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是一个宿命论者吗？#道学百科#
楚国有个诸梁的人，字子高，出身楚国的王裔，被分封在叶，人们又称他为叶公子高。他接受使命将要出使齐国，临行前，他想请教一下孔子，说：
“楚王交给我的使命的确很重大，而我知道，齐国的人看起来对你很敬重，但是你想要办的事，他们却不着急给你办。我自己思忖着，我连个匹夫都难以感化，何况要我去感化诸侯啊？所以呀，我很担心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先生您常告诫我‘凡事情不管大小，很少有不合于道、却能愉快地完成了的。事情如果办不成，一定有人事方面的祸患；如果办成了，又有阴阳失衡方面的祸患；不管成与不成，事后都无祸患的，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得到。’
而我只是个吃粗茶淡饭的人，就像整天围着锅台烧火做饭的人不敢企望享受清凉一样，突然受到这样的重用，早上才领受了使命，晚上我就要吃冰来降温，我可能是得了内热病了吧！您看看，我还没有把所接受的事情弄明白，就已经有了阴阳失衡之患，而事情若办不成，更有人事之患，这是双重的祸患。作为人的臣子，我的确担当不起如此的重任，您一定有话可以告诫我！”
孔子说：“天下有两大戒：一个叫命，一个叫义。你爱你的父母，这是命，对此你不可能在心里排解掉。而作为臣子侍奉君主，这是义，无论哪个地方都有君臣关系，这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叫大戒。侍奉父母，不选择地方而专心地去做，这是孝顺的极致；侍奉君主，不选择利害而尽力去完成，这是忠义的盛美；如果侍奉自己的本心，那么悲哀与欢乐的事情都不会改变你的心情，知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而能够把它看成命运安排，这才是有德的最高表现。你作为人的臣子，的确有不得已的地方，如果专心于执行使命而忘掉个人的哀乐利害，哪里有功夫去考虑喜欢生、厌恶死这类的事情啊！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看你可以去了！”
没等叶公子高离去，孔子又补充道：
“请再接受我的另一个劝告。我听说了，国家交往，彼此靠得近就以亲顺取得信任，如彼此隔得远就要靠言论表达忠诚，而言论必须要通过外交的渠道传递。如果要使得双方都高兴，或使双方都愤怒，这是天下难做的事情。要使双方都高兴，必定要讲些溢美的话；要使双方都感到愤怒，必定要多讲些溢恶的话。凡是溢言，都是虚妄的，而虚妄的话也就淡漠了。以淡漠来传递双方想要取得的信任，必定会殃及双方。所以，有格言说：‘传递常情，别传递溢言，这样几乎就可以保全了。’”
上面孔子与颜回各自讲了一番似儒家而非儒家的话，这其实是庄子特有的表述手法，借别人的嘴巴说出自己的话，这次就借了孔子和颜回的对话讲了自己想说的话。对话中，孔子还是从亲情、忠孝的立场说话的，只不过，亲情、忠孝都终究令人陷于难以圆成的结局，所以，还是要以侍奉自己的本心作为归依，只有超越了患得患失的本心，才可以圆成。
世人过去以庄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句话，认定庄子是个宿命论者，对世事采取消极的态度。在这里，他说的命，其实就是作为人不能不孝敬父母，作为臣子不能不尽其忠义。而把孝敬和忠义看作是命运的安排，去做自己理当做的事情，连哀乐忧喜都不考虑，甚至达到忘身忘己的地步，这不是积极的态度么？
再者，溢美、溢恶之言，为庄子所不喜欢。溢美、溢恶，都是说了过头、过分的话，溢美是把好处放大，溢恶是把不好处夸张。两国交往，应该讲基本的事实，既不是取悦、附和对方，也非渲染自己的喜怒。
《庄子》原文参考：人间世。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也，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人间世》）
本文作者：李大华 https://t.cn/Evk4evd
楚国有个诸梁的人，字子高，出身楚国的王裔，被分封在叶，人们又称他为叶公子高。他接受使命将要出使齐国，临行前，他想请教一下孔子，说：
“楚王交给我的使命的确很重大，而我知道，齐国的人看起来对你很敬重，但是你想要办的事，他们却不着急给你办。我自己思忖着，我连个匹夫都难以感化，何况要我去感化诸侯啊？所以呀，我很担心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先生您常告诫我‘凡事情不管大小，很少有不合于道、却能愉快地完成了的。事情如果办不成，一定有人事方面的祸患；如果办成了，又有阴阳失衡方面的祸患；不管成与不成，事后都无祸患的，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得到。’
而我只是个吃粗茶淡饭的人，就像整天围着锅台烧火做饭的人不敢企望享受清凉一样，突然受到这样的重用，早上才领受了使命，晚上我就要吃冰来降温，我可能是得了内热病了吧！您看看，我还没有把所接受的事情弄明白，就已经有了阴阳失衡之患，而事情若办不成，更有人事之患，这是双重的祸患。作为人的臣子，我的确担当不起如此的重任，您一定有话可以告诫我！”
孔子说：“天下有两大戒：一个叫命，一个叫义。你爱你的父母，这是命，对此你不可能在心里排解掉。而作为臣子侍奉君主，这是义，无论哪个地方都有君臣关系，这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叫大戒。侍奉父母，不选择地方而专心地去做，这是孝顺的极致；侍奉君主，不选择利害而尽力去完成，这是忠义的盛美；如果侍奉自己的本心，那么悲哀与欢乐的事情都不会改变你的心情，知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而能够把它看成命运安排，这才是有德的最高表现。你作为人的臣子，的确有不得已的地方，如果专心于执行使命而忘掉个人的哀乐利害，哪里有功夫去考虑喜欢生、厌恶死这类的事情啊！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看你可以去了！”
没等叶公子高离去，孔子又补充道：
“请再接受我的另一个劝告。我听说了，国家交往，彼此靠得近就以亲顺取得信任，如彼此隔得远就要靠言论表达忠诚，而言论必须要通过外交的渠道传递。如果要使得双方都高兴，或使双方都愤怒，这是天下难做的事情。要使双方都高兴，必定要讲些溢美的话；要使双方都感到愤怒，必定要多讲些溢恶的话。凡是溢言，都是虚妄的，而虚妄的话也就淡漠了。以淡漠来传递双方想要取得的信任，必定会殃及双方。所以，有格言说：‘传递常情，别传递溢言，这样几乎就可以保全了。’”
上面孔子与颜回各自讲了一番似儒家而非儒家的话，这其实是庄子特有的表述手法，借别人的嘴巴说出自己的话，这次就借了孔子和颜回的对话讲了自己想说的话。对话中，孔子还是从亲情、忠孝的立场说话的，只不过，亲情、忠孝都终究令人陷于难以圆成的结局，所以，还是要以侍奉自己的本心作为归依，只有超越了患得患失的本心，才可以圆成。
世人过去以庄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句话，认定庄子是个宿命论者，对世事采取消极的态度。在这里，他说的命，其实就是作为人不能不孝敬父母，作为臣子不能不尽其忠义。而把孝敬和忠义看作是命运的安排，去做自己理当做的事情，连哀乐忧喜都不考虑，甚至达到忘身忘己的地步，这不是积极的态度么？
再者，溢美、溢恶之言，为庄子所不喜欢。溢美、溢恶，都是说了过头、过分的话，溢美是把好处放大，溢恶是把不好处夸张。两国交往，应该讲基本的事实，既不是取悦、附和对方，也非渲染自己的喜怒。
《庄子》原文参考：人间世。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也，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人间世》）
本文作者：李大华 https://t.cn/Evk4evd
，是一个宿命论者吗？
一. 楚国有个诸梁的人，字子高，出身楚国的王裔，被分封在叶，人们又称他为叶公子高。他接受使命将要出使齐国，临行前，他想请教一下孔子，说：
“楚王交给我的使命的确很重大，而我知道，齐国的人看起来对你很敬重，但是你想要办的事，他们却不着急给你办。我自己思忖着，我连个匹夫都难以感化，何况要我去感化诸侯啊？所以呀，我很担心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先生您常告诫我‘凡事情不管大小，很少有不合于道、却能愉快地完成了的。事情如果办不成，一定有人事方面的祸患；如果办成了，又有阴阳失衡方面的祸患；不管成与不成，事后都无祸患的，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得到。’
而我只是个吃粗茶淡饭的人，就像整天围着锅台烧火做饭的人不敢企望享受清凉一样，突然受到这样的重用，早上才领受了使命，晚上我就要吃冰来降温，我可能是得了内热病了吧！您看看，我还没有把所接受的事情弄明白，就已经有了阴阳失衡之患，而事情若办不成，更有人事之患，这是双重的祸患。作为人的臣子，我的确担当不起如此的重任，您一定有话可以告诫我！”
孔子说：“天下有两大戒：一个叫命，一个叫义。你爱你的父母，这是命，对此你不可能在心里排解掉。而作为臣子侍奉君主，这是义，无论哪个地方都有君臣关系，这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叫大戒。侍奉父母，不选择地方而专心地去做，这是孝顺的极致；侍奉君主，不选择利害而尽力去完成，这是忠义的盛美；如果侍奉自己的本心，那么悲哀与欢乐的事情都不会改变你的心情，知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而能够把它看成命运安排，这才是有德的最高表现。你作为人的臣子，的确有不得已的地方，如果专心于执行使命而忘掉个人的哀乐利害，哪里有功夫去考虑喜欢生、厌恶死这类的事情啊！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看你可以去了！”
二. 没等叶公子高离去，孔子又补充道：
“请再接受我的另一个劝告。我听说了，国家交往，彼此靠得近就以亲顺取得信任，如彼此隔得远就要靠言论表达忠诚，而言论必须要通过外交的渠道传递。如果要使得双方都高兴，或使双方都愤怒，这是天下难做的事情。要使双方都高兴，必定要讲些溢美的话；要使双方都感到愤怒，必定要多讲些溢恶的话。凡是溢言，都是虚妄的，而虚妄的话也就淡漠了。以淡漠来传递双方想要取得的信任，必定会殃及双方。所以，有格言说：‘传递常情，别传递溢言，这样几乎就可以保全了。’”
上面孔子与颜回各自讲了一番似儒家而非儒家的话，这其实是庄子特有的表述手法，借别人的嘴巴说出自己的话，这次就借了孔子和颜回的对话讲了自己想说的话。对话中，孔子还是从亲情、忠孝的立场说话的，只不过，亲情、忠孝都终究令人陷于难以圆成的结局，所以，还是要以侍奉自己的本心作为归依，只有超越了患得患失的本心，才可以圆成。
世人过去以庄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句话，认定庄子是个宿命论者，对世事采取消极的态度。在这里，他说的命，其实就是作为人不能不孝敬父母，作为臣子不能不尽其忠义。而把孝敬和忠义看作是命运的安排，去做自己理当做的事情，连哀乐忧喜都不考虑，甚至达到忘身忘己的地步，这不是积极的态度么？
再者，溢美、溢恶之言，为庄子所不喜欢。溢美、溢恶，都是说了过头、过分的话，溢美是把好处放大，溢恶是把不好处夸张。两国交往，应该讲基本的事实，既不是取悦、附和对方，也非渲染自己的喜怒。
三.《庄子》原文参考：人间世。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也，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人间世》）
本文作者：李大华
#道教文化#
一. 楚国有个诸梁的人，字子高，出身楚国的王裔，被分封在叶，人们又称他为叶公子高。他接受使命将要出使齐国，临行前，他想请教一下孔子，说：
“楚王交给我的使命的确很重大，而我知道，齐国的人看起来对你很敬重，但是你想要办的事，他们却不着急给你办。我自己思忖着，我连个匹夫都难以感化，何况要我去感化诸侯啊？所以呀，我很担心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先生您常告诫我‘凡事情不管大小，很少有不合于道、却能愉快地完成了的。事情如果办不成，一定有人事方面的祸患；如果办成了，又有阴阳失衡方面的祸患；不管成与不成，事后都无祸患的，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得到。’
而我只是个吃粗茶淡饭的人，就像整天围着锅台烧火做饭的人不敢企望享受清凉一样，突然受到这样的重用，早上才领受了使命，晚上我就要吃冰来降温，我可能是得了内热病了吧！您看看，我还没有把所接受的事情弄明白，就已经有了阴阳失衡之患，而事情若办不成，更有人事之患，这是双重的祸患。作为人的臣子，我的确担当不起如此的重任，您一定有话可以告诫我！”
孔子说：“天下有两大戒：一个叫命，一个叫义。你爱你的父母，这是命，对此你不可能在心里排解掉。而作为臣子侍奉君主，这是义，无论哪个地方都有君臣关系，这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叫大戒。侍奉父母，不选择地方而专心地去做，这是孝顺的极致；侍奉君主，不选择利害而尽力去完成，这是忠义的盛美；如果侍奉自己的本心，那么悲哀与欢乐的事情都不会改变你的心情，知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而能够把它看成命运安排，这才是有德的最高表现。你作为人的臣子，的确有不得已的地方，如果专心于执行使命而忘掉个人的哀乐利害，哪里有功夫去考虑喜欢生、厌恶死这类的事情啊！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看你可以去了！”
二. 没等叶公子高离去，孔子又补充道：
“请再接受我的另一个劝告。我听说了，国家交往，彼此靠得近就以亲顺取得信任，如彼此隔得远就要靠言论表达忠诚，而言论必须要通过外交的渠道传递。如果要使得双方都高兴，或使双方都愤怒，这是天下难做的事情。要使双方都高兴，必定要讲些溢美的话；要使双方都感到愤怒，必定要多讲些溢恶的话。凡是溢言，都是虚妄的，而虚妄的话也就淡漠了。以淡漠来传递双方想要取得的信任，必定会殃及双方。所以，有格言说：‘传递常情，别传递溢言，这样几乎就可以保全了。’”
上面孔子与颜回各自讲了一番似儒家而非儒家的话，这其实是庄子特有的表述手法，借别人的嘴巴说出自己的话，这次就借了孔子和颜回的对话讲了自己想说的话。对话中，孔子还是从亲情、忠孝的立场说话的，只不过，亲情、忠孝都终究令人陷于难以圆成的结局，所以，还是要以侍奉自己的本心作为归依，只有超越了患得患失的本心，才可以圆成。
世人过去以庄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句话，认定庄子是个宿命论者，对世事采取消极的态度。在这里，他说的命，其实就是作为人不能不孝敬父母，作为臣子不能不尽其忠义。而把孝敬和忠义看作是命运的安排，去做自己理当做的事情，连哀乐忧喜都不考虑，甚至达到忘身忘己的地步，这不是积极的态度么？
再者，溢美、溢恶之言，为庄子所不喜欢。溢美、溢恶，都是说了过头、过分的话，溢美是把好处放大，溢恶是把不好处夸张。两国交往，应该讲基本的事实，既不是取悦、附和对方，也非渲染自己的喜怒。
三.《庄子》原文参考：人间世。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也，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人间世》）
本文作者：李大华
#道教文化#
庄子，是一个宿命论者吗？
一
楚国有个诸梁的人，字子高，出身楚国的王裔，被分封在叶，人们又称他为叶公子高。他接受使命将要出使齐国，临行前，他想请教一下孔子，说：
“楚王交给我的使命的确很重大，而我知道，齐国的人看起来对你很敬重，但是你想要办的事，他们却不着急给你办。我自己思忖着，我连个匹夫都难以感化，何况要我去感化诸侯啊？所以呀，我很担心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先生您常告诫我‘凡事情不管大小，很少有不合于道、却能愉快地完成了的。事情如果办不成，一定有人事方面的祸患；如果办成了，又有阴阳失衡方面的祸患；不管成与不成，事后都无祸患的，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得到。’
而我只是个吃粗茶淡饭的人，就像整天围着锅台烧火做饭的人不敢企望享受清凉一样，突然受到这样的重用，早上才领受了使命，晚上我就要吃冰来降温，我可能是得了内热病了吧！您看看，我还没有把所接受的事情弄明白，就已经有了阴阳失衡之患，而事情若办不成，更有人事之患，这是双重的祸患。作为人的臣子，我的确担当不起如此的重任，您一定有话可以告诫我！”
孔子说：“天下有两大戒：一个叫命，一个叫义。你爱你的父母，这是命，对此你不可能在心里排解掉。而作为臣子侍奉君主，这是义，无论哪个地方都有君臣关系，这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叫大戒。侍奉父母，不选择地方而专心地去做，这是孝顺的极致；侍奉君主，不选择利害而尽力去完成，这是忠义的盛美；如果侍奉自己的本心，那么悲哀与欢乐的事情都不会改变你的心情，知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而能够把它看成命运安排，这才是有德的最高表现。你作为人的臣子，的确有不得已的地方，如果专心于执行使命而忘掉个人的哀乐利害，哪里有功夫去考虑喜欢生、厌恶死这类的事情啊！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看你可以去了！”
二
没等叶公子高离去，孔子又补充道：
“请再接受我的另一个劝告。我听说了，国家交往，彼此靠得近就以亲顺取得信任，如彼此隔得远就要靠言论表达忠诚，而言论必须要通过外交的渠道传递。如果要使得双方都高兴，或使双方都愤怒，这是天下难做的事情。要使双方都高兴，必定要讲些溢美的话；要使双方都感到愤怒，必定要多讲些溢恶的话。凡是溢言，都是虚妄的，而虚妄的话也就淡漠了。以淡漠来传递双方想要取得的信任，必定会殃及双方。所以，有格言说：‘传递常情，别传递溢言，这样几乎就可以保全了。’”
上面孔子与颜回各自讲了一番似儒家而非儒家的话，这其实是庄子特有的表述手法，借别人的嘴巴说出自己的话，这次就借了孔子和颜回的对话讲了自己想说的话。对话中，孔子还是从亲情、忠孝的立场说话的，只不过，亲情、忠孝都终究令人陷于难以圆成的结局，所以，还是要以侍奉自己的本心作为归依，只有超越了患得患失的本心，才可以圆成。
世人过去以庄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句话，认定庄子是个宿命论者，对世事采取消极的态度。在这里，他说的命，其实就是作为人不能不孝敬父母，作为臣子不能不尽其忠义。而把孝敬和忠义看作是命运的安排，去做自己理当做的事情，连哀乐忧喜都不考虑，甚至达到忘身忘己的地步，这不是积极的态度么？
再者，溢美、溢恶之言，为庄子所不喜欢。溢美、溢恶，都是说了过头、过分的话，溢美是把好处放大，溢恶是把不好处夸张。两国交往，应该讲基本的事实，既不是取悦、附和对方，也非渲染自己的喜怒。
三
《庄子》原文参考：人间世。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也，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人间世》）
一
楚国有个诸梁的人，字子高，出身楚国的王裔，被分封在叶，人们又称他为叶公子高。他接受使命将要出使齐国，临行前，他想请教一下孔子，说：
“楚王交给我的使命的确很重大，而我知道，齐国的人看起来对你很敬重，但是你想要办的事，他们却不着急给你办。我自己思忖着，我连个匹夫都难以感化，何况要我去感化诸侯啊？所以呀，我很担心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先生您常告诫我‘凡事情不管大小，很少有不合于道、却能愉快地完成了的。事情如果办不成，一定有人事方面的祸患；如果办成了，又有阴阳失衡方面的祸患；不管成与不成，事后都无祸患的，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得到。’
而我只是个吃粗茶淡饭的人，就像整天围着锅台烧火做饭的人不敢企望享受清凉一样，突然受到这样的重用，早上才领受了使命，晚上我就要吃冰来降温，我可能是得了内热病了吧！您看看，我还没有把所接受的事情弄明白，就已经有了阴阳失衡之患，而事情若办不成，更有人事之患，这是双重的祸患。作为人的臣子，我的确担当不起如此的重任，您一定有话可以告诫我！”
孔子说：“天下有两大戒：一个叫命，一个叫义。你爱你的父母，这是命，对此你不可能在心里排解掉。而作为臣子侍奉君主，这是义，无论哪个地方都有君臣关系，这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叫大戒。侍奉父母，不选择地方而专心地去做，这是孝顺的极致；侍奉君主，不选择利害而尽力去完成，这是忠义的盛美；如果侍奉自己的本心，那么悲哀与欢乐的事情都不会改变你的心情，知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而能够把它看成命运安排，这才是有德的最高表现。你作为人的臣子，的确有不得已的地方，如果专心于执行使命而忘掉个人的哀乐利害，哪里有功夫去考虑喜欢生、厌恶死这类的事情啊！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看你可以去了！”
二
没等叶公子高离去，孔子又补充道：
“请再接受我的另一个劝告。我听说了，国家交往，彼此靠得近就以亲顺取得信任，如彼此隔得远就要靠言论表达忠诚，而言论必须要通过外交的渠道传递。如果要使得双方都高兴，或使双方都愤怒，这是天下难做的事情。要使双方都高兴，必定要讲些溢美的话；要使双方都感到愤怒，必定要多讲些溢恶的话。凡是溢言，都是虚妄的，而虚妄的话也就淡漠了。以淡漠来传递双方想要取得的信任，必定会殃及双方。所以，有格言说：‘传递常情，别传递溢言，这样几乎就可以保全了。’”
上面孔子与颜回各自讲了一番似儒家而非儒家的话，这其实是庄子特有的表述手法，借别人的嘴巴说出自己的话，这次就借了孔子和颜回的对话讲了自己想说的话。对话中，孔子还是从亲情、忠孝的立场说话的，只不过，亲情、忠孝都终究令人陷于难以圆成的结局，所以，还是要以侍奉自己的本心作为归依，只有超越了患得患失的本心，才可以圆成。
世人过去以庄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句话，认定庄子是个宿命论者，对世事采取消极的态度。在这里，他说的命，其实就是作为人不能不孝敬父母，作为臣子不能不尽其忠义。而把孝敬和忠义看作是命运的安排，去做自己理当做的事情，连哀乐忧喜都不考虑，甚至达到忘身忘己的地步，这不是积极的态度么？
再者，溢美、溢恶之言，为庄子所不喜欢。溢美、溢恶，都是说了过头、过分的话，溢美是把好处放大，溢恶是把不好处夸张。两国交往，应该讲基本的事实，既不是取悦、附和对方，也非渲染自己的喜怒。
三
《庄子》原文参考：人间世。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也，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人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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