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孚是曹魏最后一个忠臣吗#
司马孚比司马懿就小一岁，出仕比司马懿略晚，早年轨迹与司马懿极为相似。入仕之初为丞相文学掾，后为太子中庶子，入魏后先在尚书台，后来逐步转为外朝官。
但与司马懿不同的地方是，他曾受到曹植的欣赏和举荐。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在曹植与曹丕争储时支持过谁，否则他不太可能在储位确定后，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这是太子的重要属官。
从履历来看，司马孚的仕途是比较顺利的，一直在稳步上升，而且多数是在做司马懿担任过的职位。很有可能，就是司马懿在每次升官之后，就举荐司马孚接替自己的职位。
司马孚与司马懿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司马孚很像是纯粹的儒学出身的官僚，虽然并没有特别过人的文武能力，也没有立过特别大的不世之功，但他比司马懿似乎要更重视名节。
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下属弑杀之后，曹魏最后一位皇帝曹奂被迫禅位之时，司马孚都有悲不自胜的表现，尤其是在曹髦被弑之后政治空气特别紧张的时候，他的表现是很勇敢的，很有汉末党锢之祸那种名士的风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只是司马孚一个人前往抚哭曹髦，还有另一个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也就是陈泰。陈泰是陈群的儿子，和司马氏算是世交，也参与过高平陵之变，但却在这时候明确向司马昭提出了诛贾充以谢天下的要求。
仇鹿鸣在《魏晋之际的家族网络与政治权力》一书中特意分析过他们俩为代表的这种人在司马氏逐步取代曹魏的过程中的矛盾心态。他的主要根据是对司马孚的临终遗命的解读。
司马孚的临终遗命很简短，也很有意思:“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仇鹿鸣认为，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不伊不周，不夷不惠”八个字。什么意思呢？
伊指伊尹，是商朝的著名宰相，曾经流放过商王太甲，自摄国事，后来太甲改过，他又迎接回来，把权力交还给了太甲。伊尹开了一个重要的先例，也就是废立国君。
汉武帝去世后，霍光受遗命为辅政大臣，昭帝死时无后，霍光先是迎立了昌邑王刘贺，但只过了27天，就废黜了昌邑王，又改立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己为帝，也就是汉宣帝。
所以，历来伊霍并称，就是指要做废立之事。作为臣子，擅自废立君主，这当然是动摇一个朝代的根基，一般人是不能干的。如果有人干，往往是在为篡位做准备。汉末的时候，董卓干了一次，就是在为篡汉自立做准备。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又干了一次，废黜齐王芳，改立高贵乡公髦为帝。
周指的是周公旦，这自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曾随周武王伐纣，开创了周朝。周武王去世时，周公受命辅佐周武王幼年继位的儿子成王，竭尽全力，平定东方的叛乱，为周成王顺利继承周武王留下的权力做出了贡献。
夷指伯夷，是商朝末期的著名隐士，在周武王出兵伐纣的时候，伯夷曾专门找到周武王，表示反对推翻商朝。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建立周朝。伯夷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态度，不食周粟，就在首阳山上采挖薇蕨为生，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中。
惠指柳下惠。柳下惠在今天往往是坐怀不乱的意思，但他能够得到孔子和孟子的很高评价是因为，他生活在鲁国，曾经担任出仕当官，但每次都因为不肯枉道事君而被罢免。他后来成为著名隐士，随遇而安，不怨不艾，无欲无求。
司马孚说“不伊不周”的意思就是说，即不做伊尹那样擅自废立君主的权臣，也不做周公那样虽然权力已经非常大，完全可以取代周成王而自立，却仍然保持自己的臣子本分，成为纯粹的纯臣。“不夷不惠”的意思则是，既不会像伯夷叔齐因为周朝灭商就不食周粟而死，也不会像柳下惠那样毫无政治原则的随遇而安，无欲无求。
综合起来，司马孚说的意思就是坚持中道而行，“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既在一定程度上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原则，但又不会特别固执、特别坚决，为此而轻易献身。司马孚死的时候曹魏早已被司马氏所取代，进入西晋，司马孚本人也成为西晋的开国元勋之一，受封为安平王，司马炎对他也是尊崇有加，但他对司马炎的这些都没有太多依恋，对自己的定位是“魏之贞士”，自然是表明了自己反对司马炎篡魏的政治态度。
仇鹿鸣认为，司马孚和陈泰的这种政治态度其实就是魏晋之际相当一部分曹魏元老功臣及其后人的政治态度，反对曹爽专政，所以支持司马懿推翻曹爽，但对之后司马懿废立曹魏皇帝，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自立为帝又非常不满。
司马孚和陈泰这种态度让我们想起谁呢？当然是司马懿的大恩人荀彧荀令君。
荀彧之于曹操，大致相当于萧何之于汉高祖，曹操能够扫除北方各种割据势力，建立曹魏政权的基础，荀彧的功劳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功劳最大的一个人。但是，在曹操进位为魏公，公然打破刘邦确立的非刘氏不得王的封爵原则，从而表露出明显的篡汉意图时，荀彧明确表示了反对态度。最后，荀彧也因此而死。
那么，荀彧在辅佐曹操平定北方，建立霸业基础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觉得他是在兴复汉室，还是在帮助曹操建立篡汉自立的基础？他当然很清楚，他这样辅佐曹操，最后的结果必然不会是兴复汉室，而是帮助曹操建立帝王基业。
在反对曹操进位魏公之前，荀彧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兴复汉室的意图，反而多次在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时候，明确说曹操是在建立王霸之基。如果他真的是忠于汉室，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多次发生过的仍然忠于汉室的人发动的政变？
司马孚和陈泰的态度也一样。他们参与了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之变，在司马懿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的时候，也没有非常明确的表示反对。陈泰在入晋之前已死，但司马孚却完整经历了曹奂禅位给司马炎的过程，他除了“悲不自胜”之外，并没有更明确的反对。
在淮南三叛的最后一次，诸葛诞起兵反对司马氏擅权的时候，朝议甚至有让司马孚领兵前往平叛的提议。如果司马孚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忠于曹魏，他这时候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诸葛诞？在西晋建立之后，他一门十王，成为司马氏篡魏的最大受益者，他为什么没有反对？
荀彧和司马孚的态度一样，虽然他们仍然在内心里自命前朝纯臣，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却从未做过任何对前朝有利的事情，反而是在各种动摇前朝政治权威的行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种内心和行动的分离，原因何在？
其实原因并不难理解。虽然他们作为儒学传世的名门望族，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始终是将自己的家族利益置于自己宣称效忠的王朝政治利益之上的。哪怕他们明知道的自己的整治行动不利于前朝的政治利益，但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家族利益，他们就会去做，哪怕是已经违背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古人云，徒托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这种有政治信仰却随时都准备在行动上背叛的人，无论怎样为自己辨白，都不能掩盖他们在政治上实际上早已经背叛了前朝的事实。这种有信仰和没有信仰又有什么区别？和毫无政治信仰、唯利是图的小人又有什么不同？一边挖着前朝的墙角，一边反反复复的表示自己仍然忠于前朝，这种人的政治节操在哪里？
鲁迅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与他接近。对荀彧、司马孚，也当作如是观。
司马孚比司马懿就小一岁，出仕比司马懿略晚，早年轨迹与司马懿极为相似。入仕之初为丞相文学掾，后为太子中庶子，入魏后先在尚书台，后来逐步转为外朝官。
但与司马懿不同的地方是，他曾受到曹植的欣赏和举荐。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在曹植与曹丕争储时支持过谁，否则他不太可能在储位确定后，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这是太子的重要属官。
从履历来看，司马孚的仕途是比较顺利的，一直在稳步上升，而且多数是在做司马懿担任过的职位。很有可能，就是司马懿在每次升官之后，就举荐司马孚接替自己的职位。
司马孚与司马懿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司马孚很像是纯粹的儒学出身的官僚，虽然并没有特别过人的文武能力，也没有立过特别大的不世之功，但他比司马懿似乎要更重视名节。
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下属弑杀之后，曹魏最后一位皇帝曹奂被迫禅位之时，司马孚都有悲不自胜的表现，尤其是在曹髦被弑之后政治空气特别紧张的时候，他的表现是很勇敢的，很有汉末党锢之祸那种名士的风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只是司马孚一个人前往抚哭曹髦，还有另一个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也就是陈泰。陈泰是陈群的儿子，和司马氏算是世交，也参与过高平陵之变，但却在这时候明确向司马昭提出了诛贾充以谢天下的要求。
仇鹿鸣在《魏晋之际的家族网络与政治权力》一书中特意分析过他们俩为代表的这种人在司马氏逐步取代曹魏的过程中的矛盾心态。他的主要根据是对司马孚的临终遗命的解读。
司马孚的临终遗命很简短，也很有意思:“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仇鹿鸣认为，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不伊不周，不夷不惠”八个字。什么意思呢？
伊指伊尹，是商朝的著名宰相，曾经流放过商王太甲，自摄国事，后来太甲改过，他又迎接回来，把权力交还给了太甲。伊尹开了一个重要的先例，也就是废立国君。
汉武帝去世后，霍光受遗命为辅政大臣，昭帝死时无后，霍光先是迎立了昌邑王刘贺，但只过了27天，就废黜了昌邑王，又改立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己为帝，也就是汉宣帝。
所以，历来伊霍并称，就是指要做废立之事。作为臣子，擅自废立君主，这当然是动摇一个朝代的根基，一般人是不能干的。如果有人干，往往是在为篡位做准备。汉末的时候，董卓干了一次，就是在为篡汉自立做准备。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又干了一次，废黜齐王芳，改立高贵乡公髦为帝。
周指的是周公旦，这自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曾随周武王伐纣，开创了周朝。周武王去世时，周公受命辅佐周武王幼年继位的儿子成王，竭尽全力，平定东方的叛乱，为周成王顺利继承周武王留下的权力做出了贡献。
夷指伯夷，是商朝末期的著名隐士，在周武王出兵伐纣的时候，伯夷曾专门找到周武王，表示反对推翻商朝。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建立周朝。伯夷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态度，不食周粟，就在首阳山上采挖薇蕨为生，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中。
惠指柳下惠。柳下惠在今天往往是坐怀不乱的意思，但他能够得到孔子和孟子的很高评价是因为，他生活在鲁国，曾经担任出仕当官，但每次都因为不肯枉道事君而被罢免。他后来成为著名隐士，随遇而安，不怨不艾，无欲无求。
司马孚说“不伊不周”的意思就是说，即不做伊尹那样擅自废立君主的权臣，也不做周公那样虽然权力已经非常大，完全可以取代周成王而自立，却仍然保持自己的臣子本分，成为纯粹的纯臣。“不夷不惠”的意思则是，既不会像伯夷叔齐因为周朝灭商就不食周粟而死，也不会像柳下惠那样毫无政治原则的随遇而安，无欲无求。
综合起来，司马孚说的意思就是坚持中道而行，“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既在一定程度上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原则，但又不会特别固执、特别坚决，为此而轻易献身。司马孚死的时候曹魏早已被司马氏所取代，进入西晋，司马孚本人也成为西晋的开国元勋之一，受封为安平王，司马炎对他也是尊崇有加，但他对司马炎的这些都没有太多依恋，对自己的定位是“魏之贞士”，自然是表明了自己反对司马炎篡魏的政治态度。
仇鹿鸣认为，司马孚和陈泰的这种政治态度其实就是魏晋之际相当一部分曹魏元老功臣及其后人的政治态度，反对曹爽专政，所以支持司马懿推翻曹爽，但对之后司马懿废立曹魏皇帝，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自立为帝又非常不满。
司马孚和陈泰这种态度让我们想起谁呢？当然是司马懿的大恩人荀彧荀令君。
荀彧之于曹操，大致相当于萧何之于汉高祖，曹操能够扫除北方各种割据势力，建立曹魏政权的基础，荀彧的功劳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功劳最大的一个人。但是，在曹操进位为魏公，公然打破刘邦确立的非刘氏不得王的封爵原则，从而表露出明显的篡汉意图时，荀彧明确表示了反对态度。最后，荀彧也因此而死。
那么，荀彧在辅佐曹操平定北方，建立霸业基础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觉得他是在兴复汉室，还是在帮助曹操建立篡汉自立的基础？他当然很清楚，他这样辅佐曹操，最后的结果必然不会是兴复汉室，而是帮助曹操建立帝王基业。
在反对曹操进位魏公之前，荀彧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兴复汉室的意图，反而多次在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时候，明确说曹操是在建立王霸之基。如果他真的是忠于汉室，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多次发生过的仍然忠于汉室的人发动的政变？
司马孚和陈泰的态度也一样。他们参与了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之变，在司马懿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的时候，也没有非常明确的表示反对。陈泰在入晋之前已死，但司马孚却完整经历了曹奂禅位给司马炎的过程，他除了“悲不自胜”之外，并没有更明确的反对。
在淮南三叛的最后一次，诸葛诞起兵反对司马氏擅权的时候，朝议甚至有让司马孚领兵前往平叛的提议。如果司马孚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忠于曹魏，他这时候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诸葛诞？在西晋建立之后，他一门十王，成为司马氏篡魏的最大受益者，他为什么没有反对？
荀彧和司马孚的态度一样，虽然他们仍然在内心里自命前朝纯臣，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却从未做过任何对前朝有利的事情，反而是在各种动摇前朝政治权威的行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种内心和行动的分离，原因何在？
其实原因并不难理解。虽然他们作为儒学传世的名门望族，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始终是将自己的家族利益置于自己宣称效忠的王朝政治利益之上的。哪怕他们明知道的自己的整治行动不利于前朝的政治利益，但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家族利益，他们就会去做，哪怕是已经违背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古人云，徒托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这种有政治信仰却随时都准备在行动上背叛的人，无论怎样为自己辨白，都不能掩盖他们在政治上实际上早已经背叛了前朝的事实。这种有信仰和没有信仰又有什么区别？和毫无政治信仰、唯利是图的小人又有什么不同？一边挖着前朝的墙角，一边反反复复的表示自己仍然忠于前朝，这种人的政治节操在哪里？
鲁迅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与他接近。对荀彧、司马孚，也当作如是观。
觉世真经注解(33)
背地谋害
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圣人明言之。诚以报所当报，无欺无隐，方为正大。谋人害人之事，从何而起？人惟不知此理，遂有阴图报复之谋，以行其害。或妒人才技，或忌人贤能，挟怨怀私，争财图利，面前勿露，背后阴谋，使人暗受其累而不知。所谓明枪易避，暗箭难防者也。阴险诈狠，莫此为甚。盖存心谋害，较触忿而杀害人者，其情尤重。杀害人者，止因一时忿怒所致，及事后无有不自悔惕者。谋害于人，则其蓄心蓄意，时时刻刻，不肯歇手。必思虑计算，遂其谋害而后已。是其谋害之心，时时刻刻常在，即是时时刻刻，谋害于人矣。冥冥中宜何如记其恶迹乎？况背地可以谋人，断不能瞒神。焉知背地之后，不更有背地者相等，终至亦为人谋也哉。
注：以直报怨，用惩罚回报恶行，用正直回报恶行。出自《论语宪问》。
报所当报，回报你说该回报的。
悔惕，后悔小心。
蓄心蓄意，居心。
相等，在等待。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不存天理
天命谓性，性即理也。故知命者，无不存理。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圣贤学问，彻上彻下，全在此做工夫。精之则参赞化育，尽物尽人，粗之则为正士，为君子，日用当然各得其正。苟不存此天理，便不足以为人，必至立身苟且，下流卑贱，邪诈欺伪，渐染不知，善性全亡，恶缘日起，正如主宰一失，全无把握也。
注：天命谓性，天命就是人的本性。这是《中庸》开篇的一句话。
性即理也，天赋予人即为性。其性存于人而有形者即为心。
故知命者，无不存理，因此知天命的人，没有不存养理性。
不顺人心
上句从行己上说，此句从处世上说，其实一贯也。理具于心，不能存理，已心先失，何能顺人乎？心心相印，体物入微，故忠恕之道，皆从顺人心上体贴出来。彼不顺者，大抵不曾回思一切，故敢无知狂作，逆情害理。务以不肯顺人为得计，不知人心不顺，己心亦未尝舒泰，何苦徒作憎恶之端乎？天理人心，四字是为人最初根本，存之则万善全归，失之则诸恶是作。
圣帝此戒，是深切警人处。凡人当于此二语，认真循省，不可忽略。
注：心心相印，彼此的心意不用说出，就可以互相了解。
逆情害理，违背常理；有害于伦理。
全归，全部具备。
循省，省察。
不信报应，引人作恶
天人交感，捷于影响。报应二字，不必专于地狱轮回中求眼见，即现在因果自然毫发不紊。譬如种物下种，各从类生，明白易见。况鬼神昭鉴，善恶分明，余庆余殃，一定不易，何可不信乎？彼执谬之人，自己心性不明，妄欲訾议长短，辄以报应二字，不足信其实。自己茫无所据；甚或别具肺肠；或明知是理，故欲背违；或昏昧终身，不从劝化。自己既不知信，遂引他人作恶，而亦不顾矣。况恶事皆从利欲生出，人本易犯，又有不信报应者，从而招之，不为误者鲜矣。管子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甚言其易也。
注：眼见，亲眼看见（地狱轮回）。
类生，什么种子，长出什么庄稼。
执谬，执着错误的，荒唐的观念。
訾议，非议。
其实，因果报应的真实。
肺肠，这里指坏心思。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顺随善良象登山一样，顺随恶行象山崩一样。比喻学好很难，学坏极容易。出处《国语·周语下》。
甚言，极力表明（行恶堕落非常容易）。
背地谋害
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圣人明言之。诚以报所当报，无欺无隐，方为正大。谋人害人之事，从何而起？人惟不知此理，遂有阴图报复之谋，以行其害。或妒人才技，或忌人贤能，挟怨怀私，争财图利，面前勿露，背后阴谋，使人暗受其累而不知。所谓明枪易避，暗箭难防者也。阴险诈狠，莫此为甚。盖存心谋害，较触忿而杀害人者，其情尤重。杀害人者，止因一时忿怒所致，及事后无有不自悔惕者。谋害于人，则其蓄心蓄意，时时刻刻，不肯歇手。必思虑计算，遂其谋害而后已。是其谋害之心，时时刻刻常在，即是时时刻刻，谋害于人矣。冥冥中宜何如记其恶迹乎？况背地可以谋人，断不能瞒神。焉知背地之后，不更有背地者相等，终至亦为人谋也哉。
注：以直报怨，用惩罚回报恶行，用正直回报恶行。出自《论语宪问》。
报所当报，回报你说该回报的。
悔惕，后悔小心。
蓄心蓄意，居心。
相等，在等待。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不存天理
天命谓性，性即理也。故知命者，无不存理。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圣贤学问，彻上彻下，全在此做工夫。精之则参赞化育，尽物尽人，粗之则为正士，为君子，日用当然各得其正。苟不存此天理，便不足以为人，必至立身苟且，下流卑贱，邪诈欺伪，渐染不知，善性全亡，恶缘日起，正如主宰一失，全无把握也。
注：天命谓性，天命就是人的本性。这是《中庸》开篇的一句话。
性即理也，天赋予人即为性。其性存于人而有形者即为心。
故知命者，无不存理，因此知天命的人，没有不存养理性。
不顺人心
上句从行己上说，此句从处世上说，其实一贯也。理具于心，不能存理，已心先失，何能顺人乎？心心相印，体物入微，故忠恕之道，皆从顺人心上体贴出来。彼不顺者，大抵不曾回思一切，故敢无知狂作，逆情害理。务以不肯顺人为得计，不知人心不顺，己心亦未尝舒泰，何苦徒作憎恶之端乎？天理人心，四字是为人最初根本，存之则万善全归，失之则诸恶是作。
圣帝此戒，是深切警人处。凡人当于此二语，认真循省，不可忽略。
注：心心相印，彼此的心意不用说出，就可以互相了解。
逆情害理，违背常理；有害于伦理。
全归，全部具备。
循省，省察。
不信报应，引人作恶
天人交感，捷于影响。报应二字，不必专于地狱轮回中求眼见，即现在因果自然毫发不紊。譬如种物下种，各从类生，明白易见。况鬼神昭鉴，善恶分明，余庆余殃，一定不易，何可不信乎？彼执谬之人，自己心性不明，妄欲訾议长短，辄以报应二字，不足信其实。自己茫无所据；甚或别具肺肠；或明知是理，故欲背违；或昏昧终身，不从劝化。自己既不知信，遂引他人作恶，而亦不顾矣。况恶事皆从利欲生出，人本易犯，又有不信报应者，从而招之，不为误者鲜矣。管子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甚言其易也。
注：眼见，亲眼看见（地狱轮回）。
类生，什么种子，长出什么庄稼。
执谬，执着错误的，荒唐的观念。
訾议，非议。
其实，因果报应的真实。
肺肠，这里指坏心思。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顺随善良象登山一样，顺随恶行象山崩一样。比喻学好很难，学坏极容易。出处《国语·周语下》。
甚言，极力表明（行恶堕落非常容易）。
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故尧命四岳，舜举八元，以成恭己之隆，用赞钦明之道。士之居世，贤之立身，莫不戢翼隐鳞，待风云之会；怀奇蕴异，思会遇之秋。是明君旁求俊乂，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昔伊尹，有莘之媵臣；吕望，渭滨之贱老。夷吾困于缧绁；韩信弊于逃亡。商汤不以鼎俎为羞，姬文不以屠钓为耻，终能献规景亳，光启殷朝；执旌牧野，会昌周室。齐成一匡之业，实资仲父之谋；汉以六合为家，寔赖淮阴之策。故舟航之绝海也，必假桡楫之功；鸿鹄之凌云也，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为国也，必藉匡辅之资。故求之斯劳，任之斯逸。照车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此乃求贤之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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