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回声 | 架起空中救援的“生命之桥”
一个个救灾航班争分夺秒，集结起运输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的“救火队”；一次次空中巡查深入前线，更新着关于灾情的图片视频“信息库”；一趟趟物资投运使命必达，空投下食品、饮用水和药品等被困居民的“雪中炭”……今年7月，河南暴雨灾害发生后，当地面道路阻碍重重时，航空应急救援为当地人民群众开辟了保障生命安全的空中通道。
因具备响应速度快、运输高效、受地理空间限制小等特点，航空应急救援在灾难救援、医疗救护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而通用航空是其重要的力量组成部分。据了解，2020年，35家国内航空公司在民航局组织下共执行疫情防控重大航空运输任务1281架次，运输人员14.66万名、物资5137吨。疫情防控期间，通用航空展现其灵活机动的特性，在“小载量、多批次、高频率、点对点”精准消毒灭杀、空中巡查和紧急人员物资运输等领域发挥了尖兵作用。
近年来，我国航空应急救援正朝着体系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如何更好发挥航空应急救援的优势，不断完善体系建设？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对此建言献策：全国政协委员、企业家严彬提出，创新政企共享飞行运力模式，加强航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来自湖北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高级主任设计师张金华认为，要建设“天网”“地网”“指挥网”，多方位统筹建设空地一体化的通用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霍勇则就行业标准制定和救援行为规范化，以及空域使用的流程优化、效率提升提出了建议。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代表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在民航局的务实举措中得到积极回应。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需要空管、基础设施、指挥调度、保障服务、产业等多方面力量的协同配合，树立系统观念十分重要。其中，深化低空空域管理改革，提高飞行计划审批效率，能够有效提升航空应急救援快速响应能力。目前，在系统梳理四川、海南等地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中央空管委办公室关于深化拓展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工作的统一要求，民航各地区管理局正加快辖区内低空飞行服务体系规划和建设。自2020年底以来，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区试点方案相继出台，随着不同地区开展各具特色的改革试点，一张高效协同运行的低空空域管理网络逐步铺开。而在飞行计划审批方面，早在2017年12月，民航局便印发了《关于建立应急救援飞行计划申请绿色通道的通知》，取消急救飞行申请时限，放宽证明函要求，建立完善审批协调机制。民航局运输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民航局正就《通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管理规定》征求意见建议，拟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预先飞行计划审批程序进一步简化，并明确审批时限。严彬所在的通航企业曾多次参与应急救援任务。他告诉记者，无论是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运送医疗物资，还是近年来执行森林灭火、鼠疫防控等重大应急保障任务，其都得到了民航管理部门的绿色通道支持。“这使得我们能够快速响应、圆满完成任务，也鼓舞了我们更加自觉地肩负起航空应急救援的公益责任”。
织就高效有序的“天网”能够使飞机在执行任务时飞得起来，而规划好航空应急救援基地、起降场地、服务保障站等地面上的“生命之路”，则能让飞机降得下去。民航局运输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民航局建立通用机场分类分级监管体系，落实分类分级管理要求，整合现有机场资源，最大限度盘活机场存量，建立运输机场保障通航飞行的奖励机制。此外，不对航空应急救援使用的临时起降点设置门槛，进一步为航空应急救援畅通道路。
今年4月30日，通过民航新疆管理局辖区内多个民航单位的紧密配合、通力协作，飞机在已经起飞的情况下返航重新起飞，成功保障一名断臂男孩从新疆和田前往乌鲁木齐完成救治，飞出了生命的“加速度”。高效协同的指挥机制对于航空应急救援至关重要，而利用好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支持和资源共享，则能使应急救援的指挥调度如虎添翼。目前，民航局依托通用航空管理系统，配合应急管理部初步建立了“民航局—管理局—监管局—企业”应急救援信息机制，能够根据需求建立并更新应急救援作业能力数据库。
“公网通信暂时恢复，请尽快报告情况、联系家人。祝平安！”7月21日晚，通信中断数个小时、遭受洪涝围困的河南郑州巩义市米河镇居民因一条短信重新燃起希望，为他们建立空中基站、实现应急通信保障的是一架翼龙无人机。多机型参与、模式多样化是航空应急救援的发展趋势之一。当前，民航局积极支持无人机在通用航空特别是航空应急救援领域的应用，采取了推进相关立法工作、建立无人机云平台并接入飞行动态数据、批准建立13个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等多项举措，利用无人机技术特点，联合地面交通实现“最先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的运输体系衔接。
下一步，民航局将通过鼓励支持政府与通航企业开展政企合作试点，支持相关单位开展应急救援领域课题研究并制定行业标准，普及相关标准、规范救援行为等举措，将代表委员们的合理建议落到实处，进一步推动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未来，在各方力量的协同配合下，航空应急救援将继续在森林消防、地震地质救援、卫生防疫、海上事故救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人们架起充满希望的“生命之桥”。（中国民航报 记者潘瑾瑜）
一个个救灾航班争分夺秒，集结起运输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的“救火队”；一次次空中巡查深入前线，更新着关于灾情的图片视频“信息库”；一趟趟物资投运使命必达，空投下食品、饮用水和药品等被困居民的“雪中炭”……今年7月，河南暴雨灾害发生后，当地面道路阻碍重重时，航空应急救援为当地人民群众开辟了保障生命安全的空中通道。
因具备响应速度快、运输高效、受地理空间限制小等特点，航空应急救援在灾难救援、医疗救护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而通用航空是其重要的力量组成部分。据了解，2020年，35家国内航空公司在民航局组织下共执行疫情防控重大航空运输任务1281架次，运输人员14.66万名、物资5137吨。疫情防控期间，通用航空展现其灵活机动的特性，在“小载量、多批次、高频率、点对点”精准消毒灭杀、空中巡查和紧急人员物资运输等领域发挥了尖兵作用。
近年来，我国航空应急救援正朝着体系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如何更好发挥航空应急救援的优势，不断完善体系建设？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对此建言献策：全国政协委员、企业家严彬提出，创新政企共享飞行运力模式，加强航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来自湖北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高级主任设计师张金华认为，要建设“天网”“地网”“指挥网”，多方位统筹建设空地一体化的通用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霍勇则就行业标准制定和救援行为规范化，以及空域使用的流程优化、效率提升提出了建议。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代表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在民航局的务实举措中得到积极回应。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需要空管、基础设施、指挥调度、保障服务、产业等多方面力量的协同配合，树立系统观念十分重要。其中，深化低空空域管理改革，提高飞行计划审批效率，能够有效提升航空应急救援快速响应能力。目前，在系统梳理四川、海南等地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中央空管委办公室关于深化拓展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工作的统一要求，民航各地区管理局正加快辖区内低空飞行服务体系规划和建设。自2020年底以来，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区试点方案相继出台，随着不同地区开展各具特色的改革试点，一张高效协同运行的低空空域管理网络逐步铺开。而在飞行计划审批方面，早在2017年12月，民航局便印发了《关于建立应急救援飞行计划申请绿色通道的通知》，取消急救飞行申请时限，放宽证明函要求，建立完善审批协调机制。民航局运输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民航局正就《通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管理规定》征求意见建议，拟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预先飞行计划审批程序进一步简化，并明确审批时限。严彬所在的通航企业曾多次参与应急救援任务。他告诉记者，无论是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运送医疗物资，还是近年来执行森林灭火、鼠疫防控等重大应急保障任务，其都得到了民航管理部门的绿色通道支持。“这使得我们能够快速响应、圆满完成任务，也鼓舞了我们更加自觉地肩负起航空应急救援的公益责任”。
织就高效有序的“天网”能够使飞机在执行任务时飞得起来，而规划好航空应急救援基地、起降场地、服务保障站等地面上的“生命之路”，则能让飞机降得下去。民航局运输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民航局建立通用机场分类分级监管体系，落实分类分级管理要求，整合现有机场资源，最大限度盘活机场存量，建立运输机场保障通航飞行的奖励机制。此外，不对航空应急救援使用的临时起降点设置门槛，进一步为航空应急救援畅通道路。
今年4月30日，通过民航新疆管理局辖区内多个民航单位的紧密配合、通力协作，飞机在已经起飞的情况下返航重新起飞，成功保障一名断臂男孩从新疆和田前往乌鲁木齐完成救治，飞出了生命的“加速度”。高效协同的指挥机制对于航空应急救援至关重要，而利用好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支持和资源共享，则能使应急救援的指挥调度如虎添翼。目前，民航局依托通用航空管理系统，配合应急管理部初步建立了“民航局—管理局—监管局—企业”应急救援信息机制，能够根据需求建立并更新应急救援作业能力数据库。
“公网通信暂时恢复，请尽快报告情况、联系家人。祝平安！”7月21日晚，通信中断数个小时、遭受洪涝围困的河南郑州巩义市米河镇居民因一条短信重新燃起希望，为他们建立空中基站、实现应急通信保障的是一架翼龙无人机。多机型参与、模式多样化是航空应急救援的发展趋势之一。当前，民航局积极支持无人机在通用航空特别是航空应急救援领域的应用，采取了推进相关立法工作、建立无人机云平台并接入飞行动态数据、批准建立13个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等多项举措，利用无人机技术特点，联合地面交通实现“最先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的运输体系衔接。
下一步，民航局将通过鼓励支持政府与通航企业开展政企合作试点，支持相关单位开展应急救援领域课题研究并制定行业标准，普及相关标准、规范救援行为等举措，将代表委员们的合理建议落到实处，进一步推动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未来，在各方力量的协同配合下，航空应急救援将继续在森林消防、地震地质救援、卫生防疫、海上事故救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人们架起充满希望的“生命之桥”。（中国民航报 记者潘瑾瑜）
【#官方回应四川不能自家杀年猪#】“就这样吧。”近日，巴中市通江县泥溪镇大柏树村屠宰户杨波，封存了自家的杀猪刀。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新闻多一点
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相关链接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你家杀年猪吗？（四川日报微信公众号）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新闻多一点
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相关链接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你家杀年猪吗？（四川日报微信公众号）
“531”产业体系强基 “5333”双创模式驱动 一流营商环境聚能 江岸区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
9月26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总部搬迁武汉大会召开，标志着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总部从北京回迁到湖北，搬迁至武汉市江岸区。
三峡集团总部“相中”江岸区，绝非偶然，这背后是江岸区高质量发展的厚积薄发。
江岸区先后入选全国主城区竞争力百强区、全国营商环境百强区、全国最具投资潜力区域百强榜，国家“双创”示范基地。今年上半年，江岸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704.4亿元，同比增长24.3%。1月至8月，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完成309.92亿元，同比增长64%，增幅居武汉市中心城区第一；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538.9亿元，排名中心城区第一；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6%，排名中心城区第一。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站在新起点，江岸区高位求进。今年以来，江岸区扎实落实湖北省、武汉市相关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汉口之心、美好江岸”总体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明确“三中心一基地”（汉口历史文化中心、武汉现代商贸中心、中部金融保险中心和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发展定位，着力构建以金融保险、创意设计、商贸物流、文化旅游、生态环保五大产业为主导，生命健康、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楼宇经济、总部经济为支撑的“531”产业体系，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31”产业体系壮大发展“源动力”
在江岸区布局的“531”产业体系中，生态环保产业是五大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江岸区集中优势资源，开展精准布局、精准招商、精准服务。下一步，该区将抢抓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和三峡集团回迁的战略机遇，加快引进生态环保产业上下游企业，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生态环保产业集群。
生态环保产业迸发出的强劲动力，是江岸区构建“531”产业体系的缩影。
眼下，江岸区正以优势金融板块为主导、新型金融业态为特色，构筑金融保险产业链；做大做强以工程设计为核心，工业设计、测绘地理、时尚创意设计等多元发展的创意设计产业集群；打造全国新品名品首发地、时尚消费目的地、潮流品牌集聚地、线上消费结算地，强化商贸物流业辐射功能，形成商贸物流产业链；依托滨江优势、优秀历史建筑资源和商贸基础，精心开发“五色”旅游线路，打造文化旅游产业链。
生命健康、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展现出突破性发展势头。江岸区大力发展医疗服务、健康管理、健康养老、健康金融、医疗器械等产业，打造大健康产业新高地；壮大数字创意、数字金融、数字商贸、数字教育、数字医疗等业态，积极打造线上经济平台；加速发展智能制造，推动激光应用、高铁装备、无人船等优势领域做大做强。
以产业体系为“根脉”，江岸区打造“四区一带”战略空间布局，大力“建链、稳链、补链、强链”，引导资本、人才和技术向重点产业领域聚焦、向重点区域集聚。
目前，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一至五期供地完成，滨江国际金融中心、中信泰富滨江金融城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汉口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利用进度加快，成功升级改造黎黄陂路、兰陵路、中山大道、江汉路步行街，积极推动华发外滩荟、平和坊等项目建设和巴公房子等一批历史建筑保护修缮。长江新城起步区落址谌家矶片，“两路一厂”等项目启动实施，大健康、大消费等新兴产业加速集聚。建设大道金融产业带加速拓展，华润万象城等项目推进顺利，一个未来的金融企业总部集群呼之欲出。
“总部经济”跃升产业“引领力”
数据显示，目前，在江岸区落户的总部企业（或区域性总部）逾百家，辖区内的纳税亿元以上楼宇达17栋。
总部企业的加速集聚，楼宇经济的蓬勃发展，助力江岸区不断刷新产业链“天际线”，产业高端化进程明显加快。
江岸区大力实施“招商引资头部企业招引三年行动计划”，坚持招大引强带动产业链集群，重点围绕重大项目、产业链关键环节、核心技术等，引入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营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推动全区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为此，江岸区提升楼宇“3568”服务体系，梳理整合全区地块、楼宇、园区等载体资源，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重点打造“三位一体”楼宇经济信息服务平台。加快推进楚商大厦、武汉天地A1、中信泰富滨江金融城、华讯科技金融城、泰康在线总部大厦、华润置地大厦、设计之心等重点项目进展。实施智慧楼宇、生态楼宇、节能楼宇建设，满足入驻总部企业的各方面需求。
与此同时，江岸区筛选业态模式新、发展潜力好的成长型企业，建立总部企业储备库，加大在库企业培育力度。引导辖区内外金融机构加大对总部企业的信贷投放，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产品和服务创新。鼓励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目前，江岸区形成了武汉天地国际商务集群、建设大道金融产业带集群、汉口历史文化风貌区文创集群、长江左岸创意设计集群、汉口滨江商务区国际总部集群等五大特色楼宇集群。
江岸区多个部门正联合重点街道，加强对25栋纳税4000万元以上重点楼宇的走访联系，进一步孵育楼宇经济“后备梯队”。
“5333”双创模式迸发创新“驱动力”
9月27日，江岸区透露，今年底，该区预计将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225亿元。
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产业发展的动力之源。江岸区入选第二批“国家区域双创示范基地”后，探索出独具特色的“5333”双创模式（即探索5种双创模式，搭建3类服务平台，提供3种财政支持，培育引进3类双创主体），入选《全国双创示范基地创新创业百佳案例》。
在优化提升双创平台方面，江岸区完善“老街区+双创”“城中村改造+双创”“社区+双创”“院校+双创”“楼宇+双创”等模式，新建、改造一批创新楼宇、创新园区、创新街区。鼓励行业领军企业、创投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双创建设，打造一大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推进岱家山科创城、黄浦创立方、工科院孵化器、平和坊等平台向专业化、精细化升级发展。加强与国内外高校、大型企业集团合作，发展“四不像”新型研发机构。
与此同时，培育壮大双创主体。江岸区设立10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完善企业全生命周期培育链条，培育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引领行业发展的龙头企业，以及高成长的“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催生一批后劲足的小微企业。支持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建设院士（博士）工作站、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等，鼓励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建立技术研发中心、产业研究院、中试基地等。
“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正在江岸区形成。“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创新体系加速构建，全链条、全区域、全社会创新的氛围愈发浓郁。目前，江岸区成功创建了一个国家级孵化器，全区科技企业孵化器面积达65万平方米，岱家山科技创业城成为全省首家知识产权特色小镇。
一流营商环境聚合服务“助推力”
产业高度的攀升，发展质效的跃升，离不开优良营商环境的保驾护航。
江岸区坚持以市场评价为第一评价，企业感受为第一感受，成立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开展专题调度，搭建多部门联动服务平台。
在新村街道，江岸区成立了武汉市首个街道重大项目帮办中心。这里地处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核心区，聚集着泰康在线总部大厦、武建光彩国际城、中诚信征信大厦等一批重大项目。街道重大项目帮办中心专设4名工作人员，为企业提供全程帮办代办、政策咨询等服务。
服务的形式各具特色，服务的意识始终不变。
江岸区持续开展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活动，对重点企业采取“1+1”包保服务方式主动介入项目立项、规划、环评等前期环节，建立“绿色通道”协调办理各类前期手续。对全区纳税超过100万元的企业，实现走访全覆盖，着力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深化行政审批流程再造，推行容缺审批、并联审批，加快推进“一网通办、一窗通办、一事联办”。落实开办企业“210”标准，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推进“照后减证”，探索“一业一证”。
江岸区还拿出真金白银助力企业发展。先后出台留商招商奖励办法及实施细则、促进楼宇经济发展奖励办法、新民营经济“钻石12条”，近年来，累计减税72.84亿元，兑现企业扶持资金4.48亿元，举办“融商会”银企对接系列活动。
优质服务催生“江岸速度”。
今年以来，江岸区17个市级重大项目稳步推进，市级重大项目华润二七南片建设项目，从土地摘牌到开工，仅用时不到4个月。
9月26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总部搬迁武汉大会召开，标志着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总部从北京回迁到湖北，搬迁至武汉市江岸区。
三峡集团总部“相中”江岸区，绝非偶然，这背后是江岸区高质量发展的厚积薄发。
江岸区先后入选全国主城区竞争力百强区、全国营商环境百强区、全国最具投资潜力区域百强榜，国家“双创”示范基地。今年上半年，江岸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704.4亿元，同比增长24.3%。1月至8月，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完成309.92亿元，同比增长64%，增幅居武汉市中心城区第一；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538.9亿元，排名中心城区第一；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6%，排名中心城区第一。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站在新起点，江岸区高位求进。今年以来，江岸区扎实落实湖北省、武汉市相关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汉口之心、美好江岸”总体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明确“三中心一基地”（汉口历史文化中心、武汉现代商贸中心、中部金融保险中心和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发展定位，着力构建以金融保险、创意设计、商贸物流、文化旅游、生态环保五大产业为主导，生命健康、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楼宇经济、总部经济为支撑的“531”产业体系，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31”产业体系壮大发展“源动力”
在江岸区布局的“531”产业体系中，生态环保产业是五大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江岸区集中优势资源，开展精准布局、精准招商、精准服务。下一步，该区将抢抓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和三峡集团回迁的战略机遇，加快引进生态环保产业上下游企业，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生态环保产业集群。
生态环保产业迸发出的强劲动力，是江岸区构建“531”产业体系的缩影。
眼下，江岸区正以优势金融板块为主导、新型金融业态为特色，构筑金融保险产业链；做大做强以工程设计为核心，工业设计、测绘地理、时尚创意设计等多元发展的创意设计产业集群；打造全国新品名品首发地、时尚消费目的地、潮流品牌集聚地、线上消费结算地，强化商贸物流业辐射功能，形成商贸物流产业链；依托滨江优势、优秀历史建筑资源和商贸基础，精心开发“五色”旅游线路，打造文化旅游产业链。
生命健康、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展现出突破性发展势头。江岸区大力发展医疗服务、健康管理、健康养老、健康金融、医疗器械等产业，打造大健康产业新高地；壮大数字创意、数字金融、数字商贸、数字教育、数字医疗等业态，积极打造线上经济平台；加速发展智能制造，推动激光应用、高铁装备、无人船等优势领域做大做强。
以产业体系为“根脉”，江岸区打造“四区一带”战略空间布局，大力“建链、稳链、补链、强链”，引导资本、人才和技术向重点产业领域聚焦、向重点区域集聚。
目前，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一至五期供地完成，滨江国际金融中心、中信泰富滨江金融城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汉口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利用进度加快，成功升级改造黎黄陂路、兰陵路、中山大道、江汉路步行街，积极推动华发外滩荟、平和坊等项目建设和巴公房子等一批历史建筑保护修缮。长江新城起步区落址谌家矶片，“两路一厂”等项目启动实施，大健康、大消费等新兴产业加速集聚。建设大道金融产业带加速拓展，华润万象城等项目推进顺利，一个未来的金融企业总部集群呼之欲出。
“总部经济”跃升产业“引领力”
数据显示，目前，在江岸区落户的总部企业（或区域性总部）逾百家，辖区内的纳税亿元以上楼宇达17栋。
总部企业的加速集聚，楼宇经济的蓬勃发展，助力江岸区不断刷新产业链“天际线”，产业高端化进程明显加快。
江岸区大力实施“招商引资头部企业招引三年行动计划”，坚持招大引强带动产业链集群，重点围绕重大项目、产业链关键环节、核心技术等，引入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营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推动全区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为此，江岸区提升楼宇“3568”服务体系，梳理整合全区地块、楼宇、园区等载体资源，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重点打造“三位一体”楼宇经济信息服务平台。加快推进楚商大厦、武汉天地A1、中信泰富滨江金融城、华讯科技金融城、泰康在线总部大厦、华润置地大厦、设计之心等重点项目进展。实施智慧楼宇、生态楼宇、节能楼宇建设，满足入驻总部企业的各方面需求。
与此同时，江岸区筛选业态模式新、发展潜力好的成长型企业，建立总部企业储备库，加大在库企业培育力度。引导辖区内外金融机构加大对总部企业的信贷投放，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产品和服务创新。鼓励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目前，江岸区形成了武汉天地国际商务集群、建设大道金融产业带集群、汉口历史文化风貌区文创集群、长江左岸创意设计集群、汉口滨江商务区国际总部集群等五大特色楼宇集群。
江岸区多个部门正联合重点街道，加强对25栋纳税4000万元以上重点楼宇的走访联系，进一步孵育楼宇经济“后备梯队”。
“5333”双创模式迸发创新“驱动力”
9月27日，江岸区透露，今年底，该区预计将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225亿元。
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产业发展的动力之源。江岸区入选第二批“国家区域双创示范基地”后，探索出独具特色的“5333”双创模式（即探索5种双创模式，搭建3类服务平台，提供3种财政支持，培育引进3类双创主体），入选《全国双创示范基地创新创业百佳案例》。
在优化提升双创平台方面，江岸区完善“老街区+双创”“城中村改造+双创”“社区+双创”“院校+双创”“楼宇+双创”等模式，新建、改造一批创新楼宇、创新园区、创新街区。鼓励行业领军企业、创投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双创建设，打造一大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推进岱家山科创城、黄浦创立方、工科院孵化器、平和坊等平台向专业化、精细化升级发展。加强与国内外高校、大型企业集团合作，发展“四不像”新型研发机构。
与此同时，培育壮大双创主体。江岸区设立10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完善企业全生命周期培育链条，培育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引领行业发展的龙头企业，以及高成长的“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催生一批后劲足的小微企业。支持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建设院士（博士）工作站、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等，鼓励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建立技术研发中心、产业研究院、中试基地等。
“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正在江岸区形成。“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创新体系加速构建，全链条、全区域、全社会创新的氛围愈发浓郁。目前，江岸区成功创建了一个国家级孵化器，全区科技企业孵化器面积达65万平方米，岱家山科技创业城成为全省首家知识产权特色小镇。
一流营商环境聚合服务“助推力”
产业高度的攀升，发展质效的跃升，离不开优良营商环境的保驾护航。
江岸区坚持以市场评价为第一评价，企业感受为第一感受，成立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开展专题调度，搭建多部门联动服务平台。
在新村街道，江岸区成立了武汉市首个街道重大项目帮办中心。这里地处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核心区，聚集着泰康在线总部大厦、武建光彩国际城、中诚信征信大厦等一批重大项目。街道重大项目帮办中心专设4名工作人员，为企业提供全程帮办代办、政策咨询等服务。
服务的形式各具特色，服务的意识始终不变。
江岸区持续开展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活动，对重点企业采取“1+1”包保服务方式主动介入项目立项、规划、环评等前期环节，建立“绿色通道”协调办理各类前期手续。对全区纳税超过100万元的企业，实现走访全覆盖，着力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深化行政审批流程再造，推行容缺审批、并联审批，加快推进“一网通办、一窗通办、一事联办”。落实开办企业“210”标准，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推进“照后减证”，探索“一业一证”。
江岸区还拿出真金白银助力企业发展。先后出台留商招商奖励办法及实施细则、促进楼宇经济发展奖励办法、新民营经济“钻石12条”，近年来，累计减税72.84亿元，兑现企业扶持资金4.48亿元，举办“融商会”银企对接系列活动。
优质服务催生“江岸速度”。
今年以来，江岸区17个市级重大项目稳步推进，市级重大项目华润二七南片建设项目，从土地摘牌到开工，仅用时不到4个月。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