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评论#｜#讨论尊严死先要解决临终患者的自主权#】实现“尊严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安宁疗护，才能提高死亡质量，实现“尊严死”。针对去年全国两会有人大代表提交了关于对“尊严死”立法的建议，国家卫健委日前公布了相关答复，称对于“尊严死”立法，相关法律、医学、社会伦理学界仍存在一些争议，社会认识还不统一，目前还存在较多困难。国家卫健委将继续广泛听取有关专家及社会各界意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深入研究相关工作。
作为一名从事姑息医学/安宁疗护近20年的临床医生，笔者想谈谈自己的一点的看法。
“安乐死”与“尊严死”的本质不同
国家卫健委的回复中说，代表在建议中提及的实施“尊严死”，即在疾病终末期患者弥留之际不再采取过分的延命治疗，采用安宁疗护给病人以临终关怀，让他们自然而有尊严地离开世界，从而最大限度地免除患者临终难以忍受的痛苦，也减轻患者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
据了解，国内“尊严死”的概念最早是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罗点点女士提出的，她对“尊严死”的理解是“在符合病人本人意愿的情况下，让病人在尽可能舒适和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尊严的情况下，以一种更自然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但尊严死并不提前结束自然人的生命，而是在尊重个人意愿的前提下，不延长自然的生命”。
以上两个表述，前者着眼于“不采取过分延命治疗，免除患者痛苦和减轻家庭社会经济负担”，后者强调“患者本人的意愿、舒适和有尊严”，在这一前提下“以不提前结束生命，更自然的方式离世”。后者才是“尊严死”的准确概念和内涵。
需要注意的是，罗点点提出的尊严死，更接近国外的自然死（Natural Death）概念；而国外所说的“尊严死（Death with Dignity）”，在一些国家是指安乐死（euthanasia，例如荷兰）和医生帮助自杀（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例如美国的尊严死法案，Death with Dignity Act）。安乐死源于希腊语，原意是“仁慈的杀死（Mercing killing）”；《牛津法律指南》将其定义为：“在不可救药或病危患者自己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将其定义为：“对于现代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患者，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前提下，为减少患者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患者的生命。”
不管哪种定义，安乐死都是“加速死亡，提前结束生命”，这与尊严死“不提前结束生命”有本质的不同。“医生帮助自杀”国内提及较少，其内涵是“医生给予致死剂量的药物帮助提出死亡要求的患者自杀”，其实就是变相的安乐死。罗点点是提倡尊严死，但反对安乐死。国内外从事安宁疗护的专业人员也都反对安乐死。
社会热议“尊严死”立法，至少让我们不再忌讳谈论死亡，开始关注死亡质量，也就是生命最后一程的生活质量。普通人理解的“尊严死”可能不像学者们那样专业，他们可能认为就是能够有尊严地、舒服地死去。但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临终尊严，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加拿大学者Chochinov对此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尊严模型，并开发了尊严疗法和尊严谈话，但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其尊严模型可能并不完全适合我们，不过对于维护患者尊严，这一点是得到全世界公认的。维护患者尊严，最重要的是维护患者自主权，这也是医学伦理学的重要原则，所以，我们要维护生命末期患者的自主权。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的临终患者，也许是您即将离世的亲人，他们多大程度参与了自己的医疗决策？能够表达和实现自已的临终意愿？有的可能连知情权也被剥夺了，甚至也许是以爱的名义。
推广生前预嘱，让亲人尽早了解我们的想法
要实现“尊严死”，首先需要解决临终患者自主权和自决权的问题，所以，现阶段应该推广“生前预嘱”，让我们的亲人、朋友和照护者尽早了解我们的想法，知道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我们希望怎么度过，希望他们怎么样对待我们。为了保障我们自己的“生前预嘱”能够得以实现，建议可以考虑赋予生前预嘱法律效力，保障其实施，这是维护患者自主权的具体体现，也是维护生命末期患者尊严最重要的内涵。
在医疗上，我希望有更多的医护人员了解预先关怀计划或者预先医疗照护计划，并且引导患者和家属讨论这个问题，从而让家属或医疗决策代理人更好地从患者本人意愿出发来做决定。还有一点，希望法律能明确医护人员必须将严重疾病的诊断如癌症第一时间告诉病人，而不是先告诉家属，再由家属来决定是否告诉患者。
实现“尊严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国家卫健委回复中所说：“该建议提及的实施‘尊严死’中的一些内容可以通过推进安宁疗护工作得以实现。”因此，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安宁疗护，才能提高死亡质量，实现“尊严死”。
根据笔者的临床实践，安宁疗护不是放弃治疗、不是消极治疗。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其任务是：“提供缓解疼痛及控制其他痛苦症状的临床医疗服务；维护和尊重生命，把濒死认作一个正常的过程；既不刻意加速死亡，又不拖延死亡；整合患者的精神心理关怀为一体；提供支持系统帮助患者尽可能以积极的态度活着，直到死亡；提供支持系统帮助家属正确对待患者的疾病过程和他们的居丧；应用团队的工作方法满足患者和他们亲人的整体需求，包括必要时居丧服务咨询；改善生命质量，同时也有效地干预疾病的过程；联合应用其他有效延长生命的治疗，同样适用于癌症的早期。”
要完成上述任务不仅需要培养大量安宁疗护专业医护人员，还要建设包括社工、志愿者、各种治疗师等在内的多学科团队，才能提供优质的安宁疗护服务，满足患者和家属身、心、社、灵的需求。所以，“尊严死”立法有助于增加人们对其认识的加深，但只谈立法还远远不够，不仅政府要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还需要社会民众、志愿者和各种公益组织、慈善组织的积极参与，让人们安宁地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实现尊严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陈慧平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姑息医学科和四川省安宁疗护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https://t.cn/A6isXrtT
作为一名从事姑息医学/安宁疗护近20年的临床医生，笔者想谈谈自己的一点的看法。
“安乐死”与“尊严死”的本质不同
国家卫健委的回复中说，代表在建议中提及的实施“尊严死”，即在疾病终末期患者弥留之际不再采取过分的延命治疗，采用安宁疗护给病人以临终关怀，让他们自然而有尊严地离开世界，从而最大限度地免除患者临终难以忍受的痛苦，也减轻患者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
据了解，国内“尊严死”的概念最早是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罗点点女士提出的，她对“尊严死”的理解是“在符合病人本人意愿的情况下，让病人在尽可能舒适和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尊严的情况下，以一种更自然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但尊严死并不提前结束自然人的生命，而是在尊重个人意愿的前提下，不延长自然的生命”。
以上两个表述，前者着眼于“不采取过分延命治疗，免除患者痛苦和减轻家庭社会经济负担”，后者强调“患者本人的意愿、舒适和有尊严”，在这一前提下“以不提前结束生命，更自然的方式离世”。后者才是“尊严死”的准确概念和内涵。
需要注意的是，罗点点提出的尊严死，更接近国外的自然死（Natural Death）概念；而国外所说的“尊严死（Death with Dignity）”，在一些国家是指安乐死（euthanasia，例如荷兰）和医生帮助自杀（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例如美国的尊严死法案，Death with Dignity Act）。安乐死源于希腊语，原意是“仁慈的杀死（Mercing killing）”；《牛津法律指南》将其定义为：“在不可救药或病危患者自己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将其定义为：“对于现代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患者，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前提下，为减少患者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患者的生命。”
不管哪种定义，安乐死都是“加速死亡，提前结束生命”，这与尊严死“不提前结束生命”有本质的不同。“医生帮助自杀”国内提及较少，其内涵是“医生给予致死剂量的药物帮助提出死亡要求的患者自杀”，其实就是变相的安乐死。罗点点是提倡尊严死，但反对安乐死。国内外从事安宁疗护的专业人员也都反对安乐死。
社会热议“尊严死”立法，至少让我们不再忌讳谈论死亡，开始关注死亡质量，也就是生命最后一程的生活质量。普通人理解的“尊严死”可能不像学者们那样专业，他们可能认为就是能够有尊严地、舒服地死去。但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临终尊严，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加拿大学者Chochinov对此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尊严模型，并开发了尊严疗法和尊严谈话，但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其尊严模型可能并不完全适合我们，不过对于维护患者尊严，这一点是得到全世界公认的。维护患者尊严，最重要的是维护患者自主权，这也是医学伦理学的重要原则，所以，我们要维护生命末期患者的自主权。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的临终患者，也许是您即将离世的亲人，他们多大程度参与了自己的医疗决策？能够表达和实现自已的临终意愿？有的可能连知情权也被剥夺了，甚至也许是以爱的名义。
推广生前预嘱，让亲人尽早了解我们的想法
要实现“尊严死”，首先需要解决临终患者自主权和自决权的问题，所以，现阶段应该推广“生前预嘱”，让我们的亲人、朋友和照护者尽早了解我们的想法，知道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我们希望怎么度过，希望他们怎么样对待我们。为了保障我们自己的“生前预嘱”能够得以实现，建议可以考虑赋予生前预嘱法律效力，保障其实施，这是维护患者自主权的具体体现，也是维护生命末期患者尊严最重要的内涵。
在医疗上，我希望有更多的医护人员了解预先关怀计划或者预先医疗照护计划，并且引导患者和家属讨论这个问题，从而让家属或医疗决策代理人更好地从患者本人意愿出发来做决定。还有一点，希望法律能明确医护人员必须将严重疾病的诊断如癌症第一时间告诉病人，而不是先告诉家属，再由家属来决定是否告诉患者。
实现“尊严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国家卫健委回复中所说：“该建议提及的实施‘尊严死’中的一些内容可以通过推进安宁疗护工作得以实现。”因此，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安宁疗护，才能提高死亡质量，实现“尊严死”。
根据笔者的临床实践，安宁疗护不是放弃治疗、不是消极治疗。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其任务是：“提供缓解疼痛及控制其他痛苦症状的临床医疗服务；维护和尊重生命，把濒死认作一个正常的过程；既不刻意加速死亡，又不拖延死亡；整合患者的精神心理关怀为一体；提供支持系统帮助患者尽可能以积极的态度活着，直到死亡；提供支持系统帮助家属正确对待患者的疾病过程和他们的居丧；应用团队的工作方法满足患者和他们亲人的整体需求，包括必要时居丧服务咨询；改善生命质量，同时也有效地干预疾病的过程；联合应用其他有效延长生命的治疗，同样适用于癌症的早期。”
要完成上述任务不仅需要培养大量安宁疗护专业医护人员，还要建设包括社工、志愿者、各种治疗师等在内的多学科团队，才能提供优质的安宁疗护服务，满足患者和家属身、心、社、灵的需求。所以，“尊严死”立法有助于增加人们对其认识的加深，但只谈立法还远远不够，不仅政府要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还需要社会民众、志愿者和各种公益组织、慈善组织的积极参与，让人们安宁地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实现尊严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陈慧平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姑息医学科和四川省安宁疗护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https://t.cn/A6isXrtT
山东省2022年工作动员大会丨大众日报十篇评论谈创新1#聚焦山东省2022年工作动员大会#
山东省2022年工作动员大会上，省委着眼发展全局，从科技研发、人才引育、营商环境、数字变革、产业生态、要素保障、民生改善、风险防控、文化宣传、推进落实等十个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增强创新力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这十个方面的创新，涵盖科技、制度、管理、文化等领域，抓住了事关山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要害，体现了对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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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17日，大众日报连续推出十篇评论员文章，对“十大创新”作出解读阐释。现将评论合集整理如下：
做优科技创新全周期生态链
新春开年大会上，省委聚焦“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上走在前”，提出“十大创新”，并将加强科技研发创新摆在首位。这不仅体现了对科技创新核心地位的高度重视，更是对全省上下加强科技创新的一次有力动员。
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核心。当前，全省新旧动能转换正在全面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稳中向好、进中提质，成绩的得来，无不得益于科技创新的强力支撑。但也要看到，我省全社会研发投入仍然不足，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增强，动能转换还需加力。只有持续加强科技创新，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我们才能进一步推动发展动力转换，实现发展优势重塑，才能为数字变革、产业生态等其他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今天的科技创新，不仅是关键技术的比拼，更是创新体系的较量。只有创新链上各个环节、要素共同作用，创新生态繁荣发展，才能实现科技创新的全面突破。省委着眼研发投入、科技载体、创新主体、成果转化，将科技研发的每一个环节统筹起来考虑，贯通起来推进，抓住了事关科技创新的关键和要害。按照省委安排部署狠抓落实，推动整个创新链条的升级再造，我们就能实现科技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
科技创新活力的激发，离不开改革动力的释放。从过去的跟跑型转向引领型发展，对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遵循原始创新的内在规律，从教育、科研、人才管理体制等进行系统改革。省委围绕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从制定科技创新平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扩大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试点范围等方面，作出一系列安排部署。尊重创新规律，加大改革力度，我们必将为科技创新铺就更为坚实的发展轨道，营造更为完善的制度生态。
强省之道，首在得人
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省委将人才引育创新作为“十大创新”之一，对引进、培养、用好人才作出全方位部署，彰显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气魄胆识，指明了加快人才强省建设的方向路径。
强省之道，首在得人。区域发展的竞争，综合实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当前，我省正处在转型升级的紧要关口，新旧动能转换正在全面突破。加强科技创新，加快数字变革，推动产业转型，方方面面都离不开高质量人才的支撑。山东是人口大省，但战略引领型人才缺乏、对高质量人才吸引力不强等问题仍然存在。只有加快人才引育创新，造就一流人才队伍，才能塑强筑牢人才优势，在发展竞争中赢得主动。
人才重在“引”，也贵在“育”。近年来，我省招才引智工作成效显著，“双一流”高校优选生来鲁就业人员大幅增加。但同时也要看到，一些地方只顾招才引智，忽视了本土人才培养，造成本土人才不足、流失严重。集聚人才力量，引进和培养不可偏废。必须既着眼吸引外来人才，突出招引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引才大使，又用好高校和职教“两个阵地”，抓好本土人才培育。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如此才能固本开源，汇聚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和力量。
引人育人，目的在用人。会不会用人，里头大有学问。要看有没有机会和舞台，也要看有没有信任和激励。省委提出要赋予科学家更大权力、打造“揭榜挂帅”升级版等，目的就是要真正为人才“松绑”“减负”“护航”“鼓劲”，确保人才引得进、留得下、用得好。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程度激发人才动力活力，就一定能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推动山东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向营商环境要动力活力
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离不开良好环境的支撑。抓好营商环境创新，开展“创新提升行动”，就是要以流程机制的系统优化、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为各类市场主体的蓬勃发展厚植土壤，为创新创业活力的充分释放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创新力。哪里营商环境好，人才就往哪走、资金就往哪流、项目就往哪落。近年来，我省发展质量效益不断提高，创新动力显著增强，动能转换提速增效，对资本、人才、项目等创新要素吸引力日益增强，与我们加快制度创新、流程再造，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营商环境跻身全国第一方阵，有着直接关系。立足新发展阶段，新一轮区域竞争，更是发展环境和营商成本的竞争，谁能持续在营商环境创新上进位争先，谁就能率先重塑发展优势，赢得发展主动。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一项涉及诸多方面的系统性工程。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力的要素环境、和谐稳定的人文环境、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优质温馨的服务环境，等等，每一项都必不可少。为构建这样一个生态系统，省委聚焦企业痛点难点堵点，从办事方便、降低成本、公平竞争、法治环境等方面入手，拿出一系列新招实招硬招，用改革破除体制机制积弊，用法治固化好的经验做法，对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发展信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把这一系列高含金量的政策举措落实好、执行好，必将为各类企业打开更高层次、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营商环境的优化，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要我们牢牢抓住制度创新这个根本，不断创造新的制度优势，不断提升全链条服务质量，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就一定能激发出强大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助力山东高质量发展实现新跨越。
数字变革重在赋能
加快数字化变革，是催生新动能、增创新优势的关键之举。谁能在数字化转型这条新赛道上，率先实现技术变革，拓展应用空间，谁就能率先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占据未来发展制高点。
推动数字化转型，山东有基础、有条件。我省制造业基础雄厚，传统产业改造空间大，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极为丰富。尤其是近年我省加快数字化布局，累计开通5G基站超10万个，海尔卡奥斯、浪潮云洲入选国家“双跨”平台，“上云用云”企业超35万家等等，数字经济规模、数字政府建设指数、智能制造指数均跻身全国前列。激发潜能，发挥优势，我们完全有能力走出一条具有山东特点的数字化变革之路。
加快数字化变革，重在融合和赋能。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自身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能够赋能千行百业，带动各个领域实现数字化升级。省委从打造“数字机关”、突破“工业互联网”、推进“数字治理”等方面入手，作出系统安排部署，出台务实政策举措，为推动数字化变革明确了主攻方向。以此为抓手，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经济，就能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俗话讲，要想富，先修路。数字化时代，数字基建就是数字变革之“路”。要想数字“跑”得快，就得抢抓“新基建”加速布局的窗口期，夯实数字底座。一方面“建”要提速，加快实施好5G基站、数据中心等重点项目，能快则快、能早则早；另一方面“用”要集成，注重“新旧融合”，让传统基建焕发新活力、形成新优势。如此，抢抓机遇，夯基垒台，就一定能为数字化变革铺就更为宽广坚实的跑道，实现从“数字山东”到“数字强省”的蜕变。
抓产业要有“生态”思维
良好的产业生态，是集聚产业、催生创新的土壤。哪里生态好、环境优，资源就流向哪里，产业就集聚到哪里，发展制高点就转移到哪里。
审视当下产业发展逻辑，“生态”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不仅产业的竞争靠“生态”，产业自身的做大做强同样需要“生态”。看一看华为、小米，一个个头部企业不断培植拓宽产品生态圈，渗入用户穿、戴、住、行等方方面面；再看那些有竞争力、话语权的地方产业，往往就是由一个个体系完整的产业生态圈构成，在这些生态圈里，企业甚至“足不出户”即可满足配套需求。事实证明，有没有领先的“生态”思维，能不能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是培育和维护产业幼苗、产业大树和产业森林的关键所在。
产业生态好不好，主要看产业链的完整性、产业集群的协同性。产业链越长，集聚效应就越强；产业越协同，“化学反应”就越好。作为经济大省，山东产业门类齐全，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和197个工业中类。尤其近年随着“链长制”的建立推行，我省聚焦9大产业领域，确定42条重点产业链。可以说，加强产业生态创新，山东有基础、有条件。按照省委部署，立足资源禀赋，统筹抓好建链、延链、补链、强链，强化“龙头”引领、园区聚合、平台互联，就能为优良产业生态的形成打下坚实基础，在发展竞争中赢得主动。
优化产业生态，供应链稳定性至关重要。当前，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巨大，供应链的安全稳定问题更为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只有积极打造完全自主可控的供应链，确保关键时刻不“掉链子”，才能营造安全稳定的产业生态，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我们既要加强政策、资金支持，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又要加强自主创新，掌握关键基础技术，努力实现自主可控，如此方可确保产业更优、生态更好、核心竞争力更强。
用创新手段打破要素“天花板”
增强要素保障能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要素保障能否及时、能否到位，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的激发与释放，事关高质量发展成效。
要素趋紧是一个长期现象、共性难题。当前，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关键期。我们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显著成效，但也面临一系列瓶颈，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要素资源制约。一些地方项目落地慢、动能转换慢、创新力不强，都与要素配置通道不畅、机制不优、保障不力，有着直接关系。加强要素保障，出路在哪里？必须强化政策协同性，以新思路新举措，打破要素“天花板”，换来发展“一片天”。
加强要素保障，市场要有效，政府要有为。要看到，能源、资本、土地、数据、生态环境等各种传统与新兴要素，调控机制不同，侧重点也各异。比如，排污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指标的配置，要打破市场分割、区域壁垒，让多的可卖、少的可买，必须通过市场化交易来推动。而要让好马吃上好料，优先保障潜力大、效益好的项目，则需要加强政府引导，完善“要素跟着项目走”机制，创新“要素引着项目来”机制，通过差异化资源配置来实现。总之，既坚持市场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创新要素保障手段、破解要素趋紧难题的根本之道。
要素的保障，挖潜与优化也是一种提升。现实中经常看到，一边是用地紧张，导致项目难落地，一边则是大量闲置，低效用地得不到盘活利用。优化资源配置，就要加大“出清”力度，全面完成落后产能整合退出任务，为新动能腾出更多空间。要加大“盘活”力度，强化“增存挂钩”，让“闲”土地活起来。要加大“提效”力度，强化“亩产效益”，让优势资源流向效益高地。加强要素保障创新，让一切创新要素充分涌流，我们必将为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山东省2022年工作动员大会上，省委着眼发展全局，从科技研发、人才引育、营商环境、数字变革、产业生态、要素保障、民生改善、风险防控、文化宣传、推进落实等十个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增强创新力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这十个方面的创新，涵盖科技、制度、管理、文化等领域，抓住了事关山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要害，体现了对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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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17日，大众日报连续推出十篇评论员文章，对“十大创新”作出解读阐释。现将评论合集整理如下：
做优科技创新全周期生态链
新春开年大会上，省委聚焦“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上走在前”，提出“十大创新”，并将加强科技研发创新摆在首位。这不仅体现了对科技创新核心地位的高度重视，更是对全省上下加强科技创新的一次有力动员。
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核心。当前，全省新旧动能转换正在全面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稳中向好、进中提质，成绩的得来，无不得益于科技创新的强力支撑。但也要看到，我省全社会研发投入仍然不足，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增强，动能转换还需加力。只有持续加强科技创新，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我们才能进一步推动发展动力转换，实现发展优势重塑，才能为数字变革、产业生态等其他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今天的科技创新，不仅是关键技术的比拼，更是创新体系的较量。只有创新链上各个环节、要素共同作用，创新生态繁荣发展，才能实现科技创新的全面突破。省委着眼研发投入、科技载体、创新主体、成果转化，将科技研发的每一个环节统筹起来考虑，贯通起来推进，抓住了事关科技创新的关键和要害。按照省委安排部署狠抓落实，推动整个创新链条的升级再造，我们就能实现科技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
科技创新活力的激发，离不开改革动力的释放。从过去的跟跑型转向引领型发展，对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遵循原始创新的内在规律，从教育、科研、人才管理体制等进行系统改革。省委围绕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从制定科技创新平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扩大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试点范围等方面，作出一系列安排部署。尊重创新规律，加大改革力度，我们必将为科技创新铺就更为坚实的发展轨道，营造更为完善的制度生态。
强省之道，首在得人
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省委将人才引育创新作为“十大创新”之一，对引进、培养、用好人才作出全方位部署，彰显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气魄胆识，指明了加快人才强省建设的方向路径。
强省之道，首在得人。区域发展的竞争，综合实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当前，我省正处在转型升级的紧要关口，新旧动能转换正在全面突破。加强科技创新，加快数字变革，推动产业转型，方方面面都离不开高质量人才的支撑。山东是人口大省，但战略引领型人才缺乏、对高质量人才吸引力不强等问题仍然存在。只有加快人才引育创新，造就一流人才队伍，才能塑强筑牢人才优势，在发展竞争中赢得主动。
人才重在“引”，也贵在“育”。近年来，我省招才引智工作成效显著，“双一流”高校优选生来鲁就业人员大幅增加。但同时也要看到，一些地方只顾招才引智，忽视了本土人才培养，造成本土人才不足、流失严重。集聚人才力量，引进和培养不可偏废。必须既着眼吸引外来人才，突出招引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引才大使，又用好高校和职教“两个阵地”，抓好本土人才培育。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如此才能固本开源，汇聚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和力量。
引人育人，目的在用人。会不会用人，里头大有学问。要看有没有机会和舞台，也要看有没有信任和激励。省委提出要赋予科学家更大权力、打造“揭榜挂帅”升级版等，目的就是要真正为人才“松绑”“减负”“护航”“鼓劲”，确保人才引得进、留得下、用得好。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程度激发人才动力活力，就一定能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推动山东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向营商环境要动力活力
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离不开良好环境的支撑。抓好营商环境创新，开展“创新提升行动”，就是要以流程机制的系统优化、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为各类市场主体的蓬勃发展厚植土壤，为创新创业活力的充分释放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创新力。哪里营商环境好，人才就往哪走、资金就往哪流、项目就往哪落。近年来，我省发展质量效益不断提高，创新动力显著增强，动能转换提速增效，对资本、人才、项目等创新要素吸引力日益增强，与我们加快制度创新、流程再造，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营商环境跻身全国第一方阵，有着直接关系。立足新发展阶段，新一轮区域竞争，更是发展环境和营商成本的竞争，谁能持续在营商环境创新上进位争先，谁就能率先重塑发展优势，赢得发展主动。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一项涉及诸多方面的系统性工程。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力的要素环境、和谐稳定的人文环境、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优质温馨的服务环境，等等，每一项都必不可少。为构建这样一个生态系统，省委聚焦企业痛点难点堵点，从办事方便、降低成本、公平竞争、法治环境等方面入手，拿出一系列新招实招硬招，用改革破除体制机制积弊，用法治固化好的经验做法，对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发展信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把这一系列高含金量的政策举措落实好、执行好，必将为各类企业打开更高层次、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营商环境的优化，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要我们牢牢抓住制度创新这个根本，不断创造新的制度优势，不断提升全链条服务质量，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就一定能激发出强大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助力山东高质量发展实现新跨越。
数字变革重在赋能
加快数字化变革，是催生新动能、增创新优势的关键之举。谁能在数字化转型这条新赛道上，率先实现技术变革，拓展应用空间，谁就能率先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占据未来发展制高点。
推动数字化转型，山东有基础、有条件。我省制造业基础雄厚，传统产业改造空间大，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极为丰富。尤其是近年我省加快数字化布局，累计开通5G基站超10万个，海尔卡奥斯、浪潮云洲入选国家“双跨”平台，“上云用云”企业超35万家等等，数字经济规模、数字政府建设指数、智能制造指数均跻身全国前列。激发潜能，发挥优势，我们完全有能力走出一条具有山东特点的数字化变革之路。
加快数字化变革，重在融合和赋能。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自身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能够赋能千行百业，带动各个领域实现数字化升级。省委从打造“数字机关”、突破“工业互联网”、推进“数字治理”等方面入手，作出系统安排部署，出台务实政策举措，为推动数字化变革明确了主攻方向。以此为抓手，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经济，就能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俗话讲，要想富，先修路。数字化时代，数字基建就是数字变革之“路”。要想数字“跑”得快，就得抢抓“新基建”加速布局的窗口期，夯实数字底座。一方面“建”要提速，加快实施好5G基站、数据中心等重点项目，能快则快、能早则早；另一方面“用”要集成，注重“新旧融合”，让传统基建焕发新活力、形成新优势。如此，抢抓机遇，夯基垒台，就一定能为数字化变革铺就更为宽广坚实的跑道，实现从“数字山东”到“数字强省”的蜕变。
抓产业要有“生态”思维
良好的产业生态，是集聚产业、催生创新的土壤。哪里生态好、环境优，资源就流向哪里，产业就集聚到哪里，发展制高点就转移到哪里。
审视当下产业发展逻辑，“生态”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不仅产业的竞争靠“生态”，产业自身的做大做强同样需要“生态”。看一看华为、小米，一个个头部企业不断培植拓宽产品生态圈，渗入用户穿、戴、住、行等方方面面；再看那些有竞争力、话语权的地方产业，往往就是由一个个体系完整的产业生态圈构成，在这些生态圈里，企业甚至“足不出户”即可满足配套需求。事实证明，有没有领先的“生态”思维，能不能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是培育和维护产业幼苗、产业大树和产业森林的关键所在。
产业生态好不好，主要看产业链的完整性、产业集群的协同性。产业链越长，集聚效应就越强；产业越协同，“化学反应”就越好。作为经济大省，山东产业门类齐全，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和197个工业中类。尤其近年随着“链长制”的建立推行，我省聚焦9大产业领域，确定42条重点产业链。可以说，加强产业生态创新，山东有基础、有条件。按照省委部署，立足资源禀赋，统筹抓好建链、延链、补链、强链，强化“龙头”引领、园区聚合、平台互联，就能为优良产业生态的形成打下坚实基础，在发展竞争中赢得主动。
优化产业生态，供应链稳定性至关重要。当前，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巨大，供应链的安全稳定问题更为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只有积极打造完全自主可控的供应链，确保关键时刻不“掉链子”，才能营造安全稳定的产业生态，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我们既要加强政策、资金支持，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又要加强自主创新，掌握关键基础技术，努力实现自主可控，如此方可确保产业更优、生态更好、核心竞争力更强。
用创新手段打破要素“天花板”
增强要素保障能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要素保障能否及时、能否到位，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的激发与释放，事关高质量发展成效。
要素趋紧是一个长期现象、共性难题。当前，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关键期。我们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显著成效，但也面临一系列瓶颈，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要素资源制约。一些地方项目落地慢、动能转换慢、创新力不强，都与要素配置通道不畅、机制不优、保障不力，有着直接关系。加强要素保障，出路在哪里？必须强化政策协同性，以新思路新举措，打破要素“天花板”，换来发展“一片天”。
加强要素保障，市场要有效，政府要有为。要看到，能源、资本、土地、数据、生态环境等各种传统与新兴要素，调控机制不同，侧重点也各异。比如，排污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指标的配置，要打破市场分割、区域壁垒，让多的可卖、少的可买，必须通过市场化交易来推动。而要让好马吃上好料，优先保障潜力大、效益好的项目，则需要加强政府引导，完善“要素跟着项目走”机制，创新“要素引着项目来”机制，通过差异化资源配置来实现。总之，既坚持市场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创新要素保障手段、破解要素趋紧难题的根本之道。
要素的保障，挖潜与优化也是一种提升。现实中经常看到，一边是用地紧张，导致项目难落地，一边则是大量闲置，低效用地得不到盘活利用。优化资源配置，就要加大“出清”力度，全面完成落后产能整合退出任务，为新动能腾出更多空间。要加大“盘活”力度，强化“增存挂钩”，让“闲”土地活起来。要加大“提效”力度，强化“亩产效益”，让优势资源流向效益高地。加强要素保障创新，让一切创新要素充分涌流，我们必将为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商标“在先使用”“恶意抢注”不侵权抗辩的认定标准
此前备受关注的“潼关肉夹馍”“逍遥镇胡辣汤”“青花椒酸菜鱼”案件中，很多被告商户都采用了“在先使用”不侵权抗辩的策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在先使用”不侵权抗辩，以及与之具有较强关联性却非常容易被忽视的“恶意抢注”抗辩的异同点及认定标准。
“在先使用”抗辩相关法律规定：
《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
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前，他人已经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先于商标注册人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该使用人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商标，但可以要求其附加适当区别标识。
“恶意抢注”抗辩相关法律规定：
《商标法》第三十二条：
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在先使用”抗辩与“恶意抢注”抗辩的异同点：
因为并无司法解释对上述两种抗辩的适用标准加以明确，因此笔者检索了近年来有关该条款的典型案例，试图从这些案件中总结出相应的裁判标准。首先，来总结较为常见的“在先使用”抗辩的认定标准，然后，再来分析“恶意抢注”抗辩的不同点。
一、“在先使用”抗辩的认定标准分析：
“在先使用”不侵权抗辩在适用过程中，在先使用、有一定影响、原有范围内使用这三个要点往往需要重点明晰和判断。
在先使用的时间点：以商标“申请日”作为起算点，原则上亦应早于商标权人的使用。
该条款对时间的规定为“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前”，并未明确“申请日”还是“注册日”。
在实务中，为了更有利于维护注册商标权利人的合法预期利益，通常是以“申请日”作为在先使用行为的起算点。“玉浮梁”商标侵权案 【1】、“天池”商标侵权案【2】 等案件中均认定以“申请日”为起算点。
在“理想空间”商标侵权案【3】中，最高院认为“在先使用不仅应早于该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的时间，同时亦必须早于该商标注册人使用该商标标志的时间”。笔者认为该标准的认定，意在完全排除使用人具有恶意的可能性，也即在商标权人已经在先使用但未申请商标时，便已知晓该商标，从而进行使用的情况。
当然，使用人在无早于商标权人使用证据的情况下，若确实出于善意，并不知晓商标权人的使用，仍然可以积极争取“在先使用”不侵权抗辩。“启航”商标侵权案【4】即支持该观点。
有一定影响：使用人对其商标的使用确系真实使用，且经过使用已使得商标在使用地域内起到识别作用
该条款中的“有一定影响”与《商标法》三十二条中的“有一定影响”的认定标准一致。
就具体标准而言，一般能够证明使用人对该商标进行了真实的、持续性的使用，并且该商标已经在使用地域内起到了识别作用即可。不需要证明商标已经具有较高知名度，亦不要求其知名度已延及较大的地域范围。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指引》中也列举了该抗辩理由的证据类型：
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提出在先使用抗辩的，可以提供原告注册商标申请日前的合同、履行合同证明、宣传推广协议、市场调查报告、用户评价记录、购买记录、销售订单等使用被诉侵权标志的证据。
当然，若能证明商标注册人系基于恶意抢注，则可相应降低“有一定影响”的认定标准。例如若商标权人明知在先商标的存在而仍予注册，在注册后不投入正常的商业使用，反而向使用人兜售商标或起诉索赔，该种行为反映了商标注册人的恶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佐证在先商标“有一定影响”。因此，根据商标注册人主观恶意程度的不同，可对“有一定影响”的标准作相应调整，“澜羽”商标侵权案【5】中法院即支持该观点。
原有范围内使用：主要考量地域范围、使用主体以及是否为原有商品或服务
地域范围应限制在已产生一定影响的区域内，不能扩大销售范围，但一般而言，在该范围内的销量则不应受到限制。当然由实体店销售转变外线上销售的行为亦属于超出了原有范围。例如“玉浮梁”商标侵权案中法院认为由线下销售扩大到网络销售，已经超出了原有范围。
使用主体限制为只能由在先使用人本人使用或在申请日前已有的许可使用人，不得再次许可他人使用，因为许可他人使用可以快速扩大使用规模。
商品或服务一般要求于原有商品或服务相同或基本，不应扩大到其他商品或者服务。
二、“恶意抢注”抗辩的不同点分析：
“恶意抢注”抗辩与“在先使用”抗辩的不同点就在于，商标权人的商标系通过恶意抢注而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积极建议使用人提起无效宣告程序。但如果未提起无效宣告，或无效宣告程序尚未结束，使用人在侵权案件中适用“恶意抢注”抗辩的效果要明显优于“在先使用”抗辩，因为一旦抗辩成功，在后的使用可以不受任何约束。
“阳光超人”商标侵权案 【6】中法院明确如下观点：商标权人对他人在先使用的事实知晓仍恶意抢注，符合《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后半段 “抢注他人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则商标注册人的权利来源不具有正当性，其对在先使用人提起的侵权之诉属于权利滥用，有违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先使用人的使用行为超出原有范围，亦不构成商标侵权。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一并将上述事实查清后径行驳回商标注册人的诉讼请求，无需等待商标无效程序的结果。
当然也有部分案件中，商标权人具有明显抢注恶意的情况下，仍然适用了《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认定使用人构成在原有范围内的“在先使用”，例如“尚丹尼”商标侵权案 【7】
笔者认为，此类型案件的该种认定一来基于使用人的抗辩主张，二来也基于“恶意抢注”抗辩适用在实务中适用案件数量较少。但是若之后遇到此类型案件，被告代理人可积极尝试“恶意抢注”抗辩，以最大限度为当事人争取应得的权益。
[1]“玉浮梁”商标侵权案：（2017）陕民终119号
[2]“天池”商标侵权案：（2018）粤民终310号
[3]“理想空间”商标侵权案：（2018）最高法民再43号
[4]“启航”商标侵权案：（2015）京知民终字第588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5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之五）
[5]“澜羽”商标侵权案：（2018）沪0115民初77977号
[6]“阳光超人”商标侵权案：（2017）京73民终1992号
[7]“尚丹尼”商标侵权案：（2014）朝民初字第25490号
此前备受关注的“潼关肉夹馍”“逍遥镇胡辣汤”“青花椒酸菜鱼”案件中，很多被告商户都采用了“在先使用”不侵权抗辩的策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在先使用”不侵权抗辩，以及与之具有较强关联性却非常容易被忽视的“恶意抢注”抗辩的异同点及认定标准。
“在先使用”抗辩相关法律规定：
《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
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前，他人已经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先于商标注册人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该使用人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商标，但可以要求其附加适当区别标识。
“恶意抢注”抗辩相关法律规定：
《商标法》第三十二条：
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在先使用”抗辩与“恶意抢注”抗辩的异同点：
因为并无司法解释对上述两种抗辩的适用标准加以明确，因此笔者检索了近年来有关该条款的典型案例，试图从这些案件中总结出相应的裁判标准。首先，来总结较为常见的“在先使用”抗辩的认定标准，然后，再来分析“恶意抢注”抗辩的不同点。
一、“在先使用”抗辩的认定标准分析：
“在先使用”不侵权抗辩在适用过程中，在先使用、有一定影响、原有范围内使用这三个要点往往需要重点明晰和判断。
在先使用的时间点：以商标“申请日”作为起算点，原则上亦应早于商标权人的使用。
该条款对时间的规定为“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前”，并未明确“申请日”还是“注册日”。
在实务中，为了更有利于维护注册商标权利人的合法预期利益，通常是以“申请日”作为在先使用行为的起算点。“玉浮梁”商标侵权案 【1】、“天池”商标侵权案【2】 等案件中均认定以“申请日”为起算点。
在“理想空间”商标侵权案【3】中，最高院认为“在先使用不仅应早于该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的时间，同时亦必须早于该商标注册人使用该商标标志的时间”。笔者认为该标准的认定，意在完全排除使用人具有恶意的可能性，也即在商标权人已经在先使用但未申请商标时，便已知晓该商标，从而进行使用的情况。
当然，使用人在无早于商标权人使用证据的情况下，若确实出于善意，并不知晓商标权人的使用，仍然可以积极争取“在先使用”不侵权抗辩。“启航”商标侵权案【4】即支持该观点。
有一定影响：使用人对其商标的使用确系真实使用，且经过使用已使得商标在使用地域内起到识别作用
该条款中的“有一定影响”与《商标法》三十二条中的“有一定影响”的认定标准一致。
就具体标准而言，一般能够证明使用人对该商标进行了真实的、持续性的使用，并且该商标已经在使用地域内起到了识别作用即可。不需要证明商标已经具有较高知名度，亦不要求其知名度已延及较大的地域范围。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指引》中也列举了该抗辩理由的证据类型：
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提出在先使用抗辩的，可以提供原告注册商标申请日前的合同、履行合同证明、宣传推广协议、市场调查报告、用户评价记录、购买记录、销售订单等使用被诉侵权标志的证据。
当然，若能证明商标注册人系基于恶意抢注，则可相应降低“有一定影响”的认定标准。例如若商标权人明知在先商标的存在而仍予注册，在注册后不投入正常的商业使用，反而向使用人兜售商标或起诉索赔，该种行为反映了商标注册人的恶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佐证在先商标“有一定影响”。因此，根据商标注册人主观恶意程度的不同，可对“有一定影响”的标准作相应调整，“澜羽”商标侵权案【5】中法院即支持该观点。
原有范围内使用：主要考量地域范围、使用主体以及是否为原有商品或服务
地域范围应限制在已产生一定影响的区域内，不能扩大销售范围，但一般而言，在该范围内的销量则不应受到限制。当然由实体店销售转变外线上销售的行为亦属于超出了原有范围。例如“玉浮梁”商标侵权案中法院认为由线下销售扩大到网络销售，已经超出了原有范围。
使用主体限制为只能由在先使用人本人使用或在申请日前已有的许可使用人，不得再次许可他人使用，因为许可他人使用可以快速扩大使用规模。
商品或服务一般要求于原有商品或服务相同或基本，不应扩大到其他商品或者服务。
二、“恶意抢注”抗辩的不同点分析：
“恶意抢注”抗辩与“在先使用”抗辩的不同点就在于，商标权人的商标系通过恶意抢注而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积极建议使用人提起无效宣告程序。但如果未提起无效宣告，或无效宣告程序尚未结束，使用人在侵权案件中适用“恶意抢注”抗辩的效果要明显优于“在先使用”抗辩，因为一旦抗辩成功，在后的使用可以不受任何约束。
“阳光超人”商标侵权案 【6】中法院明确如下观点：商标权人对他人在先使用的事实知晓仍恶意抢注，符合《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后半段 “抢注他人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则商标注册人的权利来源不具有正当性，其对在先使用人提起的侵权之诉属于权利滥用，有违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先使用人的使用行为超出原有范围，亦不构成商标侵权。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一并将上述事实查清后径行驳回商标注册人的诉讼请求，无需等待商标无效程序的结果。
当然也有部分案件中，商标权人具有明显抢注恶意的情况下，仍然适用了《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认定使用人构成在原有范围内的“在先使用”，例如“尚丹尼”商标侵权案 【7】
笔者认为，此类型案件的该种认定一来基于使用人的抗辩主张，二来也基于“恶意抢注”抗辩适用在实务中适用案件数量较少。但是若之后遇到此类型案件，被告代理人可积极尝试“恶意抢注”抗辩，以最大限度为当事人争取应得的权益。
[1]“玉浮梁”商标侵权案：（2017）陕民终119号
[2]“天池”商标侵权案：（2018）粤民终310号
[3]“理想空间”商标侵权案：（2018）最高法民再43号
[4]“启航”商标侵权案：（2015）京知民终字第588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5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之五）
[5]“澜羽”商标侵权案：（2018）沪0115民初77977号
[6]“阳光超人”商标侵权案：（2017）京73民终1992号
[7]“尚丹尼”商标侵权案：（2014）朝民初字第2549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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