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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美德崇尚“仁爱”原则，主张“仁者爱人”，强调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孟子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宋代〕钱公辅丹书《义田记》五彩范仲淹家庭人物瓷罐
此为国家一级文物，某博物馆收藏。
如果说此文物还有第二件，则不可以知道范仲淹的身世出于什么地方，也不可以知道范仲淹在没有考取功名前做过什么。范仲淹的父亲是制瓷的，也是大将军，范仲淹自4岁时到考取功名时一直是继承了父亲的制瓷厂和义田田庄，范仲淹自己也是制瓷器高手，继承了父亲辈的制瓷器高手绘画与书法。那个地方出土了这件瓷器，那个地方就是范仲淹父亲的田产及制瓷器中心，那个地方就是范仲淹1岁至考取功名时长期生活工作的地方。用考古学证明，不用胡乱猜猜的。

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字希文。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义田记
作者:〔宋代〕钱公辅（1021年～1072年）。 
范文正公，苏人也，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方贵显时，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择族之长而贤者主其计，而时共出纳焉。日食人一升，岁衣人一缣，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妇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数，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岁入给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沛然有余而无穷。屏而家居俟代者与焉；仕而居官者罢其给。此其大较也。初，公之未贵显也，尝有志于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为西帅，及参大政，于是始有禄赐之入，而终其志。公既殁，后世子孙修其业，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虽位充禄厚，而贫终其身。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唯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车羸马，桓子曰：「是隐君之赐也。」晏子曰：「自臣之贵，父之族，无不乘车者；母之族，无不足于衣食者；妻之族，无冻馁者；齐国之士，待臣而举火者，三百余人。以此而为隐君之赐乎？彰君之赐乎？」于是齐侯以晏子之觞而觞桓子。予尝爱晏子好仁，齐侯知贤，而桓子服义也。又爱晏子之仁有等级，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晏子为近之。观文正之义，贤于平仲，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呜呼！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其邸第之雄，车舆之饰，声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门而入者，岂少也哉！况于施贤乎！其下为卿，为大夫，为士，廪稍之充，奉养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瓢囊为沟中瘠者，又岂少哉？况于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后必有史官书之者，予可无录也。独高其义，因以遗于世云。

“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于“爱物”。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懦家思想中，"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核心理念的“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但“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对长辈的爱敬，对子孙的培育，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仁爱”。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抹掉了“爱”，一味说“恩”的“父为子纲"说，提出:“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孝”之核心理念“仁爱"作为家庭伦理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