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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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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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为书，白玉为简，道经缘起的神话传说
壹
道教经典是怎样问世的？这个问题在道门之中有各种有趣的说法。其中一种是推源于“气”。宋代张君房编《云笈七籤》卷七《道教所起》一节概括了道门关于经诰出处的代表性观点：
“寻道家经诰，起自三元，从本降迹，成于五德，以三就五，乃成八会，其八会之字，妙气所成，八角垂芒，凝空云篆，太真按笔，玉妃拂筵，黄金为书，白玉为简，秘于诸天之上，藏于七宝玄台。有道即见，无道即隐。盖是自然天书，非关仓颉所作。今传《灵宝经》者，是天真皇人于峨眉山授予轩辕黄帝。又天真皇人授帝喾于牧德之台，夏禹感降于钟山，阖闾窃窥于句曲，其后有葛孝先之类、郑思远之徒，师资相承，蝉联不绝。”
这段话陈述了两层意思：
第一，说明“道家经诰”的发端。这里所谓“道家”实际上就是道教；而“经诰”就是神明降授的经典。在编者看来，“经诰”乃出自“三元”。在道教中，“三元”是一种十分遥远的时空表达方式。《云笈七籤》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说:“其三元者，第一混洞太无元，第二赤混太无元，第三冥寂玄通元。从混洞太无元化生天宝君；从赤混太无元化生灵宝君，从冥寂玄通元化生神宝君。大洞之迹，别出为化，主治在三清境。”
照这种描述，“三元”乃是时空混融的存在状态，“经诰”的发生应该追溯到“三元”的状态。编者告诉我们，发端于“三元”的“八会”经诰，是自然奥秘之气凝结而成的，它们凝聚了木、火、土、金、水五德的品质，从八面散发出光芒来。
这种经诰的书写也很不寻常，其书写材料有黄金和白银，“太真”在写的时候有玉妃在一旁“拂筵”，写好了并没有马上发布，而是秘密地收藏于诸天“七宝玄台”之内，所以平常人是看不的。
贰
第二，编者为了显示道教经诰“有道即见”的情况，以《灵宝经》为例加以说明。这部经典是由于“天真皇人”的传授才流传于人间的。天真皇人不只传授一次，而是分别传授给轩辕黄帝与帝喾，而夏禹因为至诚的缘故也感动了天真皇人降授经诰。《云笈七籤》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注明出处，实际上是综合了道门的观点，因此可以说代表了道教关于经诰发端的基本看法。
初读《云笈七籤》关于“经诰”起源的看法，我们不免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而那些充满想象力的字眼无疑给现代的人们带来了诸多神秘感；不过，如果我们从宗教符号学的角度来加以品味，又会有另外一番感受。因为符号本身并不代表它自己，而是以特有的意象“运载”精神理念。
透过那些神奇语词符号，我们可以发现先民们对现象宇宙的探索精神。道门把经诰看做“自然天书”，这在深层次上否定了“人为”造作经典的取向，体现了从对象界寻求真谛的思想。
叁
在道教中，除了从气化流行的立场追溯经籍的来历之外，还往往把经籍隶属于天神名下。关于这一点，在《云笈七籤》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说:
“天宝君治在玉清境，即清微天也，其气始青；灵宝君治在上清境，即禹余天也，其气元黄；神宝君，治在太清境，即大赤天也，其气玄白。故《九天生神章经》云：此三号虽殊，本同一也。此三君各为教主，即是三洞之尊神也。其三洞者，谓洞真、洞玄、洞神是也。天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真教主；灵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玄主；神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神教主。故三洞合成三十六部尊经。”
《云笈七籤》编者首先概述了道教关于天上三清胜境的分治情形，紧接着引用了《九天生神章经》的观点。按照《九天生章经》的看法，居处于三天胜境之中的“三宝君”各自都是教主。所谓“三宝君”就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此三大尊神为了教化天下，各自说了“十二部经”。这里所谓“十二部”不是十二本，而是十二个门类。
编者将道教的经书都隶属于三天尊神的名下，体现了道门崇尚天神的基本宗教态度，这当然是一种信仰的说法，具有明显的神话色彩；不过，这种说法并非是偶然出现的。只要我们深入到具体的经典行文之中，就会看出，大多早期的道教经典往往以“元始天尊曰”或者“灵宝天尊曰”、“道德天尊曰”之类的语气来展开。即使那些没有使用这种格式的经籍在道门中人看来也是由于神启而形成的。
肆
对于道教经籍来历的神话性说法，我们没有必要去稽考其历史的真实与否，因为神话本身就允许想象力的发挥；但哲学与文献学的角度来审度“三天尊神”说经一事，却也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内容。
首先，《云笈七籤》在概述“三天尊神”说经时追溯了天上胜境的气化流行状态，这体现了气本论的特色。其次，“三天尊神”说十二部经的神话蕴涵着道门独特的图书分类法，这就是“三洞”模式。与儒家所奠定的经史子集分类法很不相同，道教的“三洞”分类模式不是从图书体裁结构来考虑问题，而是基于古老的道家哲学理念。
根据《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化生链条而有“三洞”之体制，至于叙说“三洞”经书的三天尊神又应于于“玄”、“元”、“始”三气，这就使“三洞”经书的发端具有了特殊的物质基础。
转自龙虎山道教
黄金为书，白玉为简，道经缘起的神话传说
壹
道教经典是怎样问世的？这个问题在道门之中有各种有趣的说法。其中一种是推源于“气”。宋代张君房编《云笈七籤》卷七《道教所起》一节概括了道门关于经诰出处的代表性观点：
“寻道家经诰，起自三元，从本降迹，成于五德，以三就五，乃成八会，其八会之字，妙气所成，八角垂芒，凝空云篆，太真按笔，玉妃拂筵，黄金为书，白玉为简，秘于诸天之上，藏于七宝玄台。有道即见，无道即隐。盖是自然天书，非关仓颉所作。今传《灵宝经》者，是天真皇人于峨眉山授予轩辕黄帝。又天真皇人授帝喾于牧德之台，夏禹感降于钟山，阖闾窃窥于句曲，其后有葛孝先之类、郑思远之徒，师资相承，蝉联不绝。”
这段话陈述了两层意思：
第一，说明“道家经诰”的发端。这里所谓“道家”实际上就是道教；而“经诰”就是神明降授的经典。在编者看来，“经诰”乃出自“三元”。在道教中，“三元”是一种十分遥远的时空表达方式。《云笈七籤》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说:“其三元者，第一混洞太无元，第二赤混太无元，第三冥寂玄通元。从混洞太无元化生天宝君；从赤混太无元化生灵宝君，从冥寂玄通元化生神宝君。大洞之迹，别出为化，主治在三清境。”
照这种描述，“三元”乃是时空混融的存在状态，“经诰”的发生应该追溯到“三元”的状态。编者告诉我们，发端于“三元”的“八会”经诰，是自然奥秘之气凝结而成的，它们凝聚了木、火、土、金、水五德的品质，从八面散发出光芒来。
这种经诰的书写也很不寻常，其书写材料有黄金和白银，“太真”在写的时候有玉妃在一旁“拂筵”，写好了并没有马上发布，而是秘密地收藏于诸天“七宝玄台”之内，所以平常人是看不的。
贰
第二，编者为了显示道教经诰“有道即见”的情况，以《灵宝经》为例加以说明。这部经典是由于“天真皇人”的传授才流传于人间的。天真皇人不只传授一次，而是分别传授给轩辕黄帝与帝喾，而夏禹因为至诚的缘故也感动了天真皇人降授经诰。《云笈七籤》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注明出处，实际上是综合了道门的观点，因此可以说代表了道教关于经诰发端的基本看法。
初读《云笈七籤》关于“经诰”起源的看法，我们不免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而那些充满想象力的字眼无疑给现代的人们带来了诸多神秘感；不过，如果我们从宗教符号学的角度来加以品味，又会有另外一番感受。因为符号本身并不代表它自己，而是以特有的意象“运载”精神理念。
透过那些神奇语词符号，我们可以发现先民们对现象宇宙的探索精神。道门把经诰看做“自然天书”，这在深层次上否定了“人为”造作经典的取向，体现了从对象界寻求真谛的思想。
叁
在道教中，除了从气化流行的立场追溯经籍的来历之外，还往往把经籍隶属于天神名下。关于这一点，在《云笈七籤》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说:
“天宝君治在玉清境，即清微天也，其气始青；灵宝君治在上清境，即禹余天也，其气元黄；神宝君，治在太清境，即大赤天也，其气玄白。故《九天生神章经》云：此三号虽殊，本同一也。此三君各为教主，即是三洞之尊神也。其三洞者，谓洞真、洞玄、洞神是也。天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真教主；灵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玄主；神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神教主。故三洞合成三十六部尊经。”
《云笈七籤》编者首先概述了道教关于天上三清胜境的分治情形，紧接着引用了《九天生神章经》的观点。按照《九天生章经》的看法，居处于三天胜境之中的“三宝君”各自都是教主。所谓“三宝君”就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此三大尊神为了教化天下，各自说了“十二部经”。这里所谓“十二部”不是十二本，而是十二个门类。
编者将道教的经书都隶属于三天尊神的名下，体现了道门崇尚天神的基本宗教态度，这当然是一种信仰的说法，具有明显的神话色彩；不过，这种说法并非是偶然出现的。只要我们深入到具体的经典行文之中，就会看出，大多早期的道教经典往往以“元始天尊曰”或者“灵宝天尊曰”、“道德天尊曰”之类的语气来展开。即使那些没有使用这种格式的经籍在道门中人看来也是由于神启而形成的。
肆
对于道教经籍来历的神话性说法，我们没有必要去稽考其历史的真实与否，因为神话本身就允许想象力的发挥；但哲学与文献学的角度来审度“三天尊神”说经一事，却也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内容。
首先，《云笈七籤》在概述“三天尊神”说经时追溯了天上胜境的气化流行状态，这体现了气本论的特色。其次，“三天尊神”说十二部经的神话蕴涵着道门独特的图书分类法，这就是“三洞”模式。与儒家所奠定的经史子集分类法很不相同，道教的“三洞”分类模式不是从图书体裁结构来考虑问题，而是基于古老的道家哲学理念。
根据《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化生链条而有“三洞”之体制，至于叙说“三洞”经书的三天尊神又应于于“玄”、“元”、“始”三气，这就使“三洞”经书的发端具有了特殊的物质基础。
转自龙虎山道教
赖海标 ：价格低、疗效高、用药简、药源足，学会这几个古方，解决气血不足的问题！[鲜花][鲜花][鲜花][鲜花][鲜花][鲜花]
血是人身中的重要体液，它与气相互为用，成为维持生命活动的两大物质基础。气血的关系，犹鱼之与水，一刻不能偶离，故前人有“ 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气以运血，血以载气”等说，它们的密切关系，有如此者。
血的运行，虽然赖气的推动，而其功能，主要是循环不息，把人体内由饮食精微所化生的营养物质，供给于脏腑和组织，以至四肢百骸，维持其正常的生理活动；又把脏腑组织中要排泄的废料，带到肺脏，经过呼吸和出汗等方式而排出体外。故《 黄帝内经》说：“ 肺者，气之本也。”《 黄帝内经》说：“ 肺朝百脉。”即所以说明肺主呼吸，以营其呼碳吸氧和气运血行的功能。至于经论对血的功能的论述，往往把营血并称，如《 黄帝内经·痹论》说：“ 营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 黄帝内经·邪客》说：“ 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营四末，内注五脏六腑。”这些经论，就是说明上面所述的循环作用。
血的功能，除上述外，还与精神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如《黄帝内经·本神》说：“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脾藏营，营舍意……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肺藏气，气舍魄……肾臧精，精舍志……”这就明确指出血和精神七情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如血旺则精神慧爽，心情舒畅，反此，则精神萎顿，情绪抑郁，又从病理来说，热病的膀胱蓄血证，妇科病的热入血室，皆因血与热结，致使神识昏乱，出现如狂、发狂的症状。反过来说，精神过激，盛怒之后，每易引起血气上逆，甚至呕血；或由于所欲不遂，情志郁结，久必成为营血虚弱的证候。所以《 黄帝内经·八正神明论》说：“ 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就是教人以调血养神之道。
血液的来源及其生化过程，《 黄帝内经·决气》说：“ 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 黄帝内经·经脉别论》说：“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这就明白而具体地说明血的来源和生化过程，就是中焦的脾胃把饮食水谷的精微输送到心脏，得心火的宣化，而后变成赤色的血液，血液经心脏的收缩，淫注于脉道，循环往复，运行不息，就成为脉气流经的生理功能。胃又把水谷的精微，输送于肝，使肝所藏的血液充盛，得以营养筋脉。据此，治疗贫血，必须补脾胃，宣心阳和补心液才能得到疗效，而补气以生血，也是要法。如蓄血或血逆上行．又要破血逐瘀，清火凉血以分别治之。血从下行出者，多因气虚不能固摄与火动妄行所致，补气以维血，清火以止血，又为扼要之图。
古人对补血的方剂，主要是依据血的来源和生化过程而制定的。如炙甘草汤是补阴以生血的，人参养营汤是宣心阳以生血的，当归补血汤是补气以生血的，而皆不外补中焦生血之源的主要法则。
我本于血液的来源和生化过程的生理功能，运用桂枝汤、桂枝甘草汤、桂枝人参汤、黄芪建中汤、芍药甘草汤等方，以为治疗贫血之用，效果颇如人意。其用方要旨，除芍药甘草汤是根于“ 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的论点，以炙甘草补脾，使食气入胃，产生精微，以白芍和肝血，益以为散精于肝，淫气于筋之用。其余 4 方，皆取补中之药，以为中焦受气取汁之用，取桂枝以宣心阳，使变化而赤，则血得以资生矣。芍药甘草汤是血虚而阴不足者用，余方皆为血虚而阳不生阴之治。黄芪建中汤更能于补阳生阴之中达到补气生血之妙。
为了验证我对经论的理解和古方运用与实践的效价，现仅举出用桂枝汤和桂枝甘草汤以治疗贫血的几个例子，以为印证。
病例一
病员卢某，女性，56 岁，住本镇郊区后山大队后山大街， 初诊日期：1974 年 3 月 11 日。
她于 3 年前患钩虫病，经驱虫后，仍贫血不能恢复，多方 治疗，效果不大。并经常眩晕、心悸、气促，时或胸胁不舒，虽家务操作，都不能胜任。饮食小进，二便自调。脉弦涩小，舌色淡红，无苔，面色苍白，眼睑无华，形体消瘦。
大便检查：未发现钩虫卵。血常规：RBC 2.8×10^12/L，Hb 85g/L。血压：145/88mmHg。
治疗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3 天，用当归四逆汤，主要以养血温肝，治其眩晕。第二阶段 3 天，眩晕已解，反腹痛便溏，仍胸胁不舒，用桂枝人参汤以调治心脾，温中止利。第三阶段 6 天，用桂枝汤、桂枝甘草汤相间服，意取补心益脾以生血液，而心悸气促已愈。在这个阶段的治疗中，病人面色已渐红润，眼睑血管复现赤色，血压 164/88mmHg。血常规：RBC 3.28×10^12/L，Hb 95g/L。病家在这种病的好转佳兆中，认为疗效满意。事实证明，于操持家务中，打水、挑水都无心 悸、气促出现，因而中止治疗。
我们及时进行家访，得悉她中止治疗的原因如上，并劝她继续治疗，以巩固效果。所以，第四阶段治疗共 4 天，仍用第三阶段的方法。血常规检查，RBC 6.9×10^12/L，Hb 110g/L。至此 3 年来由于贫血而致的心悸、气促久病，已恢复健康了。并嘱多吃三果（ 桂圆肉、荔枝干、大枣），间服归脾丸，以为远效之施。
本例第二阶段用桂枝人参汤虽是调治心脾，温中止利之用，实则是补血之治，因为理中汤是补脾以滋血液生化之源，桂枝以宣心阳，奉心化赤而为血的。病者痊愈后，事隔 3 年半，她来岐在马路中与我邂逅相逢，见她精神慧爽、容光焕发，并对我说身体健康，胜于往年，互相欣慰而别。
（小编：治疗过程四个阶段一共才半个月时间，治好了患者3年的贫血，血常规检查有如此明显的改变，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写在篇后
1.上面运用以治疗贫血的五方，皆有价格低、疗效高、用药简、药源足的优点，合于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
2．当归是补血的药，而当归建中汤尤为补血的方剂，为什么不选入应用呢？这有两点理由：（1）黄芪建中汤，在补中生血之中，更有补气以资血之功，它比当归建中汤单于补血而无补气者胜了一筹。（2）当归原属活血之药，不是补血之品，观炙甘草汤是补血的主方，都没有取当归配伍。后世的四物汤中，用当归以理血，不是补血，故柯韵伯说：“ 是方乃肝经调血专剂，非心经生血之主方也。”当归补血汤是补血的名方，反以黄芪为主药，当归则成为臣药以次之。基于上述两点理由，故所选以为运用补血之方，皆不用当归的。
3．人参养营汤与归脾汤都同是补脾生血的方剂，而前者因有肉桂、熟地、远志等，长于补血；后者因有桂圆肉、酸枣仁、远志等，故长于补心安神。这两条方，在补血中，宜互相应用，不可偏废。
4．当归不是补血之药与补血的治剂，都已阐述于前，而补血之药，应以何物为主呢？根据炙甘草汤的组织意义，炙甘草、大枣，是补中焦生血之源，桂枝、生地黄，一以宣心阳变化而赤，一以助心液，与归心的浊气，结合而成血，人参补气以资生血液，即补无形以生有形者也。以此理由而推广之，凡北黄芪、肉桂、远志、熟地、桂圆肉（与荔枝干、大枣三物共食，名三果饵，能补心肝脾三经而益血）、荔枝干等物，都是补血之品，至于当归主要用于妇女调经，尤为妙品。
血是人身中的重要体液，它与气相互为用，成为维持生命活动的两大物质基础。气血的关系，犹鱼之与水，一刻不能偶离，故前人有“ 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气以运血，血以载气”等说，它们的密切关系，有如此者。
血的运行，虽然赖气的推动，而其功能，主要是循环不息，把人体内由饮食精微所化生的营养物质，供给于脏腑和组织，以至四肢百骸，维持其正常的生理活动；又把脏腑组织中要排泄的废料，带到肺脏，经过呼吸和出汗等方式而排出体外。故《 黄帝内经》说：“ 肺者，气之本也。”《 黄帝内经》说：“ 肺朝百脉。”即所以说明肺主呼吸，以营其呼碳吸氧和气运血行的功能。至于经论对血的功能的论述，往往把营血并称，如《 黄帝内经·痹论》说：“ 营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 黄帝内经·邪客》说：“ 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营四末，内注五脏六腑。”这些经论，就是说明上面所述的循环作用。
血的功能，除上述外，还与精神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如《黄帝内经·本神》说：“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脾藏营，营舍意……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肺藏气，气舍魄……肾臧精，精舍志……”这就明确指出血和精神七情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如血旺则精神慧爽，心情舒畅，反此，则精神萎顿，情绪抑郁，又从病理来说，热病的膀胱蓄血证，妇科病的热入血室，皆因血与热结，致使神识昏乱，出现如狂、发狂的症状。反过来说，精神过激，盛怒之后，每易引起血气上逆，甚至呕血；或由于所欲不遂，情志郁结，久必成为营血虚弱的证候。所以《 黄帝内经·八正神明论》说：“ 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就是教人以调血养神之道。
血液的来源及其生化过程，《 黄帝内经·决气》说：“ 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 黄帝内经·经脉别论》说：“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这就明白而具体地说明血的来源和生化过程，就是中焦的脾胃把饮食水谷的精微输送到心脏，得心火的宣化，而后变成赤色的血液，血液经心脏的收缩，淫注于脉道，循环往复，运行不息，就成为脉气流经的生理功能。胃又把水谷的精微，输送于肝，使肝所藏的血液充盛，得以营养筋脉。据此，治疗贫血，必须补脾胃，宣心阳和补心液才能得到疗效，而补气以生血，也是要法。如蓄血或血逆上行．又要破血逐瘀，清火凉血以分别治之。血从下行出者，多因气虚不能固摄与火动妄行所致，补气以维血，清火以止血，又为扼要之图。
古人对补血的方剂，主要是依据血的来源和生化过程而制定的。如炙甘草汤是补阴以生血的，人参养营汤是宣心阳以生血的，当归补血汤是补气以生血的，而皆不外补中焦生血之源的主要法则。
我本于血液的来源和生化过程的生理功能，运用桂枝汤、桂枝甘草汤、桂枝人参汤、黄芪建中汤、芍药甘草汤等方，以为治疗贫血之用，效果颇如人意。其用方要旨，除芍药甘草汤是根于“ 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的论点，以炙甘草补脾，使食气入胃，产生精微，以白芍和肝血，益以为散精于肝，淫气于筋之用。其余 4 方，皆取补中之药，以为中焦受气取汁之用，取桂枝以宣心阳，使变化而赤，则血得以资生矣。芍药甘草汤是血虚而阴不足者用，余方皆为血虚而阳不生阴之治。黄芪建中汤更能于补阳生阴之中达到补气生血之妙。
为了验证我对经论的理解和古方运用与实践的效价，现仅举出用桂枝汤和桂枝甘草汤以治疗贫血的几个例子，以为印证。
病例一
病员卢某，女性，56 岁，住本镇郊区后山大队后山大街， 初诊日期：1974 年 3 月 11 日。
她于 3 年前患钩虫病，经驱虫后，仍贫血不能恢复，多方 治疗，效果不大。并经常眩晕、心悸、气促，时或胸胁不舒，虽家务操作，都不能胜任。饮食小进，二便自调。脉弦涩小，舌色淡红，无苔，面色苍白，眼睑无华，形体消瘦。
大便检查：未发现钩虫卵。血常规：RBC 2.8×10^12/L，Hb 85g/L。血压：145/88mmHg。
治疗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3 天，用当归四逆汤，主要以养血温肝，治其眩晕。第二阶段 3 天，眩晕已解，反腹痛便溏，仍胸胁不舒，用桂枝人参汤以调治心脾，温中止利。第三阶段 6 天，用桂枝汤、桂枝甘草汤相间服，意取补心益脾以生血液，而心悸气促已愈。在这个阶段的治疗中，病人面色已渐红润，眼睑血管复现赤色，血压 164/88mmHg。血常规：RBC 3.28×10^12/L，Hb 95g/L。病家在这种病的好转佳兆中，认为疗效满意。事实证明，于操持家务中，打水、挑水都无心 悸、气促出现，因而中止治疗。
我们及时进行家访，得悉她中止治疗的原因如上，并劝她继续治疗，以巩固效果。所以，第四阶段治疗共 4 天，仍用第三阶段的方法。血常规检查，RBC 6.9×10^12/L，Hb 110g/L。至此 3 年来由于贫血而致的心悸、气促久病，已恢复健康了。并嘱多吃三果（ 桂圆肉、荔枝干、大枣），间服归脾丸，以为远效之施。
本例第二阶段用桂枝人参汤虽是调治心脾，温中止利之用，实则是补血之治，因为理中汤是补脾以滋血液生化之源，桂枝以宣心阳，奉心化赤而为血的。病者痊愈后，事隔 3 年半，她来岐在马路中与我邂逅相逢，见她精神慧爽、容光焕发，并对我说身体健康，胜于往年，互相欣慰而别。
（小编：治疗过程四个阶段一共才半个月时间，治好了患者3年的贫血，血常规检查有如此明显的改变，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写在篇后
1.上面运用以治疗贫血的五方，皆有价格低、疗效高、用药简、药源足的优点，合于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
2．当归是补血的药，而当归建中汤尤为补血的方剂，为什么不选入应用呢？这有两点理由：（1）黄芪建中汤，在补中生血之中，更有补气以资血之功，它比当归建中汤单于补血而无补气者胜了一筹。（2）当归原属活血之药，不是补血之品，观炙甘草汤是补血的主方，都没有取当归配伍。后世的四物汤中，用当归以理血，不是补血，故柯韵伯说：“ 是方乃肝经调血专剂，非心经生血之主方也。”当归补血汤是补血的名方，反以黄芪为主药，当归则成为臣药以次之。基于上述两点理由，故所选以为运用补血之方，皆不用当归的。
3．人参养营汤与归脾汤都同是补脾生血的方剂，而前者因有肉桂、熟地、远志等，长于补血；后者因有桂圆肉、酸枣仁、远志等，故长于补心安神。这两条方，在补血中，宜互相应用，不可偏废。
4．当归不是补血之药与补血的治剂，都已阐述于前，而补血之药，应以何物为主呢？根据炙甘草汤的组织意义，炙甘草、大枣，是补中焦生血之源，桂枝、生地黄，一以宣心阳变化而赤，一以助心液，与归心的浊气，结合而成血，人参补气以资生血液，即补无形以生有形者也。以此理由而推广之，凡北黄芪、肉桂、远志、熟地、桂圆肉（与荔枝干、大枣三物共食，名三果饵，能补心肝脾三经而益血）、荔枝干等物，都是补血之品，至于当归主要用于妇女调经，尤为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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