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嫣[超话]# ty#唐嫣新年爬梯大片#
“我认为女性最大的力量是刻在骨子里的坚定和韧性，还有独立。独立的含义更多是精神独立，没有被强加的标签，只为自己统放；不需要去依附任何人或者载体，凭自己去判断是非对错，做应该做的事情”
——唐嫣
@唐嫣 @唐嫣 @唐嫣 @唐嫣 @唐嫣
“我认为女性最大的力量是刻在骨子里的坚定和韧性，还有独立。独立的含义更多是精神独立，没有被强加的标签，只为自己统放；不需要去依附任何人或者载体，凭自己去判断是非对错，做应该做的事情”
——唐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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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牟宗三：读懂中国经典的方法
中国的哲学，不像西方那样的很有系统，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逻辑的进路。譬如说中国思想最蓬勃时期的先秦诸子，如孔、孟、老、庄，大体都不是很严格的逻辑系统。
譬如说读《论语》，《论语》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嘉言懿行录。你可说它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的，零零碎碎的。就是其他的，譬如说《孟子》，《孟子》七篇亦只是弟子的记录。最有系统性的，只有<告子篇上>。从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直至上篇完，一气呵成，很有系统性。
按常理论，这比较有系统性的部分，应比较容易了解。事实上却不然。这<告子上>篇，二千多年，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的。唐宋以来，《四书》尤受重视，从小孩起便读，一直读到成年、成进士，但读的结果是不懂。
其他的没有系统性的文献，那便更难，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如何来了解呢？故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思想，是很麻烦的，很难了解。
所以有一个洋人就不了解，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样尊崇《论语》？这《论语》毫无道理，东一句、西一句，又没有定义、没有系统，这样而如此的受尊崇，好像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说法，发自西方人，不算希奇。西方人的智慧，要讲话便先要下定义，有概念、有系统性才过瘾，而我们的《论语》没有，故西方人发这种怀疑的态度，是很可理解的。
但渐渐不一定是西方人如此，我们中国人亦渐渐有此怀疑的态度出现。不只是现代的年轻人，在五四运动时的人，已是如此。五四那时代的人，到现在已是八、九十岁，现在看起来，不都是老师宿儒么？但他们都不能读文献、不能理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情形是大家眼前所看得到的。所以研究中国哲学这一方面，读文献成了一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奉劝诸位，不要把精神浪费在上天下地找材料找版本的活动上。做别的研究，或许需要上天下地的找材料，但念哲学并不需要如此。我所说的文献的途径的意思，最主要是重[理解]。
民国以来，中国人的对学问的理解能力，丧失的不成样子。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聪明，但在这方面，很差、很愚蠢。就算是很普通、很好理解的东西，却可被理解的乱七八糟，人们总要想从那里出些怪花样。如是对古典都不能了解。年轻的人对古典不能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老年人、老先生亦是不能了解，全都丧失了理解的能力。
照这样说起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究竟是在那里呢？文化的发展，发展出个什么来呢？好像中国人一直都在那里睡觉似的。事实上並不如此，中国人以前是很有理解力的。尽管古代的注疏家也有说法不同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但大体上是能了解的。就只是到了民国以来，了解古典变得很困难。
为什么说以前的人比较能理解呢？譬如说儒家之学，它有其本身的传统，代代相传，有其一定的讲法。如汉朝的经学，你要是讲《公羊春秋》，是要守家法的，他们讲书很熟，有规矩。虽然汉儒的注解只是文句上的解释，但大体上义理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说到十分精微的地方。到宋儒出来，把全幅精神集中在对《四书》之研究上，《四书》是最可以把孔、孟的精神显出来的文献。
由于宋儒全幅精神集中于《四书》，所以能够比较深入，比较有深度的理解，汉儒比较不重视《四书》，对《四书》只是作一般性的文献来理解。宋明六百多年的儒学，是有一个中心问题在那里领导着的，因而形成一个发展的系统，大体上是不乱的，他们对《四书》的了解，也许会有些距离，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四书》的原意，但大体上是不差的。
他们能把儒学的核心观念抓住，辗转讨论引申，讨论了六百多年，长时间的磨来磨去，总会磨出一些东西，所以虽然他们的用心讨论的范围也许很狭，但就对《四书》的理解，对儒家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来说，是很有贡献的，你不满意可以，但你菲薄他们，便不可以。他们确能把握儒家的核心，把最主要的骨干抓住，这便成为一个传统。
又譬如你要讲道家，亦有一定的讲法，不可乱讲。如《老子》、《庄子》，文献俱在。《庄子》文章漂亮，大家都喜欢读，但说到了解，便很难。《老子》五千言看似简单，其实亦是很不容易了解。而以前对道家的讲法，大体上是不错的，因那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出来的东西。
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华民族有虞、夏、商、周相沿的传统一根而发出来的，自有一种气氛，以前的人能嗅到那气氛，故都能了解。现在的人，渐渐不能嗅到那气氛，便渐渐不能了解。故讲道家，是有道家的讲法。后来便是吸收佛教。讲佛教亦有佛教的一定讲法。
佛教较严格，较有系统性、概念性。问题是名词概念太多，很麻烦，那是另一套语言，故很难。但亦有章法，不可乱讲。你要了解佛教，不知要费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入，把它把握住，不可以望文生义地乱讲，以为随便看看便可以了解佛教。
中国吸收佛教，从魏晋起，经过南北朝、隋唐，至唐，玄奘回国，便把佛教学全部吸收到中国来，这其中经过了四、五百年的长期吸收消化。佛教代表一系统、一方向，这方向可以说是智慧的方向，了解一个智慧的方向，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若要了解中国哲学这两千多年的发展，便要了解三个义理系统。儒家是主流，是中国思想的正统；道家是旁枝，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儒家的一个补充，或提醒。后来吸收了佛教，佛教是由另一个文化系统而孕育出来的义理系统，对中国文化刺激很大。所以你要研究中国哲学，便要从文献入手，对这三方面的文献传统，便不能不注意。
亦因此我们读文献是有一定的范域，一定的限制的，並不是泛滥无归徒争博雅之名。读哲学最重思考，不能再是杂而无统、杂七杂八的知道许多东西。所以就义理系统讲，读文献並没有很多，但这並没有很多的文献，民国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读，就是连对《孟子》也不能理解。
所以我常感慨，这一代的中国读书人，实在对不起古人，对不起先贤。这一代人的思想力太差，连《孟子》亦不能讲，不要说义理不能理解，连文句亦不能通。《孟子》的文句很简单，用不着许多校刊、训诂，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文献，亦不能了解。
我们所谓的理解，便是了解句子，了解句子是不容易的，但这不容易尚只是不容易中之初步，还是比较容易。而句子与句子关联起来成为一段文章，便更不容易了解。至于前段和后段关联起来，成为一整篇文字，要贯通起来了解，便尤为困难。所以你不要以为一段文章没有杂字，很简单，便很好了解。
譬如《孟子-告子》篇有一章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段，这便是句与句连成一段文章，便很不好了解。这段是公都子问孟子关于人性的问题，说有人说性是中性的，又有人说性有善有恶，为什么你单单说性善，难道那些说法统统都不对吗？公都子提出这问题，孟子便要有答覆，但孟子的答覆却像是凭空而来的：[乃若其情......]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我曾修改了三四遍，才觉得较为妥当。这段是很不好了解的。
所以你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话，乃是没有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才会说的话。假使你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把古典作古典看，而想真正去了解其中的意义时，你便不会说这话，假若你是《说文》、《尔雅》的专家，你当更不会说这话。说这句话，那是表示你是外行。
古人所谓的讲义理，义便是概念，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连，便是理。形成一概念便要用文字来表达，孔子和孟子在说这些话时，他们心中有些什么想法？想些什么问题？孔、孟的心中总有个想法，有个生命上的体验。
你要懂得孔、孟说着些话的意思，固然要仔细通文字，但同时亦要懂得孔、孟说这话时生命的内蕴，及其文化的背境。若果你对他们的生命没有感应，又把他们的文化的背境抽离掉，而孤立地看这些话，那你便完全不能懂。
现代人了解古典的困难便在于此。现代的人对古典全没有生命上的感应，不知道孔、孟的这些话是什么问题，是那方面的话，不知道他们所说这些话的社会背境、文化背境是什么，而只会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观念去瞎比附，这便是现代人了解古典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来源于：《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途径》
中国的哲学，不像西方那样的很有系统，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逻辑的进路。譬如说中国思想最蓬勃时期的先秦诸子，如孔、孟、老、庄，大体都不是很严格的逻辑系统。
譬如说读《论语》，《论语》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嘉言懿行录。你可说它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的，零零碎碎的。就是其他的，譬如说《孟子》，《孟子》七篇亦只是弟子的记录。最有系统性的，只有<告子篇上>。从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直至上篇完，一气呵成，很有系统性。
按常理论，这比较有系统性的部分，应比较容易了解。事实上却不然。这<告子上>篇，二千多年，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的。唐宋以来，《四书》尤受重视，从小孩起便读，一直读到成年、成进士，但读的结果是不懂。
其他的没有系统性的文献，那便更难，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如何来了解呢？故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思想，是很麻烦的，很难了解。
所以有一个洋人就不了解，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样尊崇《论语》？这《论语》毫无道理，东一句、西一句，又没有定义、没有系统，这样而如此的受尊崇，好像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说法，发自西方人，不算希奇。西方人的智慧，要讲话便先要下定义，有概念、有系统性才过瘾，而我们的《论语》没有，故西方人发这种怀疑的态度，是很可理解的。
但渐渐不一定是西方人如此，我们中国人亦渐渐有此怀疑的态度出现。不只是现代的年轻人，在五四运动时的人，已是如此。五四那时代的人，到现在已是八、九十岁，现在看起来，不都是老师宿儒么？但他们都不能读文献、不能理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情形是大家眼前所看得到的。所以研究中国哲学这一方面，读文献成了一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奉劝诸位，不要把精神浪费在上天下地找材料找版本的活动上。做别的研究，或许需要上天下地的找材料，但念哲学并不需要如此。我所说的文献的途径的意思，最主要是重[理解]。
民国以来，中国人的对学问的理解能力，丧失的不成样子。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聪明，但在这方面，很差、很愚蠢。就算是很普通、很好理解的东西，却可被理解的乱七八糟，人们总要想从那里出些怪花样。如是对古典都不能了解。年轻的人对古典不能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老年人、老先生亦是不能了解，全都丧失了理解的能力。
照这样说起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究竟是在那里呢？文化的发展，发展出个什么来呢？好像中国人一直都在那里睡觉似的。事实上並不如此，中国人以前是很有理解力的。尽管古代的注疏家也有说法不同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但大体上是能了解的。就只是到了民国以来，了解古典变得很困难。
为什么说以前的人比较能理解呢？譬如说儒家之学，它有其本身的传统，代代相传，有其一定的讲法。如汉朝的经学，你要是讲《公羊春秋》，是要守家法的，他们讲书很熟，有规矩。虽然汉儒的注解只是文句上的解释，但大体上义理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说到十分精微的地方。到宋儒出来，把全幅精神集中在对《四书》之研究上，《四书》是最可以把孔、孟的精神显出来的文献。
由于宋儒全幅精神集中于《四书》，所以能够比较深入，比较有深度的理解，汉儒比较不重视《四书》，对《四书》只是作一般性的文献来理解。宋明六百多年的儒学，是有一个中心问题在那里领导着的，因而形成一个发展的系统，大体上是不乱的，他们对《四书》的了解，也许会有些距离，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四书》的原意，但大体上是不差的。
他们能把儒学的核心观念抓住，辗转讨论引申，讨论了六百多年，长时间的磨来磨去，总会磨出一些东西，所以虽然他们的用心讨论的范围也许很狭，但就对《四书》的理解，对儒家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来说，是很有贡献的，你不满意可以，但你菲薄他们，便不可以。他们确能把握儒家的核心，把最主要的骨干抓住，这便成为一个传统。
又譬如你要讲道家，亦有一定的讲法，不可乱讲。如《老子》、《庄子》，文献俱在。《庄子》文章漂亮，大家都喜欢读，但说到了解，便很难。《老子》五千言看似简单，其实亦是很不容易了解。而以前对道家的讲法，大体上是不错的，因那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出来的东西。
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华民族有虞、夏、商、周相沿的传统一根而发出来的，自有一种气氛，以前的人能嗅到那气氛，故都能了解。现在的人，渐渐不能嗅到那气氛，便渐渐不能了解。故讲道家，是有道家的讲法。后来便是吸收佛教。讲佛教亦有佛教的一定讲法。
佛教较严格，较有系统性、概念性。问题是名词概念太多，很麻烦，那是另一套语言，故很难。但亦有章法，不可乱讲。你要了解佛教，不知要费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入，把它把握住，不可以望文生义地乱讲，以为随便看看便可以了解佛教。
中国吸收佛教，从魏晋起，经过南北朝、隋唐，至唐，玄奘回国，便把佛教学全部吸收到中国来，这其中经过了四、五百年的长期吸收消化。佛教代表一系统、一方向，这方向可以说是智慧的方向，了解一个智慧的方向，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若要了解中国哲学这两千多年的发展，便要了解三个义理系统。儒家是主流，是中国思想的正统；道家是旁枝，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儒家的一个补充，或提醒。后来吸收了佛教，佛教是由另一个文化系统而孕育出来的义理系统，对中国文化刺激很大。所以你要研究中国哲学，便要从文献入手，对这三方面的文献传统，便不能不注意。
亦因此我们读文献是有一定的范域，一定的限制的，並不是泛滥无归徒争博雅之名。读哲学最重思考，不能再是杂而无统、杂七杂八的知道许多东西。所以就义理系统讲，读文献並没有很多，但这並没有很多的文献，民国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读，就是连对《孟子》也不能理解。
所以我常感慨，这一代的中国读书人，实在对不起古人，对不起先贤。这一代人的思想力太差，连《孟子》亦不能讲，不要说义理不能理解，连文句亦不能通。《孟子》的文句很简单，用不着许多校刊、训诂，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文献，亦不能了解。
我们所谓的理解，便是了解句子，了解句子是不容易的，但这不容易尚只是不容易中之初步，还是比较容易。而句子与句子关联起来成为一段文章，便更不容易了解。至于前段和后段关联起来，成为一整篇文字，要贯通起来了解，便尤为困难。所以你不要以为一段文章没有杂字，很简单，便很好了解。
譬如《孟子-告子》篇有一章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段，这便是句与句连成一段文章，便很不好了解。这段是公都子问孟子关于人性的问题，说有人说性是中性的，又有人说性有善有恶，为什么你单单说性善，难道那些说法统统都不对吗？公都子提出这问题，孟子便要有答覆，但孟子的答覆却像是凭空而来的：[乃若其情......]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我曾修改了三四遍，才觉得较为妥当。这段是很不好了解的。
所以你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话，乃是没有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才会说的话。假使你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把古典作古典看，而想真正去了解其中的意义时，你便不会说这话，假若你是《说文》、《尔雅》的专家，你当更不会说这话。说这句话，那是表示你是外行。
古人所谓的讲义理，义便是概念，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连，便是理。形成一概念便要用文字来表达，孔子和孟子在说这些话时，他们心中有些什么想法？想些什么问题？孔、孟的心中总有个想法，有个生命上的体验。
你要懂得孔、孟说着些话的意思，固然要仔细通文字，但同时亦要懂得孔、孟说这话时生命的内蕴，及其文化的背境。若果你对他们的生命没有感应，又把他们的文化的背境抽离掉，而孤立地看这些话，那你便完全不能懂。
现代人了解古典的困难便在于此。现代的人对古典全没有生命上的感应，不知道孔、孟的这些话是什么问题，是那方面的话，不知道他们所说这些话的社会背境、文化背境是什么，而只会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观念去瞎比附，这便是现代人了解古典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来源于：《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途径》
人有四种福相，你一定要修！#道学百科#
从做人、做事的角度，人有两大贵相和两大富相，这道出了人生的四大福相。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第一福相：端庄厚重
端庄厚重，端庄和重，都是厚的效果。可以说，这四个字的核心就是厚。只有做到了“厚”，才能真正端庄、重。
《易经》曰：君子以厚德载物。《道德经》上说，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
《论语》中同样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一个人不庄重，就会轻佻，没有威严，流于散漫，心不能自守，所学的东西也不会牢固。
曾国藩统军十数年，与当时的皇亲、摄政王奕訢却无一私下联系。据说就缘于他曾见过这位亲王的一张相片。看了他的相片，曾国藩徐徐地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举目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又说，“身处周公之位，却无周公之望，这也是国家的不幸。”
一张相片竟能看出国家的不幸，曾国藩别无神仙术，他只是觉得奕亲王“轻佻”，不厚重。
为什么说端庄厚重是贵相？其实是有因缘的。端庄厚重的人，表明他懂得敬畏，一个有敬畏感的人就不至于放肆无忌，思虑就会深远，处事不至于鲁莽，说话就会谨慎，交际不至于随便。
自己有敬畏感的人，往往别人也会敬畏他。得罪的人越少，自然也就远离祸端。端庄厚重不是装出来的，是修身修炼出来的工夫。因此，曾国藩多次申斥儿子力戒轻佻，多多修炼些举止。
据后人记载，曾国藩“行步极厚重，言语迟缓”。他走起路来脚步很沉稳，说话很慢，但一句是一句，每一字都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所以明代大思想家吕坤说：“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头脑聪明、能言善辩不过是三等资质，英雄豪杰气象不过是二等资质，具有厚重品格的人才是真正一流的人物。
在《神雕侠侣》中，杨过从独孤求败众多的宝剑中选择了重八十一斤的玄铁剑，他手握玄铁剑，喃喃念着“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八字，心中似有所悟。可以说，金庸借杨过向世人昭示了这一深邃的道理。
第二福相：谦卑含容
为人谦卑，待人宽容，从做事的角度讲，这样的人必然更容易成功。
谦，在《易经》是一个卦名，叫做“地山谦”。它的卦像，是高山峻岭，伏藏在地的下面，也可以说，在万仞高山的绝顶之处，呈现一片平原，满目晴空，白云万里，反而觉得平淡无奇，毫无险峻的感觉。
万事退一步就叫谦，不傲慢就叫谦，让一步就叫谦，多说一声谢谢、对不起，就叫谦，谦卦六爻皆吉。除了谦卦，其余的卦，有好就有坏，有吉就有凶。谦卦的道理就是这样。你到了最高处，就要平实，不要认为自己高，这就是谦的道理。
所以地山谦，山最高，像昆仑山、喜马拉雅山顶，那多高呀！但是高有什么用呢？高要能下才好。山顶上面是平地，意思就是：最高处要是最平凡的，最平凡最恭下的就是谦卦。
含容就是包涵宽容、宽宏大度，能容人、容事、容言。在人际交往中，宽容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曾国藩这样教导我们：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平日里做任何事都应该低调，因为历代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人民大众主体总是相对弱势的，可以用贫富来解释这一现象，穷人多少有些仇富心理，这时候富家子弟的一点小不对，会被放大无数倍，导致是非不分，黑白颠倒。
最能表现曾国藩宽容的，就是他与左宗棠的关系。事实上，左宗棠之所以有后来的成就，离不开曾国藩的提携。但左宗棠有一个坏脾气，就是喜欢骂人，当年骂总兵叫樊燮“王八蛋”，事情闹到京城，皇帝下令要杀左宗棠，幸好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从中斡旋，左宗棠才死里逃生。
左宗棠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步步高升。左宗棠谩骂曾国藩，可以说到了不择时、不择地、不择人的地步。左宗棠有时在家里骂曾国藩“挟私”，结果家庭教师范赓听得都不耐烦了。
左宗棠还多次鼓动大臣弹劾曾国藩。1864年，曾国荃率领湘军攻下江宁，由于疏忽，让幼天王以及洪仁玕等人逃了。左宗棠抓住这一点，极力攻击曾国藩、曾国荃兄弟。
此后两人断交，但左宗棠征战东南、西北需要粮饷、军械，作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的曾国藩都是倾力支持。
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人名气都很大，朝廷一般多以“曾左”并称。曾国藩要比左宗棠大，并且曾经对左宗棠予以提拔。但左宗棠为人非常自负，从没有把曾国藩放在眼里。
有一次，左宗棠很不满地问身旁的侍从：“为何人都称「曾左」，而不称「左曾」？”
一位侍从大胆直言：“曾公眼中常有左公，而左公眼里则无曾公。”
侍从的话让左宗棠深思良久。
无论左宗棠如何骂，曾国藩都是相逢一笑，他曾经这样评价左宗棠：“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争光，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曾国藩的大度，也让左宗棠放下了心中的隔阂，当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而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国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第三福相：事有归着
所谓事有归着，就是办事沉稳有着落。言下之意也是脚踏实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抓落实。件件事都做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既是克勤小物，又是持之以恒。
经商做生意，很多人都希望一夜间暴富，不懂得薄利多销，日积月累；居家过日子，很多人都不懂得节约，喜欢大手大脚，最后导致生活没有着落；谋身干事业，很多人一鸣惊人，一件事没做完，就放下去干别的事，却不懂得事业起于积微，功名需要寸累。
曾国藩在家书中，有这样一句：男虽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不苟不懈，尽就条理，就是这里的事有归着。
第四福相：心存济物
“济世利物，齐同慈爱”是道教修炼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齐同即万物同一，慈爱即悲悯兼爱；济世即普济世间，利物即利益万物。物我之间、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广而言之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等等，都是有差异的。我们要在承认彼此差异的基础上互相包容和宽容，从我们都从属于同一个整体的事实及本源上认识到彼此之间的“齐同”。能与“齐同”精神相一致的，就是“慈爱”，即慈爱一切。
认识到齐同慈爱也就要济世利物，这些不仅帮助了他人，而且有利于自己仙道的修成。太上曰：“赈穷补急则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葛仙翁曾对弟子解释说：你们之所以不能够成为天仙，而做了个地仙，是因为“前世学道受经，少作善功，唯欲度身，不念度人；唯自求道，不念他人得道”。故我们修道必须 “济世利物，齐同慈爱”。
心存济物就是要懂得关心“外物”，包括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天下。有一颗慈善之心，懂得帮助他人其实就是帮助自己，这样的人即便物质上不富有，精神上也是大富大贵者。有施有舍，不表明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富矿吗？
心存济物，就是“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一个人心存济物，格局就大了。格局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有多敬业，就有多专业；能够帮助别人多少，获得的回报就有多少。这就是心存济物的真谛，富相的内涵。 https://t.cn/Evk4evd
从做人、做事的角度，人有两大贵相和两大富相，这道出了人生的四大福相。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第一福相：端庄厚重
端庄厚重，端庄和重，都是厚的效果。可以说，这四个字的核心就是厚。只有做到了“厚”，才能真正端庄、重。
《易经》曰：君子以厚德载物。《道德经》上说，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
《论语》中同样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一个人不庄重，就会轻佻，没有威严，流于散漫，心不能自守，所学的东西也不会牢固。
曾国藩统军十数年，与当时的皇亲、摄政王奕訢却无一私下联系。据说就缘于他曾见过这位亲王的一张相片。看了他的相片，曾国藩徐徐地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举目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又说，“身处周公之位，却无周公之望，这也是国家的不幸。”
一张相片竟能看出国家的不幸，曾国藩别无神仙术，他只是觉得奕亲王“轻佻”，不厚重。
为什么说端庄厚重是贵相？其实是有因缘的。端庄厚重的人，表明他懂得敬畏，一个有敬畏感的人就不至于放肆无忌，思虑就会深远，处事不至于鲁莽，说话就会谨慎，交际不至于随便。
自己有敬畏感的人，往往别人也会敬畏他。得罪的人越少，自然也就远离祸端。端庄厚重不是装出来的，是修身修炼出来的工夫。因此，曾国藩多次申斥儿子力戒轻佻，多多修炼些举止。
据后人记载，曾国藩“行步极厚重，言语迟缓”。他走起路来脚步很沉稳，说话很慢，但一句是一句，每一字都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所以明代大思想家吕坤说：“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头脑聪明、能言善辩不过是三等资质，英雄豪杰气象不过是二等资质，具有厚重品格的人才是真正一流的人物。
在《神雕侠侣》中，杨过从独孤求败众多的宝剑中选择了重八十一斤的玄铁剑，他手握玄铁剑，喃喃念着“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八字，心中似有所悟。可以说，金庸借杨过向世人昭示了这一深邃的道理。
第二福相：谦卑含容
为人谦卑，待人宽容，从做事的角度讲，这样的人必然更容易成功。
谦，在《易经》是一个卦名，叫做“地山谦”。它的卦像，是高山峻岭，伏藏在地的下面，也可以说，在万仞高山的绝顶之处，呈现一片平原，满目晴空，白云万里，反而觉得平淡无奇，毫无险峻的感觉。
万事退一步就叫谦，不傲慢就叫谦，让一步就叫谦，多说一声谢谢、对不起，就叫谦，谦卦六爻皆吉。除了谦卦，其余的卦，有好就有坏，有吉就有凶。谦卦的道理就是这样。你到了最高处，就要平实，不要认为自己高，这就是谦的道理。
所以地山谦，山最高，像昆仑山、喜马拉雅山顶，那多高呀！但是高有什么用呢？高要能下才好。山顶上面是平地，意思就是：最高处要是最平凡的，最平凡最恭下的就是谦卦。
含容就是包涵宽容、宽宏大度，能容人、容事、容言。在人际交往中，宽容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曾国藩这样教导我们：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平日里做任何事都应该低调，因为历代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人民大众主体总是相对弱势的，可以用贫富来解释这一现象，穷人多少有些仇富心理，这时候富家子弟的一点小不对，会被放大无数倍，导致是非不分，黑白颠倒。
最能表现曾国藩宽容的，就是他与左宗棠的关系。事实上，左宗棠之所以有后来的成就，离不开曾国藩的提携。但左宗棠有一个坏脾气，就是喜欢骂人，当年骂总兵叫樊燮“王八蛋”，事情闹到京城，皇帝下令要杀左宗棠，幸好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从中斡旋，左宗棠才死里逃生。
左宗棠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步步高升。左宗棠谩骂曾国藩，可以说到了不择时、不择地、不择人的地步。左宗棠有时在家里骂曾国藩“挟私”，结果家庭教师范赓听得都不耐烦了。
左宗棠还多次鼓动大臣弹劾曾国藩。1864年，曾国荃率领湘军攻下江宁，由于疏忽，让幼天王以及洪仁玕等人逃了。左宗棠抓住这一点，极力攻击曾国藩、曾国荃兄弟。
此后两人断交，但左宗棠征战东南、西北需要粮饷、军械，作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的曾国藩都是倾力支持。
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人名气都很大，朝廷一般多以“曾左”并称。曾国藩要比左宗棠大，并且曾经对左宗棠予以提拔。但左宗棠为人非常自负，从没有把曾国藩放在眼里。
有一次，左宗棠很不满地问身旁的侍从：“为何人都称「曾左」，而不称「左曾」？”
一位侍从大胆直言：“曾公眼中常有左公，而左公眼里则无曾公。”
侍从的话让左宗棠深思良久。
无论左宗棠如何骂，曾国藩都是相逢一笑，他曾经这样评价左宗棠：“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争光，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曾国藩的大度，也让左宗棠放下了心中的隔阂，当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而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国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第三福相：事有归着
所谓事有归着，就是办事沉稳有着落。言下之意也是脚踏实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抓落实。件件事都做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既是克勤小物，又是持之以恒。
经商做生意，很多人都希望一夜间暴富，不懂得薄利多销，日积月累；居家过日子，很多人都不懂得节约，喜欢大手大脚，最后导致生活没有着落；谋身干事业，很多人一鸣惊人，一件事没做完，就放下去干别的事，却不懂得事业起于积微，功名需要寸累。
曾国藩在家书中，有这样一句：男虽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不苟不懈，尽就条理，就是这里的事有归着。
第四福相：心存济物
“济世利物，齐同慈爱”是道教修炼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齐同即万物同一，慈爱即悲悯兼爱；济世即普济世间，利物即利益万物。物我之间、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广而言之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等等，都是有差异的。我们要在承认彼此差异的基础上互相包容和宽容，从我们都从属于同一个整体的事实及本源上认识到彼此之间的“齐同”。能与“齐同”精神相一致的，就是“慈爱”，即慈爱一切。
认识到齐同慈爱也就要济世利物，这些不仅帮助了他人，而且有利于自己仙道的修成。太上曰：“赈穷补急则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葛仙翁曾对弟子解释说：你们之所以不能够成为天仙，而做了个地仙，是因为“前世学道受经，少作善功，唯欲度身，不念度人；唯自求道，不念他人得道”。故我们修道必须 “济世利物，齐同慈爱”。
心存济物就是要懂得关心“外物”，包括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天下。有一颗慈善之心，懂得帮助他人其实就是帮助自己，这样的人即便物质上不富有，精神上也是大富大贵者。有施有舍，不表明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富矿吗？
心存济物，就是“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一个人心存济物，格局就大了。格局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有多敬业，就有多专业；能够帮助别人多少，获得的回报就有多少。这就是心存济物的真谛，富相的内涵。 https://t.cn/Evk4e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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