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好的蒸馏酒】#白酒##白酒[超话]##酱酒##酱酒[超话]##酒#
贵州茅台酒被公认为与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比肩鼎足的世界上最好的三大蒸馏酒之一。
茅台酒永恒不变的高品质，是国酒茅台核心竞争力的生命根基，也是茅台酒畅行国内市场和海外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绿色通行证”。
茅台酒从初始形态的“枸酱”、清代的“回沙窖”演化而来，及至在上世纪初叶定型为“茅台酒”，迄今已跨越了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时空。岁月的流逝与时代的变迁已使整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茅台酒历经千锤百炼，也修成了超凡脱俗的大气，出落得到更加美伦美奂！
“风来隔壁三家醉，雨过开瓶十里香”。前人审美茅台酒发出的赞叹，惟妙惟肖，形象地刻画出了茅台酒“幽雅细腻，协调丰满，酱香突出，回味悠长，空杯留香”的内在高品质神态。
“酱香型酒是很好的酒种，含有许多对人体有益的、待认识的成分。这些已日趋被世界和消费者认可”。我国著名白酒专家、中国白酒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沈怡方如是评价茅台酒的高品质，“在大曲酱香里头，国酒茅台最好，这是毫无疑问的。品质，没有人能赶上茅台！”
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只要人们留心品鉴，就能从嗅觉和味觉的审美中体验和可感知到茅台酒卓尔不群的高品质外化特征——“复合型”香味香气：开瓶斟酒，顿觉一股幽雅浓郁的芳香扑面而来；饮酒入喉，在畅快间又感受到有种夹带着醇甜的酱香冲鼻而出；酒尽怀空，依然闻到飘逸在空气中的类似香兰素的“复合”香味香气……
在世界蒸馏酒中，茅台酒蕴涵的成分最多、最丰富、最协调、最具层次感，微量成分多达1000多种，其中最为丰富的芳香族化合物成分，就来源于茅台酒的酿造原料高粱和小麦。
“纯粮酿造”——这是当今许多白酒品牌对其品质属性的宣传广告诉求语。殊不知，这“纯粮”二字的含义是有区别的。一般说来，其他白酒酿造所谓“纯粮”，即指除高粱、小麦以外，还有玉米、荞麦、大麦、大米及薯类、豆类；而茅台酒采用的纯粮，则仅指优质地产糯高粱和小麦，且小麦用量占52%，质量完全符合国家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严格标准。
茅台酒高品质形成的又一个要素是，严格执行“5:1的投粮产出比率”，即投入5公斤粮食，只生产1公斤酒；而其他白酒酿造的投粮产出比，最高者也仅为3:1。茅台酒酿造的原料成本高，也是业内之最。
将茅台酒与其他白酒相比较,一个重要的品质区别在于，茅台酒中易挥发物质相对较少，不易挥发物质相对较多。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是：饮时不刺喉，酒后不烧心、不上头，即使有时过点量，不会使人产生头昏脑胀、身心疲乏的生理反映。茅台酒中含有的有益人体健康的酸类、酚类物质，相当于其他白酒的三至四倍；此外，还含有18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以及具有抗肿瘤活性的天然酱油酮、具有改善胃肠功能的并呋喃等；这些都已为科学分析所验证。
即使将茅台酒与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等外国名牌蒸馏白酒作比较茅台酒也是技胜一筹、质高一等”——茅台集团董事长、总工程师、中外著名酿酒大师季克良说，“茅台酒的接酒浓度在52%~56%（V/V），而其他蒸馏酒接酒浓度高达67%（V/V）以上，然后加水加浆稀释到所需要浓度。茅台酒的酒精度在53%（V/V）左右，这在世界上所有蒸馏中是最科学、合理的，加之要经过三年以上的长期陈酿，所以茅台酒较柔和，酒度高而不烈，对人体的刺激小，有利健康可想而知。”
人们常说，一个人做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与此同理，一种白酒的质量，要说它好，不能只仅凭一时或一批来定论，而要看能否做到恒久不变地保持其稳定性。
国酒茅台之所以堪称世界上最好的蒸馏酒，一个极其重要的表征，即是其卓越的内在品质及品味风格做到了始终如一！曾有一位国家负责白酒质量的权威人士感叹道：“我跟踪茅台酒的质量20多年了，它一直非常稳定。这实在太难得了！”
茅台酒的勾兑，是最难掌握，也最能体现茅台酒质量控制的工艺技能。整个操作过程，就是一个“动态体系”。要勾调出符合茅台酒质量标准和独特香味香气风格的成品茅台酒，既要依据文字标准，又要参照实物标准；而最终，两者的有机融合，则全凭调酒师的视觉、嗅觉、味觉审美及心灵感应来掌握和体现。要在如此极其复杂的过程中周而复始地进行“动态体系”操作，并保证茅台酒的质量及品味风格做到前后一致和稳定，足见其难度之大。
如果从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食品安全”视角来审视国酒茅台高品质可信任度的话，那么最令人感到放心的是：迄今为止，在整个国内酿酒食品企业中，惟一只有国酒茅台同时拥有国家颁发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原产地域保护产品”三项认证。此外，在2006年1月18日，国酒茅台又首批获得了商务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赋予的“中国酒类质量认证证书”。
毫无疑问，无论什么时候，消费者和市场都在真情呼唤这高质量的产品。一个企业，一个品牌，要赢得消费者和市场的认同和拥戴，只能像国酒茅台这样依靠货真价实的高质量产品，而不是弄虚作假的品牌炒作。
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袁仁国经常这样说，：“国酒茅台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和成本服从质量、效益服从质量、速度服从质量的原则，虽然与许多垂手可得的吹糠见米之利擦肩而过，但是，却获得了实现快速发展的生命根基——强劲的高品质核心竞争力。”
贵州茅台酒被公认为与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比肩鼎足的世界上最好的三大蒸馏酒之一。
茅台酒永恒不变的高品质，是国酒茅台核心竞争力的生命根基，也是茅台酒畅行国内市场和海外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绿色通行证”。
茅台酒从初始形态的“枸酱”、清代的“回沙窖”演化而来，及至在上世纪初叶定型为“茅台酒”，迄今已跨越了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时空。岁月的流逝与时代的变迁已使整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茅台酒历经千锤百炼，也修成了超凡脱俗的大气，出落得到更加美伦美奂！
“风来隔壁三家醉，雨过开瓶十里香”。前人审美茅台酒发出的赞叹，惟妙惟肖，形象地刻画出了茅台酒“幽雅细腻，协调丰满，酱香突出，回味悠长，空杯留香”的内在高品质神态。
“酱香型酒是很好的酒种，含有许多对人体有益的、待认识的成分。这些已日趋被世界和消费者认可”。我国著名白酒专家、中国白酒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沈怡方如是评价茅台酒的高品质，“在大曲酱香里头，国酒茅台最好，这是毫无疑问的。品质，没有人能赶上茅台！”
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只要人们留心品鉴，就能从嗅觉和味觉的审美中体验和可感知到茅台酒卓尔不群的高品质外化特征——“复合型”香味香气：开瓶斟酒，顿觉一股幽雅浓郁的芳香扑面而来；饮酒入喉，在畅快间又感受到有种夹带着醇甜的酱香冲鼻而出；酒尽怀空，依然闻到飘逸在空气中的类似香兰素的“复合”香味香气……
在世界蒸馏酒中，茅台酒蕴涵的成分最多、最丰富、最协调、最具层次感，微量成分多达1000多种，其中最为丰富的芳香族化合物成分，就来源于茅台酒的酿造原料高粱和小麦。
“纯粮酿造”——这是当今许多白酒品牌对其品质属性的宣传广告诉求语。殊不知，这“纯粮”二字的含义是有区别的。一般说来，其他白酒酿造所谓“纯粮”，即指除高粱、小麦以外，还有玉米、荞麦、大麦、大米及薯类、豆类；而茅台酒采用的纯粮，则仅指优质地产糯高粱和小麦，且小麦用量占52%，质量完全符合国家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严格标准。
茅台酒高品质形成的又一个要素是，严格执行“5:1的投粮产出比率”，即投入5公斤粮食，只生产1公斤酒；而其他白酒酿造的投粮产出比，最高者也仅为3:1。茅台酒酿造的原料成本高，也是业内之最。
将茅台酒与其他白酒相比较,一个重要的品质区别在于，茅台酒中易挥发物质相对较少，不易挥发物质相对较多。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是：饮时不刺喉，酒后不烧心、不上头，即使有时过点量，不会使人产生头昏脑胀、身心疲乏的生理反映。茅台酒中含有的有益人体健康的酸类、酚类物质，相当于其他白酒的三至四倍；此外，还含有18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以及具有抗肿瘤活性的天然酱油酮、具有改善胃肠功能的并呋喃等；这些都已为科学分析所验证。
即使将茅台酒与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等外国名牌蒸馏白酒作比较茅台酒也是技胜一筹、质高一等”——茅台集团董事长、总工程师、中外著名酿酒大师季克良说，“茅台酒的接酒浓度在52%~56%（V/V），而其他蒸馏酒接酒浓度高达67%（V/V）以上，然后加水加浆稀释到所需要浓度。茅台酒的酒精度在53%（V/V）左右，这在世界上所有蒸馏中是最科学、合理的，加之要经过三年以上的长期陈酿，所以茅台酒较柔和，酒度高而不烈，对人体的刺激小，有利健康可想而知。”
人们常说，一个人做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与此同理，一种白酒的质量，要说它好，不能只仅凭一时或一批来定论，而要看能否做到恒久不变地保持其稳定性。
国酒茅台之所以堪称世界上最好的蒸馏酒，一个极其重要的表征，即是其卓越的内在品质及品味风格做到了始终如一！曾有一位国家负责白酒质量的权威人士感叹道：“我跟踪茅台酒的质量20多年了，它一直非常稳定。这实在太难得了！”
茅台酒的勾兑，是最难掌握，也最能体现茅台酒质量控制的工艺技能。整个操作过程，就是一个“动态体系”。要勾调出符合茅台酒质量标准和独特香味香气风格的成品茅台酒，既要依据文字标准，又要参照实物标准；而最终，两者的有机融合，则全凭调酒师的视觉、嗅觉、味觉审美及心灵感应来掌握和体现。要在如此极其复杂的过程中周而复始地进行“动态体系”操作，并保证茅台酒的质量及品味风格做到前后一致和稳定，足见其难度之大。
如果从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食品安全”视角来审视国酒茅台高品质可信任度的话，那么最令人感到放心的是：迄今为止，在整个国内酿酒食品企业中，惟一只有国酒茅台同时拥有国家颁发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原产地域保护产品”三项认证。此外，在2006年1月18日，国酒茅台又首批获得了商务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赋予的“中国酒类质量认证证书”。
毫无疑问，无论什么时候，消费者和市场都在真情呼唤这高质量的产品。一个企业，一个品牌，要赢得消费者和市场的认同和拥戴，只能像国酒茅台这样依靠货真价实的高质量产品，而不是弄虚作假的品牌炒作。
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袁仁国经常这样说，：“国酒茅台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和成本服从质量、效益服从质量、速度服从质量的原则，虽然与许多垂手可得的吹糠见米之利擦肩而过，但是，却获得了实现快速发展的生命根基——强劲的高品质核心竞争力。”
#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光伏IGBT专家电话会议纪要
要点摘要
供需情况
今年光伏领域需求旺盛，公司主要逆变器客户的IGBT出货量增速普遍在50%以上，而供给端受制于疫情、产能周期影响有所下滑，导致目前IGBT供需高度紧张，各规格产品的交期普遍超过六个月，预计缺货至少会延续至明年上半年。
价格变化
当前原厂的涨价幅度普遍在10%以上，英飞凌、安森美对主要客户的提价幅度在10%-20%之间，部分代理商的涨价幅度较高。模块的涨价幅度较单管稍低一些，对于一些重要的战略客户，双方会在价格上进行一定的协商。
保供能力
阳光、华为这样的头部厂商在保供、议价能力上优势明显，拿货优先级高，规模、资金有限的中小厂商如果拿不到货只能去市场上以几倍的价格扫货。
竞争格局
在光伏领域，英飞凌、安森美占据全球80%以上份额，有一些客户已经在测试国内厂商的产品，或者在低端机型中进行试用，尚没有大规模使用。
技术迭代
碳化硅在光伏领域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对逆变器性能的提升效果非常明显，但目前成本是硅基产品的三倍左右。未来碳化硅在光伏领域的应用主要是在高电压等对性能要求较高的场景，户用等低端产品硅基IGBT仍然具有更好的性价比。
Q&A
Q：当前光伏领域IGBT供需情况？
A：光伏领域用到的IGBT包括单管和模块，其中中小功率逆变器主要是IGBT单管，大功率逆变器则是IGBT模块，公司IGBT模块的销售额大概是单管的2.5倍。碳中和背景下全球光伏装机需求持续向好，今年英飞凌向下游光伏逆变器客户的IGBT出货量增速普遍在50%以上，有的客户甚至是接近翻倍的水平。在需求爆发的同时，今年全球半导体由于疫情、产能等多方面的原因出货量有所下降，因此当前光伏领域的IGBT供需是十分紧张的。
Q：当前光伏领域IGBT的交期情况？
A：具体的交期每家都不太一样，不同类型的产品也存在差异，但主流供应商的大多数料号的交期都在半年以上，有些非常缺的料甚至要一年的交期或者已经停止接单。
Q：单管与模块的交期是否存在差异？
A：整体上看模块的情况会好一些，因为模块对于厂商的优先级更高一些，可以贡献的收入比较高，利润率也比较好。但模块涉及很多原材料，比如IGBT、电阻、电容、驱动等，最终模块的交货也取决于这些原材料能否顺利供应。
Q：目前的缺货会持续什么时候？
A：半导体是周期性的行业，之后肯定会达到供需平衡，但我们预计至少到明年上半年都会处于缺货状态，很多客户、代理商、渠道商的订单需求都已经排到了明年，也有很多客户与原厂签订合约锁定明年的产能。
Q：目前IGBT价格的变化情况？
A：目前原厂的涨价幅度普遍在10%以上，有的供应商甚至涨了30%、50%，两家主流厂商英飞凌、安森美对主要客户的提价幅度在10%-20%之间。模块的涨价幅度较单管稍低一些，对于一些重要的战略客户，双方会在价格上进行一定的协商。
Q：整体光伏市场IGBT的市场规模？
A：根据一些第三方机构的测算，中国IGBT单管的市场规模大概在5000万美金左右，模块的市场规模大致在1.3-1.4亿美金左右。
Q：光伏逆变器中IGBT的单瓦价值量水平？
A：以5kW的逆变器为例，需要用到的IGBT价值量大概为6-7美元。
Q：国内IGBT厂商与海外厂商的差距？
A：目前来看差距比较大，光伏领域IGBT的可靠性、效率、功率密度的要求很高，英飞凌和安森美处于领先地位，产品比其他厂商领先一代以上。在光伏领域国内IGBT厂商基本没有份额，英飞凌和安森美占据了全球光伏IGBT 80%以上的份额。由于目前整体的缺货比较严重，有的客户在对国内厂商的产品进行测试，但还需要一个验证的过程，大规模的量产还没有实现。此外，很多国内逆变器厂商以出口为主，终端客户也对品牌有一定要求。
Q：光伏领域碳化硅目前的渗透率水平？价格对比？
A：碳化硅在光伏领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因为它可以提升系统的工作频率与效率，如果把IGBT换成碳化硅，光伏逆变器的性能能够有很大的提升。但目前主要的阻碍因素是价格，就同样规格的产品而言，碳化硅的价格一般是传统硅基的三倍，部分厂商可能是两倍左右。所以，目前碳化硅在光伏领域的渗透还是比较少的，但在某些特殊的场景里已经有应用，比如三相升压MPPT中大家基本已经在用1200V的碳化硅二极管，此外一些混合使用的方案也正在变得普遍，比如硅基IGBT/MOS搭配碳化硅二极管等。在高端、大功率的领域里碳化硅的应用会相对快一些，但在户用场景中可能会相对比较慢，主要还是取决于成本与性能的权衡。
Q：国内厂商有没有可能在碳化硅上实现弯道超车？
A：国内有一些厂商已经做得不错了，碳化硅是在新的材料上做新的产品，目前的实际应用还不多，如果国内厂商能够把可靠性做得好，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海外厂商在碳化硅上的推动力度也很大，但很难在短期内把碳化硅的价格降下来，国内厂商有望在户用这些相对低端的领域内取得一定突破。比如现在有些国内光伏客户已经在用国内厂商的碳化硅二极管，因为二极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国产的碳化硅MOS管还没有看到国内客户在用。
Q：光伏领域国内IGBT厂商产品的验证周期大概多久？
A：取决于下游逆变器公司的谨慎程度，私下了解到有一些光伏客户已经在测试国内厂商的产品，比如在低端的机型中进行小规模的试用，销往一些对性能要求相对较低的第三世界国家。估计整个测试周期需要2-3年。
Q：光伏领域主要用的是第几代IGBT产品？
A：光伏领域基本上都是用最新的产品，比如英飞凌的第五代产品。对于逆变器厂商而言，采用最新的IGBT产品能够显著提升他们产品的效率与成本。
Q：光伏IGBT一般的电压等级？
A：分不同的产品，微逆变器主要是用150V/650V两种级别的MOS管；单相组串式逆变器主要是用650V的IGBT；三相组串逆变器主要是1200V的IGBT，也有专为1500V产品定制的950V IGBT模块。此外，有些客户会在辅助电源里用到1700V的碳化硅MOSFET。
Q：硅IGBT替代硅MOS管的空间？
A：光伏领域基本已经都是IGBT了，因为同样规格的IGBT价格比MOS低40%左右，下游客户出于成本的考虑基本都用IGBT，除了在某些特定领域可能还会有一定需求。未来IGBT可能会被碳化硅替代，但不太可能用回MOS管。由于碳化硅晶圆衬底的成本天然较高，碳化硅成本的不可能降到IGBT的水平，很多地方也根本用不到碳化硅这么好的产品。
Q：硅基IGBT的成本是否还有下降空间？
A：比较有限，与IGBT成本强相关的主要是晶圆的尺寸，后续提升的空间已经有限，产品性能的提升也已经趋向极端。
Q：英飞凌IGBT的毛利率情况？
A：具体产品的毛利率不太方便透露，英飞凌公司整体的毛利率为38%，安森美的毛利率35%左右，整体上看功率器件的毛利率没有模拟器件好。
Q：IGBT会不会成为今明两年光伏装机的瓶颈？
A：从公司的角度出发，今年150GW的目标从交货的角度讲有一些挑战，比较合理的水平是120GW左右。除了整体的产能紧张以外，公司内部其他的产品线也会对IGBT的产能进行抢夺，比如MOSFET今年也很缺。同时在光伏领域以外，其他下游的需求也有很快的增长，比如几乎每家厂商的汽车业务的优先级都是最高的，5G、电池等领域的应用优先级也比光伏高，这些都会抢占现有IGBT的产能。此外，对于英飞凌、安森美这样的全球化公司而言，西门子、三星、施耐德这种国际大客户的优先级会比较高，这些客户也会抢夺光伏客户的产能。所以整体上看光伏领域IGBT的紧张不太能够缓解。
Q：马来西亚疫情对产能的影响大吗？
A：很大，英飞凌和安森美在马来西亚都有产能，有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间都不能正常生产，而且停线之后的产能恢复是逐步的，很难在短期内100%恢复，目前的预期是下周到下下周能够基本缓解。
Q：阳光和华为这样的头部客户是否在拿货能力上具备优势？
A：对，头部厂商对英飞凌或者安森美的收入贡献很高，在拿货、议价上都有优势，所以一旦缺货只能牺牲一些中小客户，尽可能把产能提供给阳光和华为。其他中小厂商的议价能力比较差，如果拿不到货，可能要到市场上以几倍的价格扫货。一般原厂的涨价幅度是10%-20%，但代理商具有一定的自主定价权，所以涨价的幅度可能会比较高。
Q：华为之后在IGBT芯片上的供应是否可能受到限制？
A：英飞凌和安森美都拿到了太阳能的供货License，目前都是可以正常交货的，太阳能这块不像5G那么敏感。目前华为也在进行相关的研发，如果后续华为能够自己生产IGBT单管或者模块，反而能够缓解市场目前的供需紧张。
Q：下游逆变器客户现在下单是不是可以完全锁定之后的产能？
A：大的客户可以直接向原厂或者大代理商下确定性比较高的订单，但中小客户受制于规模、资金有限，一般只能通过代理商备一些货，整体上看头部客户拿到货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要点摘要
供需情况
今年光伏领域需求旺盛，公司主要逆变器客户的IGBT出货量增速普遍在50%以上，而供给端受制于疫情、产能周期影响有所下滑，导致目前IGBT供需高度紧张，各规格产品的交期普遍超过六个月，预计缺货至少会延续至明年上半年。
价格变化
当前原厂的涨价幅度普遍在10%以上，英飞凌、安森美对主要客户的提价幅度在10%-20%之间，部分代理商的涨价幅度较高。模块的涨价幅度较单管稍低一些，对于一些重要的战略客户，双方会在价格上进行一定的协商。
保供能力
阳光、华为这样的头部厂商在保供、议价能力上优势明显，拿货优先级高，规模、资金有限的中小厂商如果拿不到货只能去市场上以几倍的价格扫货。
竞争格局
在光伏领域，英飞凌、安森美占据全球80%以上份额，有一些客户已经在测试国内厂商的产品，或者在低端机型中进行试用，尚没有大规模使用。
技术迭代
碳化硅在光伏领域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对逆变器性能的提升效果非常明显，但目前成本是硅基产品的三倍左右。未来碳化硅在光伏领域的应用主要是在高电压等对性能要求较高的场景，户用等低端产品硅基IGBT仍然具有更好的性价比。
Q&A
Q：当前光伏领域IGBT供需情况？
A：光伏领域用到的IGBT包括单管和模块，其中中小功率逆变器主要是IGBT单管，大功率逆变器则是IGBT模块，公司IGBT模块的销售额大概是单管的2.5倍。碳中和背景下全球光伏装机需求持续向好，今年英飞凌向下游光伏逆变器客户的IGBT出货量增速普遍在50%以上，有的客户甚至是接近翻倍的水平。在需求爆发的同时，今年全球半导体由于疫情、产能等多方面的原因出货量有所下降，因此当前光伏领域的IGBT供需是十分紧张的。
Q：当前光伏领域IGBT的交期情况？
A：具体的交期每家都不太一样，不同类型的产品也存在差异，但主流供应商的大多数料号的交期都在半年以上，有些非常缺的料甚至要一年的交期或者已经停止接单。
Q：单管与模块的交期是否存在差异？
A：整体上看模块的情况会好一些，因为模块对于厂商的优先级更高一些，可以贡献的收入比较高，利润率也比较好。但模块涉及很多原材料，比如IGBT、电阻、电容、驱动等，最终模块的交货也取决于这些原材料能否顺利供应。
Q：目前的缺货会持续什么时候？
A：半导体是周期性的行业，之后肯定会达到供需平衡，但我们预计至少到明年上半年都会处于缺货状态，很多客户、代理商、渠道商的订单需求都已经排到了明年，也有很多客户与原厂签订合约锁定明年的产能。
Q：目前IGBT价格的变化情况？
A：目前原厂的涨价幅度普遍在10%以上，有的供应商甚至涨了30%、50%，两家主流厂商英飞凌、安森美对主要客户的提价幅度在10%-20%之间。模块的涨价幅度较单管稍低一些，对于一些重要的战略客户，双方会在价格上进行一定的协商。
Q：整体光伏市场IGBT的市场规模？
A：根据一些第三方机构的测算，中国IGBT单管的市场规模大概在5000万美金左右，模块的市场规模大致在1.3-1.4亿美金左右。
Q：光伏逆变器中IGBT的单瓦价值量水平？
A：以5kW的逆变器为例，需要用到的IGBT价值量大概为6-7美元。
Q：国内IGBT厂商与海外厂商的差距？
A：目前来看差距比较大，光伏领域IGBT的可靠性、效率、功率密度的要求很高，英飞凌和安森美处于领先地位，产品比其他厂商领先一代以上。在光伏领域国内IGBT厂商基本没有份额，英飞凌和安森美占据了全球光伏IGBT 80%以上的份额。由于目前整体的缺货比较严重，有的客户在对国内厂商的产品进行测试，但还需要一个验证的过程，大规模的量产还没有实现。此外，很多国内逆变器厂商以出口为主，终端客户也对品牌有一定要求。
Q：光伏领域碳化硅目前的渗透率水平？价格对比？
A：碳化硅在光伏领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因为它可以提升系统的工作频率与效率，如果把IGBT换成碳化硅，光伏逆变器的性能能够有很大的提升。但目前主要的阻碍因素是价格，就同样规格的产品而言，碳化硅的价格一般是传统硅基的三倍，部分厂商可能是两倍左右。所以，目前碳化硅在光伏领域的渗透还是比较少的，但在某些特殊的场景里已经有应用，比如三相升压MPPT中大家基本已经在用1200V的碳化硅二极管，此外一些混合使用的方案也正在变得普遍，比如硅基IGBT/MOS搭配碳化硅二极管等。在高端、大功率的领域里碳化硅的应用会相对快一些，但在户用场景中可能会相对比较慢，主要还是取决于成本与性能的权衡。
Q：国内厂商有没有可能在碳化硅上实现弯道超车？
A：国内有一些厂商已经做得不错了，碳化硅是在新的材料上做新的产品，目前的实际应用还不多，如果国内厂商能够把可靠性做得好，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海外厂商在碳化硅上的推动力度也很大，但很难在短期内把碳化硅的价格降下来，国内厂商有望在户用这些相对低端的领域内取得一定突破。比如现在有些国内光伏客户已经在用国内厂商的碳化硅二极管，因为二极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国产的碳化硅MOS管还没有看到国内客户在用。
Q：光伏领域国内IGBT厂商产品的验证周期大概多久？
A：取决于下游逆变器公司的谨慎程度，私下了解到有一些光伏客户已经在测试国内厂商的产品，比如在低端的机型中进行小规模的试用，销往一些对性能要求相对较低的第三世界国家。估计整个测试周期需要2-3年。
Q：光伏领域主要用的是第几代IGBT产品？
A：光伏领域基本上都是用最新的产品，比如英飞凌的第五代产品。对于逆变器厂商而言，采用最新的IGBT产品能够显著提升他们产品的效率与成本。
Q：光伏IGBT一般的电压等级？
A：分不同的产品，微逆变器主要是用150V/650V两种级别的MOS管；单相组串式逆变器主要是用650V的IGBT；三相组串逆变器主要是1200V的IGBT，也有专为1500V产品定制的950V IGBT模块。此外，有些客户会在辅助电源里用到1700V的碳化硅MOSFET。
Q：硅IGBT替代硅MOS管的空间？
A：光伏领域基本已经都是IGBT了，因为同样规格的IGBT价格比MOS低40%左右，下游客户出于成本的考虑基本都用IGBT，除了在某些特定领域可能还会有一定需求。未来IGBT可能会被碳化硅替代，但不太可能用回MOS管。由于碳化硅晶圆衬底的成本天然较高，碳化硅成本的不可能降到IGBT的水平，很多地方也根本用不到碳化硅这么好的产品。
Q：硅基IGBT的成本是否还有下降空间？
A：比较有限，与IGBT成本强相关的主要是晶圆的尺寸，后续提升的空间已经有限，产品性能的提升也已经趋向极端。
Q：英飞凌IGBT的毛利率情况？
A：具体产品的毛利率不太方便透露，英飞凌公司整体的毛利率为38%，安森美的毛利率35%左右，整体上看功率器件的毛利率没有模拟器件好。
Q：IGBT会不会成为今明两年光伏装机的瓶颈？
A：从公司的角度出发，今年150GW的目标从交货的角度讲有一些挑战，比较合理的水平是120GW左右。除了整体的产能紧张以外，公司内部其他的产品线也会对IGBT的产能进行抢夺，比如MOSFET今年也很缺。同时在光伏领域以外，其他下游的需求也有很快的增长，比如几乎每家厂商的汽车业务的优先级都是最高的，5G、电池等领域的应用优先级也比光伏高，这些都会抢占现有IGBT的产能。此外，对于英飞凌、安森美这样的全球化公司而言，西门子、三星、施耐德这种国际大客户的优先级会比较高，这些客户也会抢夺光伏客户的产能。所以整体上看光伏领域IGBT的紧张不太能够缓解。
Q：马来西亚疫情对产能的影响大吗？
A：很大，英飞凌和安森美在马来西亚都有产能，有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间都不能正常生产，而且停线之后的产能恢复是逐步的，很难在短期内100%恢复，目前的预期是下周到下下周能够基本缓解。
Q：阳光和华为这样的头部客户是否在拿货能力上具备优势？
A：对，头部厂商对英飞凌或者安森美的收入贡献很高，在拿货、议价上都有优势，所以一旦缺货只能牺牲一些中小客户，尽可能把产能提供给阳光和华为。其他中小厂商的议价能力比较差，如果拿不到货，可能要到市场上以几倍的价格扫货。一般原厂的涨价幅度是10%-20%，但代理商具有一定的自主定价权，所以涨价的幅度可能会比较高。
Q：华为之后在IGBT芯片上的供应是否可能受到限制？
A：英飞凌和安森美都拿到了太阳能的供货License，目前都是可以正常交货的，太阳能这块不像5G那么敏感。目前华为也在进行相关的研发，如果后续华为能够自己生产IGBT单管或者模块，反而能够缓解市场目前的供需紧张。
Q：下游逆变器客户现在下单是不是可以完全锁定之后的产能？
A：大的客户可以直接向原厂或者大代理商下确定性比较高的订单，但中小客户受制于规模、资金有限，一般只能通过代理商备一些货，整体上看头部客户拿到货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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