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云南香格里拉#产区邂逅“#雪域高原#”佳酿】
葡萄美酒夜光杯。浪漫了品酒人，更浪漫了一个产业。
一杯优质的香格里拉葡萄酒，其价值绝不仅仅是甘甜与醇美，更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当我们在品味香格里拉葡萄酒时，也是在体会来自“雪域高原”最真诚的祝福，感受“雪山冰川”最真挚的问候。
葡萄酒业内有一种说法—— “七分看原料，三分看工艺”。换句话说，若想酿造出上好的葡萄酒，不仅要有非凡的酿酒技术，还要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气候、土壤、阳光和雨水，缺一不可。
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腹地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因其良好的综合自然条件和风土特色，成为了酿造葡萄酒及冰酒的最佳产区之一。
一方水土，得一方好酒。迪庆葡萄酒产业历经二十年的发展，不仅成为特色优势产业，也正作为中国本土葡萄酒的典型代表走上世界舞台。
为世界酝酿中国味道，让“紫色梦想”绽放全球
走进香格里拉酒业，便会发现这里有不输世界知名酒庄的葡萄酒、酿酒罐、橡木桶，种植与酿造技术也在不断与世界接轨。
一只好酒，来自天籁。
香格里拉葡萄酒产区海拔高，紫外线强，空气清新，日照充足，生长季长，圣洁的地域和独特的微气候，使得葡萄成熟后积累的各种风味物质充盈而平衡，酿制葡萄酒具有香格里拉高原风土气息。
产地的唯一性，风土的独特性，也造就了香格里拉酒的独特风味。这些年来，香格里拉产区培育了酩悦轩尼诗“敖云”“香格里拉•藏秘”“圣域”、帕巴拉冰酒等一批国际高端葡萄酒品牌。
作为中国葡萄酒顶尖水平的代表之中国葡萄酒“三剑客”，香格里拉出品的“敖云”和“圣域”就占了两个席位，它们为中国葡萄酒树立了标杆和旗帜，更代表了中国精品葡萄酒的潜力和未来。
酩悦轩尼诗“敖云”源于一个梦想，是一款与国际名庄酒匹敌的中国红，历时四年探寻理想的葡萄土壤，定局香格里拉高原。“敖云”以法国的顶级酿造技术与香格里拉传统文化完美结合，匠心酿造极致珍稀的传世之梦，开创了中国红葡萄酒新境遇。
对香格里拉人来说，酿造心中的好酒，正是追寻“心中的日月”。这里有距离天空最近的葡萄园。海拔的高度，也代表了香格里拉对高品质的追求。
2000年香格里拉酒业成立从零开始，到2021年“圣域2018”发布，坚守了21年的香格里拉人，用“坚持”告诉世人，好的葡萄酒就是靠沉淀和积累出来的。
如果说香格里拉是一幅绝美的画卷，那么香格里拉酒业便是用独特风土作笔触，用碧绿的葡萄园作颜料，用醇香的美酒作底色，用人与自然的和谐，创作了一幅又一幅关于圣域天堂的传世佳作。
2019年5月，香格里拉酒庄酒“圣域”2016年份上市，引起行业轰动，这也意味着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单一园葡萄酒正式面世，此后每一个年份都供不应求。
坐落在维西县的云南藏地天香酒业有限公司，是国内第一家集冰葡萄种植、冰酒酿造、冰酒销售、冰酒庄园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早在2008年创造开发帕巴拉冰酒时，公司就率先提出了“原生态冰酒”的生产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原生态冰酒”的六大标准和“生物多样化种植基地”管理模式、“低温发酵零添加”冰酒生产工艺等一系列标准和技术规范，从而使帕巴拉冰酒与香格里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和谐发展，形成了具有显著特点的香格里拉风土特色。
2020年，帕巴拉冰酒获得有“酒界奥斯卡”之称的“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金奖”，标志着来自中国云南的帕巴拉冰酒成功跻身世界一流冰酒行列。
帕巴拉冰酒创始人胡其修表示，“公司将用全球视野定位维西冰酒产业，努力站在葡萄酒的金字塔顶端，打造与德国并驾齐驱的‘冰酒新世界’。”
敖云、圣域、帕巴拉等品牌的纷纷出现，正是代表了迪庆精品葡萄酒的发展水准和潜力。
随着香格里拉葡萄酒行业不断发展，提升和优化酿造工艺、提高葡萄酒品质，将科学管理和标准化的生产融入种植、酿造、销售、营销、售后各环节，成为了各大酒企逆势突围的“杀手锏”。
据了解，香格里拉酒业从2003年开始，先后进行了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HACCP食品安全认证和诚信体系认证、生态原产地认证和绿色产品认证，建立了从原材料、加工到售后全过程的追溯体系。
不仅如此，香格里拉的葡萄酒企业也积极与科研单位开展合作，藏地天香便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所展开合作，通过成果运用实现技术突破。
“天赋风土”匠心铸魂，让香格里拉产区走向世界
金秋十月，一场盛会——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于2021年10月11日在春城昆明拉开帷幕，迎来四海宾朋。独特的高原风土让帕巴拉冰酒从众多葡萄酒中脱颖而出，成为“CBD COP15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指定产品”。
走出国门，再次站上世界舞台，葡萄之韵与生态人文之美交相辉映，帕巴拉冰酒引来嘉宾无数赞叹。
而此前，产在雪域高原的香格里拉葡萄酒连续两年成为中非经贸博览会的指定葡萄酒品牌，足见其品牌影响力及行业标杆地位。
来自香格里拉的葡萄酒，正用自己的匠心和高标准，证明中国企业可以用中国产区的葡萄酒酿造出世界级高品质的葡萄酒。
这是一片专为葡萄酒而生的土地。
特殊的地理环境，多彩的民族文化，构成了香格里拉独特的风土特色。独一无二的风土特色，也孕育了独树一帜的香格里拉酒业，造就了这里的葡萄酒与其他产区截然不同的产品风味。
透过葡萄美酒，迪庆对话世界，世界感知迪庆。
那么，一杯兼具动态美与生命力的优质香格里拉葡萄酒是如何种植出来的？
香格里拉葡萄种植及葡萄酒产业从2000年规划启动。
2004年德钦县与金东集团香格里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合作关系，2009年双方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并签订了《葡萄收购协议》，形成以“香格里拉”品牌为依托、“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三江并流”的金沙江、澜沧江两江干旱河谷地带，已建成万亩葡萄基地，种植有赤霞珠、霞多丽、美乐、西拉、烟“73”、玫瑰蜜等酿酒葡萄品种，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到924公顷。
在默默耕耘、精心种植的同时，香格里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制定了优质酿酒葡萄种植标准，建立了产前、产中和产后农业服务模式，广泛开展科技培训，提高了农户优质酿酒葡萄和青稞种植技术。通过实施绿色、有机种植，有效管控了原料品质，为生产优质产品奠定了原料基础，确保酿造高品质高原葡萄酒和青稞干酒。
经过香格里拉人二十余年的深入挖掘和钻研，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得以完美结合，独创了更能表现高原葡萄酒特色的酿酒技艺，使每一瓶香格里拉葡萄酒都具有果香浓郁丰沛、单宁细腻柔和、结构复杂集中的高贵品质。
被称为“液体黄金”的冰酒，对自然条件要求十分苛刻，而且出汁率极低。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的地域特性，让维西县成为目前公认的“三大冰酒产区”之一，被誉为世界上纬度最低、海拔最高、综合自然条件最好、可开发资源规模最大、最原生态的冰酒产区。
澄澈蓝天下，绿色苍莽间，连片的葡萄园在这里享受着与世无争的无污染环境，世间独一无二的日照，终年雪山融水的灌溉，藏地天香酒业让冰葡萄酒的甜蜜与诗意注满心间。
10年时间，帕巴拉冰酒创始人、云南藏地天香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其修脚踏实地做冰酒，扩基地、引技术、建厂房、自主研发、申请专利、推出产品、举办冰酒节、打造品牌，让更多人知晓和爱上冰酒，妙享诗意味蕾。
2015年，公司取得了中国第一张冰酒生产许可证，采用无空气污染、无水体污染、无土壤污染、无化学肥料、无农药残留、无食品添加剂“六无”标准和“低温发酵全程无添加冰酒生产技术”专利技术，精心打造了“世界第一支原生态冰酒”——“帕巴拉”冰酒。
在海拔3300米，与美丽的梅里雪山相邻而立的地方，亚洲第一支高原冰酒在这里诞生，而中国目前海拔最高、纬度最低的太阳魂梅里冰酒庄园也正在此处拔地而起。
2007年“太阳魂”梅里冰酒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最南地区冰酒生产基地的形成。世界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的高原物候，冬天葡萄不用埋土，这一点为冰红葡萄酒注入了特殊的高原元素，是其他任何产区都无法复制和模仿的。
在崎岖的千沟万壑中，香郁甘醇的葡萄酒佳酿天成，凝聚高原之魂，如璀璨星辰，耀眼世界。
从种下第一颗葡萄种子到迪庆第一瓶葡萄酒问世，这群追梦人全力奔向一个属于“香格里拉”的紫色梦想。他们的愿望朴素真挚:“只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迪庆也能酿出世界级高品质的葡萄酒!”
融合“聚变”点亮未来，产业谋变“新”潮涌动
深冬时节，走进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保和镇兰永村葡萄基地里，葡萄树成片向远方蔓延，在阳光照耀下，如同荡漾在金色土地上的绿色海洋，晶莹剔透的冰葡萄挂满枝头。
幼苗种下去，到真正产品上市，需要漫长的6年。自酿出第一瓶酒，从企业单打独斗、产业一盘散沙，到如今集聚10余家葡萄酒企业、步入高速发展时期，迪庆葡萄酒产业花了21年。
微风轻掠而过，吹起这片土地陈酿二十余年的葡萄酒记忆，解读着迪庆葡萄酒产业立足新发展阶段，以产区为目标、走向酒庄集群化发展的突围密码。
葡萄酒酿造不是迪庆葡萄产业链条的终端。
打造酒庄集群，为迪庆葡萄酒产业链延伸打开了一扇窗。香格里拉产区正致力于打造一批高端化、精致化、小众化的精品酒庄，例如，敖云酒庄、阿东酒庄、霄岭酒庄、腊普河谷酒庄等等。
敖云酒庄被国际主流媒体称为在中国拥有的世界级葡萄酒名庄。以2013年份的“敖云”赤霞珠混酿的高端葡萄酒，以300美元每支出口欧美，一经推出就在全球高端葡萄酒中获得追捧。
云南茨中产区的霄岭酒庄，葡萄园位于海拔2000米之上的彩云之间。负责人白舸用勃艮第式方法酿造红酒，所聘请的酿酒顾问也是世界级勃艮第大师，品质超群，代表了高山赤霞珠葡萄酒的特色。
腊普河谷酒庄，倾力打造“小而美的精品酒庄”，作为中国国内极少数专注于酿造高品质精品冰酒及白葡萄酒的酒庄之一，是集葡萄酒生产、葡萄酒贮存、展示、品鉴、接待聚会、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精品酒庄。
“配合香格里拉的文化、风土等概念进行产品打造及营销，推广和传播葡萄酒的产品、品牌和文化，传播红酒文化的魅力，成为专业酒企突破差异化竞争的一大法宝。”
在香格里拉酒业副总经理曹建宏看来，葡萄酒产业上游连着农业，中间依托加工业，下游与文化旅游、健康养生等服务业衔接，是多产业融合、多业态叠加的复合产业。拓展引领“葡萄酒+”新业态、新模式，实现葡萄酒与旅游、文化、康养等板块的深度融合，迪庆大有可为。
如何让迪庆葡萄酒产业走得更稳更远？
迪庆州葡萄酒产业规划提出，依托“三江并流”造就的原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类型和水土光热条件，在保护好绿水青山的前提下，以企业为主体、以资本为纽带、以科技为支撑、以改革为动力，以酒庄集群为载体，以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技术人才培养体系为保障，加强品牌培育，强化投入及政策支持，形成以冰酒为特色引领，多品类酒集聚的世界著名葡萄酒产区。努力培育与香格里拉文化深度融合，与休闲度假、康体养生、文化创意相得益彰的生态经济新业态，形成高原特色农业的新标杆，云南品牌农业绿色农业的新代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新支撑。
一场以葡萄酒为底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正为迪庆葡萄酒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梅里雪山下，一个个紫色梦想正在“醉心”绽放。
如今，这弥漫在红酒杯里的“迪庆味道”，穿越历史的星空，正在觉醒。
来源：云南网
作者：杨之辉 牟燕红
葡萄美酒夜光杯。浪漫了品酒人，更浪漫了一个产业。
一杯优质的香格里拉葡萄酒，其价值绝不仅仅是甘甜与醇美，更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当我们在品味香格里拉葡萄酒时，也是在体会来自“雪域高原”最真诚的祝福，感受“雪山冰川”最真挚的问候。
葡萄酒业内有一种说法—— “七分看原料，三分看工艺”。换句话说，若想酿造出上好的葡萄酒，不仅要有非凡的酿酒技术，还要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气候、土壤、阳光和雨水，缺一不可。
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腹地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因其良好的综合自然条件和风土特色，成为了酿造葡萄酒及冰酒的最佳产区之一。
一方水土，得一方好酒。迪庆葡萄酒产业历经二十年的发展，不仅成为特色优势产业，也正作为中国本土葡萄酒的典型代表走上世界舞台。
为世界酝酿中国味道，让“紫色梦想”绽放全球
走进香格里拉酒业，便会发现这里有不输世界知名酒庄的葡萄酒、酿酒罐、橡木桶，种植与酿造技术也在不断与世界接轨。
一只好酒，来自天籁。
香格里拉葡萄酒产区海拔高，紫外线强，空气清新，日照充足，生长季长，圣洁的地域和独特的微气候，使得葡萄成熟后积累的各种风味物质充盈而平衡，酿制葡萄酒具有香格里拉高原风土气息。
产地的唯一性，风土的独特性，也造就了香格里拉酒的独特风味。这些年来，香格里拉产区培育了酩悦轩尼诗“敖云”“香格里拉•藏秘”“圣域”、帕巴拉冰酒等一批国际高端葡萄酒品牌。
作为中国葡萄酒顶尖水平的代表之中国葡萄酒“三剑客”，香格里拉出品的“敖云”和“圣域”就占了两个席位，它们为中国葡萄酒树立了标杆和旗帜，更代表了中国精品葡萄酒的潜力和未来。
酩悦轩尼诗“敖云”源于一个梦想，是一款与国际名庄酒匹敌的中国红，历时四年探寻理想的葡萄土壤，定局香格里拉高原。“敖云”以法国的顶级酿造技术与香格里拉传统文化完美结合，匠心酿造极致珍稀的传世之梦，开创了中国红葡萄酒新境遇。
对香格里拉人来说，酿造心中的好酒，正是追寻“心中的日月”。这里有距离天空最近的葡萄园。海拔的高度，也代表了香格里拉对高品质的追求。
2000年香格里拉酒业成立从零开始，到2021年“圣域2018”发布，坚守了21年的香格里拉人，用“坚持”告诉世人，好的葡萄酒就是靠沉淀和积累出来的。
如果说香格里拉是一幅绝美的画卷，那么香格里拉酒业便是用独特风土作笔触，用碧绿的葡萄园作颜料，用醇香的美酒作底色，用人与自然的和谐，创作了一幅又一幅关于圣域天堂的传世佳作。
2019年5月，香格里拉酒庄酒“圣域”2016年份上市，引起行业轰动，这也意味着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单一园葡萄酒正式面世，此后每一个年份都供不应求。
坐落在维西县的云南藏地天香酒业有限公司，是国内第一家集冰葡萄种植、冰酒酿造、冰酒销售、冰酒庄园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早在2008年创造开发帕巴拉冰酒时，公司就率先提出了“原生态冰酒”的生产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原生态冰酒”的六大标准和“生物多样化种植基地”管理模式、“低温发酵零添加”冰酒生产工艺等一系列标准和技术规范，从而使帕巴拉冰酒与香格里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和谐发展，形成了具有显著特点的香格里拉风土特色。
2020年，帕巴拉冰酒获得有“酒界奥斯卡”之称的“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金奖”，标志着来自中国云南的帕巴拉冰酒成功跻身世界一流冰酒行列。
帕巴拉冰酒创始人胡其修表示，“公司将用全球视野定位维西冰酒产业，努力站在葡萄酒的金字塔顶端，打造与德国并驾齐驱的‘冰酒新世界’。”
敖云、圣域、帕巴拉等品牌的纷纷出现，正是代表了迪庆精品葡萄酒的发展水准和潜力。
随着香格里拉葡萄酒行业不断发展，提升和优化酿造工艺、提高葡萄酒品质，将科学管理和标准化的生产融入种植、酿造、销售、营销、售后各环节，成为了各大酒企逆势突围的“杀手锏”。
据了解，香格里拉酒业从2003年开始，先后进行了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HACCP食品安全认证和诚信体系认证、生态原产地认证和绿色产品认证，建立了从原材料、加工到售后全过程的追溯体系。
不仅如此，香格里拉的葡萄酒企业也积极与科研单位开展合作，藏地天香便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所展开合作，通过成果运用实现技术突破。
“天赋风土”匠心铸魂，让香格里拉产区走向世界
金秋十月，一场盛会——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于2021年10月11日在春城昆明拉开帷幕，迎来四海宾朋。独特的高原风土让帕巴拉冰酒从众多葡萄酒中脱颖而出，成为“CBD COP15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指定产品”。
走出国门，再次站上世界舞台，葡萄之韵与生态人文之美交相辉映，帕巴拉冰酒引来嘉宾无数赞叹。
而此前，产在雪域高原的香格里拉葡萄酒连续两年成为中非经贸博览会的指定葡萄酒品牌，足见其品牌影响力及行业标杆地位。
来自香格里拉的葡萄酒，正用自己的匠心和高标准，证明中国企业可以用中国产区的葡萄酒酿造出世界级高品质的葡萄酒。
这是一片专为葡萄酒而生的土地。
特殊的地理环境，多彩的民族文化，构成了香格里拉独特的风土特色。独一无二的风土特色，也孕育了独树一帜的香格里拉酒业，造就了这里的葡萄酒与其他产区截然不同的产品风味。
透过葡萄美酒，迪庆对话世界，世界感知迪庆。
那么，一杯兼具动态美与生命力的优质香格里拉葡萄酒是如何种植出来的？
香格里拉葡萄种植及葡萄酒产业从2000年规划启动。
2004年德钦县与金东集团香格里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合作关系，2009年双方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并签订了《葡萄收购协议》，形成以“香格里拉”品牌为依托、“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三江并流”的金沙江、澜沧江两江干旱河谷地带，已建成万亩葡萄基地，种植有赤霞珠、霞多丽、美乐、西拉、烟“73”、玫瑰蜜等酿酒葡萄品种，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到924公顷。
在默默耕耘、精心种植的同时，香格里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制定了优质酿酒葡萄种植标准，建立了产前、产中和产后农业服务模式，广泛开展科技培训，提高了农户优质酿酒葡萄和青稞种植技术。通过实施绿色、有机种植，有效管控了原料品质，为生产优质产品奠定了原料基础，确保酿造高品质高原葡萄酒和青稞干酒。
经过香格里拉人二十余年的深入挖掘和钻研，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得以完美结合，独创了更能表现高原葡萄酒特色的酿酒技艺，使每一瓶香格里拉葡萄酒都具有果香浓郁丰沛、单宁细腻柔和、结构复杂集中的高贵品质。
被称为“液体黄金”的冰酒，对自然条件要求十分苛刻，而且出汁率极低。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的地域特性，让维西县成为目前公认的“三大冰酒产区”之一，被誉为世界上纬度最低、海拔最高、综合自然条件最好、可开发资源规模最大、最原生态的冰酒产区。
澄澈蓝天下，绿色苍莽间，连片的葡萄园在这里享受着与世无争的无污染环境，世间独一无二的日照，终年雪山融水的灌溉，藏地天香酒业让冰葡萄酒的甜蜜与诗意注满心间。
10年时间，帕巴拉冰酒创始人、云南藏地天香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其修脚踏实地做冰酒，扩基地、引技术、建厂房、自主研发、申请专利、推出产品、举办冰酒节、打造品牌，让更多人知晓和爱上冰酒，妙享诗意味蕾。
2015年，公司取得了中国第一张冰酒生产许可证，采用无空气污染、无水体污染、无土壤污染、无化学肥料、无农药残留、无食品添加剂“六无”标准和“低温发酵全程无添加冰酒生产技术”专利技术，精心打造了“世界第一支原生态冰酒”——“帕巴拉”冰酒。
在海拔3300米，与美丽的梅里雪山相邻而立的地方，亚洲第一支高原冰酒在这里诞生，而中国目前海拔最高、纬度最低的太阳魂梅里冰酒庄园也正在此处拔地而起。
2007年“太阳魂”梅里冰酒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最南地区冰酒生产基地的形成。世界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的高原物候，冬天葡萄不用埋土，这一点为冰红葡萄酒注入了特殊的高原元素，是其他任何产区都无法复制和模仿的。
在崎岖的千沟万壑中，香郁甘醇的葡萄酒佳酿天成，凝聚高原之魂，如璀璨星辰，耀眼世界。
从种下第一颗葡萄种子到迪庆第一瓶葡萄酒问世，这群追梦人全力奔向一个属于“香格里拉”的紫色梦想。他们的愿望朴素真挚:“只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迪庆也能酿出世界级高品质的葡萄酒!”
融合“聚变”点亮未来，产业谋变“新”潮涌动
深冬时节，走进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保和镇兰永村葡萄基地里，葡萄树成片向远方蔓延，在阳光照耀下，如同荡漾在金色土地上的绿色海洋，晶莹剔透的冰葡萄挂满枝头。
幼苗种下去，到真正产品上市，需要漫长的6年。自酿出第一瓶酒，从企业单打独斗、产业一盘散沙，到如今集聚10余家葡萄酒企业、步入高速发展时期，迪庆葡萄酒产业花了21年。
微风轻掠而过，吹起这片土地陈酿二十余年的葡萄酒记忆，解读着迪庆葡萄酒产业立足新发展阶段，以产区为目标、走向酒庄集群化发展的突围密码。
葡萄酒酿造不是迪庆葡萄产业链条的终端。
打造酒庄集群，为迪庆葡萄酒产业链延伸打开了一扇窗。香格里拉产区正致力于打造一批高端化、精致化、小众化的精品酒庄，例如，敖云酒庄、阿东酒庄、霄岭酒庄、腊普河谷酒庄等等。
敖云酒庄被国际主流媒体称为在中国拥有的世界级葡萄酒名庄。以2013年份的“敖云”赤霞珠混酿的高端葡萄酒，以300美元每支出口欧美，一经推出就在全球高端葡萄酒中获得追捧。
云南茨中产区的霄岭酒庄，葡萄园位于海拔2000米之上的彩云之间。负责人白舸用勃艮第式方法酿造红酒，所聘请的酿酒顾问也是世界级勃艮第大师，品质超群，代表了高山赤霞珠葡萄酒的特色。
腊普河谷酒庄，倾力打造“小而美的精品酒庄”，作为中国国内极少数专注于酿造高品质精品冰酒及白葡萄酒的酒庄之一，是集葡萄酒生产、葡萄酒贮存、展示、品鉴、接待聚会、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精品酒庄。
“配合香格里拉的文化、风土等概念进行产品打造及营销，推广和传播葡萄酒的产品、品牌和文化，传播红酒文化的魅力，成为专业酒企突破差异化竞争的一大法宝。”
在香格里拉酒业副总经理曹建宏看来，葡萄酒产业上游连着农业，中间依托加工业，下游与文化旅游、健康养生等服务业衔接，是多产业融合、多业态叠加的复合产业。拓展引领“葡萄酒+”新业态、新模式，实现葡萄酒与旅游、文化、康养等板块的深度融合，迪庆大有可为。
如何让迪庆葡萄酒产业走得更稳更远？
迪庆州葡萄酒产业规划提出，依托“三江并流”造就的原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类型和水土光热条件，在保护好绿水青山的前提下，以企业为主体、以资本为纽带、以科技为支撑、以改革为动力，以酒庄集群为载体，以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技术人才培养体系为保障，加强品牌培育，强化投入及政策支持，形成以冰酒为特色引领，多品类酒集聚的世界著名葡萄酒产区。努力培育与香格里拉文化深度融合，与休闲度假、康体养生、文化创意相得益彰的生态经济新业态，形成高原特色农业的新标杆，云南品牌农业绿色农业的新代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新支撑。
一场以葡萄酒为底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正为迪庆葡萄酒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梅里雪山下，一个个紫色梦想正在“醉心”绽放。
如今，这弥漫在红酒杯里的“迪庆味道”，穿越历史的星空，正在觉醒。
来源：云南网
作者：杨之辉 牟燕红
【#书评# | “小镇做题家”何以成为“985废物”？】近两年在国内，“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词汇在网络热传，成为一些高校学生自嘲的标签。这些学生往往出身小城镇，他们埋头苦读、擅长应试，因此考入顶级高校，但又自觉缺乏一定的视野和资源，也因此在学业和工作上受到一定阻碍。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论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的改造，一个是人的改造。56年我们基本完成了制度的改造（私有—公有），57年到76年各种运动都致力于人的改造。78年以后，制度走了回头路，即生产关系或者经济基础又回归了私有，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之一方面的社会的意识形态自然而然也变得一切向钱看，利益最大化，自私自利等等，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充斥全社会。
由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病态的意识形态又不断产生出大资本家，小资，从而市场经济的资本积累更加严重，产生了今天社会之面貌。
总结：不能自废武功，改所有制为第一要义，改人需要很长的时期。 不改所有制，人是不可能改的。不改人，改所有制的成果早晚还得被剥夺。
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的改造，一个是人的改造。56年我们基本完成了制度的改造（私有—公有），57年到76年各种运动都致力于人的改造。78年以后，制度走了回头路，即生产关系或者经济基础又回归了私有，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之一方面的社会的意识形态自然而然也变得一切向钱看，利益最大化，自私自利等等，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充斥全社会。
由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病态的意识形态又不断产生出大资本家，小资，从而市场经济的资本积累更加严重，产生了今天社会之面貌。
总结：不能自废武功，改所有制为第一要义，改人需要很长的时期。 不改所有制，人是不可能改的。不改人，改所有制的成果早晚还得被剥夺。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