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昨天晚上10点多打了电话，提醒我明天是我的阴历生日，明天要吃点好吃的；妈妈一大早就发了红包，说宝贝，生日快乐。其实自己都记不住哪天是我的阴历生日，只能记住阳历的日期，但是没关系有家人在呀，他们时刻都在关心你。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但有时候因为有了家人的关心而觉得温暖。不管怎样，今天在家人眼里已经22岁了，要继续保持热爱，奔赴远方啦。 https://t.cn/z8AUrQG
【青铜器上浮现的神秘微笑，让考古人员还原出一个未被史书记载的神秘古国】
湖北随州安居镇上一处小山丘上，发掘到一座古墓。当考古人员清理出一尊青铜器时，惊讶地发现器皿上的浮雕图案既像兽面又像人脸，隐隐透出一丝微笑。器上的铭文中，竟赫然记有“噩侯”二字……
这是2007年湖北随州羊子山4号墓的发掘现场，此次共出土了27件青铜器，也让在史书上隐去踪迹的神秘古国“噩国”重新进入现代人的视野。2012年河南南阳市新店乡夏饷铺发现的噩侯家族墓地，再次将原以为西周晚期已经灭亡的噩国历史，再延续至春秋早期——这个被史书隐去的神秘古国，逐渐显露出自己的轮廓。
位于上海博物馆四楼一隅的第三临时展厅，是整个上博最小的一个展厅。如今，60件噩国时期的青铜器在此聚集，在蜿蜒回环中静静诉说这个神秘王国的历史，考古学者们也正是从这一件件青铜器上，逐步考证推断出从未被史书记载的噩国历史。
据悉，这场“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将持续至2022年1月16日，是全国首次较完整展示噩国历史的青铜文物展。
青铜器上为何浮现“神秘的微笑”？
走进展览现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噩侯方罍。与当年发掘出这件文物的考古人员一样，不少观众目光接触这件青铜器的一刻，总感觉到上面雕刻的纹路似乎在“神秘的微笑”。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韦心滢“揭秘”了这种感觉的来源——青铜器上的纹路，虽然与青铜器上常见的兽面纹构图相似，且有“兽面纹”特征，如耳朵如虎耳，口中长獠牙，头上还有兽角；但整体看则更近似于一张人的脸——眼睑结构近似于人眼，眼皮、眼眶、眼球及瞳孔层次分明；弯弯的眉毛由竖线组成，鼻部隆起，鼻翼圆且宽大，和人的鼻子几乎一致。特别是这样的面庞眉眼弯弯，隐隐含着笑意，看上去并不像兽面纹那样“凶神恶煞”，反而有种“慈眉善目”之感。“这样的纹饰是噩国所独有，因为这样的纹路既有兽面纹特征，又有人面的写实，所以学者们称之为‘神面纹’。”
“神面纹”是噩国青铜器独一无二的特征。与噩侯方罍相对应的兽面纹尊，除了独特的“神面纹”，细看器皿一侧，既显露出青铜本身的金色，又覆盖着泛蓝的锈色，一些区域甚至呈现出独特的紫色。据介绍，这样独特的锈色也是噩国青铜器的特征之一，因制作工艺、掩埋地区水土等因素而形成。
“文物之美，在于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统一。”与噩侯方罍比邻的兽面纹卣一组两件，在“神面纹”基础上，多了华美奇诡的装饰，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是噩国青铜器代表之一。目前已有研究者运用先进的扫描技术，探究和还原当年的铸造技艺。
从一句话到一个湮灭的王国
噩侯方罍内的铭文共有七字，正是其中“噩侯”二字，明确了它的主人——此次展览的多件噩国青铜器，前方都有器上铭文的拓本，其中不少是直接从器具上拓印下来的。
噩侯是谁？噩国真的存在过吗？在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噩国的记载，只有《史记殷本纪》中的一句话——“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
能与西伯侯姬昌并称“三公”，当时的鄂侯势力应该不小。根据考证，“鄂”即噩，应在湖北境内——“鄂”至今仍是湖北的简称。按照这只言片语的信息，噩国应该与周国一样，同为商王国的附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北随州安居镇当地居民在羊子山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时，出土过少量青铜器，但并不能佐证噩国的存在。直到2007年，湖北随州安居羊子山发现有一座西周早期墓葬，出土了27件青铜器，其中9件都铸有“噩侯”铭文，应为一代噩侯的墓葬。除噩侯之外，铭文中还有噩叔、噩季与噩侯弟等——一个古老的方国部族，渐渐勾勒出清晰的轮廓。
一个原本强大的国家，为何在传世文献中仅昙花一现，未留下任何可供追索的蛛丝马迹？这次展览上的两件青铜器或许可以一窥缘由。离开展厅第一部分“噩侯家族”，进入展览的第二部分“噩国与周王室的关系”，首先引入眼帘的是一尊青铜噩侯驭方鼎——“驭方”是目前唯一所知的某一代噩侯的名字，他也成为噩国命运的转折点。
“根据目前考证，西周早期噩、曾两国为西周王朝扼守南境、控制金路往来的重要诸侯国，西周晚期噩国还曾与周王室联姻。”韦心滢介绍，这尊噩侯驭方鼎见证了噩国与西周的“岁月静好”。鼎的内壁有铭文 86 字，记录了周王南征后，返程中当时的噩侯驭方设宴招待周王，饮宴之后两人还一起射箭，驭方屡中红心，周王亲赐了许多礼物，驭方为纪念此事专程铸造此鼎。
噩侯驭方鼎对角处矗立着1940年在今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出土的禹鼎，鼎腹内壁的20行208字铭文，则记叙了周王与噩侯驭方关系的下半场：周厉王晚期，驭方率东夷、南淮夷反叛，周王两次伐噩，最后擒杀驭方、扑灭噩国，甚至“勿遗寿幼”。
噩国因叛周被讨伐后，从此几乎绝迹于正史记载。但后世出现的一些地名却仍带有噩国的痕迹，如战国时期楚国以“鄂”为地名用作封君，汉代在河南南阳设西鄂县等。
多地联手溯源中国历史
噩国是否就此终结？后续的考古发现再次改变了人们的看法。
走进展览第三部分“噩国再现”，展出的是2012年河南南阳市新店乡夏饷铺发现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噩侯家族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不少器具上仍铸有“噩侯”“噩姜”“噩伯”等铭文。
据介绍，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掘清理出80余座墓葬，其中包括四代噩侯的夫妇。夏饷铺噩侯墓地的考古发现，改写了噩国灭亡于驭方叛变之战的看法。
展厅里，一尊曲线圆滑的噩侯壶，铭文中提到这一器具是当时这位噩侯给女儿孟姬的陪嫁品。按照古代姓名的规则，说明此时的噩侯应该姓“姬”——与周王同姓。然而根据藏于台北故宫的另一件噩国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驭方之前与周王联姻的噩侯族人姓“姞”。“究竟两个姓其实是同一族人，还是驭方覆灭之后周王重新分封自己的族人为噩国诸侯，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
依靠不同地区出土的文物，逐渐拼贴出一个史书上不曾记载的王国，噩国的重现离不开各地文物工作者的携手合作。据介绍，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噩国青铜器仅3件，此次展览的60件文物大部分为外借——其中36件来自河南的郑州博物馆和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而2007年出土的27件噩国青铜器中，有19件从随州市博物馆借来上海。此外，禹鼎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有一件则来自私人藏家。
“这是国内首次通过文物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噩国历史。”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期望通过还原历史，给观众带来一次难忘的历史体验与艺术享受，走近几度浮沉的神秘古国，从而认识、热爱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
#遇见艺术##这就是中国风##艺术公开课#
湖北随州安居镇上一处小山丘上，发掘到一座古墓。当考古人员清理出一尊青铜器时，惊讶地发现器皿上的浮雕图案既像兽面又像人脸，隐隐透出一丝微笑。器上的铭文中，竟赫然记有“噩侯”二字……
这是2007年湖北随州羊子山4号墓的发掘现场，此次共出土了27件青铜器，也让在史书上隐去踪迹的神秘古国“噩国”重新进入现代人的视野。2012年河南南阳市新店乡夏饷铺发现的噩侯家族墓地，再次将原以为西周晚期已经灭亡的噩国历史，再延续至春秋早期——这个被史书隐去的神秘古国，逐渐显露出自己的轮廓。
位于上海博物馆四楼一隅的第三临时展厅，是整个上博最小的一个展厅。如今，60件噩国时期的青铜器在此聚集，在蜿蜒回环中静静诉说这个神秘王国的历史，考古学者们也正是从这一件件青铜器上，逐步考证推断出从未被史书记载的噩国历史。
据悉，这场“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将持续至2022年1月16日，是全国首次较完整展示噩国历史的青铜文物展。
青铜器上为何浮现“神秘的微笑”？
走进展览现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噩侯方罍。与当年发掘出这件文物的考古人员一样，不少观众目光接触这件青铜器的一刻，总感觉到上面雕刻的纹路似乎在“神秘的微笑”。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韦心滢“揭秘”了这种感觉的来源——青铜器上的纹路，虽然与青铜器上常见的兽面纹构图相似，且有“兽面纹”特征，如耳朵如虎耳，口中长獠牙，头上还有兽角；但整体看则更近似于一张人的脸——眼睑结构近似于人眼，眼皮、眼眶、眼球及瞳孔层次分明；弯弯的眉毛由竖线组成，鼻部隆起，鼻翼圆且宽大，和人的鼻子几乎一致。特别是这样的面庞眉眼弯弯，隐隐含着笑意，看上去并不像兽面纹那样“凶神恶煞”，反而有种“慈眉善目”之感。“这样的纹饰是噩国所独有，因为这样的纹路既有兽面纹特征，又有人面的写实，所以学者们称之为‘神面纹’。”
“神面纹”是噩国青铜器独一无二的特征。与噩侯方罍相对应的兽面纹尊，除了独特的“神面纹”，细看器皿一侧，既显露出青铜本身的金色，又覆盖着泛蓝的锈色，一些区域甚至呈现出独特的紫色。据介绍，这样独特的锈色也是噩国青铜器的特征之一，因制作工艺、掩埋地区水土等因素而形成。
“文物之美，在于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统一。”与噩侯方罍比邻的兽面纹卣一组两件，在“神面纹”基础上，多了华美奇诡的装饰，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是噩国青铜器代表之一。目前已有研究者运用先进的扫描技术，探究和还原当年的铸造技艺。
从一句话到一个湮灭的王国
噩侯方罍内的铭文共有七字，正是其中“噩侯”二字，明确了它的主人——此次展览的多件噩国青铜器，前方都有器上铭文的拓本，其中不少是直接从器具上拓印下来的。
噩侯是谁？噩国真的存在过吗？在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噩国的记载，只有《史记殷本纪》中的一句话——“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
能与西伯侯姬昌并称“三公”，当时的鄂侯势力应该不小。根据考证，“鄂”即噩，应在湖北境内——“鄂”至今仍是湖北的简称。按照这只言片语的信息，噩国应该与周国一样，同为商王国的附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北随州安居镇当地居民在羊子山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时，出土过少量青铜器，但并不能佐证噩国的存在。直到2007年，湖北随州安居羊子山发现有一座西周早期墓葬，出土了27件青铜器，其中9件都铸有“噩侯”铭文，应为一代噩侯的墓葬。除噩侯之外，铭文中还有噩叔、噩季与噩侯弟等——一个古老的方国部族，渐渐勾勒出清晰的轮廓。
一个原本强大的国家，为何在传世文献中仅昙花一现，未留下任何可供追索的蛛丝马迹？这次展览上的两件青铜器或许可以一窥缘由。离开展厅第一部分“噩侯家族”，进入展览的第二部分“噩国与周王室的关系”，首先引入眼帘的是一尊青铜噩侯驭方鼎——“驭方”是目前唯一所知的某一代噩侯的名字，他也成为噩国命运的转折点。
“根据目前考证，西周早期噩、曾两国为西周王朝扼守南境、控制金路往来的重要诸侯国，西周晚期噩国还曾与周王室联姻。”韦心滢介绍，这尊噩侯驭方鼎见证了噩国与西周的“岁月静好”。鼎的内壁有铭文 86 字，记录了周王南征后，返程中当时的噩侯驭方设宴招待周王，饮宴之后两人还一起射箭，驭方屡中红心，周王亲赐了许多礼物，驭方为纪念此事专程铸造此鼎。
噩侯驭方鼎对角处矗立着1940年在今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出土的禹鼎，鼎腹内壁的20行208字铭文，则记叙了周王与噩侯驭方关系的下半场：周厉王晚期，驭方率东夷、南淮夷反叛，周王两次伐噩，最后擒杀驭方、扑灭噩国，甚至“勿遗寿幼”。
噩国因叛周被讨伐后，从此几乎绝迹于正史记载。但后世出现的一些地名却仍带有噩国的痕迹，如战国时期楚国以“鄂”为地名用作封君，汉代在河南南阳设西鄂县等。
多地联手溯源中国历史
噩国是否就此终结？后续的考古发现再次改变了人们的看法。
走进展览第三部分“噩国再现”，展出的是2012年河南南阳市新店乡夏饷铺发现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噩侯家族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不少器具上仍铸有“噩侯”“噩姜”“噩伯”等铭文。
据介绍，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掘清理出80余座墓葬，其中包括四代噩侯的夫妇。夏饷铺噩侯墓地的考古发现，改写了噩国灭亡于驭方叛变之战的看法。
展厅里，一尊曲线圆滑的噩侯壶，铭文中提到这一器具是当时这位噩侯给女儿孟姬的陪嫁品。按照古代姓名的规则，说明此时的噩侯应该姓“姬”——与周王同姓。然而根据藏于台北故宫的另一件噩国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驭方之前与周王联姻的噩侯族人姓“姞”。“究竟两个姓其实是同一族人，还是驭方覆灭之后周王重新分封自己的族人为噩国诸侯，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
依靠不同地区出土的文物，逐渐拼贴出一个史书上不曾记载的王国，噩国的重现离不开各地文物工作者的携手合作。据介绍，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噩国青铜器仅3件，此次展览的60件文物大部分为外借——其中36件来自河南的郑州博物馆和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而2007年出土的27件噩国青铜器中，有19件从随州市博物馆借来上海。此外，禹鼎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有一件则来自私人藏家。
“这是国内首次通过文物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噩国历史。”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期望通过还原历史，给观众带来一次难忘的历史体验与艺术享受，走近几度浮沉的神秘古国，从而认识、热爱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
#遇见艺术##这就是中国风##艺术公开课#
【#年轻人还应该做理想主义者吗#理想主义者梁卫星，依然没有与现实和解】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梁卫星提出来的。”北大教授、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钱理群说。当年他用一句“北大的学生大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刮起风暴，当头棒喝有之，汹汹反驳有之，然而这个词语最初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一个叫梁卫星的中学语文老师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
大概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处于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前景倍感困惑之中的北大教授钱理群，突然收到一个叫梁卫星的人寄来的一本自己私下写的集子。在这封寄到北大中文系的信里，唐突的作者介绍自己是湖北仙桃市下辖彭场镇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看完集子里的内容后，钱理群非常吃惊，“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想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
梁卫星属于这样老师中的一员：他们高喊“不跪着教书”，“不相信来自行政部门的评价就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他们正大光明的宣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用自编的读本，开办“青春读书课”，培育未来的“读书种子”；他们带着学生集体旅行，感知对土地、对虫鸟万物的热爱；他们最看重作文，但不是因为分数的重量，不去教授“总分总”的万金油法宝，而是告诉学生，所想即所写，言说己意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所有的所想，都是出于恐惧，恐惧下一代的孩子将被套上不自知的枷锁，期望通过阅读和思考，还学生自由。
他给学生讲索尔贝娄、加缪、卡夫卡，讲文学史，也讲哲学和美学。他让学生自己制定班规，无论好学生坏学生都要轮流当班干部，他声称哪有学生上课不开小差，不看课外书，将全班分成十个读书小组，每周规定读完一本课外书，武侠言情皆可，周末再一起交流讨论。他一厢情愿地觉得学生变得温和、理性、深思了，直到一位学生举报了他，将他的课堂言论满满写了十三页，如冷水浇头。
他被认定既不能带高三，也不能当班主任。那时他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唯一的爱好成了打麻将，一到寒暑假，几天几夜不下桌，喷吐的香烟在房间里盘成厚厚的云团。然而新世纪来临，网络兴起，在那个互联网的古早时代，他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找到了表达的出口。他写起文学评论、时评、杂感，竟然都薄有微名，后来，朋友们说他还可以写小说。
就这样，梁卫星的小说《成人之美兮》问世了。在这本书里，形态各异的老师纷然登场，有掌握权力的教研组长，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者，喜欢将“既然不能反抗，那就享受”挂在嘴边，最后身败名裂；有以清高自居的一校名师，刚才还激情批判世道人心，转脸又振振有词收取学生的资料费；有收藏黄段子如机器猫一般的男老师，下了课便插科打诨；还有当了一辈子老师的老实人，最会“五哄”：在家里，哄老婆；在学校，上哄校长，下哄同事；在教室，哄学生；在外面，哄家长。笑意堆积得如同早晨吃的花卷。
小说真正的主角是一位姓海，名无言的中年教师。 海老师是办公室中的另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对任何有关教学的讨论不发一言，他奉行“不作为”主义：不参与学校的评优，不当班主任。除了几节课，办公室里的日常敷衍，他独来独往，用消极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座孤岛。
但这同时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先是劝年轻的老师们认清现实，宁愿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将关于这份职业最黑暗的部分告诉他们，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总是说自己只想求一份生活，早就不在乎什么，最后却毅然离开了学校，宁愿去摆路边摊；他还说教育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又浪漫，但在课堂上，他又总想说些多余的话，他说从最基本的语词，也能抵达真实的人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去思考词语被遮蔽的含义。
书出版后得到了不错的声名，梁卫星在学校的地位原本被以为能得到提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当时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书是以他们为原型，把他从普通班调去给体育班上课。没有人明确说调动属于惩罚的一种。只是调去体育班的老师，要么临近退休，要么就像另一位老师，调去的时候被传言“精神有点状况”。
“这个书写了后，同事里面，有对号入座的，但没有对号入座里面好老师的，说哎呀，这人写得这么牛逼，那是我，没有。有的是，这人被黑成这样，那是我。
有一个老师，算是我最好的读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这个书绝对是刻骨铭心，他自己对号入座，觉得我是污蔑他诽谤他，他疯到什么地步，每一句话，他觉得我在写谁，一句句找出来，标明这个是写你，那个是写他，然后给学校里这些老师一个个发，给校长也发，标出我写他们的地方。”
后来，体育班也停掉了，不再给他排课，梁卫星只能领基本工资，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梁卫星获得了他想要的自由，不会再有人通知他去开会，不会再有人给他记考勤，既不会再有家长追着要给他送礼（他将这视为一种侮辱），也不会再有家长去告状，怕他教坏学生。如今，他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梁卫星说自己一生愧疚的事很多，最愧疚的就是对自己的女儿。
“年轻时候不懂事，对孩子的教育全是理想主义，我没让她补过一次课，没有学过任何一种特长，有时间都让她休息。我没条件让她出国，但走国内这条路，我又没按规矩来，怎么可能考得过人家小孩从小学一直补到高中？所以她成绩不好，我怎么开解她都没用，我给她传播很多东西，没用。教室里面自有一套评判机制。
大学以后，我慢慢和她沟通，才知道教育对她伤害太深了，其实就是自卑嘛，自卑之后就彻底对自己没有信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彻底没信心的人是很卑怯的。女儿说她怪过我。希望我没有那么特立独行。我非常内疚，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特别是对不起女儿，这辈子我做什么都是失败的。”
这就是梁卫星的故事，许多事上他都失败了，他是老师但不再能上课，他是小说家但不再有小说问世，他有过民间思想者的称号，但当下的公共场域早已遗忘了他，如今，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曾经相信的东西似乎都辜负了他。在十年的漫长日子里，梁卫星被生活悬置，动弹不得，他一次次确信曾经的选择，又一次次怀疑曾经的自己，他是怯懦的但并非没有勇气，他是愚蠢的但并非不够天真，他只是失败了。当痛苦降临，一切变得混沌不清，模糊难理，他就逃向玄幻小说。
曾经有一个寂寂的夜晚，梁卫星从床上爬起来，他没有再自欺欺人，沉溺玄幻小说，而是打开灯，细细读起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我坐在窗前》，他喜欢这首：
我忠诚于这二流的时代，
并骄傲的承认，我最好的想法
也属二流，但愿未来将它们视作
我挣脱窒息的纪念。
#洞见计划#阅读梁卫星的完整故事请点击：https://t.cn/A6MpN3KI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梁卫星提出来的。”北大教授、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钱理群说。当年他用一句“北大的学生大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刮起风暴，当头棒喝有之，汹汹反驳有之，然而这个词语最初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一个叫梁卫星的中学语文老师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
大概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处于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前景倍感困惑之中的北大教授钱理群，突然收到一个叫梁卫星的人寄来的一本自己私下写的集子。在这封寄到北大中文系的信里，唐突的作者介绍自己是湖北仙桃市下辖彭场镇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看完集子里的内容后，钱理群非常吃惊，“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想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
梁卫星属于这样老师中的一员：他们高喊“不跪着教书”，“不相信来自行政部门的评价就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他们正大光明的宣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用自编的读本，开办“青春读书课”，培育未来的“读书种子”；他们带着学生集体旅行，感知对土地、对虫鸟万物的热爱；他们最看重作文，但不是因为分数的重量，不去教授“总分总”的万金油法宝，而是告诉学生，所想即所写，言说己意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所有的所想，都是出于恐惧，恐惧下一代的孩子将被套上不自知的枷锁，期望通过阅读和思考，还学生自由。
他给学生讲索尔贝娄、加缪、卡夫卡，讲文学史，也讲哲学和美学。他让学生自己制定班规，无论好学生坏学生都要轮流当班干部，他声称哪有学生上课不开小差，不看课外书，将全班分成十个读书小组，每周规定读完一本课外书，武侠言情皆可，周末再一起交流讨论。他一厢情愿地觉得学生变得温和、理性、深思了，直到一位学生举报了他，将他的课堂言论满满写了十三页，如冷水浇头。
他被认定既不能带高三，也不能当班主任。那时他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唯一的爱好成了打麻将，一到寒暑假，几天几夜不下桌，喷吐的香烟在房间里盘成厚厚的云团。然而新世纪来临，网络兴起，在那个互联网的古早时代，他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找到了表达的出口。他写起文学评论、时评、杂感，竟然都薄有微名，后来，朋友们说他还可以写小说。
就这样，梁卫星的小说《成人之美兮》问世了。在这本书里，形态各异的老师纷然登场，有掌握权力的教研组长，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者，喜欢将“既然不能反抗，那就享受”挂在嘴边，最后身败名裂；有以清高自居的一校名师，刚才还激情批判世道人心，转脸又振振有词收取学生的资料费；有收藏黄段子如机器猫一般的男老师，下了课便插科打诨；还有当了一辈子老师的老实人，最会“五哄”：在家里，哄老婆；在学校，上哄校长，下哄同事；在教室，哄学生；在外面，哄家长。笑意堆积得如同早晨吃的花卷。
小说真正的主角是一位姓海，名无言的中年教师。 海老师是办公室中的另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对任何有关教学的讨论不发一言，他奉行“不作为”主义：不参与学校的评优，不当班主任。除了几节课，办公室里的日常敷衍，他独来独往，用消极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座孤岛。
但这同时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先是劝年轻的老师们认清现实，宁愿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将关于这份职业最黑暗的部分告诉他们，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总是说自己只想求一份生活，早就不在乎什么，最后却毅然离开了学校，宁愿去摆路边摊；他还说教育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又浪漫，但在课堂上，他又总想说些多余的话，他说从最基本的语词，也能抵达真实的人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去思考词语被遮蔽的含义。
书出版后得到了不错的声名，梁卫星在学校的地位原本被以为能得到提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当时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书是以他们为原型，把他从普通班调去给体育班上课。没有人明确说调动属于惩罚的一种。只是调去体育班的老师，要么临近退休，要么就像另一位老师，调去的时候被传言“精神有点状况”。
“这个书写了后，同事里面，有对号入座的，但没有对号入座里面好老师的，说哎呀，这人写得这么牛逼，那是我，没有。有的是，这人被黑成这样，那是我。
有一个老师，算是我最好的读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这个书绝对是刻骨铭心，他自己对号入座，觉得我是污蔑他诽谤他，他疯到什么地步，每一句话，他觉得我在写谁，一句句找出来，标明这个是写你，那个是写他，然后给学校里这些老师一个个发，给校长也发，标出我写他们的地方。”
后来，体育班也停掉了，不再给他排课，梁卫星只能领基本工资，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梁卫星获得了他想要的自由，不会再有人通知他去开会，不会再有人给他记考勤，既不会再有家长追着要给他送礼（他将这视为一种侮辱），也不会再有家长去告状，怕他教坏学生。如今，他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梁卫星说自己一生愧疚的事很多，最愧疚的就是对自己的女儿。
“年轻时候不懂事，对孩子的教育全是理想主义，我没让她补过一次课，没有学过任何一种特长，有时间都让她休息。我没条件让她出国，但走国内这条路，我又没按规矩来，怎么可能考得过人家小孩从小学一直补到高中？所以她成绩不好，我怎么开解她都没用，我给她传播很多东西，没用。教室里面自有一套评判机制。
大学以后，我慢慢和她沟通，才知道教育对她伤害太深了，其实就是自卑嘛，自卑之后就彻底对自己没有信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彻底没信心的人是很卑怯的。女儿说她怪过我。希望我没有那么特立独行。我非常内疚，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特别是对不起女儿，这辈子我做什么都是失败的。”
这就是梁卫星的故事，许多事上他都失败了，他是老师但不再能上课，他是小说家但不再有小说问世，他有过民间思想者的称号，但当下的公共场域早已遗忘了他，如今，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曾经相信的东西似乎都辜负了他。在十年的漫长日子里，梁卫星被生活悬置，动弹不得，他一次次确信曾经的选择，又一次次怀疑曾经的自己，他是怯懦的但并非没有勇气，他是愚蠢的但并非不够天真，他只是失败了。当痛苦降临，一切变得混沌不清，模糊难理，他就逃向玄幻小说。
曾经有一个寂寂的夜晚，梁卫星从床上爬起来，他没有再自欺欺人，沉溺玄幻小说，而是打开灯，细细读起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我坐在窗前》，他喜欢这首：
我忠诚于这二流的时代，
并骄傲的承认，我最好的想法
也属二流，但愿未来将它们视作
我挣脱窒息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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