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造星很难吗？你自己上饼节奏稳思路好，或者当个散人玩什么都首页前排，要么玩个奶妈救队友于水火，打久了自然会有人记得你
天天各种水群隔空神典石投稿造出来的我只能当你是个战场文学家。战场文学我也爱看，但能不能别寄吧因为一个人文写得好就无脑吹他的pvp水平，兄啊我不是来打游戏的吗？别再造出一个shp恶心兄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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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曹丕“招黑”的两个传说】 因为“七步诗”上了热搜，曹植自然而然也被热搜了。前不久，《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封面故事《曹操·缔造魏国》，并以系列文章介绍曹操纵横捭阖的故事。这中间，都绕不开曹丕。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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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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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此心安处是吾乡
著名学者祝勇先生对苏东坡情有独钟，他《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人生百味，悲欢离合，都去读读苏东坡吧！他会给你快乐，给你鼓励，给你释怀，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与苏东坡相遇。
我就居住在一座苏东坡曾经居住过的城市，虽然时空和境遇不同，但心灵和视觉常常会与苏东坡相遇。每每读到有关苏东坡的文字，我是敬仰的，心也是干净的；走在惠州西湖的苏堤上，总能感受到苏东坡的脉动，体会到他无处不在的温度。苏东坡给我的震撼，不仅仅是文学上，也是人格上，更在灵魂上。
我时常站在白鹤峰上的东坡祠看东江缓缓西逝，仿佛追溯远逝的历史；或是徜徉在惠州西湖苏堤，踩着苏东坡的足迹思考着人生况味，这时苏东坡在惠州的身影和行色就会奔眼而来，历历在目。尤为感动的是，苏东坡的一生大起大落，饱受磨难，但他一以贯之的是悲悯豁达，笑对人生。他悲悯受苦受难的人民，豁达自己屡遭贬谪的人生。虽然他也感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却并未因此否定人生、怀疑人生，而是力求超脱，始终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却能载歌载舞，忧患来临却能一笑置之。真可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是在59岁高龄时贬谪惠州的，到再贬海南儋州，在惠三年七个月。宋时岭南两广一带尚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苏东坡是一个被严谴的罪臣，是被安置在惠州的。按宋朝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不得签书公务，其行动也是受到监视限制的，用现在的话是受管制，用他自己的话是“垂老投荒再被严谴”，这在他心灵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有政治抱负的苏东坡来说，贬谪流放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贬岭南，几乎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有他的活法。他以随缘自适的天性安慰着自己，以淡泊明志的襟怀安享在惠州的人生。一到惠州，惠州的风土民情就出乎他意外。他先是惊艳于惠州的美景，高唱“岭南万户皆春色”，继之为惠州包容的文化及淳朴的民风所感动。他庆幸自己因祸得福，这个蛮荒瘴疠的流放之地，原来是“风物殊不恶”，令他“眠食俱佳”、“有足乐者”，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贬谪惠州的三年多，苏东坡虽然离开了玉堂金马的富贵生活，但他靠着放达看开和随遇而安的天性来安顿自己，而他对自然风物的喜爱，也一直充实着他的生命。他视野更开阔了，心胸更旷达了。他徜徉在惠州的山水间，把自己融合在惠州的民俗中，使他逐渐靠近了下层人民群众，了解到更多的民间疾苦，使之能够直接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好事。
古之官场，贬谪是常事。对苏东坡来说一贬再贬，变化的只是职位和环境，而心系民生、造福一方的为官之道，东坡至死不渝。难得的是苏东坡无论境遇如何都能随缘自适、穷达如一，做到了得意时心怀天下、积极有为，不如意时也能旷达乐观、心系百姓。从黄州到惠州，是他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转向，记载着他从得意到失意的仕途跌落，记载着他从失意而至诗意的精神跃升，记载着他从官场小天地走向民间大境界的踽踽背影。颠沛流离的苦涩人生不仅没有让苏轼意志消沉，相反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他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官理念更加真切。他在《苏氏易传》中说：“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又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这大概是苏东坡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是那么乐观豁达，都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的思想基础吧。
在惠州苏东坡虽然是“垂老投荒”，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但丝毫不影响他为惠州百姓办好事的热情。谪居期间，他为惠州人民办事，除了依靠投书建议，引亲朋故人资助外，还身先士卒，亲历亲为。他传播文明，推行教育，激活了惠州的文化积淀；他筹资建桥，兴修水利，方便惠州府县百姓往来；他为西湖筑堤建亭，不惜捐了皇帝赏赐的犀带，甚至不惜花甲弱质，亲临工地，日督夜巡；他为了广州市民喝上好水，建议官员引博罗山泉输入广州；还建议有关职司迁造兵营，改善军士居住条件，减轻农民负担等，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真是“诗家不幸谪地幸”，苏东坡在惠州的善举，引得后来数以百计的朝廷官员、文人墨客纷纷仿效，来到这里修桥引水，大办书院，使得原本偏塞一隅的惠州，文明初开，人才辈出，成为具有大山水、大人文、大境界、大前程的名城。
苏东坡在惠州的功德，老百姓口口相传了近千年，为惠州人民所尊荣。惠州现仍残存有关苏东坡的不少遗迹，他自建的白鹤峰故居，他曾居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他自挖的水井，以“苏”姓命名的“苏堤”，安葬侍妾的“朝云墓”、“六如亭” ，他钓过鱼、摆过宴席的钓鱼矶。以至后来惠州的一些酒家、酒舫的菜谱，以东坡二字命名的不少，象“东坡酒家”、“东坡扣肉” 、“东坡酒”比比皆是。还有后人兴建纪念他的祠宇、道路“东坡寺”、“丰湖书院”、 “东坡亭” 、“东坡路”等等。甚至和他交往过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如湖边西村的樵夫，东江河上的渔夫，万里传书的卓契顺， 敬重苏东坡的地方官詹范、方子容，抱道自守的邻居翟秀才，曾赊酒给他的林行婆等，仍栩栩如生地传说于今天惠州人民群众之中，体现了苏东坡形象的不朽生命力。
可以看出，苏东坡在惠州的这种形象魅力，不仅仅在其文学艺术，而在于他历经磨砺却日益纯净、为国为民的大情怀。古往今来，中国传统文人大都高傲的世俗着，口里喊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真正能做到的未有几人。有几人像他那样，揣着冷飕飕的任职文书，拖家带口，在中国的十几个州疲于奔命？有几人像他那样，怱而如日中天，怱而如坠地狱，阅尽宦海险恶，饱尝性命之危？但苏东坡天生的豁达乐观和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为民造福的入世情怀，让他个人的不幸，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大幸，当地人民的大幸。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告诉我们，贬谪，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修炼，生命可以在贬谪中破茧成蝶，完成最后的羽化。贬谪又是一种生活况味，它告诉我们，幸福，来自于心灵的知足；快乐，来自于精神的富有。人生无常，唯一自己能掌控的，只能是豁达和包容。你看他在黄州偏远的乡间，咀嚼几碟素菜，品味出“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淡泊；他在惠州的陋室，隔帘听雨，享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意境；他在密州的丛林，竹杖芒鞋，感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况味。更让人感动的是，苏东坡除了追求失意时内心的旷达与平静外，他还兼济天下，一心为百姓谋事。在惠州被贬期间，身为“罪臣”的他已经难有作为。他不能像在杭州那样建苏公堤，也不能像在密州那样灭蝗救灾。即便如此，苏东坡还是在惠州留下无数善举，受到了百姓的赞颂。即使困顿，也不忘有益于世。这对于我们现世中遇到诸多不顺，乃至挫折的人们应该有借鉴意义。
记得苏东坡曾有一首为受自己牵连而被贬谪的好友王定国所作的《定风波》词，其中有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东坡一生的精神写照，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有让内心泰然自若、安定神闲下来，感受到来自生于斯长于斯故乡般的温馨和真切，才能让自己处于超凡脱俗的状态，才能摆脱名利诱惑，才能关注那些微不足道，但又事关百姓利益的事情，真正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还告诉我们，人生从容自在就好，日子平淡寡欲就好，无须苛求辉煌荣耀，无须伤感自卑微小，只要重情义、守初心、安居乐业地过好每一天，就能无愧于一生。只要真心为囯为民，无论荣辱卑尊，无论有职无职，都把人民镌刻在心，竭力做好每件事就能无愧于心，就能像苏东坡那样无论困顿与显达，无论寓居还是定居，都能风雅而行，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寄情光阴，颐养天年。 https://t.cn/R2Wxnht
著名学者祝勇先生对苏东坡情有独钟，他《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人生百味，悲欢离合，都去读读苏东坡吧！他会给你快乐，给你鼓励，给你释怀，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与苏东坡相遇。
我就居住在一座苏东坡曾经居住过的城市，虽然时空和境遇不同，但心灵和视觉常常会与苏东坡相遇。每每读到有关苏东坡的文字，我是敬仰的，心也是干净的；走在惠州西湖的苏堤上，总能感受到苏东坡的脉动，体会到他无处不在的温度。苏东坡给我的震撼，不仅仅是文学上，也是人格上，更在灵魂上。
我时常站在白鹤峰上的东坡祠看东江缓缓西逝，仿佛追溯远逝的历史；或是徜徉在惠州西湖苏堤，踩着苏东坡的足迹思考着人生况味，这时苏东坡在惠州的身影和行色就会奔眼而来，历历在目。尤为感动的是，苏东坡的一生大起大落，饱受磨难，但他一以贯之的是悲悯豁达，笑对人生。他悲悯受苦受难的人民，豁达自己屡遭贬谪的人生。虽然他也感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却并未因此否定人生、怀疑人生，而是力求超脱，始终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却能载歌载舞，忧患来临却能一笑置之。真可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是在59岁高龄时贬谪惠州的，到再贬海南儋州，在惠三年七个月。宋时岭南两广一带尚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苏东坡是一个被严谴的罪臣，是被安置在惠州的。按宋朝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不得签书公务，其行动也是受到监视限制的，用现在的话是受管制，用他自己的话是“垂老投荒再被严谴”，这在他心灵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有政治抱负的苏东坡来说，贬谪流放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贬岭南，几乎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有他的活法。他以随缘自适的天性安慰着自己，以淡泊明志的襟怀安享在惠州的人生。一到惠州，惠州的风土民情就出乎他意外。他先是惊艳于惠州的美景，高唱“岭南万户皆春色”，继之为惠州包容的文化及淳朴的民风所感动。他庆幸自己因祸得福，这个蛮荒瘴疠的流放之地，原来是“风物殊不恶”，令他“眠食俱佳”、“有足乐者”，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贬谪惠州的三年多，苏东坡虽然离开了玉堂金马的富贵生活，但他靠着放达看开和随遇而安的天性来安顿自己，而他对自然风物的喜爱，也一直充实着他的生命。他视野更开阔了，心胸更旷达了。他徜徉在惠州的山水间，把自己融合在惠州的民俗中，使他逐渐靠近了下层人民群众，了解到更多的民间疾苦，使之能够直接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好事。
古之官场，贬谪是常事。对苏东坡来说一贬再贬，变化的只是职位和环境，而心系民生、造福一方的为官之道，东坡至死不渝。难得的是苏东坡无论境遇如何都能随缘自适、穷达如一，做到了得意时心怀天下、积极有为，不如意时也能旷达乐观、心系百姓。从黄州到惠州，是他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转向，记载着他从得意到失意的仕途跌落，记载着他从失意而至诗意的精神跃升，记载着他从官场小天地走向民间大境界的踽踽背影。颠沛流离的苦涩人生不仅没有让苏轼意志消沉，相反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他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官理念更加真切。他在《苏氏易传》中说：“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又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这大概是苏东坡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是那么乐观豁达，都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的思想基础吧。
在惠州苏东坡虽然是“垂老投荒”，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但丝毫不影响他为惠州百姓办好事的热情。谪居期间，他为惠州人民办事，除了依靠投书建议，引亲朋故人资助外，还身先士卒，亲历亲为。他传播文明，推行教育，激活了惠州的文化积淀；他筹资建桥，兴修水利，方便惠州府县百姓往来；他为西湖筑堤建亭，不惜捐了皇帝赏赐的犀带，甚至不惜花甲弱质，亲临工地，日督夜巡；他为了广州市民喝上好水，建议官员引博罗山泉输入广州；还建议有关职司迁造兵营，改善军士居住条件，减轻农民负担等，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真是“诗家不幸谪地幸”，苏东坡在惠州的善举，引得后来数以百计的朝廷官员、文人墨客纷纷仿效，来到这里修桥引水，大办书院，使得原本偏塞一隅的惠州，文明初开，人才辈出，成为具有大山水、大人文、大境界、大前程的名城。
苏东坡在惠州的功德，老百姓口口相传了近千年，为惠州人民所尊荣。惠州现仍残存有关苏东坡的不少遗迹，他自建的白鹤峰故居，他曾居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他自挖的水井，以“苏”姓命名的“苏堤”，安葬侍妾的“朝云墓”、“六如亭” ，他钓过鱼、摆过宴席的钓鱼矶。以至后来惠州的一些酒家、酒舫的菜谱，以东坡二字命名的不少，象“东坡酒家”、“东坡扣肉” 、“东坡酒”比比皆是。还有后人兴建纪念他的祠宇、道路“东坡寺”、“丰湖书院”、 “东坡亭” 、“东坡路”等等。甚至和他交往过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如湖边西村的樵夫，东江河上的渔夫，万里传书的卓契顺， 敬重苏东坡的地方官詹范、方子容，抱道自守的邻居翟秀才，曾赊酒给他的林行婆等，仍栩栩如生地传说于今天惠州人民群众之中，体现了苏东坡形象的不朽生命力。
可以看出，苏东坡在惠州的这种形象魅力，不仅仅在其文学艺术，而在于他历经磨砺却日益纯净、为国为民的大情怀。古往今来，中国传统文人大都高傲的世俗着，口里喊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真正能做到的未有几人。有几人像他那样，揣着冷飕飕的任职文书，拖家带口，在中国的十几个州疲于奔命？有几人像他那样，怱而如日中天，怱而如坠地狱，阅尽宦海险恶，饱尝性命之危？但苏东坡天生的豁达乐观和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为民造福的入世情怀，让他个人的不幸，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大幸，当地人民的大幸。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告诉我们，贬谪，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修炼，生命可以在贬谪中破茧成蝶，完成最后的羽化。贬谪又是一种生活况味，它告诉我们，幸福，来自于心灵的知足；快乐，来自于精神的富有。人生无常，唯一自己能掌控的，只能是豁达和包容。你看他在黄州偏远的乡间，咀嚼几碟素菜，品味出“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淡泊；他在惠州的陋室，隔帘听雨，享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意境；他在密州的丛林，竹杖芒鞋，感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况味。更让人感动的是，苏东坡除了追求失意时内心的旷达与平静外，他还兼济天下，一心为百姓谋事。在惠州被贬期间，身为“罪臣”的他已经难有作为。他不能像在杭州那样建苏公堤，也不能像在密州那样灭蝗救灾。即便如此，苏东坡还是在惠州留下无数善举，受到了百姓的赞颂。即使困顿，也不忘有益于世。这对于我们现世中遇到诸多不顺，乃至挫折的人们应该有借鉴意义。
记得苏东坡曾有一首为受自己牵连而被贬谪的好友王定国所作的《定风波》词，其中有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东坡一生的精神写照，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有让内心泰然自若、安定神闲下来，感受到来自生于斯长于斯故乡般的温馨和真切，才能让自己处于超凡脱俗的状态，才能摆脱名利诱惑，才能关注那些微不足道，但又事关百姓利益的事情，真正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还告诉我们，人生从容自在就好，日子平淡寡欲就好，无须苛求辉煌荣耀，无须伤感自卑微小，只要重情义、守初心、安居乐业地过好每一天，就能无愧于一生。只要真心为囯为民，无论荣辱卑尊，无论有职无职，都把人民镌刻在心，竭力做好每件事就能无愧于心，就能像苏东坡那样无论困顿与显达，无论寓居还是定居，都能风雅而行，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寄情光阴，颐养天年。 https://t.cn/R2Wxn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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