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河南县学建筑平面与规制探析】
1. 襄城县学(图一)
据顺治《襄城县志》，襄城县学创始于宋代，文庙创建于唐贞观二年（628年），金元频遭兵燹而明代自洪武三年始重为整觞，重建大成门、大成殿两庑、明伦堂、神库及馔堂，万历十三年（1585年）间移泮池于大门外南，建奎壁，拓壁南之地为杏坛，万历十七年（1589年）又建尊经阁于明伦堂后，终至规模弘丽：
大成殿五楹，东西翼以两庑，各七楹；前曰庙门又前曰棂星门外曰泮池，池南曰奎壁，壁之外道南相者为杏坛，其近而峙于棂星门左右两坊以亲其出入者，东为杏园春色，西为桂苑秋香，远而标于左右之通衢者，东曰德配天地，西曰道冠古今……去坊百步而北从于十字之冲者文昌阁也，殿之东北为启圣祠为名宦祠(在启圣左)，为乡贤祠(在启圣右)，殿后为明伦堂五楹，堂东厢为克己斋五楹，西为复礼斋五楹，堂后为尊经阁，敬一亭在启圣祠前。宰牲所在文庙西北，神库在庙东南，射圃在教谕宅后 ，二贤祠，在射圃东；奎井，在文昌阁北，教谕宅，在明伦堂西，训导宅在明伦堂东，总计儒学地基东至奎井巷，西尽射圃亭，宽共六十九步半，南至街北至生员冯生虞地，共一百一十五步，杏坛在外。
又有襄城《古汜城记》：
儒学：教谕宅在文庙明伦堂西，训导宅在文庙明伦堂东，创始莫详，大抵与庙同建者……尊经阁在文庙明伦堂后，明万历十四年创建，文昌阁在学宫左，明天启五年创建，奎壁，学宫东偏为儒林巷，其北旧无衢以壁障之，曰奎壁，后壁坏，万历四十四年即旧址重建，重造悬故奎壁二字于巅。天启二年以壁碍建文昌阁北趾……
2. 真阳县学(图二，图三)
真阳县隶属汝宁府，县学为明代新建，比较能反映明代县学的平面规制。《大明一统志》记之为弘治年间建，顺治《河南通志》记之为正德二年建。平面规制见嘉靖《真阳县志》记载：
儒学：在迎薰街东广五十步，袤一百二十步，正德二年创置后惟兵火。正德建风久圯，嘉靖二十八年重修……于是自殿庑祠亭以至堂斋廨舍，莫不轩明严愸焕然一新，视诸初建倍轮奂焉。始于嘉靖巳酉五月十有五日而告成，实以八月十有九日也……明伦堂，五楹，在文庙后；进德斋，三楹，堂左；修业斋，三楹堂右；号房，东西各九楹在堂东。仪门，堂前；庠门，仪门前；教谕宅，明伦堂东；训导宅，仪门内西。庙亭：先师庙，明伦堂前五楹，正德建、修，并设圣贤像，嘉靖十年云圣贤像易以木主。旧称文宣王今曰先师旧曰大成殿今曰先师庙。嘉靖二十八年重修并添设先师及四配十哲各神龛帐幔。东庑，五楹；西庑，五楹；神库，三楹庙左；神厨，三楹庙右；戟门，三楹，庙前；泮池，戟门前砖甃，上建石桥；灵星门，泮池前旧水为之，正德二年易之以石，有记见艺文志。石屏，灵星门前长三丈高一丈五尺，起凤基，在石屏南；潜蛟池，在基南；启圣祠戟门外东。乡贤祠戟门外西，名宦祠戟门外东，俱嘉靖巳酉新建；御制敬一箴碑亭，在明伦堂后嘉靖九年奉诏立；御制学规卧碑，在文庙内立。射圃，在明伦堂东。
3. 商丘县学(图四，图五)
据康熙《商丘县志》，商丘县设自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归德升州为府之后，县学则新建于万历元年(1573年)，位于归德府城内西北隅，其平面规制“县儒学在北门内，四牌楼西。明万历元年知县何希周建明伦堂三间，东西号房各五间，教谕宅在明伦堂东北，训导宅在明伦堂后。”又有艺文《新设商邱县儒学记》(明)：“……明年二月，郡太守郑公旻邑何侯希周始卜筑郡治之乾而赖公庭绘继郑为守以乙亥八月工成。释莱盖为文庙五楹，学之堂三楹也，其余凡庙学宜有者一切如制而又为文昌阁三楹于堂之直北。”
4. 郏县学(图六，图七)
郏县学于金太和六年创建，明洪武三年重建，在县城东南。其平面规制“文庙五间，两庑各七间，戟门三间，棂星门一座，明伦堂三间，斋二东进德，西修业 ，号在明伦堂东南 ，会馔堂在明伦堂西 ，学仓在堂东北 ，射圃在学门内”。又有顺治《郏县志》卷之三建置志·学宫记载：
先圣殿五间，顺治三年重修；东庑七间，顺治五年建；西庑七间；名宦祠，在戟门左；乡贤祠，在戟门右；戟门三楹，顺治四年建；棂星门三楹，柱拱方皆以石为之，嘉靖间创建；泮池桥，棂星门外；文昌奎星楼，在泮池东；启圣祠三间，在儒学门内东；明伦堂五间……堂高，堂高者堂成于学宫也，曰明伦。
目前郏县文庙的院落内散放石碑数块，其一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知县熊凤仪的庙学重修记：“明伦堂五间，进德斋三间，修业斋三间，棂星门石坊叁座，化龙石枋壹座，儒林石坊壹座，学海石坊壹座 ，进贤门楼壹座……射圃地二亩，南北长六十步，东西阔八步……”
5. 内乡县学(图八，图九)
按成化《内乡县志》卷之三记载，内乡县:
儒学在县治东南，元大德八年始创建，天历间相继修，国朝洪武七年修，天顺七年重建大成殿两庑戟门文昌祠土地庙而余成未及备。成化十五年拓基址建明伦堂及两斋号房馔堂文卷库房射圃。大成殿三间东庑七间，西庑七间，戟门三间，棂星门三间，文昌祠三间，土地祠三间，神库三间，神厨三间，宰牲房三间；明伦堂三间，博文斋三间，会馔堂三间在明伦堂东。约礼斋三间文卷库房三间在明伦堂西，东西号房三十间在两斋南，射圃亭三间，旧在明伦堂西，今改为西斋训导宅，别建于明伦堂东北隅。学仓六间，教谕宅在明伦堂后，前厅三间，后屋三间，两夹房六间，东斋训导宅在博文斋东，前厅三间，后屋三间，两夹房六间，西斋训导宅在约礼斋西前厅三间，后屋三间，两夹房六间。
图一 明代河南襄城县学平面格局示意图
图二 嘉靖《真阳县志》真阳县儒学之图
图三 明代河南真阳县学平面格局示意图
图四 康熙《商邱县志》商丘县学之图
图五 明代河南商丘县学平面格局示意图
图六 同治《郏县志》郏县学宫图
图七 河南郏县学平面格局示意图(色块标示为现有遗存)
图八 成化《内乡县志》内乡县儒学图
图九 明代河南内乡县学平面格局示意图(红色标示为清代改建部分)
图文引自：周瑛. 明代河南府、州、县庙学建筑平面与规制探析[M]//王贵祥. 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3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1. 襄城县学(图一)
据顺治《襄城县志》，襄城县学创始于宋代，文庙创建于唐贞观二年（628年），金元频遭兵燹而明代自洪武三年始重为整觞，重建大成门、大成殿两庑、明伦堂、神库及馔堂，万历十三年（1585年）间移泮池于大门外南，建奎壁，拓壁南之地为杏坛，万历十七年（1589年）又建尊经阁于明伦堂后，终至规模弘丽：
大成殿五楹，东西翼以两庑，各七楹；前曰庙门又前曰棂星门外曰泮池，池南曰奎壁，壁之外道南相者为杏坛，其近而峙于棂星门左右两坊以亲其出入者，东为杏园春色，西为桂苑秋香，远而标于左右之通衢者，东曰德配天地，西曰道冠古今……去坊百步而北从于十字之冲者文昌阁也，殿之东北为启圣祠为名宦祠(在启圣左)，为乡贤祠(在启圣右)，殿后为明伦堂五楹，堂东厢为克己斋五楹，西为复礼斋五楹，堂后为尊经阁，敬一亭在启圣祠前。宰牲所在文庙西北，神库在庙东南，射圃在教谕宅后 ，二贤祠，在射圃东；奎井，在文昌阁北，教谕宅，在明伦堂西，训导宅在明伦堂东，总计儒学地基东至奎井巷，西尽射圃亭，宽共六十九步半，南至街北至生员冯生虞地，共一百一十五步，杏坛在外。
又有襄城《古汜城记》：
儒学：教谕宅在文庙明伦堂西，训导宅在文庙明伦堂东，创始莫详，大抵与庙同建者……尊经阁在文庙明伦堂后，明万历十四年创建，文昌阁在学宫左，明天启五年创建，奎壁，学宫东偏为儒林巷，其北旧无衢以壁障之，曰奎壁，后壁坏，万历四十四年即旧址重建，重造悬故奎壁二字于巅。天启二年以壁碍建文昌阁北趾……
2. 真阳县学(图二，图三)
真阳县隶属汝宁府，县学为明代新建，比较能反映明代县学的平面规制。《大明一统志》记之为弘治年间建，顺治《河南通志》记之为正德二年建。平面规制见嘉靖《真阳县志》记载：
儒学：在迎薰街东广五十步，袤一百二十步，正德二年创置后惟兵火。正德建风久圯，嘉靖二十八年重修……于是自殿庑祠亭以至堂斋廨舍，莫不轩明严愸焕然一新，视诸初建倍轮奂焉。始于嘉靖巳酉五月十有五日而告成，实以八月十有九日也……明伦堂，五楹，在文庙后；进德斋，三楹，堂左；修业斋，三楹堂右；号房，东西各九楹在堂东。仪门，堂前；庠门，仪门前；教谕宅，明伦堂东；训导宅，仪门内西。庙亭：先师庙，明伦堂前五楹，正德建、修，并设圣贤像，嘉靖十年云圣贤像易以木主。旧称文宣王今曰先师旧曰大成殿今曰先师庙。嘉靖二十八年重修并添设先师及四配十哲各神龛帐幔。东庑，五楹；西庑，五楹；神库，三楹庙左；神厨，三楹庙右；戟门，三楹，庙前；泮池，戟门前砖甃，上建石桥；灵星门，泮池前旧水为之，正德二年易之以石，有记见艺文志。石屏，灵星门前长三丈高一丈五尺，起凤基，在石屏南；潜蛟池，在基南；启圣祠戟门外东。乡贤祠戟门外西，名宦祠戟门外东，俱嘉靖巳酉新建；御制敬一箴碑亭，在明伦堂后嘉靖九年奉诏立；御制学规卧碑，在文庙内立。射圃，在明伦堂东。
3. 商丘县学(图四，图五)
据康熙《商丘县志》，商丘县设自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归德升州为府之后，县学则新建于万历元年(1573年)，位于归德府城内西北隅，其平面规制“县儒学在北门内，四牌楼西。明万历元年知县何希周建明伦堂三间，东西号房各五间，教谕宅在明伦堂东北，训导宅在明伦堂后。”又有艺文《新设商邱县儒学记》(明)：“……明年二月，郡太守郑公旻邑何侯希周始卜筑郡治之乾而赖公庭绘继郑为守以乙亥八月工成。释莱盖为文庙五楹，学之堂三楹也，其余凡庙学宜有者一切如制而又为文昌阁三楹于堂之直北。”
4. 郏县学(图六，图七)
郏县学于金太和六年创建，明洪武三年重建，在县城东南。其平面规制“文庙五间，两庑各七间，戟门三间，棂星门一座，明伦堂三间，斋二东进德，西修业 ，号在明伦堂东南 ，会馔堂在明伦堂西 ，学仓在堂东北 ，射圃在学门内”。又有顺治《郏县志》卷之三建置志·学宫记载：
先圣殿五间，顺治三年重修；东庑七间，顺治五年建；西庑七间；名宦祠，在戟门左；乡贤祠，在戟门右；戟门三楹，顺治四年建；棂星门三楹，柱拱方皆以石为之，嘉靖间创建；泮池桥，棂星门外；文昌奎星楼，在泮池东；启圣祠三间，在儒学门内东；明伦堂五间……堂高，堂高者堂成于学宫也，曰明伦。
目前郏县文庙的院落内散放石碑数块，其一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知县熊凤仪的庙学重修记：“明伦堂五间，进德斋三间，修业斋三间，棂星门石坊叁座，化龙石枋壹座，儒林石坊壹座，学海石坊壹座 ，进贤门楼壹座……射圃地二亩，南北长六十步，东西阔八步……”
5. 内乡县学(图八，图九)
按成化《内乡县志》卷之三记载，内乡县:
儒学在县治东南，元大德八年始创建，天历间相继修，国朝洪武七年修，天顺七年重建大成殿两庑戟门文昌祠土地庙而余成未及备。成化十五年拓基址建明伦堂及两斋号房馔堂文卷库房射圃。大成殿三间东庑七间，西庑七间，戟门三间，棂星门三间，文昌祠三间，土地祠三间，神库三间，神厨三间，宰牲房三间；明伦堂三间，博文斋三间，会馔堂三间在明伦堂东。约礼斋三间文卷库房三间在明伦堂西，东西号房三十间在两斋南，射圃亭三间，旧在明伦堂西，今改为西斋训导宅，别建于明伦堂东北隅。学仓六间，教谕宅在明伦堂后，前厅三间，后屋三间，两夹房六间，东斋训导宅在博文斋东，前厅三间，后屋三间，两夹房六间，西斋训导宅在约礼斋西前厅三间，后屋三间，两夹房六间。
图一 明代河南襄城县学平面格局示意图
图二 嘉靖《真阳县志》真阳县儒学之图
图三 明代河南真阳县学平面格局示意图
图四 康熙《商邱县志》商丘县学之图
图五 明代河南商丘县学平面格局示意图
图六 同治《郏县志》郏县学宫图
图七 河南郏县学平面格局示意图(色块标示为现有遗存)
图八 成化《内乡县志》内乡县儒学图
图九 明代河南内乡县学平面格局示意图(红色标示为清代改建部分)
图文引自：周瑛. 明代河南府、州、县庙学建筑平面与规制探析[M]//王贵祥. 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3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回乡见闻# 安利个地方-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该馆修建在大明永乐年间所建的真觉寺遗址上，以巨大精美的古塔为中心露天陈列。几乎把北京地界儿可移动的石刻文物都收纳保存于此了，按内容及功用科学的分成了8个陈列区，展出历代石刻文物500余种，加上库藏历代石刻，共计千余种。这里有珍贵的北朝造像、艺术水平极高的金元石雕及唐以后历代墓志，这里荟萃了北京石刻艺术，堪称北京碑林。特别特别值得一看。
介绍几个可刷的点：
按照我国古代礼制，在陵墓的一定部位放置不同数量和形制的石雕，可以显示死者生前的地位和尊严。博物馆有个片区展示了28座陵墓石雕石刻，其中石象生、石翁仲、封冢刻石等应有应有，最厉害的是一件清代石享堂-“大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显亲王福绶石享堂”，显亲王富绶为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之子。
石享堂为汉白玉质地，石仿木结构。面阔三间，进深三间，间间以龙柱相隔，计有12根盘龙柱、18扇仿木石门。盝顶式屋面，檐下飞、椽错落，椽头饰花卉，封护檐饰如意卷边。须弥座式台基，仰覆莲、束腰处云龙纹，最下部饰圭角云纹。每间六抹双扇门对开，上部三交六蔓菱花窗、下部裙板饰宝相花，门缝处薄雕屈戌。盘龙柱满雕云纹及蛟龙出水，下仿唐式莲瓣覆盆式础，该石享堂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从朝阳区架松村肃王坟出土，是北京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第二个镇馆之宝自然是“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大明永乐初年，印度僧人班迪达自西域来京，向明成祖朱棣呈献了五尊金佛和印度式“佛陀伽耶塔”即金刚宝座的规式。明成祖与他谈经论法十分投机，封他为大国师，授予金印，并赐地于西关(今西直门)外长河北岸，为之建寺，寺名“真觉”。
公元1473年即为明成化九年，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建成。整座塔分为塔座和五塔两部分。塔下部为长方形砖砌拱券结构塔座，即金刚宝座。宝座顶上平台，建有分别为四小一大共五座的石塔。用青石砌成方形密檐式小塔，均由上千块凿刻好的石块拼装筑成。且这五座塔均采用了唐代密檐式石塔的造型风格，甚为古朴。遗憾的是，为了保护文物，现在此塔已经不能登临了。
第三个介绍一件北魏太和佛造像，此文物可谓命运多舛，1998年被盗墓分子偷走，这么重要的文物失窃，北京公安局极为重视，成立了“3•25专案侦破组”并成为北京头号专案，终于历经波折把曲阳县羊平镇南固张村的犯罪分子抓获，主犯被判处死刑，至此1998年9月30日，经历劫难的释加牟尼佛像，又回到故里北京，特复制了一件，放置在石刻艺术博物馆展示（真品在首都博物馆）。
最近冬奥，可能关门了，去前最好查询下是否关门了。
拍摄by.老猪的碎碎念 https://t.cn/8FDeGdz
该馆修建在大明永乐年间所建的真觉寺遗址上，以巨大精美的古塔为中心露天陈列。几乎把北京地界儿可移动的石刻文物都收纳保存于此了，按内容及功用科学的分成了8个陈列区，展出历代石刻文物500余种，加上库藏历代石刻，共计千余种。这里有珍贵的北朝造像、艺术水平极高的金元石雕及唐以后历代墓志，这里荟萃了北京石刻艺术，堪称北京碑林。特别特别值得一看。
介绍几个可刷的点：
按照我国古代礼制，在陵墓的一定部位放置不同数量和形制的石雕，可以显示死者生前的地位和尊严。博物馆有个片区展示了28座陵墓石雕石刻，其中石象生、石翁仲、封冢刻石等应有应有，最厉害的是一件清代石享堂-“大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显亲王福绶石享堂”，显亲王富绶为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之子。
石享堂为汉白玉质地，石仿木结构。面阔三间，进深三间，间间以龙柱相隔，计有12根盘龙柱、18扇仿木石门。盝顶式屋面，檐下飞、椽错落，椽头饰花卉，封护檐饰如意卷边。须弥座式台基，仰覆莲、束腰处云龙纹，最下部饰圭角云纹。每间六抹双扇门对开，上部三交六蔓菱花窗、下部裙板饰宝相花，门缝处薄雕屈戌。盘龙柱满雕云纹及蛟龙出水，下仿唐式莲瓣覆盆式础，该石享堂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从朝阳区架松村肃王坟出土，是北京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第二个镇馆之宝自然是“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大明永乐初年，印度僧人班迪达自西域来京，向明成祖朱棣呈献了五尊金佛和印度式“佛陀伽耶塔”即金刚宝座的规式。明成祖与他谈经论法十分投机，封他为大国师，授予金印，并赐地于西关(今西直门)外长河北岸，为之建寺，寺名“真觉”。
公元1473年即为明成化九年，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建成。整座塔分为塔座和五塔两部分。塔下部为长方形砖砌拱券结构塔座，即金刚宝座。宝座顶上平台，建有分别为四小一大共五座的石塔。用青石砌成方形密檐式小塔，均由上千块凿刻好的石块拼装筑成。且这五座塔均采用了唐代密檐式石塔的造型风格，甚为古朴。遗憾的是，为了保护文物，现在此塔已经不能登临了。
第三个介绍一件北魏太和佛造像，此文物可谓命运多舛，1998年被盗墓分子偷走，这么重要的文物失窃，北京公安局极为重视，成立了“3•25专案侦破组”并成为北京头号专案，终于历经波折把曲阳县羊平镇南固张村的犯罪分子抓获，主犯被判处死刑，至此1998年9月30日，经历劫难的释加牟尼佛像，又回到故里北京，特复制了一件，放置在石刻艺术博物馆展示（真品在首都博物馆）。
最近冬奥，可能关门了，去前最好查询下是否关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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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水利史
海河水系有漳卫、子牙、大清、永定、潮白等河。历史上各河河道变迁很多。黄河北流时曾与漳卫、子牙等水系相混。后原海河水系各河又汇入海河，于大沽口入渤海。海河水利可分为五个时期。
先秦至南北朝（589以前）河道治理。海河水系的整治，最早见于《禹贡》所记治水传说。相传公元前2000多年前，禹对当时与黄河下游交叉通连的属于今漳卫、子牙以及大清等水系，进行过治导。北魏熙平二年(517)左右，海河流域连年大雨，洪涝泛滥，遍及今漳卫、子牙、大清、永定、潮白及蓟运等水系。当时洪涝重灾区是冀州（约今河北省衡水地区，沧州地区南部）、定州（约今石家庄地区、邢台地区北部，保定地区南部）、瀛州(约今天津市南部，河北省沧州、保定两地区北部)、幽州（约今北京市、天津市北部，河北省廊坊地区及唐山地区西部）。针对洪涝灾情，崔楷提出一整套抗洪、排涝、除碱、营田等治理规划，着重指出要多置水口，分流入海。这是海河治理史上在明清以前仅见的全面整治规划方案。这种多途入海，分道行洪排涝的规划思想，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一直成为海河治理的基本措施之一(例如：明清时期南、北运河广开减河，分洪入海；1963年后，陆续新建或扩建漳卫、子牙、滏阳、永定、潮白等新河)。崔楷的治理方案，当时虽经批准实施，但兴工未久，旋即停罢，无从考究其具体效果。
灌溉。战国魏文侯时，海河流域出现引用多沙河流淤灌田地的典型（见引漳十二渠），两汉及东魏有维修、改建记载。西汉时有太白渠及乌子堰等工程，位于今子牙水系石津灌区。东汉时，漳卫水系的上党(在今山西长治地区)、汲县等地有过几次修治引灌;潮白水系在今顺义一带开种稻田8000余顷。三国魏嘉平二年(250)，在今北京市境内出现永定河灌溉史上的大灌区（见戾陵堰），西晋、北魏、北齐及唐代有重修的记载。北魏、北齐还曾整修过位于今房涞涿灌区的古督亢陂。
航运。东汉时，子牙水系开凿蒲吾渠，筹划滹沱河通漕至山西；永定水系有利用湿水(今永定河)通漕的记载。建安九年至十八年(204～213)，曹操在海河流域开凿一系列联络天然水道的人工运渠，从拦截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开始，陆续修建了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利漕渠等运渠，从而首次实现黄河、海河、滦河三大流域水系的航运沟通，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隋至北宋(589～1127)航运。隋代开永济渠，水运从黄河航行直至今北京城南。唐代持续通航。五代时有幽州（今北京市）府东南河路通漕的记载。唐代为避免海运风险，曾重修平虏渠、泉州渠等局部河段，连通鲍丘河下游(相当今蓟运河)运粮到渔阳(今蓟县)。
农田水利。唐代灌溉工程，漳卫水系有金凤渠、菊花渠、利物渠等，子牙水系有太白渠、大唐渠、礼教渠、广润陂等，潮白水系有孤山陂、渠河塘等。北宋熙宁二年至九年(1069～1076)，王安石变法，大兴农田水利，特别是利用多沙河流引洪淤灌、放淤，形成空前高潮。在海河流域曾引用漳河、洺河、滹沱河、葫芦河以及沈苑河（今府河）等进行淤灌、放淤。这些水系有的还结合进行疏导排水工程。
塘泊蓄水。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工程措施。北宋早期，宋、辽对峙，分界线西起今河北省徐水，中经雄、霸等县，东抵天津海口。分界线南侧，宋方采取蓄水御敌，兴建了东西长600里（直线距约400余里）、南北宽50～100里的大型塘泊工程。据《宋史·河渠志》等文献记载，当时塘泊共九区，其中东起沧州泥沽海口（今天津小直沽口），西至保州（今河北省保定）有七区，各塘深约5～10尺余。另自安肃军(今徐水)、广信军(今徐水遂城镇)之西至保州西北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鸡距等泉，开成稻田、方田，水深3～5尺，称为西塘泊。现在的白洋淀、东淀以及天津以南各洼地，大都是北宋塘泊的遗迹。
金、元时期(1127～1368)航运。金贞元元年(1153)，在今北京建都，定名中都。据《金史·河渠志》记载，当时中都所需粮食等物资供应，主要依靠位于今漳卫及子牙等水系的3府、12州及其所属34县的水运，统称漕河。金代中都至通州的运输，原先在通州城北的潞水（今潮白河）西侧，有条水道（相当今坝河，金代人曾称之为运河或漕渠）可通中都城北，但水源缺乏，不能维持航运。为了增辟水源，接济该河漕运，大定十二年(1172)，曾试开引卢沟水(今永定河)的金口河，因水沙不能控制，未成功。泰和五年(1205)，中都至通州间改凿漕渠。这是条新线（今通惠河前身），约长50里。水源来自高梁河及白莲潭（相当后代的积水潭）诸水，流量很小，因此由西向东采用分段拦河设闸的办法调节水量，最末一闸位于通州城西。这是海河流域航运史上建闸渠化的首次尝试，后元、明、清各代通惠河利用船闸通航，便是在此基础上的继承发展。元代水运方面，因金代闸河淤废，通州至都城常需陆运，郭守敬为了大都的城市供水和恢复京通水运，开发了较充裕的水源白浮等泉水，利用金闸河遗迹重开通惠河，建闸渠化，于至元三十年(1293)终于实现京杭运河全线连接通航。经历元、明、清三代，漕运通行600多年。
防洪。金代为了都城安全，注重卢沟河防洪，筑堤、堵口工程屡有兴建。卢沟以及滹沱、漳河等水系的防汛、抢险，金《河防令》有具体规定。元灭金后，扩建金中都为大都，继续加强对卢沟河的防洪。在海河各水系，先后修建过一些防洪设施。郭守敬即曾在漳河、滹沱等水系兴办过包括防洪在内的许多工程。
灌溉。金代白莲潭、高梁河都曾有过放水引灌的记载，大清水系的安肃（今徐水）、定兴也曾引河水溉田。元代在海河各水系修建过一些灌排设施。
明、清时期(1368～1911)。明、清以北京为首都，海河水利从金、元发展到明、清，逐渐形成固定不变，必须奉行的两大方针任务：一是要保证漕运畅通，京师粮食充裕；二是要确保首都防洪安全。这给海河流域全局性的除害兴利规划治理，增加了复杂性、艰巨性。
北京防洪。明、清对永定河的修防，较之前代更为重视。具体措施有修土堤及石堤，建减水坝，改下口（堤防末段接淀泊的河口），以及岁修、防汛抢险等。例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起大举修堤，东达东淀、三角淀等淀泊区，后来发展到长达200里。又如从康熙三十七年至乾隆三十七年(1698～1772)间，下口改河就达六次，间隔最长的27年，短的仅3年。又如从乾隆三年至光绪二十年(1738～1894)间，上起北京卢沟桥下达永清县冰窖村，河道两岸就修建减水坝18座，其运用时间有长有短。至于筑堤、修埽、堵口等工程，更是史不绝书。
航运。京杭运河在海河流域境内的南、北运河段，从明弘治元年(?)至清光绪六年(1488?～1880)，南起四女寺，北至王家务，先后兴建减水闸坝7座，排泄洪涝。至于疏浚、修筑等工程，进行更为频繁。
农田水利。明董应举、徐光启、清陈仪、林则徐等，特别是明徐贞明，都积极提倡兴修水利。包括陈仪参加的清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水利营田，虽有一定成效，终难持久，除社会因素外，一个最重要的障碍是水源得不到保证。
民国时期(1912～1949)。海河水利工作基本停滞，灾害频繁，有关部门只进行地形测绘和某些规划设计，以及实施一些临时应急的工程措施。
海河水系有漳卫、子牙、大清、永定、潮白等河。历史上各河河道变迁很多。黄河北流时曾与漳卫、子牙等水系相混。后原海河水系各河又汇入海河，于大沽口入渤海。海河水利可分为五个时期。
先秦至南北朝（589以前）河道治理。海河水系的整治，最早见于《禹贡》所记治水传说。相传公元前2000多年前，禹对当时与黄河下游交叉通连的属于今漳卫、子牙以及大清等水系，进行过治导。北魏熙平二年(517)左右，海河流域连年大雨，洪涝泛滥，遍及今漳卫、子牙、大清、永定、潮白及蓟运等水系。当时洪涝重灾区是冀州（约今河北省衡水地区，沧州地区南部）、定州（约今石家庄地区、邢台地区北部，保定地区南部）、瀛州(约今天津市南部，河北省沧州、保定两地区北部)、幽州（约今北京市、天津市北部，河北省廊坊地区及唐山地区西部）。针对洪涝灾情，崔楷提出一整套抗洪、排涝、除碱、营田等治理规划，着重指出要多置水口，分流入海。这是海河治理史上在明清以前仅见的全面整治规划方案。这种多途入海，分道行洪排涝的规划思想，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一直成为海河治理的基本措施之一(例如：明清时期南、北运河广开减河，分洪入海；1963年后，陆续新建或扩建漳卫、子牙、滏阳、永定、潮白等新河)。崔楷的治理方案，当时虽经批准实施，但兴工未久，旋即停罢，无从考究其具体效果。
灌溉。战国魏文侯时，海河流域出现引用多沙河流淤灌田地的典型（见引漳十二渠），两汉及东魏有维修、改建记载。西汉时有太白渠及乌子堰等工程，位于今子牙水系石津灌区。东汉时，漳卫水系的上党(在今山西长治地区)、汲县等地有过几次修治引灌;潮白水系在今顺义一带开种稻田8000余顷。三国魏嘉平二年(250)，在今北京市境内出现永定河灌溉史上的大灌区（见戾陵堰），西晋、北魏、北齐及唐代有重修的记载。北魏、北齐还曾整修过位于今房涞涿灌区的古督亢陂。
航运。东汉时，子牙水系开凿蒲吾渠，筹划滹沱河通漕至山西；永定水系有利用湿水(今永定河)通漕的记载。建安九年至十八年(204～213)，曹操在海河流域开凿一系列联络天然水道的人工运渠，从拦截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开始，陆续修建了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利漕渠等运渠，从而首次实现黄河、海河、滦河三大流域水系的航运沟通，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隋至北宋(589～1127)航运。隋代开永济渠，水运从黄河航行直至今北京城南。唐代持续通航。五代时有幽州（今北京市）府东南河路通漕的记载。唐代为避免海运风险，曾重修平虏渠、泉州渠等局部河段，连通鲍丘河下游(相当今蓟运河)运粮到渔阳(今蓟县)。
农田水利。唐代灌溉工程，漳卫水系有金凤渠、菊花渠、利物渠等，子牙水系有太白渠、大唐渠、礼教渠、广润陂等，潮白水系有孤山陂、渠河塘等。北宋熙宁二年至九年(1069～1076)，王安石变法，大兴农田水利，特别是利用多沙河流引洪淤灌、放淤，形成空前高潮。在海河流域曾引用漳河、洺河、滹沱河、葫芦河以及沈苑河（今府河）等进行淤灌、放淤。这些水系有的还结合进行疏导排水工程。
塘泊蓄水。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工程措施。北宋早期，宋、辽对峙，分界线西起今河北省徐水，中经雄、霸等县，东抵天津海口。分界线南侧，宋方采取蓄水御敌，兴建了东西长600里（直线距约400余里）、南北宽50～100里的大型塘泊工程。据《宋史·河渠志》等文献记载，当时塘泊共九区，其中东起沧州泥沽海口（今天津小直沽口），西至保州（今河北省保定）有七区，各塘深约5～10尺余。另自安肃军(今徐水)、广信军(今徐水遂城镇)之西至保州西北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鸡距等泉，开成稻田、方田，水深3～5尺，称为西塘泊。现在的白洋淀、东淀以及天津以南各洼地，大都是北宋塘泊的遗迹。
金、元时期(1127～1368)航运。金贞元元年(1153)，在今北京建都，定名中都。据《金史·河渠志》记载，当时中都所需粮食等物资供应，主要依靠位于今漳卫及子牙等水系的3府、12州及其所属34县的水运，统称漕河。金代中都至通州的运输，原先在通州城北的潞水（今潮白河）西侧，有条水道（相当今坝河，金代人曾称之为运河或漕渠）可通中都城北，但水源缺乏，不能维持航运。为了增辟水源，接济该河漕运，大定十二年(1172)，曾试开引卢沟水(今永定河)的金口河，因水沙不能控制，未成功。泰和五年(1205)，中都至通州间改凿漕渠。这是条新线（今通惠河前身），约长50里。水源来自高梁河及白莲潭（相当后代的积水潭）诸水，流量很小，因此由西向东采用分段拦河设闸的办法调节水量，最末一闸位于通州城西。这是海河流域航运史上建闸渠化的首次尝试，后元、明、清各代通惠河利用船闸通航，便是在此基础上的继承发展。元代水运方面，因金代闸河淤废，通州至都城常需陆运，郭守敬为了大都的城市供水和恢复京通水运，开发了较充裕的水源白浮等泉水，利用金闸河遗迹重开通惠河，建闸渠化，于至元三十年(1293)终于实现京杭运河全线连接通航。经历元、明、清三代，漕运通行600多年。
防洪。金代为了都城安全，注重卢沟河防洪，筑堤、堵口工程屡有兴建。卢沟以及滹沱、漳河等水系的防汛、抢险，金《河防令》有具体规定。元灭金后，扩建金中都为大都，继续加强对卢沟河的防洪。在海河各水系，先后修建过一些防洪设施。郭守敬即曾在漳河、滹沱等水系兴办过包括防洪在内的许多工程。
灌溉。金代白莲潭、高梁河都曾有过放水引灌的记载，大清水系的安肃（今徐水）、定兴也曾引河水溉田。元代在海河各水系修建过一些灌排设施。
明、清时期(1368～1911)。明、清以北京为首都，海河水利从金、元发展到明、清，逐渐形成固定不变，必须奉行的两大方针任务：一是要保证漕运畅通，京师粮食充裕；二是要确保首都防洪安全。这给海河流域全局性的除害兴利规划治理，增加了复杂性、艰巨性。
北京防洪。明、清对永定河的修防，较之前代更为重视。具体措施有修土堤及石堤，建减水坝，改下口（堤防末段接淀泊的河口），以及岁修、防汛抢险等。例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起大举修堤，东达东淀、三角淀等淀泊区，后来发展到长达200里。又如从康熙三十七年至乾隆三十七年(1698～1772)间，下口改河就达六次，间隔最长的27年，短的仅3年。又如从乾隆三年至光绪二十年(1738～1894)间，上起北京卢沟桥下达永清县冰窖村，河道两岸就修建减水坝18座，其运用时间有长有短。至于筑堤、修埽、堵口等工程，更是史不绝书。
航运。京杭运河在海河流域境内的南、北运河段，从明弘治元年(?)至清光绪六年(1488?～1880)，南起四女寺，北至王家务，先后兴建减水闸坝7座，排泄洪涝。至于疏浚、修筑等工程，进行更为频繁。
农田水利。明董应举、徐光启、清陈仪、林则徐等，特别是明徐贞明，都积极提倡兴修水利。包括陈仪参加的清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水利营田，虽有一定成效，终难持久，除社会因素外，一个最重要的障碍是水源得不到保证。
民国时期(1912～1949)。海河水利工作基本停滞，灾害频繁，有关部门只进行地形测绘和某些规划设计，以及实施一些临时应急的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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