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生活成为两点一线或者一点一线、零社交、惯性失眠、对所有事物人丧失兴趣、除了上班外不再出门，或许是对30岁的“恐慌”。工作压力与收入成反比、房子依旧买不起、来自各方催婚、家庭关系差劲，辞职、逃离这里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可又怕到一个陌生地方、单位不放人，有时又觉得新的地方再遭也不会比现在遭吧，去哪都是一个人，这里还要被所谓的家庭关系束缚，永远是“樊胜美”不是吗……真是个差劲的人啊……
【“吴某聚众斗殴、故意伤害案”审判长答疑】
#吴某聚众斗殴故意伤害案审判长答疑#
据“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10日消息，2022年1月29日，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上诉人吴某犯聚众斗殴、故意伤害案二审宣判，以聚众斗殴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宣判后，吴某表示服从判决、认罪认罚。
2月8日，部分媒体以“江西16岁少年遭多人围殴反杀案二审获刑六年六个月”等为题进行报道，引发众多网民的关注与讨论。
为回应舆论关切，该案审判长现就网民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答疑。
疑问一：吴某遭多人殴打，为何定故意伤害罪和聚众斗殴罪两个罪？
审判长：吴某所犯聚众斗殴罪，是其2020年2月27日在永新县实施的聚众斗殴行为，与2020年5月8日凌晨在安福县某宾馆实施的故意伤害罪并非同一犯罪事实。
该起聚众斗殴案犯罪事实如下：吴某因敲错宾馆房门与肖某甲产生冲突，双方结怨并多次相互寻仇。2019年10月5日晚，吴某发现肖某甲、刘某某在电竞馆上网，便纠集龙某、文某、曾某携带刀具进行报复，造成刘某某轻伤二级的后果（该起聚众斗殴事实，因吴某时年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肖乙（已判刑）等人与肖某甲、刘某某等人玩得好，因上述冲突，加之贺某（已判刑）等人与吴某的“老大”肖某有恩怨，2020年2月27日1时许，吴某等人与贺某、肖乙等人相遇，贺某、肖乙等人驾车追截吴某等人的车，吴某通过他人得知肖乙等人是向其寻仇，便叫文某从住的宾馆取红缨枪放在车上，之后，吴某驾车搭载文某、段某某、朱某某、罗某甲、贺某甲共6人外出，与贺某、肖乙等人在永新县某医院前十字路口（公共要道）撞见，吴某便停车，贺某、肖乙等人持斧头等砍吴某及其汽车，吴某下车后持匕首捅肖乙并用文某从车上取下的红缨枪追对方，对方逃离现场。
吴某在该“2.27”聚众斗殴事实中的行为与之前双方的多次冲突不可割裂视之，综合事态发展全过程进行分析，其行为出于争霸一方、寻仇报复、寻求刺激等违法动机，主观上有主动迎战、积极侵害的故意，客观上事先准备犯罪工具并积极持械参与斗殴，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
疑问二：吴某参与的恶势力团伙违法犯罪行为与本案是否具有关联性？
审判长：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至2020年2月期间，吴某和肖某、曾某、龙某、文某（均已判刑）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永新县城及深圳两地多次实施强奸、强迫卖淫、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该恶势力团伙其他成员的违法犯罪事实已经由相关法院作出了判决。
吴某系该恶势力团伙成员，共参与该恶势力团伙违法犯罪中的三起寻衅滋事、一起非法拘禁、两起聚众斗殴事实，因其当时未成年依法另案不公开审理即在本案中处理。鉴于其在参与三起寻衅滋事、一起非法拘禁和第一起聚众斗殴时未满十六周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但其在参与上述第二起聚众斗殴（即“2.27”聚众斗殴案）时已满十六周岁，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原判据此认定吴某参与恶势力团伙违法犯罪，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完全符合法律和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刑事政策规定。且由于吴某参与的该起聚众斗殴事实系恶势力团伙犯罪，依法应从严惩处。
在这里特别说明的是，吴某参与该恶势力团伙违法犯罪行为，是本案审理的事实之一，而不是已经司法机关处理过的违法犯罪前科。
疑问三：吴某所犯故意伤害罪的具体事实是什么？
审判长：2020年5月7日晚上10时许，肖丙和吴某两人打车将通过快手认识的两个安福女孩肖某某、刘某丙接到安福县城，在案发的宾馆开了房间（410房）。2020年5月8日0时30分许，王某某看到其认识的女孩刘某丙跟吴某、肖丙、肖某某在宾馆同一房间，就去敲门找刘某丙。王某某感觉吴某开门后语气不好并用眼瞪了他，欲找回面子，便二次敲吴某的宾馆房门，吴某同行人员肖丙听到敲门声音大，感觉不对劲，便打电话叫段某某带梭标过来。王某某到宾馆前台拿总卡打开房门，手拿匕首、柴刀进入房间，将柴刀斜靠在进门的墙上，朱某某、李某某、钟某某、彭某某跟随王某某进入房间。
进入房间后，王某某用匕首指着吴某，问对方“跟谁混”的，并致电相关人员，相关人员进行了调停，王某某还叫吴某叫人过来，吴某便打电话叫刘某乙带东西（斗殴器械）过来。期间，朱某某打电话叫杨某、罗某某（被害人，殁年22岁）、王某3人，3人刚到房间，朱某某随即喊“打”并拿拖鞋打吴某，吴某反击，李某某、王某、罗某某3人也一起殴打吴某，吴某拿出网购的随身携带的匕首（系管制刀具）捅刺，造成罗某某腹部受伤，李某某腹部、手部受伤，朱某某肩部受伤。王某某、朱某某等人随即逃离现场，吴某见房间内的柴刀后便丢弃匕首拿起柴刀往宾馆外追，肖丙捡起吴某丢弃的匕首跟随其后。李某某、朱某某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
当日2时30分，罗某某因腹部被锐器捅刺，致肠系膜上动脉破裂、右肾动脉断裂，急性大失血，经抢救无效死亡；李某某、朱某某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吴某逃至新余被民警抓获，在逃跑过程中曾要求未满十四周岁的肖丙为其顶罪。案发后，吴某家属与罗某某家属达成刑事和解协议，赔偿了罗某某家属20万元并取得谅解。
疑问四：吴某深夜被多人侵入所住宾馆房间并遭到殴打，为何认定为防卫过当？
审判长：首先，吴某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王某某深夜约吴某房间内的刘某丙出去玩未果，因觉得吴某语气不好并瞪了他而心生不满，意图找回面子，在敲门被拒的情况下用宾馆总卡强行开门，携匕首和柴刀纠集多人进入宾馆房间，并手持匕首质问吴某，朱某某、李某某、王某、罗某某对吴某扔拖鞋并拳打脚踢，产生了危害吴某人身安全的现实危险，吴某为使自身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进行反击，符合防卫的起因、时间、对象条件，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质。
其次，吴某的行为构成防卫过当。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认定本案构成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的标准，在于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第12条之规定，防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综合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和防卫的时机、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情节，考虑双方力量对比，立足防卫人防卫时所处情境，结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作出判断。通过综合考量，对于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相差悬殊、明显过激的，应当认定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本案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王某某进入宾馆房间之后，与吴某方发生了争吵，询问吴某“跟谁混的”，并致电相关人员，相关人员进行了调停，王某某还叫吴某一方纠集人员前来斗殴，此时王某某方尚未动手斗殴，冲突尚未升级，不法侵害尚未高度紧迫，王某某一方实施的是无事生非、逞强耍横的寻衅滋事行为。第二阶段是朱某某看到其叫来的李某某、王某、罗某某等3人赶到现场后，朱某某突然朝吴某扔拖鞋，李某某、王某、罗某某继而上前赤手空拳殴打吴某，该4人均未使用王某某此前带至现场的柴刀和匕首等工具，王某某等其余4人亦未上前参与殴打吴某。事后的鉴定意见证明吴某尚不构成伤情等级（注：《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分轻微伤、轻伤、重伤三个等级）。吴某掏出随身携带的管制刀具在短时间内连刺三人，所刺部位为腹部等人体主要部位，造成罗某某肠系膜上动脉破裂、右肾动脉断裂，急性大失血死亡。
综上，吴某使用管制刀具捅刺对方，其行为的暴力程度明显超出对方的侵害手段，造成了与不法侵害相差悬殊的危害后果，应当认定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其行为属防卫过当。再次，吴某的行为不构成特殊正当防卫。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特殊防卫制度，针对的是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行为。“行凶”的暴力侵害往往强度大，具有高度紧迫性和危险性，必须是与杀人、抢劫等暴力犯罪相当的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在本案中，王某某等人进门后冲突尚未升级，后朱某某等4人赤手空拳殴打吴某，打击部位和力度未达到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烈度，亦未产生严重侵害其人身安全的后果。
综上，吴某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本案中吴某的行为产生了严重后果，依法对其减轻处罚。
疑问五：本案二审为何对吴某故意伤害罪的量刑进行改判？
审判长：吴某被他人深夜刷卡闯入自己所居住的宾馆房间内，遭到多人殴打，人身安全受到较为严重的威胁之时，拿出匕首捅刺对方，具有防卫过当、未成年犯罪、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和自愿认罪认罚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原判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八年，量刑过重，依法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
疑问六：本案所涉及的其他人员，包括王某某等人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本案所涉及其他人员，其行为构成犯罪的，均已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肖某等人恶势力团伙犯罪案件已由吉安市永新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5日作出一审判决，肖某、曾某、龙某、文某等4人被分别依法判处十二年至四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纠集多人进入案发宾馆的王某某等人，已由吉安市安福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以王某某等六人犯寻衅滋事罪，分别依法判处三年二个月至一年三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除死者罗某某外，另一名参与案件的人系不明缘由被朱某某叫来的，到场后也未动手，依法未追究刑事责任。上述案件一审判决后，上述被告人均服判，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疑问七：本案为何不公开开庭审理？判决书为何不上网公布？
审判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开庭审理时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因吴某开庭时未满十八周岁，我院遂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四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在互联网公布”的要求，本案裁判文书依法不得上网公开。
由于吴某母亲在本案一、二审期间数次向相关媒体片面披露案情，引发公众关注。故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在保护被告人相关身份信息的情况下，作出本次答疑，以回应公众关切。
#吴某聚众斗殴故意伤害案审判长答疑#
据“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10日消息，2022年1月29日，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上诉人吴某犯聚众斗殴、故意伤害案二审宣判，以聚众斗殴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宣判后，吴某表示服从判决、认罪认罚。
2月8日，部分媒体以“江西16岁少年遭多人围殴反杀案二审获刑六年六个月”等为题进行报道，引发众多网民的关注与讨论。
为回应舆论关切，该案审判长现就网民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答疑。
疑问一：吴某遭多人殴打，为何定故意伤害罪和聚众斗殴罪两个罪？
审判长：吴某所犯聚众斗殴罪，是其2020年2月27日在永新县实施的聚众斗殴行为，与2020年5月8日凌晨在安福县某宾馆实施的故意伤害罪并非同一犯罪事实。
该起聚众斗殴案犯罪事实如下：吴某因敲错宾馆房门与肖某甲产生冲突，双方结怨并多次相互寻仇。2019年10月5日晚，吴某发现肖某甲、刘某某在电竞馆上网，便纠集龙某、文某、曾某携带刀具进行报复，造成刘某某轻伤二级的后果（该起聚众斗殴事实，因吴某时年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肖乙（已判刑）等人与肖某甲、刘某某等人玩得好，因上述冲突，加之贺某（已判刑）等人与吴某的“老大”肖某有恩怨，2020年2月27日1时许，吴某等人与贺某、肖乙等人相遇，贺某、肖乙等人驾车追截吴某等人的车，吴某通过他人得知肖乙等人是向其寻仇，便叫文某从住的宾馆取红缨枪放在车上，之后，吴某驾车搭载文某、段某某、朱某某、罗某甲、贺某甲共6人外出，与贺某、肖乙等人在永新县某医院前十字路口（公共要道）撞见，吴某便停车，贺某、肖乙等人持斧头等砍吴某及其汽车，吴某下车后持匕首捅肖乙并用文某从车上取下的红缨枪追对方，对方逃离现场。
吴某在该“2.27”聚众斗殴事实中的行为与之前双方的多次冲突不可割裂视之，综合事态发展全过程进行分析，其行为出于争霸一方、寻仇报复、寻求刺激等违法动机，主观上有主动迎战、积极侵害的故意，客观上事先准备犯罪工具并积极持械参与斗殴，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
疑问二：吴某参与的恶势力团伙违法犯罪行为与本案是否具有关联性？
审判长：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至2020年2月期间，吴某和肖某、曾某、龙某、文某（均已判刑）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永新县城及深圳两地多次实施强奸、强迫卖淫、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该恶势力团伙其他成员的违法犯罪事实已经由相关法院作出了判决。
吴某系该恶势力团伙成员，共参与该恶势力团伙违法犯罪中的三起寻衅滋事、一起非法拘禁、两起聚众斗殴事实，因其当时未成年依法另案不公开审理即在本案中处理。鉴于其在参与三起寻衅滋事、一起非法拘禁和第一起聚众斗殴时未满十六周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但其在参与上述第二起聚众斗殴（即“2.27”聚众斗殴案）时已满十六周岁，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原判据此认定吴某参与恶势力团伙违法犯罪，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完全符合法律和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刑事政策规定。且由于吴某参与的该起聚众斗殴事实系恶势力团伙犯罪，依法应从严惩处。
在这里特别说明的是，吴某参与该恶势力团伙违法犯罪行为，是本案审理的事实之一，而不是已经司法机关处理过的违法犯罪前科。
疑问三：吴某所犯故意伤害罪的具体事实是什么？
审判长：2020年5月7日晚上10时许，肖丙和吴某两人打车将通过快手认识的两个安福女孩肖某某、刘某丙接到安福县城，在案发的宾馆开了房间（410房）。2020年5月8日0时30分许，王某某看到其认识的女孩刘某丙跟吴某、肖丙、肖某某在宾馆同一房间，就去敲门找刘某丙。王某某感觉吴某开门后语气不好并用眼瞪了他，欲找回面子，便二次敲吴某的宾馆房门，吴某同行人员肖丙听到敲门声音大，感觉不对劲，便打电话叫段某某带梭标过来。王某某到宾馆前台拿总卡打开房门，手拿匕首、柴刀进入房间，将柴刀斜靠在进门的墙上，朱某某、李某某、钟某某、彭某某跟随王某某进入房间。
进入房间后，王某某用匕首指着吴某，问对方“跟谁混”的，并致电相关人员，相关人员进行了调停，王某某还叫吴某叫人过来，吴某便打电话叫刘某乙带东西（斗殴器械）过来。期间，朱某某打电话叫杨某、罗某某（被害人，殁年22岁）、王某3人，3人刚到房间，朱某某随即喊“打”并拿拖鞋打吴某，吴某反击，李某某、王某、罗某某3人也一起殴打吴某，吴某拿出网购的随身携带的匕首（系管制刀具）捅刺，造成罗某某腹部受伤，李某某腹部、手部受伤，朱某某肩部受伤。王某某、朱某某等人随即逃离现场，吴某见房间内的柴刀后便丢弃匕首拿起柴刀往宾馆外追，肖丙捡起吴某丢弃的匕首跟随其后。李某某、朱某某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
当日2时30分，罗某某因腹部被锐器捅刺，致肠系膜上动脉破裂、右肾动脉断裂，急性大失血，经抢救无效死亡；李某某、朱某某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吴某逃至新余被民警抓获，在逃跑过程中曾要求未满十四周岁的肖丙为其顶罪。案发后，吴某家属与罗某某家属达成刑事和解协议，赔偿了罗某某家属20万元并取得谅解。
疑问四：吴某深夜被多人侵入所住宾馆房间并遭到殴打，为何认定为防卫过当？
审判长：首先，吴某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王某某深夜约吴某房间内的刘某丙出去玩未果，因觉得吴某语气不好并瞪了他而心生不满，意图找回面子，在敲门被拒的情况下用宾馆总卡强行开门，携匕首和柴刀纠集多人进入宾馆房间，并手持匕首质问吴某，朱某某、李某某、王某、罗某某对吴某扔拖鞋并拳打脚踢，产生了危害吴某人身安全的现实危险，吴某为使自身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进行反击，符合防卫的起因、时间、对象条件，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质。
其次，吴某的行为构成防卫过当。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认定本案构成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的标准，在于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第12条之规定，防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综合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和防卫的时机、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情节，考虑双方力量对比，立足防卫人防卫时所处情境，结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作出判断。通过综合考量，对于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相差悬殊、明显过激的，应当认定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本案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王某某进入宾馆房间之后，与吴某方发生了争吵，询问吴某“跟谁混的”，并致电相关人员，相关人员进行了调停，王某某还叫吴某一方纠集人员前来斗殴，此时王某某方尚未动手斗殴，冲突尚未升级，不法侵害尚未高度紧迫，王某某一方实施的是无事生非、逞强耍横的寻衅滋事行为。第二阶段是朱某某看到其叫来的李某某、王某、罗某某等3人赶到现场后，朱某某突然朝吴某扔拖鞋，李某某、王某、罗某某继而上前赤手空拳殴打吴某，该4人均未使用王某某此前带至现场的柴刀和匕首等工具，王某某等其余4人亦未上前参与殴打吴某。事后的鉴定意见证明吴某尚不构成伤情等级（注：《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分轻微伤、轻伤、重伤三个等级）。吴某掏出随身携带的管制刀具在短时间内连刺三人，所刺部位为腹部等人体主要部位，造成罗某某肠系膜上动脉破裂、右肾动脉断裂，急性大失血死亡。
综上，吴某使用管制刀具捅刺对方，其行为的暴力程度明显超出对方的侵害手段，造成了与不法侵害相差悬殊的危害后果，应当认定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其行为属防卫过当。再次，吴某的行为不构成特殊正当防卫。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特殊防卫制度，针对的是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行为。“行凶”的暴力侵害往往强度大，具有高度紧迫性和危险性，必须是与杀人、抢劫等暴力犯罪相当的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在本案中，王某某等人进门后冲突尚未升级，后朱某某等4人赤手空拳殴打吴某，打击部位和力度未达到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烈度，亦未产生严重侵害其人身安全的后果。
综上，吴某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本案中吴某的行为产生了严重后果，依法对其减轻处罚。
疑问五：本案二审为何对吴某故意伤害罪的量刑进行改判？
审判长：吴某被他人深夜刷卡闯入自己所居住的宾馆房间内，遭到多人殴打，人身安全受到较为严重的威胁之时，拿出匕首捅刺对方，具有防卫过当、未成年犯罪、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和自愿认罪认罚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原判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八年，量刑过重，依法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
疑问六：本案所涉及的其他人员，包括王某某等人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本案所涉及其他人员，其行为构成犯罪的，均已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肖某等人恶势力团伙犯罪案件已由吉安市永新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5日作出一审判决，肖某、曾某、龙某、文某等4人被分别依法判处十二年至四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纠集多人进入案发宾馆的王某某等人，已由吉安市安福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以王某某等六人犯寻衅滋事罪，分别依法判处三年二个月至一年三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除死者罗某某外，另一名参与案件的人系不明缘由被朱某某叫来的，到场后也未动手，依法未追究刑事责任。上述案件一审判决后，上述被告人均服判，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疑问七：本案为何不公开开庭审理？判决书为何不上网公布？
审判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开庭审理时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因吴某开庭时未满十八周岁，我院遂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四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在互联网公布”的要求，本案裁判文书依法不得上网公开。
由于吴某母亲在本案一、二审期间数次向相关媒体片面披露案情，引发公众关注。故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在保护被告人相关身份信息的情况下，作出本次答疑，以回应公众关切。
中国最牛山寨村：上万村名年入40万
以下文章来源于五环外 ，作者五环事务所
世界油画，中国大芬
大芬村坐落在深圳布吉镇，俯瞰下去和深圳遍布的城中村大同小异，但走进这里你一定会琳琅满目的“梵高”和“莫奈”所震惊。狭小的街道挤满了各式各样的画廊，光着膀子的画工们就站在巷子里作画，连空气都浸润着油画染料的气息。
这个只有0.4平方公里的客家小村落，是世界三大油画基地之一。这里每年油画出口总额超过5亿元，有一万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师。巅峰时期，这个城中村出品的油画占据了国际市场70%以上的份额。
大芬村不仅仅有着“中国油画第一村”的称号，甚至还曾经被称作中国文化产业的奇迹。但如今，这个传奇小镇正在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衰败。
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崛起和困顿
从一个只有300个人居住的小村庄，到聚集了上万名画师的全球最大商品油画聚集地，从“大粪村”到“中国油画第一村”，都源自于1989年香港商人黄江的一次决定。
当时黄江带着60多个画工来到这个小村落，在毗邻的大都市深圳的对比下大芬村的环境显得更加恶劣，60多个画工锐减到20多人。当时的黄江还没有长远的规划，也没想着要在大芬呆多久，只想着画油画，然后卖出去。
慢慢地，黄江的画打出了名声，不再仅仅销往香港，开始做起了外销。1992年，一个法国客户给了他36万张画的订单，规定一个半月完成。
“时间紧量又大，我就采用流水线的方式来处理这批画，将20多位画工分为几个部分，分别负责画天、画山、画水和树，同一个人画相同的东西，各幅画差别很小，质量比较稳定，效率也很高。
后来，老外来验货，看到这些画像是复印出来一样，感到很惊讶，也很满意。这事在行业内被传为佳话，我的名声也被广为传播。”
这就是广为流传的“大芬模式”的雏形。
黄江是一个商人，他最初的想法就是：油画能赚钱！
正因此，他催生出了大芬独有的先预定再制作的运作模式。在大芬村，复制油画形成了一条产、供、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条，画工、代理商和经纪人在这条产业链上分工明确。
大芬村将“订货”放在了第一环节，“大芬模式”的成功是将“艺术”充分市场化的结果。资本是大芬油画等相关产业运行的“血液系统”；而高素质和价格低廉劳动力以及土地资源则是如虎添翼。
在这里，“艺术”因赚钱生产，无数农民工也嗅着金钱和染料的味道寻来。他们放下锄头，提起画笔谋生，成了一个流水线上的“画工”。
正在作画的大芬村画师们
不需要经过系统的美术训练，大芬村的“画工”们大多只经过一两个月的学艺就可以上阵了，最初学艺时，甚至没有报酬。他们挤在狭小炎热的画室里，没日没夜地临摹着世界名画。
大芬村兴起之前，全球的油画工艺品大多来自韩国，那里画师一个月的月薪是20000元，而同样的价格在大芬村可以支付20名中国画师。
再一次，中国制造靠“物美价廉”而取胜。
不同于普通城中村的大芬村
然后现如今，大芬村却也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毕竟，曾经的大芬村快速崛起依赖的就是低廉的人力和土地。而如今即使只是一个城中村，商铺也寸土寸金，工人们也不再像改革开放之处那时拿着吃饱饭的钱就“拼了命”地去画画，再加上随着技术发展电脑喷绘大行其道，人再快也快不过机器。
强依赖出口的大芬村油画产业曾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大受打击，如今的疫情更是让这个小村落雪上加霜。
B站的一个UP主在去年年底去探访了油画村里的一位画师，他边画画边自嘲着说：“过去我画画，一个月是三万两万以上，随便都有。就是觉得很委屈我老婆，认识的时候一个月两三万块钱，现在一个月狂做，一个月才几千块钱。以前是画画来养家，现在赚不到钱了，还要省钱来养画。”
靠价格低廉的复制油画而崛起的大芬村，虽然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奇迹，但无疑也处在文化产业链的底端，它的前路并不好走。
艰难转型的“中国梵高”
2016年，有一部名为《中国梵高》的纪录片在中国和荷兰上映，讲述了大芬村的一位画师赵小勇的故事。
赵小勇专攻梵高，靠着临摹梵高他开了个家庭作坊式的油画店，收了几个徒弟，娶了老婆。他们白天挤在画室里画向日葵，晚上一起看讲述梵高一生的电影。
“我得了病了，我画了这些画，大家都不认同。”电影里梵高疯狂地割下了自己的耳朵，电影外画工们喃喃地重复着这句台词。
赵小勇说，梵高所有的作品他都画过了。《鸢尾花》、《向日葵》他画了两万多幅，订单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差不多可以画10幅梵高的画。
在一直合作的一位荷兰画商的赞助下，赵小勇画了20年梵高之后终于有机会抵达荷兰，亲眼看看自己的画买去了哪里和梵高的真迹。
然而巨大的想象落空，一直交易的荷兰画商开的并非一家高级画廊，而是博物馆旁边的一家纪念品商店。赵小勇的一副最小的《向日葵》只要几十块钱，在荷兰的纪念品商店里卖到30多欧元。
当他终于来到美术馆，看到梵高自画像的真迹时，他喃喃自语：“颜色不一样。”第二天，赵小勇找到了梵高的墓，他给梵高墓前点上了三根烟，是感谢，也是告别。
赵小勇给梵高“上墓”
从荷兰回到大芬村后，赵小勇想要放弃临摹，开始创作自己的油画。他说他不想再当画工，想当画家。
赵小勇参观梵高博物馆后的感慨
和赵小勇一样，想从画工成为画家的，还有大芬村。
这个小村落正在深圳征服的扶持下进行自己的产业升级。疫情前，大芬村已经聚集了300多位原创画家，2010年至2015年期间，大芬有近百幅原创作品入选国家、省级美展。
而为了应对租金的高涨，越来越多的大芬村画商们把门店开到了线上。目前大芬有1700多家淘宝店，400多家天猫店，100多家京东店，而微商则是家家都参与的。
如果你在淘宝搜索“油画”，可以看到大部分商家都来自深圳。
原创转型并不容易，大芬村所营造的是市场环境，而非原创艺术环境，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大芬村的画师们被训练的是油画市场供应，而非原创油画艺术创作。而原创画家们来到大芬村也往往会因为欠缺市场竞争力而逃离。
摆在大芬村面前的转型问题，依旧艰巨。这个村落可能是离艺术最近的地方，但也是离创造最远的地方。
脚踏大芬，仰望星空
大芬村的土地上，仍在聚集了8000多位文化产业从业者，他们是深圳时代轨迹中的一份子，艺术之于他们是谋生的工具，也是追求的远方。如果他们和这个城中村一起寻找着新的可能性。
曾经的赵小勇们，为了生活疯狂临摹“大师们”的杰作，一幅接着一幅，混淆了日夜，仿佛一个印刷机器。而如今的他们开始尝试自己作画，走上了从“画工”到“画家”，从复制到原创的转型道路。我们并不知道有多少人这其中有多少人能成功，我们着期待他们成功。
因为，这是赵小勇的故事，是大芬村的故事，也是中国的故事。
以下文章来源于五环外 ，作者五环事务所
世界油画，中国大芬
大芬村坐落在深圳布吉镇，俯瞰下去和深圳遍布的城中村大同小异，但走进这里你一定会琳琅满目的“梵高”和“莫奈”所震惊。狭小的街道挤满了各式各样的画廊，光着膀子的画工们就站在巷子里作画，连空气都浸润着油画染料的气息。
这个只有0.4平方公里的客家小村落，是世界三大油画基地之一。这里每年油画出口总额超过5亿元，有一万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师。巅峰时期，这个城中村出品的油画占据了国际市场70%以上的份额。
大芬村不仅仅有着“中国油画第一村”的称号，甚至还曾经被称作中国文化产业的奇迹。但如今，这个传奇小镇正在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衰败。
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崛起和困顿
从一个只有300个人居住的小村庄，到聚集了上万名画师的全球最大商品油画聚集地，从“大粪村”到“中国油画第一村”，都源自于1989年香港商人黄江的一次决定。
当时黄江带着60多个画工来到这个小村落，在毗邻的大都市深圳的对比下大芬村的环境显得更加恶劣，60多个画工锐减到20多人。当时的黄江还没有长远的规划，也没想着要在大芬呆多久，只想着画油画，然后卖出去。
慢慢地，黄江的画打出了名声，不再仅仅销往香港，开始做起了外销。1992年，一个法国客户给了他36万张画的订单，规定一个半月完成。
“时间紧量又大，我就采用流水线的方式来处理这批画，将20多位画工分为几个部分，分别负责画天、画山、画水和树，同一个人画相同的东西，各幅画差别很小，质量比较稳定，效率也很高。
后来，老外来验货，看到这些画像是复印出来一样，感到很惊讶，也很满意。这事在行业内被传为佳话，我的名声也被广为传播。”
这就是广为流传的“大芬模式”的雏形。
黄江是一个商人，他最初的想法就是：油画能赚钱！
正因此，他催生出了大芬独有的先预定再制作的运作模式。在大芬村，复制油画形成了一条产、供、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条，画工、代理商和经纪人在这条产业链上分工明确。
大芬村将“订货”放在了第一环节，“大芬模式”的成功是将“艺术”充分市场化的结果。资本是大芬油画等相关产业运行的“血液系统”；而高素质和价格低廉劳动力以及土地资源则是如虎添翼。
在这里，“艺术”因赚钱生产，无数农民工也嗅着金钱和染料的味道寻来。他们放下锄头，提起画笔谋生，成了一个流水线上的“画工”。
正在作画的大芬村画师们
不需要经过系统的美术训练，大芬村的“画工”们大多只经过一两个月的学艺就可以上阵了，最初学艺时，甚至没有报酬。他们挤在狭小炎热的画室里，没日没夜地临摹着世界名画。
大芬村兴起之前，全球的油画工艺品大多来自韩国，那里画师一个月的月薪是20000元，而同样的价格在大芬村可以支付20名中国画师。
再一次，中国制造靠“物美价廉”而取胜。
不同于普通城中村的大芬村
然后现如今，大芬村却也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毕竟，曾经的大芬村快速崛起依赖的就是低廉的人力和土地。而如今即使只是一个城中村，商铺也寸土寸金，工人们也不再像改革开放之处那时拿着吃饱饭的钱就“拼了命”地去画画，再加上随着技术发展电脑喷绘大行其道，人再快也快不过机器。
强依赖出口的大芬村油画产业曾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大受打击，如今的疫情更是让这个小村落雪上加霜。
B站的一个UP主在去年年底去探访了油画村里的一位画师，他边画画边自嘲着说：“过去我画画，一个月是三万两万以上，随便都有。就是觉得很委屈我老婆，认识的时候一个月两三万块钱，现在一个月狂做，一个月才几千块钱。以前是画画来养家，现在赚不到钱了，还要省钱来养画。”
靠价格低廉的复制油画而崛起的大芬村，虽然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奇迹，但无疑也处在文化产业链的底端，它的前路并不好走。
艰难转型的“中国梵高”
2016年，有一部名为《中国梵高》的纪录片在中国和荷兰上映，讲述了大芬村的一位画师赵小勇的故事。
赵小勇专攻梵高，靠着临摹梵高他开了个家庭作坊式的油画店，收了几个徒弟，娶了老婆。他们白天挤在画室里画向日葵，晚上一起看讲述梵高一生的电影。
“我得了病了，我画了这些画，大家都不认同。”电影里梵高疯狂地割下了自己的耳朵，电影外画工们喃喃地重复着这句台词。
赵小勇说，梵高所有的作品他都画过了。《鸢尾花》、《向日葵》他画了两万多幅，订单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差不多可以画10幅梵高的画。
在一直合作的一位荷兰画商的赞助下，赵小勇画了20年梵高之后终于有机会抵达荷兰，亲眼看看自己的画买去了哪里和梵高的真迹。
然而巨大的想象落空，一直交易的荷兰画商开的并非一家高级画廊，而是博物馆旁边的一家纪念品商店。赵小勇的一副最小的《向日葵》只要几十块钱，在荷兰的纪念品商店里卖到30多欧元。
当他终于来到美术馆，看到梵高自画像的真迹时，他喃喃自语：“颜色不一样。”第二天，赵小勇找到了梵高的墓，他给梵高墓前点上了三根烟，是感谢，也是告别。
赵小勇给梵高“上墓”
从荷兰回到大芬村后，赵小勇想要放弃临摹，开始创作自己的油画。他说他不想再当画工，想当画家。
赵小勇参观梵高博物馆后的感慨
和赵小勇一样，想从画工成为画家的，还有大芬村。
这个小村落正在深圳征服的扶持下进行自己的产业升级。疫情前，大芬村已经聚集了300多位原创画家，2010年至2015年期间，大芬有近百幅原创作品入选国家、省级美展。
而为了应对租金的高涨，越来越多的大芬村画商们把门店开到了线上。目前大芬有1700多家淘宝店，400多家天猫店，100多家京东店，而微商则是家家都参与的。
如果你在淘宝搜索“油画”，可以看到大部分商家都来自深圳。
原创转型并不容易，大芬村所营造的是市场环境，而非原创艺术环境，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大芬村的画师们被训练的是油画市场供应，而非原创油画艺术创作。而原创画家们来到大芬村也往往会因为欠缺市场竞争力而逃离。
摆在大芬村面前的转型问题，依旧艰巨。这个村落可能是离艺术最近的地方，但也是离创造最远的地方。
脚踏大芬，仰望星空
大芬村的土地上，仍在聚集了8000多位文化产业从业者，他们是深圳时代轨迹中的一份子，艺术之于他们是谋生的工具，也是追求的远方。如果他们和这个城中村一起寻找着新的可能性。
曾经的赵小勇们，为了生活疯狂临摹“大师们”的杰作，一幅接着一幅，混淆了日夜，仿佛一个印刷机器。而如今的他们开始尝试自己作画，走上了从“画工”到“画家”，从复制到原创的转型道路。我们并不知道有多少人这其中有多少人能成功，我们着期待他们成功。
因为，这是赵小勇的故事，是大芬村的故事，也是中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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