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物“发声” 让历史“说话”】
近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核定结果公布，宁夏大麦地岩画、姚河塬遗址榜上有名！
守护住历史文脉，让更多的文物古建筑得以保存与传承，最基础的工作是摸清家底，让散落民间的不可移动文物进一步受到保护和重视。
截至目前，我区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3818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506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7处，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35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34处。西夏陵、丝绸之路（宁夏段）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西夏陵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西夏陵、水洞沟遗址、开城遗址为全国150处大遗址之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座，历史文化名镇（村）1个。横亘于宁夏大地数百公里的秦长城、明长城遗迹，可见墙体1038千米，烽燧、墩台、城障、关隘、城堡等长城防御体系中的单体建筑设施1225座，被誉为中国的“长城博物馆”。
在银川市贺兰山东麓沿线，38千米的明长城纵贯贺兰县、永宁县、西夏区。其中，“三关口长城”依山而建，扼控宁蒙，自古是咽喉之地，但这段颇为雄伟的长城也曾一度倾颓。银川市文物局积极承担起属地管理责任，协同区内外专家开展三关口段长城修缮保护工作。
“针对该段长城墙体裂缝、坍塌、墙基掏蚀、雨水冲垮等主要病害，我们采用顶面保护、裂缝修补、锚杆加固、土坯衬砌加固、夯筑加固等措施对遗址本体进行加固保护。”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副主任、原银川市文物管理处主任张艺明作为参与者，见证了三关口长城修复工作。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来宁对明长城三关口段抢险加固工程验收后连声称赞，评价该工程既‘修旧如旧’，保持了遗址历史风貌，又为三关口长城注入了新的活力。”张艺明说。如今，这段长城成为我区科学保护长城的典范。
2020年，我区将计划实施明长城青铜峡北岔口段、盐池青羊井段及4号敌台、中卫胜金关段、银川水洞沟敌台、永宁磨石沟烽火台的长城保护工程。
“2015年以来，文物局结合我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现状，按照轻重缓急，积极申报文物保护工程项目。通过国家文物局和我区文物局批复方案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程项目54个，申请中央文物保护专项资金3亿元。”自治区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石学安说，重点实施了长城重要段落、固原古城、将台堡革命旧址、田州塔、西夏陵等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修缮及安全防护工程。
2014年8月16日，固原新发掘一座唐墓，初步判断墓主为男性欧洲人，这进一步证实丝绸之路重镇——固原（原州）在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2014年以来，我区正式启动固原古城抢险加固保护工程，让这段历史重回人们的视野。“整个工程分为三期实施，一期已结束，目前正进行二期。工程以现状加固维修为主，结合素土夯筑的原有构造技法进行施工保护，目前已完成了工程总量的75%。三期工程已通过国家文物局2020年度的立项计划，方案正在编制中。”石学安说。
随着文物保护研究的深入及对文物保护成果如何惠及社会大众的思考实践，文物保护的内涵和方式不断扩展丰富，不仅要解决当下问题，更要考虑长远利用传承需要。
石学安告诉记者，我区在做好传统文物保护工作的基础上，增加了“前移”的文物保护工程：由自治区考古所联合浙江大学开展须弥山石窟测绘数字化工作，采集信息为后期石窟壁画修复提供依据；试点开展明长城河东墙段物联网监测工程，通过监测数据分析，获取长城周边的社会生产活动对长城本体的影响、破坏程度等相关信息，精准实策实施长城本体保护；着手实施贺兰山岩画数字化采集留存工程，为岩画后续展示利用提供精准数据和平台。
如今，经过修缮的文物保护单位，建筑布局更加完整，遗址风貌更加恢宏，周边环境也更显静谧。（宁夏日报记者 马忠）
古长城：新技加上古法 实现修旧如旧
自西周开始，战国、秦、汉、隋、金、明等朝代都曾在宁夏境内修筑过长城，但数千年的风雨侵蚀加上人为破坏，让古长城渐渐失去了往昔风采。
2014年，我区启动长城保护工程。原银川市文物管理处主任张艺明全程参与了明长城银川三关口段100米墙体抢险加固保护工程。
在三关口长城抢险加固过程中，全部采用传统做法，其中土坯夯筑方法最常用。而为了恢复长城“原貌”，要先对长城墙体土质进行化学检测分析，然后寻找碱度等各方面最相似的土。
找到最合适的土后还要改性。根据一定比例加入灰土；根据原有土质状况，加入大小合适的石子；为了让土不易变形腐朽，加入红柳、玻璃纤维、胡麻秆等。然后将加了“料”的土拌合均匀，浇上水，用塑料布盖上，根据不同部位需要“醒”不同时间。在不断摸索、多次实验中，张艺明也成为“土”专家。“时间长了，我们都有了经验。抓一把土，捏成团再扔到地上，正好摔开而不散，就是醒好了。”张艺明说。
除了“玩土”是门学问，长城抢险保护还有很多学问：按照原有设计，要在长城表面喷涂硅丙乳液，以加强表面结构防止风化。但张艺明等人多次实验发现，此方法不可行。因为经过长期风蚀雨侵，长城墙体表面已结成一种固化壳，硅丙乳液与墙体无法结合，反而形成两张皮，风一大就会脱落。顶部防水，在长城抢险保护中非常关键。原本设计是顶面集中排水，但在施工中，张艺明等人发现集中雨水会冲刷墙体，反而造成伤害。后经过设计、施工、监理等多方协商，决定改为散排方式，即长城顶部改为中间高四周矮，让水向四面散排。
2015年，三关口明长城抢险保护工程竣工，修补加固1000余处掏蚀洞，开挖导洪沟1100余米，改性黄土夯筑土方量6200立方米，墙体顶部胡麻泥封护3720平方米，使用土坯砌筑砖5.8万块。（宁夏日报记者 杨超）
贺兰山岩画：修补条条裂痕 追回千年时光
修缮后的贺兰山岩画。记者 马忠 摄
岁月失语，唯石能言。贺兰山岩画用简单粗犷的线条勾勒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如今，有的岩画虽已斑驳脱落，但依然展现出夺目的艺术光芒。
“经历了上万年的风雨洗礼，目前贺兰山岩画大部分已进入了衰老期，特别是自然风化、环境污染、坍塌、人为破坏等加速了岩画的消亡进程，我们已对岩画的各种病害进行了有效保护。”银川世界岩画馆副馆长李学军说。
李学军作为岩画修复的参与者，亲历了多次修复过程：“岩画的修复跟人检查病一样，首先确定哪些因素是破坏岩画的病因，其次，为什么某些岩画的剥落风化现象特别严重，搞清楚贺兰山岩画的病害类型。只有在对上述问题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掌握一定的资料信息后，方能科学合理地选择适合贺兰山岩画的微观保护措施和试剂、溶液，对症下药，找到行之有效的保护办法。”
2008年，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邀请南京博物院的许飞研究员等多名石质文物保护专家编制了《贺兰山岩画本体抢救性保护方案》，报请国家文物局审批后，先后分两个阶段对贺兰山20多幅岩画进行实验性保护。
岩画的修复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表面封护试验、岩石试件的加工处理、超声波检测、岩画表面清洗……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每次开始一项新的修复工作，依旧会保持一颗与岩画初次相遇时的学徒之心，以最大的耐心为这些不会说话的“病人”治疗。
“第一阶段先选取两处贺兰山岩画之外的岩石裂缝进行实验，石质空鼓、脱落现象得到了有效治理，但石质外部在阳光照射、雨水侵蚀、风沙肆虐影响下局部发生疏松现象，而且外部封漏勾缝处普遍呈现黄色，与贺兰山本体颜色不相符合，影响了岩画本体的美观。”李学军说。
找到原因后，李学军多次建议南京博物院刘慧云高工采取贺兰山本地岩石，经过粉碎、筛检后采取堵漏、填缝等新方法，意见被采纳并付诸实施后，有效解决了上述难题。
经过2年多的观察和超声波探测，岩画石质内部稳定，没有出现裂隙与空鼓现象，外部采用贺兰山本体的石头粉碎对裂隙进行封堵，第二阶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封堵勾缝颜色与本体颜色差别不大，粘合程度达到90%以上。
岩画表面的岩石本体在自然环境中处于不停地风化之中，砂岩文物本体表面是否需要防风化操作，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争论之中。“我们拟在施工过程中，选择几块10×10厘米的岩画本体，在其周边做一些封护实验，封护效果在自然环境下长期检验，为5年甚至10年后的科学保护提供重要的实践参考。”李学军说。（宁夏日报记者 马忠）
海宝古塔久病初愈
海宝塔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是宁夏始建年代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为我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它静处一隅，见证城市沧桑变化。
但在风雨侵蚀下，海宝塔“生病”了，2008年后，塔身出现明显裂缝。
通过诊断，海宝塔存在着本体开裂、砌体表面风化缺失、灰缝掏蚀、栏杆缺失、残损等问题，2014年，海宝塔保护修缮立项报告经国家文物局同意。
修缮方案经过多次修改，经国家文物局审核同意，2017年9月，海宝塔保护修缮工程启动，文物专家开始对海宝塔塔体残损、塔座及基座、防水排水设施、塔内栏杆等进行保护修缮。
“工程最大的难题是搭建脚手架。”银川市文物管理处办公室主任乔倩说，一方面，海宝塔周围面积较小，作业面小，施工非常不便；另一方面，脚手架要与塔体同高，却不能把吃力点放在古建筑上。“那段时间，一到刮风下雨我们就睡不着觉，担心脚手架会松动。”银川市文物管理处负责人李国庆说，施工方邀请工程设计院、我区质监部门等做评估、专项设计，最终决定用松木板做垫层，分散塔体压力，最大程度减少对古建筑的影响。
海宝塔每一层都有卷洞，很多卷洞产生裂缝，这些裂缝怎么处理？银川市文物管理处专家邀请西安建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多方专家学者进行论证，最终决定采取垫木方式：在卷洞上方楼板竖着垫木，扩大压力支撑面。“采取这种方式效果特别好。一年时间里，我们多次上塔检查，再没有产生新裂缝。”乔倩说。
更换了6000多块人工手制塔基砖、用石灰等最原始材料填补砌体裂缝、对木质台阶进行加固更换、铲除塔里灰浆层，露出原有的青砖颜色……2018年8月，海宝塔保护修缮工程竣工，目前已通过初验，正在申请国家终验。
“大病初愈”的海宝塔还不能重新开门纳客。
“我们邀请了一家专业公司在对海宝塔做为期一年的塔体检测，之后才能决定是否能适度开放。”乔倩表示。（宁夏日报记者 杨超）
西夏陵：20年精雕细琢 换你岁月久长
已经加固完成的西夏陵1号帝陵。记者 智慧 摄
“文物遗址保护必须坚持最小干预原则。”11月8日，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工作人员杨月红介绍道。
1999年，银川市开始对西夏陵实行文物本体保护工程。经过20年努力，西夏陵今年已完成了9座帝陵和40多座陪葬墓遗址的加固保护。今年7月31日通过验收的西夏陵1、2号陵及39号陪葬墓抢险加固工程，5、7号陵及陵区陪葬墓保护工程，8、9号陵保护工程，均获得参与验收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专家认为，西夏陵文物本体保护工程的实施水平已达到了行业标杆水准，土遗址保护工作的经验做法值得在全国推广。
站在西夏陵1号帝陵前，眼前修复好的帝陵北门几乎看不出修补的痕迹。杨月红告诉记者，修复所需土质都取自周边，和本体土质十分相近。本体里掺杂的石头等，在修补材料里也会掺杂，尽量做到跟原本土体相融。
雨蚀、裂隙、底部悬空、盐害、植被破坏等病害，在西夏陵分布最多。杨月红介绍，在风雨作用下，遗址土体会出现风化裂隙，而且土体里还存在可溶盐，其在水分作用下发生结晶、溶解，盐害让土体出现酥碱。“这种盐害都在遗址底部，如果不进行保护就会出现倒塌。”杨月红说。
针对遗址本体的保存特征和病害情况，2000至2002年西夏陵委托敦煌研究院实施3号陵地表清理及加固保护工程，进行安全加固保护、砌筑土坯面积达1500平方米，2009至2011年实施6号陵地面遗迹清理及加固保护工程，2012至2013年实施4号陵加固保护工程，2013至2015年实施1、2号陵加固保护工程，2016至2018年西夏陵5、7、8、9号陵加固保护工程完工。
“文物遗址保护修复工作是个细活，土质都要经过反复试验，以求找到最接近本体的土质，修复要一层一层进行，一点一点推进，不改变文物原状，尽量减少对土遗址及周边自然环境的干预。”杨月红说。（宁夏日报记者 智慧）
近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核定结果公布，宁夏大麦地岩画、姚河塬遗址榜上有名！
守护住历史文脉，让更多的文物古建筑得以保存与传承，最基础的工作是摸清家底，让散落民间的不可移动文物进一步受到保护和重视。
截至目前，我区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3818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506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7处，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35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34处。西夏陵、丝绸之路（宁夏段）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西夏陵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西夏陵、水洞沟遗址、开城遗址为全国150处大遗址之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座，历史文化名镇（村）1个。横亘于宁夏大地数百公里的秦长城、明长城遗迹，可见墙体1038千米，烽燧、墩台、城障、关隘、城堡等长城防御体系中的单体建筑设施1225座，被誉为中国的“长城博物馆”。
在银川市贺兰山东麓沿线，38千米的明长城纵贯贺兰县、永宁县、西夏区。其中，“三关口长城”依山而建，扼控宁蒙，自古是咽喉之地，但这段颇为雄伟的长城也曾一度倾颓。银川市文物局积极承担起属地管理责任，协同区内外专家开展三关口段长城修缮保护工作。
“针对该段长城墙体裂缝、坍塌、墙基掏蚀、雨水冲垮等主要病害，我们采用顶面保护、裂缝修补、锚杆加固、土坯衬砌加固、夯筑加固等措施对遗址本体进行加固保护。”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副主任、原银川市文物管理处主任张艺明作为参与者，见证了三关口长城修复工作。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来宁对明长城三关口段抢险加固工程验收后连声称赞，评价该工程既‘修旧如旧’，保持了遗址历史风貌，又为三关口长城注入了新的活力。”张艺明说。如今，这段长城成为我区科学保护长城的典范。
2020年，我区将计划实施明长城青铜峡北岔口段、盐池青羊井段及4号敌台、中卫胜金关段、银川水洞沟敌台、永宁磨石沟烽火台的长城保护工程。
“2015年以来，文物局结合我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现状，按照轻重缓急，积极申报文物保护工程项目。通过国家文物局和我区文物局批复方案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程项目54个，申请中央文物保护专项资金3亿元。”自治区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石学安说，重点实施了长城重要段落、固原古城、将台堡革命旧址、田州塔、西夏陵等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修缮及安全防护工程。
2014年8月16日，固原新发掘一座唐墓，初步判断墓主为男性欧洲人，这进一步证实丝绸之路重镇——固原（原州）在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2014年以来，我区正式启动固原古城抢险加固保护工程，让这段历史重回人们的视野。“整个工程分为三期实施，一期已结束，目前正进行二期。工程以现状加固维修为主，结合素土夯筑的原有构造技法进行施工保护，目前已完成了工程总量的75%。三期工程已通过国家文物局2020年度的立项计划，方案正在编制中。”石学安说。
随着文物保护研究的深入及对文物保护成果如何惠及社会大众的思考实践，文物保护的内涵和方式不断扩展丰富，不仅要解决当下问题，更要考虑长远利用传承需要。
石学安告诉记者，我区在做好传统文物保护工作的基础上，增加了“前移”的文物保护工程：由自治区考古所联合浙江大学开展须弥山石窟测绘数字化工作，采集信息为后期石窟壁画修复提供依据；试点开展明长城河东墙段物联网监测工程，通过监测数据分析，获取长城周边的社会生产活动对长城本体的影响、破坏程度等相关信息，精准实策实施长城本体保护；着手实施贺兰山岩画数字化采集留存工程，为岩画后续展示利用提供精准数据和平台。
如今，经过修缮的文物保护单位，建筑布局更加完整，遗址风貌更加恢宏，周边环境也更显静谧。（宁夏日报记者 马忠）
古长城：新技加上古法 实现修旧如旧
自西周开始，战国、秦、汉、隋、金、明等朝代都曾在宁夏境内修筑过长城，但数千年的风雨侵蚀加上人为破坏，让古长城渐渐失去了往昔风采。
2014年，我区启动长城保护工程。原银川市文物管理处主任张艺明全程参与了明长城银川三关口段100米墙体抢险加固保护工程。
在三关口长城抢险加固过程中，全部采用传统做法，其中土坯夯筑方法最常用。而为了恢复长城“原貌”，要先对长城墙体土质进行化学检测分析，然后寻找碱度等各方面最相似的土。
找到最合适的土后还要改性。根据一定比例加入灰土；根据原有土质状况，加入大小合适的石子；为了让土不易变形腐朽，加入红柳、玻璃纤维、胡麻秆等。然后将加了“料”的土拌合均匀，浇上水，用塑料布盖上，根据不同部位需要“醒”不同时间。在不断摸索、多次实验中，张艺明也成为“土”专家。“时间长了，我们都有了经验。抓一把土，捏成团再扔到地上，正好摔开而不散，就是醒好了。”张艺明说。
除了“玩土”是门学问，长城抢险保护还有很多学问：按照原有设计，要在长城表面喷涂硅丙乳液，以加强表面结构防止风化。但张艺明等人多次实验发现，此方法不可行。因为经过长期风蚀雨侵，长城墙体表面已结成一种固化壳，硅丙乳液与墙体无法结合，反而形成两张皮，风一大就会脱落。顶部防水，在长城抢险保护中非常关键。原本设计是顶面集中排水，但在施工中，张艺明等人发现集中雨水会冲刷墙体，反而造成伤害。后经过设计、施工、监理等多方协商，决定改为散排方式，即长城顶部改为中间高四周矮，让水向四面散排。
2015年，三关口明长城抢险保护工程竣工，修补加固1000余处掏蚀洞，开挖导洪沟1100余米，改性黄土夯筑土方量6200立方米，墙体顶部胡麻泥封护3720平方米，使用土坯砌筑砖5.8万块。（宁夏日报记者 杨超）
贺兰山岩画：修补条条裂痕 追回千年时光
修缮后的贺兰山岩画。记者 马忠 摄
岁月失语，唯石能言。贺兰山岩画用简单粗犷的线条勾勒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如今，有的岩画虽已斑驳脱落，但依然展现出夺目的艺术光芒。
“经历了上万年的风雨洗礼，目前贺兰山岩画大部分已进入了衰老期，特别是自然风化、环境污染、坍塌、人为破坏等加速了岩画的消亡进程，我们已对岩画的各种病害进行了有效保护。”银川世界岩画馆副馆长李学军说。
李学军作为岩画修复的参与者，亲历了多次修复过程：“岩画的修复跟人检查病一样，首先确定哪些因素是破坏岩画的病因，其次，为什么某些岩画的剥落风化现象特别严重，搞清楚贺兰山岩画的病害类型。只有在对上述问题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掌握一定的资料信息后，方能科学合理地选择适合贺兰山岩画的微观保护措施和试剂、溶液，对症下药，找到行之有效的保护办法。”
2008年，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邀请南京博物院的许飞研究员等多名石质文物保护专家编制了《贺兰山岩画本体抢救性保护方案》，报请国家文物局审批后，先后分两个阶段对贺兰山20多幅岩画进行实验性保护。
岩画的修复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表面封护试验、岩石试件的加工处理、超声波检测、岩画表面清洗……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每次开始一项新的修复工作，依旧会保持一颗与岩画初次相遇时的学徒之心，以最大的耐心为这些不会说话的“病人”治疗。
“第一阶段先选取两处贺兰山岩画之外的岩石裂缝进行实验，石质空鼓、脱落现象得到了有效治理，但石质外部在阳光照射、雨水侵蚀、风沙肆虐影响下局部发生疏松现象，而且外部封漏勾缝处普遍呈现黄色，与贺兰山本体颜色不相符合，影响了岩画本体的美观。”李学军说。
找到原因后，李学军多次建议南京博物院刘慧云高工采取贺兰山本地岩石，经过粉碎、筛检后采取堵漏、填缝等新方法，意见被采纳并付诸实施后，有效解决了上述难题。
经过2年多的观察和超声波探测，岩画石质内部稳定，没有出现裂隙与空鼓现象，外部采用贺兰山本体的石头粉碎对裂隙进行封堵，第二阶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封堵勾缝颜色与本体颜色差别不大，粘合程度达到90%以上。
岩画表面的岩石本体在自然环境中处于不停地风化之中，砂岩文物本体表面是否需要防风化操作，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争论之中。“我们拟在施工过程中，选择几块10×10厘米的岩画本体，在其周边做一些封护实验，封护效果在自然环境下长期检验，为5年甚至10年后的科学保护提供重要的实践参考。”李学军说。（宁夏日报记者 马忠）
海宝古塔久病初愈
海宝塔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是宁夏始建年代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为我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它静处一隅，见证城市沧桑变化。
但在风雨侵蚀下，海宝塔“生病”了，2008年后，塔身出现明显裂缝。
通过诊断，海宝塔存在着本体开裂、砌体表面风化缺失、灰缝掏蚀、栏杆缺失、残损等问题，2014年，海宝塔保护修缮立项报告经国家文物局同意。
修缮方案经过多次修改，经国家文物局审核同意，2017年9月，海宝塔保护修缮工程启动，文物专家开始对海宝塔塔体残损、塔座及基座、防水排水设施、塔内栏杆等进行保护修缮。
“工程最大的难题是搭建脚手架。”银川市文物管理处办公室主任乔倩说，一方面，海宝塔周围面积较小，作业面小，施工非常不便；另一方面，脚手架要与塔体同高，却不能把吃力点放在古建筑上。“那段时间，一到刮风下雨我们就睡不着觉，担心脚手架会松动。”银川市文物管理处负责人李国庆说，施工方邀请工程设计院、我区质监部门等做评估、专项设计，最终决定用松木板做垫层，分散塔体压力，最大程度减少对古建筑的影响。
海宝塔每一层都有卷洞，很多卷洞产生裂缝，这些裂缝怎么处理？银川市文物管理处专家邀请西安建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多方专家学者进行论证，最终决定采取垫木方式：在卷洞上方楼板竖着垫木，扩大压力支撑面。“采取这种方式效果特别好。一年时间里，我们多次上塔检查，再没有产生新裂缝。”乔倩说。
更换了6000多块人工手制塔基砖、用石灰等最原始材料填补砌体裂缝、对木质台阶进行加固更换、铲除塔里灰浆层，露出原有的青砖颜色……2018年8月，海宝塔保护修缮工程竣工，目前已通过初验，正在申请国家终验。
“大病初愈”的海宝塔还不能重新开门纳客。
“我们邀请了一家专业公司在对海宝塔做为期一年的塔体检测，之后才能决定是否能适度开放。”乔倩表示。（宁夏日报记者 杨超）
西夏陵：20年精雕细琢 换你岁月久长
已经加固完成的西夏陵1号帝陵。记者 智慧 摄
“文物遗址保护必须坚持最小干预原则。”11月8日，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工作人员杨月红介绍道。
1999年，银川市开始对西夏陵实行文物本体保护工程。经过20年努力，西夏陵今年已完成了9座帝陵和40多座陪葬墓遗址的加固保护。今年7月31日通过验收的西夏陵1、2号陵及39号陪葬墓抢险加固工程，5、7号陵及陵区陪葬墓保护工程，8、9号陵保护工程，均获得参与验收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专家认为，西夏陵文物本体保护工程的实施水平已达到了行业标杆水准，土遗址保护工作的经验做法值得在全国推广。
站在西夏陵1号帝陵前，眼前修复好的帝陵北门几乎看不出修补的痕迹。杨月红告诉记者，修复所需土质都取自周边，和本体土质十分相近。本体里掺杂的石头等，在修补材料里也会掺杂，尽量做到跟原本土体相融。
雨蚀、裂隙、底部悬空、盐害、植被破坏等病害，在西夏陵分布最多。杨月红介绍，在风雨作用下，遗址土体会出现风化裂隙，而且土体里还存在可溶盐，其在水分作用下发生结晶、溶解，盐害让土体出现酥碱。“这种盐害都在遗址底部，如果不进行保护就会出现倒塌。”杨月红说。
针对遗址本体的保存特征和病害情况，2000至2002年西夏陵委托敦煌研究院实施3号陵地表清理及加固保护工程，进行安全加固保护、砌筑土坯面积达1500平方米，2009至2011年实施6号陵地面遗迹清理及加固保护工程，2012至2013年实施4号陵加固保护工程，2013至2015年实施1、2号陵加固保护工程，2016至2018年西夏陵5、7、8、9号陵加固保护工程完工。
“文物遗址保护修复工作是个细活，土质都要经过反复试验，以求找到最接近本体的土质，修复要一层一层进行，一点一点推进，不改变文物原状，尽量减少对土遗址及周边自然环境的干预。”杨月红说。（宁夏日报记者 智慧）
初识艾灸（一）历史时间轴上的印记：艾灸起源、发展
钬楸养生馆
地址：沈阳市浑南新区浑南四路富腾国际A座钬楸养生馆
电话\微信：13840043815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艾灸，是我国传统医学文化中一朵艳丽的奇葩，是我国千百年来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防治疾病的重要手段！
在许多人眼中，艾灸，是最能代表中医特色的符号之一。现在社会因为健康的需要，我们常常说起艾灸，用到艾灸，可是你知道艾灸到底是从何而来？如何产生的么？
这种看上去有些“神秘”的养生方法，其起源与发展历程也带有浓重的传奇色彩，今天我们一起穿梭时空，感受艾灸文化数千年来的发展与变迁。
远古时期
灸法起源
艾灸具体起源于何时已无证可考，但因其用火，所以可追溯到人类掌握和利用火的旧石器时代。
古人在煨火取暖时，由于偶然被火灼伤而发现，用火适当熏烤或烧灼身体的某些部位，可以减轻某些病痛。于是，远古的先民就采用火烧灼身体固定部位的方法缓解病痛，灸法从此产生。
艾灸起源
灸法所用的原料，最初是用一般可以作为燃料的树枝等，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才从各种树枝施灸发展到用艾草施灸。
艾草古时候又叫冰台，古人在占卦之前，制冰取火，以艾为引，就在这种引天火的仪式氛围中，巫者把龟甲兆纹与人体的血脉取得模拟想象，思索中医的火论与气论。
后来，又经过不断实践，人们最终选用了既易点燃又有药理作用的艾草作为灸法的主要材料，进而产生了艾灸。
春秋战国
关于艾灸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
在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有这样一个字：形象为一个人躺在床上，腹部安放着一撮草，很像用艾灸保健的示意。
另外，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也记载了许多灸法，其中有“以艾裹，以艾灸癫者中颠，令烂而已”的说法。同一时期，《黄帝内经·灵枢·官能》中亦有“针所不为，灸之所宜”的记载。
施灸主要用艾绒，《孟子·离娄》篇中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灸法已初具形态了。
两汉三国
东汉医家张仲景，提出“阳证宜针，阴证宜灸”的见解。在《伤寒论》中，涉及有关灸法的内容十余条，许多条文有“可火”，“不可火”的记载。
三国时出现继先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之后的又一部灸法专著——《曹氏灸经》总结了秦汉以来灸法的经验。
唐宋
唐代韩愈的《谴疟鬼》诗云：“灸师施艾柱，酷若猎火围”。说明唐代已有了“灸师”这一专业之称，此时灸法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唐代孙思邈撰集的《备急千金要方》，提倡艾灸与药物结合运用，收载了多种隔物灸法。
《宋史》记载：“太宗尝病亟，帝往观之，亲为灼艾，太宗觉痛，帝亦取艾自灸。”可见灸法在宋代皇宫中得到重用。
欧阳修《灼艾帖》、李唐《灸艾图》的出现，也证实了灸法在宋代流传之广。宋代窦材所撰《扁鹊心书》中更是我国最早记录用麻醉法施灸的书。
明清
针对古代盛行的艾叶性寒、有毒的观点，明代李时珍依据丰富的医药理论和实践经验提出了纠正。
他在《本草纲目》中指出：“艾叶……可以取太阳真火，可以回垂绝元阳……灸之则透诸经，而治百种病邪，起沉疴之人为康泰，其功亦大矣”，推动了艾灸的发展。
清朝，由于统治阶级拘于封建礼教，于道光年间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所宜”为理由，下令停止太医院使用艾灸，导致了灸法的衰落。
同时，由于西方文化的流入，灸法陷入了停滞发展时期，但由于其简便安全，疗效卓著，因而得以在缺医少药的民间流传下来。
现代
到了现代，由于灸法有直接烧灼皮肤之痛，或引发灸疮的风险，使人们望而生畏，不愿接受。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关心人民的健康事业，号召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艾灸得以新生。
随着社会发展，灸法越来越为当代人所重视，艾灸养生以其自然、经济、效果显着的特点成为时代的大需求。是家庭日常保健养生、防病治病的好帮手。
结语
中国医学的瑰宝——艾灸，起源于远古、形成于秦汉、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代而衰落于清朝，历经曲折，终于在现代得到传承与发扬。
从远古走来的中国灸法，既凝聚着古人的心血，又蕴含着现代的智慧，爱健康，“艾”不等待，爱就给自己和家人多点“艾”！ https://t.cn/AiHgJ4PS
钬楸养生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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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微信：13840043815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艾灸，是我国传统医学文化中一朵艳丽的奇葩，是我国千百年来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防治疾病的重要手段！
在许多人眼中，艾灸，是最能代表中医特色的符号之一。现在社会因为健康的需要，我们常常说起艾灸，用到艾灸，可是你知道艾灸到底是从何而来？如何产生的么？
这种看上去有些“神秘”的养生方法，其起源与发展历程也带有浓重的传奇色彩，今天我们一起穿梭时空，感受艾灸文化数千年来的发展与变迁。
远古时期
灸法起源
艾灸具体起源于何时已无证可考，但因其用火，所以可追溯到人类掌握和利用火的旧石器时代。
古人在煨火取暖时，由于偶然被火灼伤而发现，用火适当熏烤或烧灼身体的某些部位，可以减轻某些病痛。于是，远古的先民就采用火烧灼身体固定部位的方法缓解病痛，灸法从此产生。
艾灸起源
灸法所用的原料，最初是用一般可以作为燃料的树枝等，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才从各种树枝施灸发展到用艾草施灸。
艾草古时候又叫冰台，古人在占卦之前，制冰取火，以艾为引，就在这种引天火的仪式氛围中，巫者把龟甲兆纹与人体的血脉取得模拟想象，思索中医的火论与气论。
后来，又经过不断实践，人们最终选用了既易点燃又有药理作用的艾草作为灸法的主要材料，进而产生了艾灸。
春秋战国
关于艾灸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
在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有这样一个字：形象为一个人躺在床上，腹部安放着一撮草，很像用艾灸保健的示意。
另外，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也记载了许多灸法，其中有“以艾裹，以艾灸癫者中颠，令烂而已”的说法。同一时期，《黄帝内经·灵枢·官能》中亦有“针所不为，灸之所宜”的记载。
施灸主要用艾绒，《孟子·离娄》篇中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灸法已初具形态了。
两汉三国
东汉医家张仲景，提出“阳证宜针，阴证宜灸”的见解。在《伤寒论》中，涉及有关灸法的内容十余条，许多条文有“可火”，“不可火”的记载。
三国时出现继先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之后的又一部灸法专著——《曹氏灸经》总结了秦汉以来灸法的经验。
唐宋
唐代韩愈的《谴疟鬼》诗云：“灸师施艾柱，酷若猎火围”。说明唐代已有了“灸师”这一专业之称，此时灸法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唐代孙思邈撰集的《备急千金要方》，提倡艾灸与药物结合运用，收载了多种隔物灸法。
《宋史》记载：“太宗尝病亟，帝往观之，亲为灼艾，太宗觉痛，帝亦取艾自灸。”可见灸法在宋代皇宫中得到重用。
欧阳修《灼艾帖》、李唐《灸艾图》的出现，也证实了灸法在宋代流传之广。宋代窦材所撰《扁鹊心书》中更是我国最早记录用麻醉法施灸的书。
明清
针对古代盛行的艾叶性寒、有毒的观点，明代李时珍依据丰富的医药理论和实践经验提出了纠正。
他在《本草纲目》中指出：“艾叶……可以取太阳真火，可以回垂绝元阳……灸之则透诸经，而治百种病邪，起沉疴之人为康泰，其功亦大矣”，推动了艾灸的发展。
清朝，由于统治阶级拘于封建礼教，于道光年间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所宜”为理由，下令停止太医院使用艾灸，导致了灸法的衰落。
同时，由于西方文化的流入，灸法陷入了停滞发展时期，但由于其简便安全，疗效卓著，因而得以在缺医少药的民间流传下来。
现代
到了现代，由于灸法有直接烧灼皮肤之痛，或引发灸疮的风险，使人们望而生畏，不愿接受。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关心人民的健康事业，号召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艾灸得以新生。
随着社会发展，灸法越来越为当代人所重视，艾灸养生以其自然、经济、效果显着的特点成为时代的大需求。是家庭日常保健养生、防病治病的好帮手。
结语
中国医学的瑰宝——艾灸，起源于远古、形成于秦汉、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代而衰落于清朝，历经曲折，终于在现代得到传承与发扬。
从远古走来的中国灸法，既凝聚着古人的心血，又蕴含着现代的智慧，爱健康，“艾”不等待，爱就给自己和家人多点“艾”！ https://t.cn/AiHgJ4PS
#张鸿雁# #城市文化资本#
张鸿雁教授：城市社会来临语境下的新型城镇化理论价值 |《城市文化资本与文化软实力——特色文化城市研究》选读
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形成世界性影响，为中国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平台和动力。要保证新型城市化的健康发展，首先，要从法治和法理的高度，推行国家级城镇化顶层设计的规划和战略模式；其次，必须从学理性和科学性的双重视角认识其发展的本质，从社会结构变迁的高度理解城市化与城镇化在本质上的同一性意义。其三，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面，根据自然地理环境、区位特点、资源秉赋、历史文化传承和地域生产力结构差异等要素对新型城镇化进行法治化的精准管理、分类指导和分层建设，严格杜绝以往“一刀切”、“运动式”的城镇化运作方式。另外，必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依据中国国情对新型城镇化进行包括社会规划层面的综合性系统化设计，通过“行动纲领”式的政策模式和“解决方案式的规划”管理方法，建构一个以都市圈“发展极”城市为引领的，大中小城市（镇）并举发展的，具有地域差序化格局的空间网状一体化城镇化体系，这是建设具有强可持续发展动力的新型城镇化的前提。
当代中国正处于“城市社会来临”背景下的新的发展时期，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具有“文化自觉性”和现代性的自为性。对传统社会来说，社会整体变迁意义上的进步莫过于城市社会取代农业社会，城镇化是社会进化型的进步过程，并在本质说明了人类现代化的过程和结果就是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社会生活的民主、社会保障的公平、生活的多元化、人生价值的多元化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化、法制化的契约关系及市场性取向，是新型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内涵、目标和前提。
近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增长率是每25年左右人口翻一番。如果按照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规律每25年左右翻一番的话，中国在2038年前后城市化水平至少要达到85%左右，也就是说在未来的20多年里中国将全面处于从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向城市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结构变迁期，选择新型的城镇化道路作为国策之一，是适应这一变迁的有效举措。“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来后，出现了聚讼纷纭的现象，有人把“城市化”与“城镇化”严格对立起来，这一看似十分简单的争论，却说明了一个很深刻又严肃的问题：对当代新型城镇的误读，在很大程度来上是因为对城市化与城镇化内涵和本质的同一性缺乏科学的认识所致。这种“误读”的主要分歧核心是新型城镇化走“以小城镇为主的道路”，还是走以“大城市为主的道路”？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有明显的认识失误和偏颇，对中国来说，选择其中任何一条道路都不符合中国国情，依据中国“多梯度社会结”发展现状，应该走“复合型的城市化道路”。显然，从现实应用的角度看，系统地提出和建构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理论、行动纲领和实施指导细则已经显得是十分必要了。本文从三个关系的视角提出讨论，这也是现在城镇化健康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是城镇化与城镇群的关系。古今中外城镇化的历史证明，独立于大中城市体系之外的传统小城镇是缺乏自我发展动力和再生机能的。离开了大中城市地域生产力构成体系，小城镇就会出现“孤岛效应”——缺乏就业能力、产品输出能力和商品消费能力，自然也就缺乏可持续的发展能力。没有相对较充分就业能力的小城镇就等于没有了充分发展的“动力因”，而相对充分的城镇就业，是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城镇群地域产业分工来实现的。中国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区一些城镇发展的成功经验也已经证明：凡是具有可持续发展力的城镇化地区，往往也是在大城市地域结构体系内的地域分工区，从而形成“一镇一品”的地域生产体系。此类城镇，要么是在一定地域空间形成了“城镇群空间一体化发展的模式”；要么是在“大中城市群（带）中被地域结构化的，具有合理差序格局的城镇群模式”。换言之，如果仅仅发展单纯、孤立的、分散的城镇体系（如我们看到山西、云南和河南的某些地区那样），就会必然重新出现“几乎无业可就的孤立城镇困境”，从而会导致新的、更多的社会问题的发生，简单说，城镇化在空间意义上就是城镇“群”“带”化。
二是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对于城市化而言，城镇化的重点在“化”“镇”，但其本质是具有同一性的。首先，城市化与城镇化在生活方式变革上具有本质同一性。无论是在外在形式上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还在内在本质上一种以非农业劳动方式为主体的生活空间，城市化和城镇化都是城市生活方式的地域性扩张，是城市文明的一种普及方式。城市与传统农村是此消彼长的对应范畴。其次，城市化与城镇化作为商品经济的载体具有本质同一性。城市是商品经济的载体，而传统乡村是自然经济的载体。城市化与城镇化过程都是在摒弃传统社会的地域血缘关系的过程，创造了以货币关系为纽带的“异质性”生产关系综合生活体。传统乡村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同质性”的共同体。发达国家的小城镇，在“农民终结”的社会变迁中，小城镇与大中城市构成地域统一体，城市生活方式在原来农业地带广阔地展开，城镇体系成为了城市生活方式再现现代化过程的集聚地，美国接近76%的人生活中小城镇里，其原因就在这里。其三，城市化与城镇化作为“适应性开放功能体”具有本质的同一性。“城市人”通过商品交换过程在确立了主体间的平等的同时，形成相互全面依赖生活体系。所以，以非农业生产而存在的城市（镇）经济体，无论其大小都必须与周围进行大量商品进行“能量交换”——输出和吸纳劳动力、原材料、生活与生产资料……，这些城镇必须是某一区域产业分工的一部分，否则，就会被排除在经济与社会的主流体系之外。世界历史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凡是衰败下去的城镇，都是没有或者没有能力参与地域分工的孤立城镇，因为没有能力参与地域生产力分工，也就没有了合理的就业机制，因而形成封闭的“恶的循环过程”。
三是城镇化与现代化。在一个民族中实行“现代化”，就意味着他们处于一种从“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过程。城镇化过程通过现代性的空间再造，“通过循环累积性的自组织功能”对传统社会进行解构，在城镇体系内整合、建构并演化出共享的文化与消费空间、相对丰富享受教育的空间、相对充分的竞争机制和空间、不断增长和变迁的职业阶梯与空间、休闲与工作分离时间和空间以及每个人可以向上流动与发展的选择机会与不同的价值空间等……。这些都是传统农业社会不能够有效提供的。马歇尔（Marshall）认为城市在空间上的集聚有积极的意义：包括“知识和信息传递更容易，营造了协同创新的环境”和“提供了共享的专业劳动力市场”等。这些“集中性空间”构成了城市生活方式的“文化场”，通过个人的努力如升学、创造个体的文化资本以及创造特有生存技能——个体“工具所有制”等，就可以创造向上流动的通道并实现个人价值和理想。城市越大，所表现的职业分工越深刻，18世纪的伦敦有近两千个职业名称，形成了一个长长的“异质性”的职业分层化社会，与城市比较，传统乡村几乎没有典型的社会分工，是一个“同质性”职业——以农民为主的乡土社会，所以其具有封闭性和落后性。正因为如此，所在城市里才有农民工、理发师、大学教授、小老板、董事长、IT师……股评家等形形色色的职业人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这是城市化所体现的现代性的“共容性”。伴随城镇化的发展，日益增长的职业名称是城市社会给每个人创造个人价值空间的符号的表达，这也是城市现代性的“共容性价值”，城镇化就是在创造更多的现代性“共容空间”，让更多的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城市是“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格在这里得以充分发展”。从乡村到城市里生活，在都市生活环境中，各种传播媒介、教育、文化和现代通讯事业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新的城镇，也会体现出同社会组织中的现代观念有关的原则，如合理性、秩序和效率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城镇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学校。”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创新载体改变着每一人，又给每一人适应其生活的机会。
因篇幅限制，注释详见原图书。
张鸿雁教授：城市社会来临语境下的新型城镇化理论价值 |《城市文化资本与文化软实力——特色文化城市研究》选读
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形成世界性影响，为中国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平台和动力。要保证新型城市化的健康发展，首先，要从法治和法理的高度，推行国家级城镇化顶层设计的规划和战略模式；其次，必须从学理性和科学性的双重视角认识其发展的本质，从社会结构变迁的高度理解城市化与城镇化在本质上的同一性意义。其三，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面，根据自然地理环境、区位特点、资源秉赋、历史文化传承和地域生产力结构差异等要素对新型城镇化进行法治化的精准管理、分类指导和分层建设，严格杜绝以往“一刀切”、“运动式”的城镇化运作方式。另外，必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依据中国国情对新型城镇化进行包括社会规划层面的综合性系统化设计，通过“行动纲领”式的政策模式和“解决方案式的规划”管理方法，建构一个以都市圈“发展极”城市为引领的，大中小城市（镇）并举发展的，具有地域差序化格局的空间网状一体化城镇化体系，这是建设具有强可持续发展动力的新型城镇化的前提。
当代中国正处于“城市社会来临”背景下的新的发展时期，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具有“文化自觉性”和现代性的自为性。对传统社会来说，社会整体变迁意义上的进步莫过于城市社会取代农业社会，城镇化是社会进化型的进步过程，并在本质说明了人类现代化的过程和结果就是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社会生活的民主、社会保障的公平、生活的多元化、人生价值的多元化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化、法制化的契约关系及市场性取向，是新型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内涵、目标和前提。
近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增长率是每25年左右人口翻一番。如果按照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规律每25年左右翻一番的话，中国在2038年前后城市化水平至少要达到85%左右，也就是说在未来的20多年里中国将全面处于从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向城市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结构变迁期，选择新型的城镇化道路作为国策之一，是适应这一变迁的有效举措。“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来后，出现了聚讼纷纭的现象，有人把“城市化”与“城镇化”严格对立起来，这一看似十分简单的争论，却说明了一个很深刻又严肃的问题：对当代新型城镇的误读，在很大程度来上是因为对城市化与城镇化内涵和本质的同一性缺乏科学的认识所致。这种“误读”的主要分歧核心是新型城镇化走“以小城镇为主的道路”，还是走以“大城市为主的道路”？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有明显的认识失误和偏颇，对中国来说，选择其中任何一条道路都不符合中国国情，依据中国“多梯度社会结”发展现状，应该走“复合型的城市化道路”。显然，从现实应用的角度看，系统地提出和建构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理论、行动纲领和实施指导细则已经显得是十分必要了。本文从三个关系的视角提出讨论，这也是现在城镇化健康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是城镇化与城镇群的关系。古今中外城镇化的历史证明，独立于大中城市体系之外的传统小城镇是缺乏自我发展动力和再生机能的。离开了大中城市地域生产力构成体系，小城镇就会出现“孤岛效应”——缺乏就业能力、产品输出能力和商品消费能力，自然也就缺乏可持续的发展能力。没有相对较充分就业能力的小城镇就等于没有了充分发展的“动力因”，而相对充分的城镇就业，是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城镇群地域产业分工来实现的。中国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区一些城镇发展的成功经验也已经证明：凡是具有可持续发展力的城镇化地区，往往也是在大城市地域结构体系内的地域分工区，从而形成“一镇一品”的地域生产体系。此类城镇，要么是在一定地域空间形成了“城镇群空间一体化发展的模式”；要么是在“大中城市群（带）中被地域结构化的，具有合理差序格局的城镇群模式”。换言之，如果仅仅发展单纯、孤立的、分散的城镇体系（如我们看到山西、云南和河南的某些地区那样），就会必然重新出现“几乎无业可就的孤立城镇困境”，从而会导致新的、更多的社会问题的发生，简单说，城镇化在空间意义上就是城镇“群”“带”化。
二是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对于城市化而言，城镇化的重点在“化”“镇”，但其本质是具有同一性的。首先，城市化与城镇化在生活方式变革上具有本质同一性。无论是在外在形式上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还在内在本质上一种以非农业劳动方式为主体的生活空间，城市化和城镇化都是城市生活方式的地域性扩张，是城市文明的一种普及方式。城市与传统农村是此消彼长的对应范畴。其次，城市化与城镇化作为商品经济的载体具有本质同一性。城市是商品经济的载体，而传统乡村是自然经济的载体。城市化与城镇化过程都是在摒弃传统社会的地域血缘关系的过程，创造了以货币关系为纽带的“异质性”生产关系综合生活体。传统乡村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同质性”的共同体。发达国家的小城镇，在“农民终结”的社会变迁中，小城镇与大中城市构成地域统一体，城市生活方式在原来农业地带广阔地展开，城镇体系成为了城市生活方式再现现代化过程的集聚地，美国接近76%的人生活中小城镇里，其原因就在这里。其三，城市化与城镇化作为“适应性开放功能体”具有本质的同一性。“城市人”通过商品交换过程在确立了主体间的平等的同时，形成相互全面依赖生活体系。所以，以非农业生产而存在的城市（镇）经济体，无论其大小都必须与周围进行大量商品进行“能量交换”——输出和吸纳劳动力、原材料、生活与生产资料……，这些城镇必须是某一区域产业分工的一部分，否则，就会被排除在经济与社会的主流体系之外。世界历史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凡是衰败下去的城镇，都是没有或者没有能力参与地域分工的孤立城镇，因为没有能力参与地域生产力分工，也就没有了合理的就业机制，因而形成封闭的“恶的循环过程”。
三是城镇化与现代化。在一个民族中实行“现代化”，就意味着他们处于一种从“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过程。城镇化过程通过现代性的空间再造，“通过循环累积性的自组织功能”对传统社会进行解构，在城镇体系内整合、建构并演化出共享的文化与消费空间、相对丰富享受教育的空间、相对充分的竞争机制和空间、不断增长和变迁的职业阶梯与空间、休闲与工作分离时间和空间以及每个人可以向上流动与发展的选择机会与不同的价值空间等……。这些都是传统农业社会不能够有效提供的。马歇尔（Marshall）认为城市在空间上的集聚有积极的意义：包括“知识和信息传递更容易，营造了协同创新的环境”和“提供了共享的专业劳动力市场”等。这些“集中性空间”构成了城市生活方式的“文化场”，通过个人的努力如升学、创造个体的文化资本以及创造特有生存技能——个体“工具所有制”等，就可以创造向上流动的通道并实现个人价值和理想。城市越大，所表现的职业分工越深刻，18世纪的伦敦有近两千个职业名称，形成了一个长长的“异质性”的职业分层化社会，与城市比较，传统乡村几乎没有典型的社会分工，是一个“同质性”职业——以农民为主的乡土社会，所以其具有封闭性和落后性。正因为如此，所在城市里才有农民工、理发师、大学教授、小老板、董事长、IT师……股评家等形形色色的职业人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这是城市化所体现的现代性的“共容性”。伴随城镇化的发展，日益增长的职业名称是城市社会给每个人创造个人价值空间的符号的表达，这也是城市现代性的“共容性价值”，城镇化就是在创造更多的现代性“共容空间”，让更多的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城市是“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格在这里得以充分发展”。从乡村到城市里生活，在都市生活环境中，各种传播媒介、教育、文化和现代通讯事业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新的城镇，也会体现出同社会组织中的现代观念有关的原则，如合理性、秩序和效率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城镇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学校。”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创新载体改变着每一人，又给每一人适应其生活的机会。
因篇幅限制，注释详见原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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