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印光大师：
凡念佛处疫不入境，念观音，不独邀净友念，当于村中及近村宣告，无论老幼男女，通皆吃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大家各人在各人家里，一路做事一路念。于行住坐卧中常念，决定可以不遭瘟疫。前年各处虎疫甚剧，陕西澄城县寺前镇附近，死数百人，一弟子村中有五六十家，人皆令念，只死两个坏人，余均无恙。甘肃甘谷何鸿吉居士提倡念佛，凡念佛处，疫不入境。汝邀净友念，是小办法。教全村中老幼男女念，是大办法。顶好吃净素，如其不能，亦须少吃。即未吃素，亦要念。当此凶险之时，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为能救护。彼怕死愿安乐者，当不至犹不以为然而忽之。
——《三编·复穆宗净居士书二》
观世音菩萨，于无量劫前，久已成佛，号“正法明”。但以悲心无尽，慈誓莫穷。故复于十方世界，现菩萨及人天凡圣等身，以施无畏，而垂济度。《普门品》所谓：“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不但现有情身，即山河、船筏、桥梁、道路、药草、树木、楼台、殿阁，亦随机现。总以离苦得乐、转危为安为事。凡遇刀兵、水火、恶病、恶兽、怨家对头、恶鬼、毒蛇，种种危险者。果能至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即可蒙菩萨加被，转危为安。现在杀劫弥漫，全球皆无安乐之处，亦无安乐之人。愿中外同胞，同念观音圣号，同以观音救苦救难之心为心，同以观音利人利物之事为事。则人我念空，斗争事息，自可同享太平，共乐天常。纵令定业难转，丧身失命，亦可仗菩萨力，往生西方。则是因宿业而殒身命，蒙佛力而出苦海也。凡我中外同胞，祈共鉴此愚诚。
（《文钞三编·普劝全球同胞同念观音圣号启事》）
世当劫浊，互相戕贼。不有护身符子，断难永无祸害。所谓护身符子，亦只至诚礼念阿弥陀佛而已。而观音大士，悲愿洪深。寻声救苦，随 感即应。宜于朝暮礼念佛外，加以礼念大士。则冥冥之中，必蒙加被，自可转祸为福，遇难成祥，而不自知也。
（《增广文钞·复张云雷居士书二》）
又加时疫，此众生同分恶业所感。祈遍令乡人同戒杀生，念观世音圣号，以期疫疠消灭。果能恳切志诚，决定有大效验。即汝之眼疾，亦当由宣布此语，而得痊愈。茫茫大苦海，观音为救苦之人。倘人各志诚持诵，若或疫死，天地亦当易位，日月亦当倒行。若泛泛默念一句、二句，即欲得起死回生之效，虽菩萨大慈，非不肯救济，但以彼心不真切，决难感通。祈与乡人详说之，则幸甚。
《文钞三编·复周伯遒居士书十四》
所言疫灾，令大家同在家中念观世音菩萨。于早晚到堂中礼拜若干，及念若干句。此外一任行住坐卧，并做一切事，除作文算帐之用心事外，余做一切事，均好念。睡时念，宜心中默念。若衣冠整齐，手口洗漱了，出声念也好，默念小声念均好。若睡下，或初起，衣冠尚未整齐，或洗澡，或抽解，或至不洁之处，心中默念，亦是一样有功德。若出声念，于仪式不合。譬如小儿念母，一日之中，无时不想念其母也。纵睡眠洗澡抽解之时，岂能令心中完全忘却念佛之事。既记得无碍，则心中默念亦无碍也。人虽至愚，无不怕死，念观世音可保不染此恶疫。……当此极苦极恶之世，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为可凭依。普令一切老幼男女，日常在家念观世音，管保不遭灾祸，多获祯祥。
（《文钞三编·复宁德晋居士书六》）
时疫流行，妻子罹病，当令彼等各各志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汝若会念《大悲咒》，当加持大悲水令服，自可痊愈，正不必汲汲于医疗也。
《文钞续编·复吴沧洲居士书》
是知观音菩萨大慈大悲，遇有灾难，一称圣号，定蒙救护也。或曰：“世人千万，灾难频生，观音菩萨仅是一人，何能一时各随其人而救护之耶？即能救护，亦不胜其劳矣。”殊不知并非观音处处去救，乃众生心中之观音救之耳。观音本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心，故能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如皓月当空，所有水中皆现月影，千江有水千江月，此月为多、为一耶？不可言一，万水之月各现矣。不可言多，虚空之月常一也。诸佛菩萨之救度有情，亦复如是。其不得感应者，唯以众生之不虔诚，非菩萨之不救护也。如一池污浊之水，欲月现其中，岂可得乎？明乎此，我等大众念佛，犹有不正心诚意、虔恳而为之者，吾不信也！
《文钞三编·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
凡念佛处疫不入境，念观音，不独邀净友念，当于村中及近村宣告，无论老幼男女，通皆吃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大家各人在各人家里，一路做事一路念。于行住坐卧中常念，决定可以不遭瘟疫。前年各处虎疫甚剧，陕西澄城县寺前镇附近，死数百人，一弟子村中有五六十家，人皆令念，只死两个坏人，余均无恙。甘肃甘谷何鸿吉居士提倡念佛，凡念佛处，疫不入境。汝邀净友念，是小办法。教全村中老幼男女念，是大办法。顶好吃净素，如其不能，亦须少吃。即未吃素，亦要念。当此凶险之时，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为能救护。彼怕死愿安乐者，当不至犹不以为然而忽之。
——《三编·复穆宗净居士书二》
观世音菩萨，于无量劫前，久已成佛，号“正法明”。但以悲心无尽，慈誓莫穷。故复于十方世界，现菩萨及人天凡圣等身，以施无畏，而垂济度。《普门品》所谓：“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不但现有情身，即山河、船筏、桥梁、道路、药草、树木、楼台、殿阁，亦随机现。总以离苦得乐、转危为安为事。凡遇刀兵、水火、恶病、恶兽、怨家对头、恶鬼、毒蛇，种种危险者。果能至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即可蒙菩萨加被，转危为安。现在杀劫弥漫，全球皆无安乐之处，亦无安乐之人。愿中外同胞，同念观音圣号，同以观音救苦救难之心为心，同以观音利人利物之事为事。则人我念空，斗争事息，自可同享太平，共乐天常。纵令定业难转，丧身失命，亦可仗菩萨力，往生西方。则是因宿业而殒身命，蒙佛力而出苦海也。凡我中外同胞，祈共鉴此愚诚。
（《文钞三编·普劝全球同胞同念观音圣号启事》）
世当劫浊，互相戕贼。不有护身符子，断难永无祸害。所谓护身符子，亦只至诚礼念阿弥陀佛而已。而观音大士，悲愿洪深。寻声救苦，随 感即应。宜于朝暮礼念佛外，加以礼念大士。则冥冥之中，必蒙加被，自可转祸为福，遇难成祥，而不自知也。
（《增广文钞·复张云雷居士书二》）
又加时疫，此众生同分恶业所感。祈遍令乡人同戒杀生，念观世音圣号，以期疫疠消灭。果能恳切志诚，决定有大效验。即汝之眼疾，亦当由宣布此语，而得痊愈。茫茫大苦海，观音为救苦之人。倘人各志诚持诵，若或疫死，天地亦当易位，日月亦当倒行。若泛泛默念一句、二句，即欲得起死回生之效，虽菩萨大慈，非不肯救济，但以彼心不真切，决难感通。祈与乡人详说之，则幸甚。
《文钞三编·复周伯遒居士书十四》
所言疫灾，令大家同在家中念观世音菩萨。于早晚到堂中礼拜若干，及念若干句。此外一任行住坐卧，并做一切事，除作文算帐之用心事外，余做一切事，均好念。睡时念，宜心中默念。若衣冠整齐，手口洗漱了，出声念也好，默念小声念均好。若睡下，或初起，衣冠尚未整齐，或洗澡，或抽解，或至不洁之处，心中默念，亦是一样有功德。若出声念，于仪式不合。譬如小儿念母，一日之中，无时不想念其母也。纵睡眠洗澡抽解之时，岂能令心中完全忘却念佛之事。既记得无碍，则心中默念亦无碍也。人虽至愚，无不怕死，念观世音可保不染此恶疫。……当此极苦极恶之世，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为可凭依。普令一切老幼男女，日常在家念观世音，管保不遭灾祸，多获祯祥。
（《文钞三编·复宁德晋居士书六》）
时疫流行，妻子罹病，当令彼等各各志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汝若会念《大悲咒》，当加持大悲水令服，自可痊愈，正不必汲汲于医疗也。
《文钞续编·复吴沧洲居士书》
是知观音菩萨大慈大悲，遇有灾难，一称圣号，定蒙救护也。或曰：“世人千万，灾难频生，观音菩萨仅是一人，何能一时各随其人而救护之耶？即能救护，亦不胜其劳矣。”殊不知并非观音处处去救，乃众生心中之观音救之耳。观音本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心，故能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如皓月当空，所有水中皆现月影，千江有水千江月，此月为多、为一耶？不可言一，万水之月各现矣。不可言多，虚空之月常一也。诸佛菩萨之救度有情，亦复如是。其不得感应者，唯以众生之不虔诚，非菩萨之不救护也。如一池污浊之水，欲月现其中，岂可得乎？明乎此，我等大众念佛，犹有不正心诚意、虔恳而为之者，吾不信也！
《文钞三编·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
孝道含有广狭二义
何为狭义的孝？即世间所讲者是。他们认为天经地义的孝之范围，不外能够奉养父母于生前，能够不忘亲恩于死后。又儒教之言孝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吾们自顶及踵，莫非父母之遗赐，受恩何等深重，而所以报之者，仅仅曰能奉养，曰能久而不忘，曰能不改亲志，就算是孝了么？尤其是欠缺不满足的，则其所谓报亲云云，只限于报今身的父母恩，至于历千万劫来吾的前世亲恩，曾未计及，此其范围之狭，立义之隘，为何如？
何为广义的孝？即佛门中所讲者。佛教所倡孝之范围，不仅以能报今世亲恩而止，并且上推过去世，下而未来世，无不容括在内。凡自无始以来，升降循环恒河沙数不可计极的众生中，在佛门视之，胥有吾前世亿兆赐身之父母在。是故其报恩宏愿，处处以历世亲恩为怀，亦处处以众生尽往乐土为祷。此其言孝范围之廓大，垂教之澈底，又何如！总之，佛门之视三界众生，无论其为披毛戴角，无论其为昆虫蝼蚁，要皆在觉之度之之列。然则对于举世生灵所发之菩提心，已如是如是，岂有对于生身的父母，反而弃之不顾，忘恩背义的么？世人执迷，仅须以此解之。——太虚大师
何为狭义的孝？即世间所讲者是。他们认为天经地义的孝之范围，不外能够奉养父母于生前，能够不忘亲恩于死后。又儒教之言孝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吾们自顶及踵，莫非父母之遗赐，受恩何等深重，而所以报之者，仅仅曰能奉养，曰能久而不忘，曰能不改亲志，就算是孝了么？尤其是欠缺不满足的，则其所谓报亲云云，只限于报今身的父母恩，至于历千万劫来吾的前世亲恩，曾未计及，此其范围之狭，立义之隘，为何如？
何为广义的孝？即佛门中所讲者。佛教所倡孝之范围，不仅以能报今世亲恩而止，并且上推过去世，下而未来世，无不容括在内。凡自无始以来，升降循环恒河沙数不可计极的众生中，在佛门视之，胥有吾前世亿兆赐身之父母在。是故其报恩宏愿，处处以历世亲恩为怀，亦处处以众生尽往乐土为祷。此其言孝范围之廓大，垂教之澈底，又何如！总之，佛门之视三界众生，无论其为披毛戴角，无论其为昆虫蝼蚁，要皆在觉之度之之列。然则对于举世生灵所发之菩提心，已如是如是，岂有对于生身的父母，反而弃之不顾，忘恩背义的么？世人执迷，仅须以此解之。——太虚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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