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死亡类案件对当事人是天大的事情#记者从最高检了解到，针对网络诽谤犯罪被害人维权成本高，尤其是单凭一己之力维权难度大，通过自诉救济面临“取证难、举证难、证明难”的现实困境，最高检正联合最高法、公安部研究起草相关规范性文件，拟进一步明确“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自诉与公诉的程序衔接等问题，以更好地指导办理诽谤犯罪案件。
此外，为贯彻执行好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规定，公安部联合最高检、最高法印发了相关规范性文件，依法惩治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违法犯罪活动。

【最高检：#公众安全感遭破坏成为追究诽谤罪刑责重要考量#】2021年民法典实施，其中专设人格权编一章，成为被广泛肯定的亮点。在法律涉及的众多情形中，发生于网络的侮辱、诽谤案事件时有出现，使得人格权正在成为我们越来越熟悉的个人权益。

如朗某、何某无端偷拍在小区门口驿站等待取快递的女业主，并编造“女业主寂寞出轨”的对话，不断扩散的图片视频使得这位女士登上微博同城热搜，遭遇“社会性死亡”；高某鑫将十多位高中女同学的照片用作色情账号的素材，脸部拼接上多张裸体照片并配上侮辱性文字，在网络上不断传播；钱某在酒店安装摄像头，偷拍入住旅客的隐私，筛选、剪辑后在网络上贩卖，或者直接贩卖摄像头网络链接，供他人观看……

每个案件是一类不良社会现象在刑事案件上的折射。

网络时代我们的人格权、人格尊严保护的法治需求如何得到更好回应，2021年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相继实施具有重要意义，而近年来，司法实践中的多起案例显示出，刑法作为后盾法，对于社会危害严重的行为已介入、惩治。

比如，在朗某、何某诽谤取快递女子案，岳某散布前女友裸照、视频对其进行报复等案件中，检察机关都因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适用了公诉程序追诉。

检察机关认为，与传统的发生在熟人之间、社区传播形式的诽谤案件不同，通过网络诽谤他人，诽谤信息经由网络广泛传播，对被害人的权益危害更大、社会影响更恶劣。同时，随着信息网络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的发展，深刻改变着信息发布和交互模式。针对网络诽谤犯罪被害人维权成本高，尤其是单凭一己之力维权难度是非常大的，通过自诉救济面临“取证难、举证难、证明难”的现实困境。

而这类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形体现在哪里？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指出：“比如，‘杭州女子取快递被诽谤案’，被诽谤对象跟被告人根本不认识，都是陌生人。被侵害对象系随意选取，具有不特定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受到这样的侵害。如果人人自危，严重破坏了广大公众安全感。所以，需要通过立法、司法、执法，加强对这一类犯罪的打击。”

他进一步表明，如果破坏了公序良俗和公众安全感，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的，应当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形”。

在上述案件中，朗某、何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岳某因侮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

苗生明介绍，2019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嫌侮辱罪、诽谤罪犯罪嫌疑人168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嫌疑人12410人。

据透露，最高检正联合最高法、公安部研究起草相关规范性文件，拟进一步明确“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自诉与公诉的程序衔接等问题，以更好地指导办理诽谤犯罪案件。#公众安全感遭破坏成诽谤罪重要考量#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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