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博青铜器大赏# 【与爵相似的青铜器叫做“角”】1977年，在宝鸡市陇县韦家庄出土了一件造型独特的西周早期酒器——亚敢父乙角，高22.3cm,重1.5kg，此角与爵十分相似，不同点在于两侧的流尾均为双尖尾，其上有一菱形盖，盖上有一环形小钮，盖面上装饰有两组蕉叶形兽面纹，腹壁两侧以扉棱为界，饰一周两组兽面纹，腹部有鋬手，无柱。盖内铭文两字“亚敢”，鋬内侧铭文四字“亚敢父乙”。
角较多出现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这段时间，西周早期以后角消失。角在古文献记载中，如《考工记·梓人》引《韩诗》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文献记载的角容量达四升，爵的容量为一升，即角的体量大约相当于爵的四倍，而我们现在所命名的传世和出土的角，其体量和爵的体量基本上是近同的，是否现在发现的角就是古代的真正的“角”呢？将实物和古文献中记载的角联系在一起并加以命名，最早出现在宋人的《博古图录》中，现在我们界定的青铜器类中的角，是延续宋人的叫法。
当然，角的样子不光有亚敢父乙角这一种，此外，还有一种为无盖，无柱，有鋬的造型。一般区分角和爵有一个秘诀：看看器身上有没有两个小柱子就行啦！（资料来自父乙角赏析兼说青铜角 张俊儒，图3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图1-2陕西金文集成） #趣话文博# #宝博君科普讲文物#
角较多出现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这段时间，西周早期以后角消失。角在古文献记载中，如《考工记·梓人》引《韩诗》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文献记载的角容量达四升，爵的容量为一升，即角的体量大约相当于爵的四倍，而我们现在所命名的传世和出土的角，其体量和爵的体量基本上是近同的，是否现在发现的角就是古代的真正的“角”呢？将实物和古文献中记载的角联系在一起并加以命名，最早出现在宋人的《博古图录》中，现在我们界定的青铜器类中的角，是延续宋人的叫法。
当然，角的样子不光有亚敢父乙角这一种，此外，还有一种为无盖，无柱，有鋬的造型。一般区分角和爵有一个秘诀：看看器身上有没有两个小柱子就行啦！（资料来自父乙角赏析兼说青铜角 张俊儒，图3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图1-2陕西金文集成） #趣话文博# #宝博君科普讲文物#
#文博小知识# 分享第133天- 歌川派有多庞大？歌川派是19世纪中期席卷幕末江户浮世绘界的最大流派，开山鼻祖是18世纪末的浮世绘画师歌川丰春（1735—1814），门下画师多达150余人。歌川丰春的制作开始趋向现实表现风格，并为引进西方绘画透视法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尝试。
歌川丰春的两位高徒是歌川丰国（1769—1825）和歌川丰广（？—1829），歌川丰国培养出几位得意门生，主要有歌川国政（1773—1810）、歌川国芳（1797—1861）和歌川国贞（1786—1864），加上出自歌川丰广门下的歌川广重（1797—1858），他们各自在不同领域都成长为超越前人的名师。 #南博展览#浮世绘艺术展（展览截止于12.19）
歌川丰春的两位高徒是歌川丰国（1769—1825）和歌川丰广（？—1829），歌川丰国培养出几位得意门生，主要有歌川国政（1773—1810）、歌川国芳（1797—1861）和歌川国贞（1786—1864），加上出自歌川丰广门下的歌川广重（1797—1858），他们各自在不同领域都成长为超越前人的名师。 #南博展览#浮世绘艺术展（展览截止于12.19）
仰韶文化在山西 一路向北溯源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山西而言，仰韶文化考古从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开始，95年间一路向北，不断探寻文化起源。
11月20日上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二级研究员薛新明在太原市博物馆讲述了山西仰韶文化的考古历程。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1926年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中期，这里是中国学者最早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仰韶遗存的发现、研究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具有一样长的历史，因此梳理近百年的山西仰韶时期研究理念变革与取得的成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累计发现达716处，经正式发掘的地点近50处。薛新明将山西省仰韶时期考古探索划分为三大阶段，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各阶段时代背景、主要工作、学术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并总结了仰韶考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大课题。
薛新明认为，从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来看，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拓荒时期
从1926年李济等发现并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山西省还未建立自己的考古机构，工作由省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完成。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时期，无论是田野资料的收集还是学者们提出的认知，对后来的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期间山西先后发现了几处仰韶时期的遗址，尤其是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以确凿的资料更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是当时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整个中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极少，也缺乏检测和分析的技术手段及可供对比的资料，但无论李济执笔撰写的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还是梁思永写成的英文单行本《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全都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对相关学术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分析专业，言之有据。
梁思永文章的附录中收录了西阴村出土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这应该是中国考古界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成分的实例，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田野考古方法方面，李济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中尝试使用了2米见方的探方法，留下了关键柱（土尖），并且已经关注到地层堆积中土质土色的变化，迈出了通往“考古地层学”十分重要的一步；遗存分类方面，李济和梁思永对西阴村发现的遗存都进行了分类，并且与其他地点的器物进行了对比，他们是最早探索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学者。
第二阶段：持续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虽然前30年和后10年情况有一些区别，但工作方式基本一致，收集田野资料、建立文化序列为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标，物质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山西从事仰韶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芮城东庄村、西王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晋南地区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他们都是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
当时，重点发掘的地点是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夏王朝时期的遗存。田野考古的范式围绕着探求物质文化面貌的思路开展，发现了大量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认识，引领着仰韶文化研究的方向。受主要目标的限制，田野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吕梁山区、山西中北部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考古成果较少，文化发展线索比较模糊，而且社会生活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
本阶段前30年最大的进步是坚持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代表的理论体系，构建起了以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时期文化序列和谱系，在主要特征、类型划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认识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文化分期相对清晰，树立了文化断代的编年标尺，研究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其他地区对比研究的参照。
第三阶段：突破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以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为主要特色的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日益完善的新认识与理念开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1990年至1991年，临汾盆地东部的翼城北撖遗址发掘中，一线的科研人员开始运用聚落考古的工作模式，揭示出这个遗址仰韶时期不同阶段的聚落分布状况。与此同时，在太岳山西麓、浍河上游进行了小规模的区域调查，发现了迄今山西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枣园文化”，填补了区域与时代上的空白。
2016年，临汾桃园遗址揭露了一处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了解了当时不同形制的房址、窖穴、陶窑及池塘等基础设施，发现了完整的庙底沟文化陶器群，反映了仰韶最发达、最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
2019~2021年，夏县师村遗址揭露了一个仰韶早期聚落，出土的几件石雕蚕蛹暗示当时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这是继1926年在西阴村出土半个蚕茧壳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位于盐湖旁边的这个遗址应该能为研究人类生活与重要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撑。
“临汾高堆、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绛县周家庄、夏县辕村、芮城桃花涧、稷山郭家枣园等遗址均取得新的信息。此外，吕梁山脉仰韶时期的工作有了突破，晋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也处于摸底阶段。”薛新明说，“通过在各地开展的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仰韶时期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大小规模不等的聚落、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墓葬缺少随葬品构成了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具有朴素务实的特色，这一理念对后世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演讲的最后，薛新明希望年轻一代的考古工作者能够继承优秀传统，勇于开拓创新，全面提升山西仰韶时期的研究水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史前史贡献山西力量。
来源：科学导报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山西而言，仰韶文化考古从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开始，95年间一路向北，不断探寻文化起源。
11月20日上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二级研究员薛新明在太原市博物馆讲述了山西仰韶文化的考古历程。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1926年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中期，这里是中国学者最早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仰韶遗存的发现、研究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具有一样长的历史，因此梳理近百年的山西仰韶时期研究理念变革与取得的成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累计发现达716处，经正式发掘的地点近50处。薛新明将山西省仰韶时期考古探索划分为三大阶段，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各阶段时代背景、主要工作、学术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并总结了仰韶考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大课题。
薛新明认为，从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来看，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拓荒时期
从1926年李济等发现并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山西省还未建立自己的考古机构，工作由省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完成。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时期，无论是田野资料的收集还是学者们提出的认知，对后来的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期间山西先后发现了几处仰韶时期的遗址，尤其是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以确凿的资料更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是当时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整个中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极少，也缺乏检测和分析的技术手段及可供对比的资料，但无论李济执笔撰写的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还是梁思永写成的英文单行本《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全都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对相关学术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分析专业，言之有据。
梁思永文章的附录中收录了西阴村出土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这应该是中国考古界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成分的实例，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田野考古方法方面，李济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中尝试使用了2米见方的探方法，留下了关键柱（土尖），并且已经关注到地层堆积中土质土色的变化，迈出了通往“考古地层学”十分重要的一步；遗存分类方面，李济和梁思永对西阴村发现的遗存都进行了分类，并且与其他地点的器物进行了对比，他们是最早探索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学者。
第二阶段：持续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虽然前30年和后10年情况有一些区别，但工作方式基本一致，收集田野资料、建立文化序列为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标，物质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山西从事仰韶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芮城东庄村、西王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晋南地区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他们都是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
当时，重点发掘的地点是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夏王朝时期的遗存。田野考古的范式围绕着探求物质文化面貌的思路开展，发现了大量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认识，引领着仰韶文化研究的方向。受主要目标的限制，田野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吕梁山区、山西中北部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考古成果较少，文化发展线索比较模糊，而且社会生活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
本阶段前30年最大的进步是坚持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代表的理论体系，构建起了以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时期文化序列和谱系，在主要特征、类型划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认识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文化分期相对清晰，树立了文化断代的编年标尺，研究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其他地区对比研究的参照。
第三阶段：突破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以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为主要特色的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日益完善的新认识与理念开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1990年至1991年，临汾盆地东部的翼城北撖遗址发掘中，一线的科研人员开始运用聚落考古的工作模式，揭示出这个遗址仰韶时期不同阶段的聚落分布状况。与此同时，在太岳山西麓、浍河上游进行了小规模的区域调查，发现了迄今山西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枣园文化”，填补了区域与时代上的空白。
2016年，临汾桃园遗址揭露了一处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了解了当时不同形制的房址、窖穴、陶窑及池塘等基础设施，发现了完整的庙底沟文化陶器群，反映了仰韶最发达、最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
2019~2021年，夏县师村遗址揭露了一个仰韶早期聚落，出土的几件石雕蚕蛹暗示当时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这是继1926年在西阴村出土半个蚕茧壳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位于盐湖旁边的这个遗址应该能为研究人类生活与重要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撑。
“临汾高堆、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绛县周家庄、夏县辕村、芮城桃花涧、稷山郭家枣园等遗址均取得新的信息。此外，吕梁山脉仰韶时期的工作有了突破，晋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也处于摸底阶段。”薛新明说，“通过在各地开展的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仰韶时期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大小规模不等的聚落、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墓葬缺少随葬品构成了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具有朴素务实的特色，这一理念对后世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演讲的最后，薛新明希望年轻一代的考古工作者能够继承优秀传统，勇于开拓创新，全面提升山西仰韶时期的研究水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史前史贡献山西力量。
来源：科学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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