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今言：当前秦汉史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重庆市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发布】1月19日，重庆市政府正式发布《重庆市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重庆到2025年，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基本建成，科技创新中心框架体系和核心功能初步形成，西部（重庆）科学城影响力逐步显现，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成为更多重大科技成果诞生地和全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西部（重庆）科学城，整体创新水平进入全国科技创新第一方阵。
设置13项“十四五”主要发展指标
“未来5年至15年，是重庆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创造高品质生活目标的关键时期。”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科学编制和高效实施《规划》，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对我市形成以科技创新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规划》编制工作自2019年部署启动，历时近两年，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以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范例为统领，以支撑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动力，突出“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着力打造战略科技高地，着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着力培育优势创新力量，着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着力优化创新生态，着力提升区域协同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构建创新驱动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奋力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规划》共设置13项“十四五”主要发展指标，其中包括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6%，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2件，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达到35%、高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32%等，全部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在金凤片区建设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
在《规划》明确的13项重要任务中，打造战略科技高地被放在首位，旨在培育加速科技创新的主引擎，形成一城引领、多园支撑、点面结合、全域推进的创新格局。
根据《规划》，我市将在金凤片区100平方公里范围内，集中力量建设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重点打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聚区、科研机构集聚区、科教创新区等功能区。与此同时，强化成渝创新合作，与四川天府新区在共同争取重大创新平台、联合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共同发起大科学计划、推动科学仪器设备共享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高水平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将紧扣“五个科学”和“五个科技”，构建一区引领、五区联动、高校协同、院所参与的工作机制，强化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的联动协调、向心集聚、辐射带动作用，推动沙坪坝、九龙坡、北碚、江津、璧山错位发展与协调融合，促进科学城与大学城融合发展，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参与科学城建设，打造“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
高标准打造两江协同创新区，将彰显“科创+产业”内涵，强化产业、人才、生活、生态“四个协同”，瞄准新兴产业设立开放式、国际化高端研发机构，构建全要素全链条创新生态系统，建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全球创新要素集聚高地、大学大院大所协同创新合作高地、科技创新及产业创新重要策源地、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高起点创建广阳湾智创生态城，将紧扣“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定位，加快建设广阳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重庆经开区绿色产业示范基地，推动广阳湾智创生态城绿色创新发展，努力建设成为“两点”的承载地、“两地”的展示地和“两高”的体验地。
此外，我市还将坚持“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方向，高质量发展创新园区，提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业发展现代化水平。
积极创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为了引进培育更多科技“主力军”、创新“先锋队”，打造一支承担国家任务、服务重庆发展、产生重大成果、能够应急攻坚的优势创新力量，《规划》从构建完备的实验室体系、打造高端应用研究平台、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发展高水平科研机构四个方面明确了具体任务。
“十四五”时期，我市将围绕生命健康、集成电路、长江生态环境、新物态、物质材料等特色优势领域，高水平组建重庆实验室，为创建国家实验室培育“后备军”。抓住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契机，对我市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重新定位。打破学科和单位壁垒，积极创建大数据智能计算、金融科技、长江上游健康土壤与绿色农业等国家重点实验室。
此外，我市还将打造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高端应用研发平台，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高校“双一流”建设力度，优化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支持发展一批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平台和前沿科学中心，增强高校科技创新的供给能力。大力引进培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的新型研发机构，力争到2025年，新型研发机构达到300家。
到2025年入库科技型企业超过4.5万家
企业是创新主体。《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市将围绕产业科技创新需要，加快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天立地”的发展格局，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一方面，通过实施创新型领军企业培育行动，发挥创新型领军企业在形成战略科技力量、承担重大科技任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聚焦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科技创新需要，引导和支持领军企业联合行业上下游、产学研力量组建创新联合体。另一方面，通过构建科技型企业链式培育体系，培育壮大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主体规模，发挥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在培育发展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力量作用，到2025年，入库科技型企业超过4.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达到500亿元以上、建有研发机构的比例达到50%。
此外，我市还将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鼓励龙头骨干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支持和数字化、智能化、全产业链协同解决方案，搭建大中小企业创新协同、产能共享、供应链互通的新型产业创新生态。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引导作用，推动科技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打造细分行业“单项冠军”，支持科技中小企业“上云”“上规”“上市”。
《规划》还特别提到要充分发挥企业家整合创新资源、凝聚创新力量、组织创新活动的引领作用，支持企业家承担重大科技任务，鼓励和引导企业家带领企业开展基础前沿研究、颠覆性和变革性技术创新。鼓励企业家和科学家合作，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通道。
设置13项“十四五”主要发展指标
“未来5年至15年，是重庆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创造高品质生活目标的关键时期。”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科学编制和高效实施《规划》，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对我市形成以科技创新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规划》编制工作自2019年部署启动，历时近两年，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以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范例为统领，以支撑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动力，突出“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着力打造战略科技高地，着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着力培育优势创新力量，着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着力优化创新生态，着力提升区域协同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构建创新驱动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奋力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规划》共设置13项“十四五”主要发展指标，其中包括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6%，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2件，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达到35%、高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32%等，全部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在金凤片区建设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
在《规划》明确的13项重要任务中，打造战略科技高地被放在首位，旨在培育加速科技创新的主引擎，形成一城引领、多园支撑、点面结合、全域推进的创新格局。
根据《规划》，我市将在金凤片区100平方公里范围内，集中力量建设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重点打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聚区、科研机构集聚区、科教创新区等功能区。与此同时，强化成渝创新合作，与四川天府新区在共同争取重大创新平台、联合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共同发起大科学计划、推动科学仪器设备共享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高水平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将紧扣“五个科学”和“五个科技”，构建一区引领、五区联动、高校协同、院所参与的工作机制，强化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的联动协调、向心集聚、辐射带动作用，推动沙坪坝、九龙坡、北碚、江津、璧山错位发展与协调融合，促进科学城与大学城融合发展，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参与科学城建设，打造“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
高标准打造两江协同创新区，将彰显“科创+产业”内涵，强化产业、人才、生活、生态“四个协同”，瞄准新兴产业设立开放式、国际化高端研发机构，构建全要素全链条创新生态系统，建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全球创新要素集聚高地、大学大院大所协同创新合作高地、科技创新及产业创新重要策源地、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高起点创建广阳湾智创生态城，将紧扣“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定位，加快建设广阳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重庆经开区绿色产业示范基地，推动广阳湾智创生态城绿色创新发展，努力建设成为“两点”的承载地、“两地”的展示地和“两高”的体验地。
此外，我市还将坚持“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方向，高质量发展创新园区，提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业发展现代化水平。
积极创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为了引进培育更多科技“主力军”、创新“先锋队”，打造一支承担国家任务、服务重庆发展、产生重大成果、能够应急攻坚的优势创新力量，《规划》从构建完备的实验室体系、打造高端应用研究平台、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发展高水平科研机构四个方面明确了具体任务。
“十四五”时期，我市将围绕生命健康、集成电路、长江生态环境、新物态、物质材料等特色优势领域，高水平组建重庆实验室，为创建国家实验室培育“后备军”。抓住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契机，对我市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重新定位。打破学科和单位壁垒，积极创建大数据智能计算、金融科技、长江上游健康土壤与绿色农业等国家重点实验室。
此外，我市还将打造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高端应用研发平台，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高校“双一流”建设力度，优化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支持发展一批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平台和前沿科学中心，增强高校科技创新的供给能力。大力引进培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的新型研发机构，力争到2025年，新型研发机构达到300家。
到2025年入库科技型企业超过4.5万家
企业是创新主体。《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市将围绕产业科技创新需要，加快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天立地”的发展格局，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一方面，通过实施创新型领军企业培育行动，发挥创新型领军企业在形成战略科技力量、承担重大科技任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聚焦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科技创新需要，引导和支持领军企业联合行业上下游、产学研力量组建创新联合体。另一方面，通过构建科技型企业链式培育体系，培育壮大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主体规模，发挥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在培育发展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力量作用，到2025年，入库科技型企业超过4.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达到500亿元以上、建有研发机构的比例达到50%。
此外，我市还将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鼓励龙头骨干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支持和数字化、智能化、全产业链协同解决方案，搭建大中小企业创新协同、产能共享、供应链互通的新型产业创新生态。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引导作用，推动科技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打造细分行业“单项冠军”，支持科技中小企业“上云”“上规”“上市”。
《规划》还特别提到要充分发挥企业家整合创新资源、凝聚创新力量、组织创新活动的引领作用，支持企业家承担重大科技任务，鼓励和引导企业家带领企业开展基础前沿研究、颠覆性和变革性技术创新。鼓励企业家和科学家合作，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通道。
#疫情阻击动态#【#陕西科技大学协调专机送学生寒假返乡#】据陕西科技大学，该校“寒假返乡工作专班”与咸阳机场对接，帮学生争取到一架西安至乌鲁木齐的专机，“短、平、快”地护送他们回新疆，并为他们开具了返乡证明等材料，及时为他们进行核酸检测。1月18日下午，该校81名新疆籍学生，以点对点闭环方式坐上学校安排的大巴，前往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登上西安至乌鲁木齐的专机返回家乡。截至18日23点，乘坐该次航班的81名学子均已平安着陆，回到各自家中居家隔离。据悉，截至1月19日19：00，该校16879名学生平安顺利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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