郫县之“郫”究竟因何而来？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三千年，城址不迁、城名不变。天府锦城，有着太多值得我们探讨了解的历史。成都方志联合红星新闻网官方微博—爱看头条，推出#方志里的大美成都#栏目。我们一起读历史，晓天府，爱成都。
郫都区位于成都市西北部，享有“豆瓣之乡”“蜀绣之乡”“盆景之乡”等诸多美称。郫都区的历史可上溯到几千年前，实为古蜀文明发源地。
从行政区划来看，郫县建制较早，千百年间所辖变动也不小。在距今二千七八百年前，望帝杜宇和丛帝鳖灵就在此建立国都，以郫为都邑。公元前314年，秦灭蜀后，在巴蜀地区同时实行分封制与郡县制，此后即以郫邑作为蜀郡的属县，称郫县，此为郫县建置之始。秦汉时期，郫县地域辽阔，包含今成都、温江、都江堰和彭州等县市的部分区域。在唐朝，于西部设唐昌县，后称崇宁县。其后又在东部设犀浦县，宋代改县为镇归入郫县。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为36乡，元丰年间（1078～1085年）为14乡及犀浦、马街、雍店（今花园）3镇，明代编为7里。
1949年前，郫县设2镇19乡，面积为289平方公里。1952年春，成都撤县，将安靖、仁义、清溪、金泉、万福等并入郫县。1958年秋，崇宁县并入郫县。1959年7月，柏条河以北与彭县接壤的丰乐、桂花、庆兴、君平乡划并彭县。2003年，成都高新区西区移交整合，合作、犀浦、红光、郫筒、德源等镇全部或部分村社共35平方公里划归高新区管理。2016年12月24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郫县撤县设区，称为郫都区。2019年10月，成都市郫都区镇（街道）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改革，镇（街道）调整为12个，其中镇3个、街道9个。
“郫”作为古蜀国时期的一个地名，最早见于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杜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华阳国志·蜀志》中亦载：“后有王曰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
不过，这里的“郫”与后来的郫县应该说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古蜀国虽然曾经“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但也不是城镇，因为当时的川西平原并不适合建城市。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所说，明白道出了其中的缘由：“蜀王所治郫邑，在今彭县（州）西北二十余里，属九陇黄土丘陵部分……盖杜宇时，成都平原尚属大泽，卑湿不宜营邑。营邑必在较高之黄土丘陵地带（广都、新都、成都三邑之原址亦正如此），故郫本在九陇。”
那么，古蜀时期的郫县是何时迁移到如今的位置的呢？“汉时成都平原已全为陆土田畴，乃徙郫县治沱江之南（今郫县治），称旧邑为‘小郫’。”汉时，蜀王所筑郫城已为“小郫”，在汉代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郫县从九陇迁移到大约今天的位置。考古发掘证明，现郫县城北的杜鹃城遗址就是西汉早期郫县的县城治所，现在的县城位置已经南移。
关于郫县县名的由来，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迄今尚无定论。
第一种说法是“因人得名”。据《蜀王本纪》“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及《华阳国志》“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的记述，持此说者认为，“郫”系“蒲卑”的音译或“蒲卑之邑”的缩称。清《一统志》和嘉庆《四川通志》在郫县条文内更明确地说：“杜宇名蒲卑，都于此，因以名邑。秦灭蜀国而县名不改。”各种旧郫县志皆沿用此说。至今县内持此说者较多。
第二种说法是“因水得名”。《成都古今记》说：“郫县因郫江得名”；清同治《郫县志》和《郫县乡土志》中也载有“杜宇都郫邑，因水标名曰郫”的传说。公元前311年筑郫城，约50年后李冰始穿二江（指郫江、捡江）。据近人解释，“穿”有二义，一为开凿，一为疏浚。据前义，郫江开于建县之后，只能是江因县得名，而非其反；据后义，疏浚前江名未见记载。
第三种说法是“因地理方位得名”。《汉书•扬雄传》说：“……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据此说，“郫”指岷山南面那一片地方。但“岷山之阳曰郫”还有另一解：在岷山南面“郫”这个地方。据此说，则“郫”之得名与地理方位无关。1966年犀浦出土东汉王孝渊碑，上有“建宅处业，岷山之阳”的碑文，其义相同。
第四种说法为“因地势得名”。《资治通鉴•音注》说：“郫，即卑邑也”。据此说，古代郫县地处卑洼之地，蒲草丛生，故称卑邑，合写为“郫”。
第五种说法是“因族称得名”。近来,一些研究巴蜀史的学者主张用巴蜀语解释当时的地名，并认为蒲卑系古蜀族自称，其蜀语含义为“蜀族人的地方”，“蒲卑人的地方”或“来自‘天上’（高原）的人的地方”。
不过，诸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对当时历史背景的忽视。“郫县”的正式得名，必然与秦实行郡县制、建立封建秩序有关。“郫城”与成都、临邛一并兴建，其名本义也带有从属性的城邑、副邑、陪都的内涵，想必其应是作为成都的副邑而设立的。在汉时广设郡县的背景下，原设立在九陇的郫县必须更靠近成都，因而就搬迁到今天的位置了。
郫县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宝地。在这里，孕育出了严君平、扬雄、何武、张俞等历史名人，更有“郫筒酒”“郫县豆瓣”“郫县女红”等郫都区工艺三绝闻名于世。2016年11月24日和12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郫县，设立成都市郫都区，行政区域和政府驻地不变。拥有千年历史的郫县，自此走上了它的新征程。
部分资料来源于郫都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三千年，城址不迁、城名不变。天府锦城，有着太多值得我们探讨了解的历史。成都方志联合红星新闻网官方微博—爱看头条，推出#方志里的大美成都#栏目。我们一起读历史，晓天府，爱成都。
郫都区位于成都市西北部，享有“豆瓣之乡”“蜀绣之乡”“盆景之乡”等诸多美称。郫都区的历史可上溯到几千年前，实为古蜀文明发源地。
从行政区划来看，郫县建制较早，千百年间所辖变动也不小。在距今二千七八百年前，望帝杜宇和丛帝鳖灵就在此建立国都，以郫为都邑。公元前314年，秦灭蜀后，在巴蜀地区同时实行分封制与郡县制，此后即以郫邑作为蜀郡的属县，称郫县，此为郫县建置之始。秦汉时期，郫县地域辽阔，包含今成都、温江、都江堰和彭州等县市的部分区域。在唐朝，于西部设唐昌县，后称崇宁县。其后又在东部设犀浦县，宋代改县为镇归入郫县。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为36乡，元丰年间（1078～1085年）为14乡及犀浦、马街、雍店（今花园）3镇，明代编为7里。
1949年前，郫县设2镇19乡，面积为289平方公里。1952年春，成都撤县，将安靖、仁义、清溪、金泉、万福等并入郫县。1958年秋，崇宁县并入郫县。1959年7月，柏条河以北与彭县接壤的丰乐、桂花、庆兴、君平乡划并彭县。2003年，成都高新区西区移交整合，合作、犀浦、红光、郫筒、德源等镇全部或部分村社共35平方公里划归高新区管理。2016年12月24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郫县撤县设区，称为郫都区。2019年10月，成都市郫都区镇（街道）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改革，镇（街道）调整为12个，其中镇3个、街道9个。
“郫”作为古蜀国时期的一个地名，最早见于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杜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华阳国志·蜀志》中亦载：“后有王曰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
不过，这里的“郫”与后来的郫县应该说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古蜀国虽然曾经“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但也不是城镇，因为当时的川西平原并不适合建城市。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所说，明白道出了其中的缘由：“蜀王所治郫邑，在今彭县（州）西北二十余里，属九陇黄土丘陵部分……盖杜宇时，成都平原尚属大泽，卑湿不宜营邑。营邑必在较高之黄土丘陵地带（广都、新都、成都三邑之原址亦正如此），故郫本在九陇。”
那么，古蜀时期的郫县是何时迁移到如今的位置的呢？“汉时成都平原已全为陆土田畴，乃徙郫县治沱江之南（今郫县治），称旧邑为‘小郫’。”汉时，蜀王所筑郫城已为“小郫”，在汉代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郫县从九陇迁移到大约今天的位置。考古发掘证明，现郫县城北的杜鹃城遗址就是西汉早期郫县的县城治所，现在的县城位置已经南移。
关于郫县县名的由来，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迄今尚无定论。
第一种说法是“因人得名”。据《蜀王本纪》“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及《华阳国志》“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的记述，持此说者认为，“郫”系“蒲卑”的音译或“蒲卑之邑”的缩称。清《一统志》和嘉庆《四川通志》在郫县条文内更明确地说：“杜宇名蒲卑，都于此，因以名邑。秦灭蜀国而县名不改。”各种旧郫县志皆沿用此说。至今县内持此说者较多。
第二种说法是“因水得名”。《成都古今记》说：“郫县因郫江得名”；清同治《郫县志》和《郫县乡土志》中也载有“杜宇都郫邑，因水标名曰郫”的传说。公元前311年筑郫城，约50年后李冰始穿二江（指郫江、捡江）。据近人解释，“穿”有二义，一为开凿，一为疏浚。据前义，郫江开于建县之后，只能是江因县得名，而非其反；据后义，疏浚前江名未见记载。
第三种说法是“因地理方位得名”。《汉书•扬雄传》说：“……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据此说，“郫”指岷山南面那一片地方。但“岷山之阳曰郫”还有另一解：在岷山南面“郫”这个地方。据此说，则“郫”之得名与地理方位无关。1966年犀浦出土东汉王孝渊碑，上有“建宅处业，岷山之阳”的碑文，其义相同。
第四种说法为“因地势得名”。《资治通鉴•音注》说：“郫，即卑邑也”。据此说，古代郫县地处卑洼之地，蒲草丛生，故称卑邑，合写为“郫”。
第五种说法是“因族称得名”。近来,一些研究巴蜀史的学者主张用巴蜀语解释当时的地名，并认为蒲卑系古蜀族自称，其蜀语含义为“蜀族人的地方”，“蒲卑人的地方”或“来自‘天上’（高原）的人的地方”。
不过，诸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对当时历史背景的忽视。“郫县”的正式得名，必然与秦实行郡县制、建立封建秩序有关。“郫城”与成都、临邛一并兴建，其名本义也带有从属性的城邑、副邑、陪都的内涵，想必其应是作为成都的副邑而设立的。在汉时广设郡县的背景下，原设立在九陇的郫县必须更靠近成都，因而就搬迁到今天的位置了。
郫县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宝地。在这里，孕育出了严君平、扬雄、何武、张俞等历史名人，更有“郫筒酒”“郫县豆瓣”“郫县女红”等郫都区工艺三绝闻名于世。2016年11月24日和12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郫县，设立成都市郫都区，行政区域和政府驻地不变。拥有千年历史的郫县，自此走上了它的新征程。
部分资料来源于郫都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蛇形龙崇拜与二里头遗址夏都说
关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笔者在《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两书的部分章节中，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以及“夏社不可迁”的历史事件等方面论证了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期至晚期的王都。在时空问题之外，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的文化特征，可以作为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说的佐证。
一
在文献上，夏王族即夏后氏，对于蛇形之龙的崇拜十分突出。例如，夏禹之禹就是蛇形之龙。《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这里所说的“虫”即蛇形之龙。在青铜器铭文中，禹字写法与《说文》一脉相承。例如《遂公盨》《禹鼎》《秦公簋》中的禹字，均为从虫、从九的象形兼会意字。“从九”即《说文》所说的“从禸”。在古文字学者中，有人主张金文“禹”字从禸之“禸”是衍生的，没有实际意义。也有的主张所谓“从禸”即“从九”，如丁山指出：“禹字从虫、九，即《楚辞》所谓‘雄虺九首’”（《禹平水土本事考》）。我们联系文献中禹称霸九土（即九州）古史传说，禹字从虫、九的释读似乎更贴近历史的实际。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为了论证“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而不是人”，其依据之一就是引《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说“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其实，“禹”这个名号来自其图腾之名，“禹”字的构形为蛇形之龙，只是说明“禹”这一名号的取名来自蛇形之龙，而并非禹本身即为动物。在人类学材料中，居住在澳大利亚中部的阿兰达人（Aranda）有740个动植物图腾，其中大量的是个人图腾，少量的是氏族图腾，二者并存。根据笔者研究，在图腾起源上，先有个人图腾，后有氏族图腾，氏族图腾每每是由氏族酋长的个人图腾转化而来。（《图腾的起源、转型与考古发现》，载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禹的情况就是这样，禹以蛇形龙为图腾也就成为夏王族的图腾。
夏族姒姓，也可说明蛇形龙是其重要图腾。《国语·周语》说：伯禹治水，“疏川导滞”，“合通四海”，“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这是说夏禹即夏族姓姒。《史记·夏本纪》也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等。姒姓之“姒”字，不见于《说文》。在金文中，姒、始同字，从厶从女，如《卫姒鼎》《邓伯氏鼎》等。丁山考证姒字初形实即厶（私之古文），说它：“象蛇身自环，史言禹为姒姓，无异言禹本蛇身……然则夏后氏祖禹而姒姓，当演自以蛇为图腾之神话。”（《古代神话与民族》）此外，《国语·郑语》：“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褒为姒姓，乃夏禹之后，褒氏是夏的同姓族邦中“用国为姓”者之一。姒姓褒国两位先君“化为二龙”的神话，显然是夏王族以龙为图腾的传说。还有，《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山海经·海外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这里的开即启，避汉景帝讳。总之，从上引文献以及禹字的构形等多个方面都可以看出龙是夏族最重要的图腾，而且是蛇形之龙。
关于龙，笔者把中国早期的龙形，划分为“有爪之龙”和“无爪之龙”两大类，并以此为起点探讨龙的起源与原型。有爪之龙的生物原型是鳄鱼，也即蛟龙；无爪之龙的生物原型是蛇蟒，也即“勾龙”（句龙）；而龙之所以能够乘云升天，是由于我国远古先民将天空中的雷电与地上的鳄鱼或蛇蟒视为一体的结果（《龙的原型与神性》，载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在这两类龙形中，夏后氏、共工氏和陶唐氏都是以蛇形之龙为图腾的。例如共工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山海经·大荒北经》则说：“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归藏·启筮篇》也说：“共工，人面蛇身，朱发。”至于陶唐氏的龙图腾，我在《陶寺与尧都：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一文中有较详细论述，不再赘言。总之，从文献上看，夏族基于以蛇形龙为图腾而产生的崇拜是其文化的特质之一。
二
夏的这一文化特质可以得到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现象的印证。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许多龙形器物，最著名的是一件用绿松石片粘嵌的龙形器（图一）。随葬绿松石龙的02VM3墓葬是一座贵族墓，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墓内随葬品丰富，除绿松石龙外，还有铜器、玉器、白陶器、漆器和海贝等。墓主为成年男性，年龄在30～35岁之间。绿松石龙是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放置在死者的骨架上，由肩部至髋骨处。在绿松石龙上还置一铜铃。这条由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龙，呈现出巨头，蜷尾，波状的龙身，是一条蛇形龙。考古发掘者说：“龙头朝西北，尾向东南，很可能是被斜放于墓主右臂之上面呈拥揽状。”（《考古》2005年第7期）此外，在二里头遗址H57灰坑出土的陶鬲残片表面雕刻有一首双身蛇形龙纹（图二），年代为二里头遗址中晚期。还有一件陶器残片则刻画有“一身而双头”的蛇形龙纹（图三：1）。“一首双身”，似乎是因艺术表现上用平面表现立体而产生的。“一身而双头”，与汉代画像石砖中伏羲女娲“人面蛇身，尾交其上”的表现方式是一样的。还有，在一座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灰坑中出土两件透底器的陶器，一件编号为96YLIIIH2：2，器表布满菱形纹和弦纹并攀附有3条蛇形龙（图四）；一件编号为96YLIIIH2：1，器表经磨光，其上攀附有6条蛇形龙（《二里头陶器集粹》之图一七〇、一七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两件陶器都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此外，还发现四件陶器残片上刻画有蛇形龙纹（图三：2、3、4、5），还有一件编号为03VG14：16的陶盆口沿内侧浮雕一条蛇形长龙，昂首勾尾，身上有麟纹，龙身上方阴刻鱼纹一周（《考古》2004年第11期，图版捌：5）。
三
把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丰富的龙形器物，与文献中夏族以龙为图腾以及金文中“禹”字写作蛇形龙等材料相联系，这是从正面佐证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若从反面而言，即从商族的图腾崇拜而言，我们知道，商族的图腾是玄鸟。例如，《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商颂·长发》也记有：“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楚辞·天问》曰：“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对于这些古史传说，《史记·殷本纪》则叙述为：“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解读这些文献，笔者认为，《玄鸟》篇和《长发》篇中与图腾观念混合在一起的“天命”和“帝”的观念，应该是后起的，它是商族人在原来的图腾祖先诞生的神话故事的基础上加上去的。其中，从甲骨文中的情况来看，商族至少在甲骨文时代即商代后期已出现了“帝”和“上帝”的观念，而甲骨文中的“天”并非至上神，只是“大”的意思。因而，也许商族人有关玄鸟图腾历史记忆传至甲骨文时代时，在原有的始祖诞生的图腾神话的基础上，加进去了上帝的观念，这才使得《长发》篇说商的诞生是按照“帝”命令进行的。至于由《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天命”所表现出的殷人尊天的字眼，则是周人或商的后裔宋人用后来的观念把“帝”改写为“天”的结果（王震中《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尽管如此，在《玄鸟》篇和《长发》篇的始祖诞生神话中，我们尚看不到“父亲”的作用，即在《玄鸟》和《长发》中，我们看不到有娀氏女子简狄生育商族祖先时其丈夫有什么作用，由此，笔者认为《玄鸟》篇和《长发》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要比《楚辞·天问》和《史记·殷本纪》更原始一些，它保留了图腾祖先诞生神话中较原始的内涵。这也与《玄鸟》和《长发》篇的成书年代较《楚辞·天文》和《史记》要早许多有关系。但通过《史记·殷本纪》简狄因吞玄鸟卵而生出商契的故事来理解《诗经》的《玄鸟》篇和《长发》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还是能够窥视出其历史素地的——这就是说，玄鸟是商族尤其是商王族最重要的图腾。
二里头乃王都遗址，考古学界对此是没有分歧的。虽然说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目前尚未形成最后定论。无论何种主张，都需要从时间、空间、历史事件、文化内涵和特质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论证。在笔者看来，截至现在，论证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依据和说服力，要远胜于部分学者的“商都说”。如果我们在时空等条件的基础上，再举出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只能与夏王族的龙图腾崇拜相吻合，而与商王族的玄鸟图腾崇拜完全不吻合，这可以成为二里头乃夏朝王都说的一个有力佐证。 https://t.cn/R2WxHCK
关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笔者在《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两书的部分章节中，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以及“夏社不可迁”的历史事件等方面论证了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期至晚期的王都。在时空问题之外，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的文化特征，可以作为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说的佐证。
一
在文献上，夏王族即夏后氏，对于蛇形之龙的崇拜十分突出。例如，夏禹之禹就是蛇形之龙。《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这里所说的“虫”即蛇形之龙。在青铜器铭文中，禹字写法与《说文》一脉相承。例如《遂公盨》《禹鼎》《秦公簋》中的禹字，均为从虫、从九的象形兼会意字。“从九”即《说文》所说的“从禸”。在古文字学者中，有人主张金文“禹”字从禸之“禸”是衍生的，没有实际意义。也有的主张所谓“从禸”即“从九”，如丁山指出：“禹字从虫、九，即《楚辞》所谓‘雄虺九首’”（《禹平水土本事考》）。我们联系文献中禹称霸九土（即九州）古史传说，禹字从虫、九的释读似乎更贴近历史的实际。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为了论证“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而不是人”，其依据之一就是引《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说“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其实，“禹”这个名号来自其图腾之名，“禹”字的构形为蛇形之龙，只是说明“禹”这一名号的取名来自蛇形之龙，而并非禹本身即为动物。在人类学材料中，居住在澳大利亚中部的阿兰达人（Aranda）有740个动植物图腾，其中大量的是个人图腾，少量的是氏族图腾，二者并存。根据笔者研究，在图腾起源上，先有个人图腾，后有氏族图腾，氏族图腾每每是由氏族酋长的个人图腾转化而来。（《图腾的起源、转型与考古发现》，载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禹的情况就是这样，禹以蛇形龙为图腾也就成为夏王族的图腾。
夏族姒姓，也可说明蛇形龙是其重要图腾。《国语·周语》说：伯禹治水，“疏川导滞”，“合通四海”，“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这是说夏禹即夏族姓姒。《史记·夏本纪》也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等。姒姓之“姒”字，不见于《说文》。在金文中，姒、始同字，从厶从女，如《卫姒鼎》《邓伯氏鼎》等。丁山考证姒字初形实即厶（私之古文），说它：“象蛇身自环，史言禹为姒姓，无异言禹本蛇身……然则夏后氏祖禹而姒姓，当演自以蛇为图腾之神话。”（《古代神话与民族》）此外，《国语·郑语》：“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褒为姒姓，乃夏禹之后，褒氏是夏的同姓族邦中“用国为姓”者之一。姒姓褒国两位先君“化为二龙”的神话，显然是夏王族以龙为图腾的传说。还有，《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山海经·海外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这里的开即启，避汉景帝讳。总之，从上引文献以及禹字的构形等多个方面都可以看出龙是夏族最重要的图腾，而且是蛇形之龙。
关于龙，笔者把中国早期的龙形，划分为“有爪之龙”和“无爪之龙”两大类，并以此为起点探讨龙的起源与原型。有爪之龙的生物原型是鳄鱼，也即蛟龙；无爪之龙的生物原型是蛇蟒，也即“勾龙”（句龙）；而龙之所以能够乘云升天，是由于我国远古先民将天空中的雷电与地上的鳄鱼或蛇蟒视为一体的结果（《龙的原型与神性》，载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在这两类龙形中，夏后氏、共工氏和陶唐氏都是以蛇形之龙为图腾的。例如共工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山海经·大荒北经》则说：“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归藏·启筮篇》也说：“共工，人面蛇身，朱发。”至于陶唐氏的龙图腾，我在《陶寺与尧都：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一文中有较详细论述，不再赘言。总之，从文献上看，夏族基于以蛇形龙为图腾而产生的崇拜是其文化的特质之一。
二
夏的这一文化特质可以得到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现象的印证。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许多龙形器物，最著名的是一件用绿松石片粘嵌的龙形器（图一）。随葬绿松石龙的02VM3墓葬是一座贵族墓，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墓内随葬品丰富，除绿松石龙外，还有铜器、玉器、白陶器、漆器和海贝等。墓主为成年男性，年龄在30～35岁之间。绿松石龙是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放置在死者的骨架上，由肩部至髋骨处。在绿松石龙上还置一铜铃。这条由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龙，呈现出巨头，蜷尾，波状的龙身，是一条蛇形龙。考古发掘者说：“龙头朝西北，尾向东南，很可能是被斜放于墓主右臂之上面呈拥揽状。”（《考古》2005年第7期）此外，在二里头遗址H57灰坑出土的陶鬲残片表面雕刻有一首双身蛇形龙纹（图二），年代为二里头遗址中晚期。还有一件陶器残片则刻画有“一身而双头”的蛇形龙纹（图三：1）。“一首双身”，似乎是因艺术表现上用平面表现立体而产生的。“一身而双头”，与汉代画像石砖中伏羲女娲“人面蛇身，尾交其上”的表现方式是一样的。还有，在一座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灰坑中出土两件透底器的陶器，一件编号为96YLIIIH2：2，器表布满菱形纹和弦纹并攀附有3条蛇形龙（图四）；一件编号为96YLIIIH2：1，器表经磨光，其上攀附有6条蛇形龙（《二里头陶器集粹》之图一七〇、一七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两件陶器都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此外，还发现四件陶器残片上刻画有蛇形龙纹（图三：2、3、4、5），还有一件编号为03VG14：16的陶盆口沿内侧浮雕一条蛇形长龙，昂首勾尾，身上有麟纹，龙身上方阴刻鱼纹一周（《考古》2004年第11期，图版捌：5）。
三
把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丰富的龙形器物，与文献中夏族以龙为图腾以及金文中“禹”字写作蛇形龙等材料相联系，这是从正面佐证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若从反面而言，即从商族的图腾崇拜而言，我们知道，商族的图腾是玄鸟。例如，《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商颂·长发》也记有：“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楚辞·天问》曰：“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对于这些古史传说，《史记·殷本纪》则叙述为：“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解读这些文献，笔者认为，《玄鸟》篇和《长发》篇中与图腾观念混合在一起的“天命”和“帝”的观念，应该是后起的，它是商族人在原来的图腾祖先诞生的神话故事的基础上加上去的。其中，从甲骨文中的情况来看，商族至少在甲骨文时代即商代后期已出现了“帝”和“上帝”的观念，而甲骨文中的“天”并非至上神，只是“大”的意思。因而，也许商族人有关玄鸟图腾历史记忆传至甲骨文时代时，在原有的始祖诞生的图腾神话的基础上，加进去了上帝的观念，这才使得《长发》篇说商的诞生是按照“帝”命令进行的。至于由《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天命”所表现出的殷人尊天的字眼，则是周人或商的后裔宋人用后来的观念把“帝”改写为“天”的结果（王震中《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尽管如此，在《玄鸟》篇和《长发》篇的始祖诞生神话中，我们尚看不到“父亲”的作用，即在《玄鸟》和《长发》中，我们看不到有娀氏女子简狄生育商族祖先时其丈夫有什么作用，由此，笔者认为《玄鸟》篇和《长发》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要比《楚辞·天问》和《史记·殷本纪》更原始一些，它保留了图腾祖先诞生神话中较原始的内涵。这也与《玄鸟》和《长发》篇的成书年代较《楚辞·天文》和《史记》要早许多有关系。但通过《史记·殷本纪》简狄因吞玄鸟卵而生出商契的故事来理解《诗经》的《玄鸟》篇和《长发》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还是能够窥视出其历史素地的——这就是说，玄鸟是商族尤其是商王族最重要的图腾。
二里头乃王都遗址，考古学界对此是没有分歧的。虽然说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目前尚未形成最后定论。无论何种主张，都需要从时间、空间、历史事件、文化内涵和特质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论证。在笔者看来，截至现在，论证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依据和说服力，要远胜于部分学者的“商都说”。如果我们在时空等条件的基础上，再举出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只能与夏王族的龙图腾崇拜相吻合，而与商王族的玄鸟图腾崇拜完全不吻合，这可以成为二里头乃夏朝王都说的一个有力佐证。 https://t.cn/R2WxHCK
[星星]紫微星虽然有“帝星”之称
但并非就是无情
当紫微星有化C象出现的时候
实际上就会变得优柔寡断
同时 在气质这一方面没得说
凸显出来的就是 贵气、不怒自威
这种不怒紫微和七杀的不怒自威两码事
紫微--不怒自威中带有亲和力
七杀--不怒自威中带有煞气
这就是差别
【气是先天的问题，质是后天的变化】
换句话来讲 这种【紫微C】的贵气特质与生俱来，和你后天培养不培养没有关系（有天赋会加强此特质）
限定条件就是要落对位
落不落对位置有三种区分
一者是化象的关系
二者是宫位的问题
最后才是人力，也就是有【天赋】后环境是否跟的上
前两者都是天力，
后面才是人力。
[星星]巨门星未必就是毒舌、说话难听
之前也有讲过这方面，它具备许多特定的组合
当巨门星和天梁星或紫微星有关联之时
才是真正的易毒舌
这里将化象的关系抛却
单一来讲巨门和星辰之间的互动关系
巨门星的正确位置最好是落在外局
内局是命、财、官、疾、田、福
这是钦天上的内局
还存在一种内局，用在河洛紫微里
这一点和方外人有关系
关于巨门星 它在哪里出问题都要坦然去面对
它是月亮的背面
抑郁症的重点在心态问题
但并非就是无情
当紫微星有化C象出现的时候
实际上就会变得优柔寡断
同时 在气质这一方面没得说
凸显出来的就是 贵气、不怒自威
这种不怒紫微和七杀的不怒自威两码事
紫微--不怒自威中带有亲和力
七杀--不怒自威中带有煞气
这就是差别
【气是先天的问题，质是后天的变化】
换句话来讲 这种【紫微C】的贵气特质与生俱来，和你后天培养不培养没有关系（有天赋会加强此特质）
限定条件就是要落对位
落不落对位置有三种区分
一者是化象的关系
二者是宫位的问题
最后才是人力，也就是有【天赋】后环境是否跟的上
前两者都是天力，
后面才是人力。
[星星]巨门星未必就是毒舌、说话难听
之前也有讲过这方面，它具备许多特定的组合
当巨门星和天梁星或紫微星有关联之时
才是真正的易毒舌
这里将化象的关系抛却
单一来讲巨门和星辰之间的互动关系
巨门星的正确位置最好是落在外局
内局是命、财、官、疾、田、福
这是钦天上的内局
还存在一种内局，用在河洛紫微里
这一点和方外人有关系
关于巨门星 它在哪里出问题都要坦然去面对
它是月亮的背面
抑郁症的重点在心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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