而行，共同挽救礼崩乐坏的世道。郑国子产、齐国晏子在孔子看来都是施行仁道的种子选手。尽管子产铸刑鼎，孔子观点与之相左。“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孔子以为刑与法管得了身管不了心，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而“礼”可以明德，德可以明心，心明了身自然可以正。
孔子一身的事业尽在修身。但修身不是目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孔子真正想要的。孔子与子产的目的一致。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故子产“宽猛相济”，显效郑国，孔子便称美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认为子产不论修己还是治人都称得上敦伦笃行。子产古道遗风，像一面镜子，折射上古风景;又像是一颗火种，给人以希望。可这面镜子碎了，这颗火种熄了。“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子产死后，“国人哀亡”。孔子则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空寂，以致不免“出涕”。这一次孔子的泪水与私情无关，而只关乎理想，关乎仁道了。
三哭颜回英年早逝
《论语》还记载了孔子晚年的一次哭泣，为颜回。颜回早死，69岁的孔子动真格地大哭了一场。泪肆无忌惮地流，以至一旁的人见了不知所措，“子恸矣”。孔子泪眼迷蒙地问：“我伤心了吗？我哀伤到了极点，不自觉就哭成了这样，我不为这个人伤心还能为谁伤心呢？”颜回的死像是在孔子的心上扎了一把尖刀。“吾道之穷欤。”他仰天长叹：“噫！天丧予！天丧予！”那一刻，已是风烛残年的孔子一定感到阵阵眩晕，如濒死般窒息。
颜回的死，对于孔子不啻于是又一次的丧子之痛。68岁时孔子唯一的儿子孔鲤死，《论语》并没有记载他的悲伤，只记载了孔鲤之丧有棺而无椁。仅隔两年，那个13岁入师门，“于吾言无所不说”又“视予如父”的颜回先他而去，垂垂老矣的孔子着实不能自已。颜回就像他的一个影子，“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颜回“闻一知十”，孔子喜爱不禁，对子贡说：“弗如，我与汝弗如也。”全不顾子贡是否能承受得起。颜回又是那么不可或缺，“自吾有回，门人益亲”。令孔子“不亦乐乎”。
周游列国时，不论是在陈绝粮，还是于蔡被困，颜回都陪伴在他的左右。在匡地颜回曾与大家走散，孔子心急如焚，对追上大伙的颜回说，“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颜回竟像膝前尽孝的孩儿一般回答说：“子在，回何敢死？”一句话说得孔子心里暖洋洋的。可语声盈耳，晚生已逝。暮年的孔子再一次感到四顾茫茫的孤独和寂寞，还有突然袭来的绝望、悲伤，泪水又怎能不肆意流淌。
当然，孔子之“恸”不独这感人的师生情。有复圣之称的颜回仰慕夫子，追随夫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几近圣道，“虽数空匮而乐在其中”。孔子赞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最重要的是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
在孔子的眼里颜回最接近理想人格，“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于是孔子向颜回讲述了自己最重要的思想观点，“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等于是把自己的梦想托付给了颜回。孔子预想着自己百年之后颜回掌门可以继续未竟的追求。颜回成了孔子人生的最后安慰。可颜回骤然离去，这让孔子猝不及，又是多么残酷的打击。“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今也则无。”心力劳瘁的孔子无法抑制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悲伤，也无需抑制无需掩饰，泪水尽管奔泻。让两千多年后的我们顺着这泪水的痕迹就读懂了孔子，而不只是把他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
颜回走后不久这位至圣先师也走了，仅仅过去了4年。
我们都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这句话还有下文，那就是“只是未到伤心处”。孔子虽然作为一代圣人，可是他也有自己的情感。面临自己心爱的弟子、尊敬的君主、志同道合的伙伴的死亡消息，这个顶天立地的男儿也忍不住落下泪来。
【天人合一，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每天读国学#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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