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过去五年市场的特征是“茅指数”，核心是食品饮料和医药，背景是2016年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趋势中行业利润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
今年以来，“宁组合”成为投资热词。
“宁组合”是指国家追赶阶段亟待发展的关键资产，能够帮助提升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行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卡脖子”，另一类是“国家名片”。
年初至今，“茅指数”下跌，宁组合指数已经涨了50%，接下来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剧烈。
“宁组合”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类资产，今年的分化我们相信是新时代趋势来临的一个征兆。接下来会有顺应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王者的出现。
以上是嘉实基金理事总经理姚志鹏，在8月12日以《宁组合VS茅指数——激辩下一个投资风口》为主题的2021年嘉实基金秋季投资策略峰会线上的精彩观点，价值线研究院进行了整理，主要内容如下：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今年是“宁组合”正式走上舞台的第一年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2006-2007年的特点是资源为王，是中国经济引领全球共振向上的时代。当时的背景是全球经济向上过程中资源的稀缺性。那时候，资源是最重要的王者，有色金属指数的涨幅超过了11倍，龙头资源股涨幅达到了18到25倍，平均涨了20倍。
再看2013-2015年。这一轮行情的背景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出现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在这三年里，创业板的最高涨幅接近6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TMT龙头企业涨幅也是20倍。
现在来看2016-2020年。这五年市场的特征就是“茅指数”，核心是食品饮料和医药这两个行业。背景是2015年之后，整个经济进入低速阶段，随着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趋势，整个行业利润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所以，我们看到了茅指数的登场，在过去五年里，沪深300只涨了1.67倍，但茅指数却涨了接近10倍，当时消费领域的头部公司涨幅更是超过了30倍。
那么，今年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相信大家今年都听到了一个很热门的词：“宁组合”。这几个月以来，宁组合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今年是“宁组合”正式走上舞台的第一年。年初至今，茅指数还是有所下跌的，而宁组合指数已经涨了50%。也就是说，“茅指数”和“宁组合”已经开始分化。过去每一个年代的伟大投资机会都是时代的缩影，今年的分化我们相信是新时代趋势来临的一个征兆。接下来也会有顺应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王者的出现。“宁组合”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类资产，今年的分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剧烈。
低要素成本的红利已经到了尾声
市场决定内循环基础仍然雄厚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城镇化和全球分工实现的，背景是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是一个典型的低要素成本社会。但是到了今天，低要素成本的红利已经到了尾声，逐渐要过去了，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趋势性改变，转向了一个老龄化的结构。曾几何时，在深圳，手机组装工人一个月赚2000元就是一个比较高的工资，现在即使去中西部省份，也要五六千才能招到一个工人，在深圳就更困难了。这就是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抬升。随着中国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环保成本也在上升。中国的生育意愿也在下降，因而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
生育意愿下降叠加成本上升，中国依靠低要素成本占领低端产业份额的红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中国也不用悲观。
因为我们内需市场足够大。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92年小平南巡的时候，中国的社零总额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而到了2019年，中国的社零总额与美国已经非常接近了。而且，中国人均GDP仍然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当中国人均GDP往上走的时候，中国的内需市场还会大踏步的往前走。中国这个大市场，在城镇化、全球化带动下，已经诞生了很多传统经济的老牌龙头企业。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演进，内循环的基础仍然是非常雄厚的。
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到了最关键时刻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全社会努力方向
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高附加值产业，也就是代表中国国运的行业，现在是发展的最关键的时刻。因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其实一直在减少对高附加值工业品的依赖。最早，我们进口机械装备，出口原材料。但是现在来看，中国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是在减少的，未来低附加值的出口空间将进一步收窄。现在中国发展的任务，是怎样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到世界最领先的水平。前半程我们靠的是低要素成本红利，会有很多资本进入中国投资，从而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到了现在，和世界领先的经济体有关键差距的时候，前面是没有老师的，有老师也不愿意教。这个阶段怎么办呢？最重要的就是怎样靠自己把新产业发展起来，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是中国追赶全球领先经济体的必然，决定了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高度。
中国已经在一些高端产业有了一些集群效应，但是我们目前在很多高端产业里还是有很大的不足需要去补。这样才能在我国不再有低要素成本红利优势的时候，把国内的经济附加值提上去。
疫情之后，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动作，供应链的安全性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的二三十年经济发展是全球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产业链是互相依存，所以各个环节产业链之间的关联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接下来，要提高我们的自主可控。我们要在进口表里做文章，看哪些还面临进口压力，有供应链风险的，这是新的国际形势下的自主可控的必然选择。
近期很多大的政策思路，包括对房地产的调节，对药价的控制，这些政策思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中国有大量的高端产业亟待突破，未来十年，我们需要突破以芯片为代表的一批高端产业的门槛。这个阶段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压低要素成本，让低附加值的红利延续，从而为向上突破争取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制度都是为了压低要素成本的。
但是，从中期国际环境和国内趋势来看，要素成本上升还是必然的。我们可以延长红利，但我们不能拒绝要素成本的上升。所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力成本的质量，突破核心竞争力和硬科技领域，是这个时代全社会努力的方向。
如何避免中产阶级陷阱？
要靠“卡脖子”行业和“国家名片”的突破
这个时代发展的机会是什么？
我们理解的“宁组合”是指国家追赶阶段亟待发展的关键资产，能够帮助提高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行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卡脖子”，另一类是“国家名片”。
“卡脖子”行业不仅仅是芯片领域，还包括：粮食安全、产业链安全、能源安全、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等国家发展中需要进口的关键科技、关键材料和关键技术，甚至是关键装备。
中国要有内循环能力，未来要有自己的一套供应链，包括半导体、农业、军工；出口表里更多体现的是我们的国家实力。
我们是开放国家，我们不可能闭门造车，我们自成一体，中国就崛起了。如果你只解决了能用的问题，你还不能成为世界顶级经济体，我们一定要有国家名片。
国家名片有哪些？我们历史上的国家名片包括高铁、光伏、风电等。国家名片的意义是在大国竞争中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关键行业。
从石油争夺、地区利益争夺都能看出，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定是有一些关键要素的。典型的是能源效率间的竞争。这背后就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新型制造。
只有解决了国家名片和“卡脖子”这两个关键环节，中国才有可能最后突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
每一个投资都有时代的背景，我们这个时代就要选择这些行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宁组合”只是一个称呼，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道时代发展的内涵在哪里。
如何发掘这些核心资产？投资只是一个概率游戏，你要考虑失败的可能性，以及要珍惜每一次对的机会。
一定要在大级别产业趋势之中做投资，大水有大鱼，同时兼具较强持续性的竞争力的公司，容易形成大级别的长期机会。
大级别的变化，
就是大级别的机会
在万亿市值内具有广泛效应的企业，是苹果。苹果的崛起背后就是智能手机产业链，从iPhone诞生，到现在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苹果手机每年有2亿部手机的销售额，这是一个16万亿的市场，所以才有了苹果130倍的涨幅，这个过程中还有不断的产品迭代更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级别社会思潮的变化，就是大级别的机会。
新能源汽车是一个。举例而言，全家都在用苹果手机的家庭，用的车子至少在25万以上。大部分人手机的更换频率是两年一换，5年用到手机的消费大概在5-7万元左右，而汽车是25万以上甚至是30-50万级别的消费。所以在过去15年海外股市涨幅榜里，第一是奈飞，但奈飞体量不大；第二是苹果；第三是特斯拉。
借助时代的选择，
寻找高景气度赛道
景气度非常重要，我们说从周期中获益，就是要借助时代的选择，和行业景气度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比如电动汽车的出现，在2014-2016年，就成为公认的最有前景的产品。但从2016年到去年中期，行业经历了4年的下行期，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取得让人满意的价值回报。
但是从去年开始，随着行业在欧洲、在中国陆续进入到景气度上行的状态中，我们看到这些电动车头部企业、电动电池头部企业，在2年不到的时间里涨幅超过7倍。
当你选择了趋势向上的景气度，找到了战略向上的行业，接下来的事就是要找到这中间的“头马”。
“宁组合”不是指某个行业，而是在这类资产中找最优秀的公司。一个行业中优秀的公司和平庸的公司的差异是惊人的。
寻找优秀企业家
当然，好的商业模式也很重要，但是商业模式并不是唯一，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的创新创造。即使是一个好的行业，过了3-5年，如果管理者不行，可能也做不好。特别是在新兴行业，人很重要。优秀企业家在穿越时代的决策，以及在各种路线之间妥协，在各种设备、资金使用、技术路线之间的妥协，都会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对企业家的评估没有诀窍。但我们看，头部的企业家大多是地方上的精英，年龄在50-60岁，而机构投资者的平均年龄在35-36岁，准确评估这些企业家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通过密集调研和持续跟踪观察，在实践中去发现优秀的企业家。
价值线
过去五年市场的特征是“茅指数”，核心是食品饮料和医药，背景是2016年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趋势中行业利润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
今年以来，“宁组合”成为投资热词。
“宁组合”是指国家追赶阶段亟待发展的关键资产，能够帮助提升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行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卡脖子”，另一类是“国家名片”。
年初至今，“茅指数”下跌，宁组合指数已经涨了50%，接下来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剧烈。
“宁组合”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类资产，今年的分化我们相信是新时代趋势来临的一个征兆。接下来会有顺应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王者的出现。
以上是嘉实基金理事总经理姚志鹏，在8月12日以《宁组合VS茅指数——激辩下一个投资风口》为主题的2021年嘉实基金秋季投资策略峰会线上的精彩观点，价值线研究院进行了整理，主要内容如下：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今年是“宁组合”正式走上舞台的第一年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2006-2007年的特点是资源为王，是中国经济引领全球共振向上的时代。当时的背景是全球经济向上过程中资源的稀缺性。那时候，资源是最重要的王者，有色金属指数的涨幅超过了11倍，龙头资源股涨幅达到了18到25倍，平均涨了20倍。
再看2013-2015年。这一轮行情的背景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出现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在这三年里，创业板的最高涨幅接近6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TMT龙头企业涨幅也是20倍。
现在来看2016-2020年。这五年市场的特征就是“茅指数”，核心是食品饮料和医药这两个行业。背景是2015年之后，整个经济进入低速阶段，随着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趋势，整个行业利润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所以，我们看到了茅指数的登场，在过去五年里，沪深300只涨了1.67倍，但茅指数却涨了接近10倍，当时消费领域的头部公司涨幅更是超过了30倍。
那么，今年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相信大家今年都听到了一个很热门的词：“宁组合”。这几个月以来，宁组合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今年是“宁组合”正式走上舞台的第一年。年初至今，茅指数还是有所下跌的，而宁组合指数已经涨了50%。也就是说，“茅指数”和“宁组合”已经开始分化。过去每一个年代的伟大投资机会都是时代的缩影，今年的分化我们相信是新时代趋势来临的一个征兆。接下来也会有顺应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王者的出现。“宁组合”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类资产，今年的分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剧烈。
低要素成本的红利已经到了尾声
市场决定内循环基础仍然雄厚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城镇化和全球分工实现的，背景是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是一个典型的低要素成本社会。但是到了今天，低要素成本的红利已经到了尾声，逐渐要过去了，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趋势性改变，转向了一个老龄化的结构。曾几何时，在深圳，手机组装工人一个月赚2000元就是一个比较高的工资，现在即使去中西部省份，也要五六千才能招到一个工人，在深圳就更困难了。这就是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抬升。随着中国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环保成本也在上升。中国的生育意愿也在下降，因而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
生育意愿下降叠加成本上升，中国依靠低要素成本占领低端产业份额的红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中国也不用悲观。
因为我们内需市场足够大。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92年小平南巡的时候，中国的社零总额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而到了2019年，中国的社零总额与美国已经非常接近了。而且，中国人均GDP仍然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当中国人均GDP往上走的时候，中国的内需市场还会大踏步的往前走。中国这个大市场，在城镇化、全球化带动下，已经诞生了很多传统经济的老牌龙头企业。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演进，内循环的基础仍然是非常雄厚的。
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到了最关键时刻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全社会努力方向
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高附加值产业，也就是代表中国国运的行业，现在是发展的最关键的时刻。因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其实一直在减少对高附加值工业品的依赖。最早，我们进口机械装备，出口原材料。但是现在来看，中国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是在减少的，未来低附加值的出口空间将进一步收窄。现在中国发展的任务，是怎样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到世界最领先的水平。前半程我们靠的是低要素成本红利，会有很多资本进入中国投资，从而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到了现在，和世界领先的经济体有关键差距的时候，前面是没有老师的，有老师也不愿意教。这个阶段怎么办呢？最重要的就是怎样靠自己把新产业发展起来，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是中国追赶全球领先经济体的必然，决定了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高度。
中国已经在一些高端产业有了一些集群效应，但是我们目前在很多高端产业里还是有很大的不足需要去补。这样才能在我国不再有低要素成本红利优势的时候，把国内的经济附加值提上去。
疫情之后，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动作，供应链的安全性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的二三十年经济发展是全球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产业链是互相依存，所以各个环节产业链之间的关联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接下来，要提高我们的自主可控。我们要在进口表里做文章，看哪些还面临进口压力，有供应链风险的，这是新的国际形势下的自主可控的必然选择。
近期很多大的政策思路，包括对房地产的调节，对药价的控制，这些政策思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中国有大量的高端产业亟待突破，未来十年，我们需要突破以芯片为代表的一批高端产业的门槛。这个阶段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压低要素成本，让低附加值的红利延续，从而为向上突破争取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制度都是为了压低要素成本的。
但是，从中期国际环境和国内趋势来看，要素成本上升还是必然的。我们可以延长红利，但我们不能拒绝要素成本的上升。所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力成本的质量，突破核心竞争力和硬科技领域，是这个时代全社会努力的方向。
如何避免中产阶级陷阱？
要靠“卡脖子”行业和“国家名片”的突破
这个时代发展的机会是什么？
我们理解的“宁组合”是指国家追赶阶段亟待发展的关键资产，能够帮助提高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行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卡脖子”，另一类是“国家名片”。
“卡脖子”行业不仅仅是芯片领域，还包括：粮食安全、产业链安全、能源安全、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等国家发展中需要进口的关键科技、关键材料和关键技术，甚至是关键装备。
中国要有内循环能力，未来要有自己的一套供应链，包括半导体、农业、军工；出口表里更多体现的是我们的国家实力。
我们是开放国家，我们不可能闭门造车，我们自成一体，中国就崛起了。如果你只解决了能用的问题，你还不能成为世界顶级经济体，我们一定要有国家名片。
国家名片有哪些？我们历史上的国家名片包括高铁、光伏、风电等。国家名片的意义是在大国竞争中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关键行业。
从石油争夺、地区利益争夺都能看出，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定是有一些关键要素的。典型的是能源效率间的竞争。这背后就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新型制造。
只有解决了国家名片和“卡脖子”这两个关键环节，中国才有可能最后突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
每一个投资都有时代的背景，我们这个时代就要选择这些行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宁组合”只是一个称呼，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道时代发展的内涵在哪里。
如何发掘这些核心资产？投资只是一个概率游戏，你要考虑失败的可能性，以及要珍惜每一次对的机会。
一定要在大级别产业趋势之中做投资，大水有大鱼，同时兼具较强持续性的竞争力的公司，容易形成大级别的长期机会。
大级别的变化，
就是大级别的机会
在万亿市值内具有广泛效应的企业，是苹果。苹果的崛起背后就是智能手机产业链，从iPhone诞生，到现在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苹果手机每年有2亿部手机的销售额，这是一个16万亿的市场，所以才有了苹果130倍的涨幅，这个过程中还有不断的产品迭代更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级别社会思潮的变化，就是大级别的机会。
新能源汽车是一个。举例而言，全家都在用苹果手机的家庭，用的车子至少在25万以上。大部分人手机的更换频率是两年一换，5年用到手机的消费大概在5-7万元左右，而汽车是25万以上甚至是30-50万级别的消费。所以在过去15年海外股市涨幅榜里，第一是奈飞，但奈飞体量不大；第二是苹果；第三是特斯拉。
借助时代的选择，
寻找高景气度赛道
景气度非常重要，我们说从周期中获益，就是要借助时代的选择，和行业景气度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比如电动汽车的出现，在2014-2016年，就成为公认的最有前景的产品。但从2016年到去年中期，行业经历了4年的下行期，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取得让人满意的价值回报。
但是从去年开始，随着行业在欧洲、在中国陆续进入到景气度上行的状态中，我们看到这些电动车头部企业、电动电池头部企业，在2年不到的时间里涨幅超过7倍。
当你选择了趋势向上的景气度，找到了战略向上的行业，接下来的事就是要找到这中间的“头马”。
“宁组合”不是指某个行业，而是在这类资产中找最优秀的公司。一个行业中优秀的公司和平庸的公司的差异是惊人的。
寻找优秀企业家
当然，好的商业模式也很重要，但是商业模式并不是唯一，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的创新创造。即使是一个好的行业，过了3-5年，如果管理者不行，可能也做不好。特别是在新兴行业，人很重要。优秀企业家在穿越时代的决策，以及在各种路线之间妥协，在各种设备、资金使用、技术路线之间的妥协，都会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对企业家的评估没有诀窍。但我们看，头部的企业家大多是地方上的精英，年龄在50-60岁，而机构投资者的平均年龄在35-36岁，准确评估这些企业家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通过密集调研和持续跟踪观察，在实践中去发现优秀的企业家。
价值线
[太阳]全年#经济趋势#分析报告——经济回升 物价平稳 消费升级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全球经济大概率将出现恢复性增长，市场需求逐步恢复，消费信心不断改善。根据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该模型定期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进行滚动式追踪分析与预测，包括生产、价格、收入消费、财政税收、金融、贸易、人口就业、投资储蓄、能源和环境等九大模块），预计今年我国经济增长8.5%左右，继续保持在中高速适当的经济增长区间。
主要指标预测
从总体经济形势看，未来全球经济面临动力与阻力的集中较力，如何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就业保障、物价平稳等多元目标下平衡各方利益诉求，是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以及强大的生产与配套能力，具备较强的经济韧性，也为应对外部冲击、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足够的抗风险能力。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预计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8.5%左右，比上年大幅回升6.2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速的大幅回升，其中原因之一是由于上年基数过低，并非是经济增长的中长期趋势。预计今年我国经济增速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物价保持基本稳定，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继续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增速均大幅回升，进出口增速进一步提高，贸易顺差基本稳定。预计全年CPI价格增长1.6%左右，处于央行调控目标的范围之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7.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0%。
今年二季度，我国三次产业、四大区域（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三大领域（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呈现两位数大幅反弹。随着稳投资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加之投资到位资金的保障有力，投资对经济恢复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会越来越突出。虽然宏观环境依然复杂，但由于有利政策环境和有为政府改革影响，投资环境将进一步优化，投资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预计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约为9.4%，比上年提高6.5个百分点，剔除基数因素总体仍然保持适中较快增长态势。不仅投资增速快速反弹，投资结构也将持续优化，从结构上看，房地产投资名义增速约为9.2%，基础设施投资名义增速约为4.2%，制造业投资名义增速约为15.6%，民间投资名义增速约为10.2%，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随着经济复苏持续向好，援企纾困政策发力，乡村消费市场开拓，传统消费与新型消费融合，今年我国消费将呈现恢复性快速增长。整体来看，消费升级的趋势仍将继续，消费升级过程推动各种资源要素汇聚融入实体经济，促进存量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优质增量资源进一步扩充，可以靶向破解实体经济发展难题。预计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45.7万亿元，名义增长16.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1%，扣除基数因素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从内需结构上看，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5.4%，达到近年来的最高水平。
去年我国进出口、出口总值创历史新高，贸易顺差同比增长27%。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恶化西方国家经济不平衡问题，这对我国对外贸易构成较大挑战。预计今年我国出口和进口（以美元计价）分别增长27.7%和31.5%，增速比上年分别大幅回升28.4个和27.9个百分点，全年货物贸易顺差为5951亿美元，比上年增加682亿美元。
相关政策建议
今年我国处于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设计的特殊时期。一方面，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仍然不稳定，世界经济复苏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不平衡；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依然处于恢复阶段，面临诸多结构性风险。在此背景下，需要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策操作上更加精准有效，把握好政策时度效。长期来看，如何在保持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平衡好金融风险防范与服务实体经济的关系，防止金融脱实向虚、提高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仍将面临严峻考验，重点应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国内外形势来看，今年仍需采取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但是强度应当有所下降。一方面，近年来连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预算平衡难度进一步加大，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不容忽视。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基本恢复，各项经济指标持续向好的背景下，需要降低积极财政政策的强度，提高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需要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保持适度的政策强度，避免政策急转弯，以化解疫情和外部环境的不利因素，进一步激发市场经济微观主体活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充分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需要进一步向内挖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由于新增财政赤字、动用历年结转结余资金等一次性措施增加的收入大幅减少导致实际可用的财力总量增幅较低，另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增长刚性较强，各领域资金需求加大，必须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优化支出结构，通过定向发力、精准施策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一是压减一般性财政支出。中央本级要大幅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重点项目和政策性补贴按照从严从紧、能压则压的原则审核安排，地方财政也要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二是推动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要继续增加科技创新投入，保障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经费，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性研究，加快建设重点领域的国家实验室体系；要支持国有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完善中小微企业创新补偿政策，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在创新中的作用，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三是推进中心城市群建设，推进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推进铁路、公路与水运等交通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和兴边富民行动。四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进高标准农田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强化耕地保护和地力提升，完善农产品补贴与收储机制；推动农业高质量和现代化发展，支持高端智能、丘陵山区农机装备研发制造；着力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构建完善乡村振兴与城乡区域融合发展的财政政策支持体系和机制，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五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推进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引导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六是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稳定和扩大就业，统筹用好就业补助和失业保险资金；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继续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推动建设现代公共卫生医疗体系。
增强经济内循环发展动力
今年我国税费政策重点应由“减税降费”逐步转向完善税费制度改革，从而在保证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继续缓解企业负担，增强内循环发展动力，提高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作用。
一是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综合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和实施助企纾困政策需要，保持一定的减税降费力度，努力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同时更加关注重点行业、小微企业和环保企业，进一步提升减税降费实施效果。继续减轻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费负担，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政策扶持，扩大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范围。二是完善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统筹权衡分配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推进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财政关系，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地方税体系建设和转移支付制度建设三个方面对财政制度进行完善。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建设，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税收分配方式；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中央财政压减本级、调整结构，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保障基层的基本民生、工资和基本运转支出；建立常态化直达机制，健全直达资金监控体系，提高财政资金绩效。三是更加突出绩效导向。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和监督体系，将绩效管理实质性嵌入预算管理流程，强化绩效目标管理，提升财政管理效能和资金绩效。四是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盘活各类存量资金和国有资源资产，提高可用财政资金规模。推进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重点金融机构改革。
提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
货币政策需要继续相机调控和引导货币信贷总量，积极发挥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的作用，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在总量上的合理充裕和在期限配置上的供需均衡，疏通政策利率到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和支持实体经济。一方面，改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及时满足金融机构必要的流动性需求。构建中小银行可持续的资本补充体制机制，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另一方面，增强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的作用，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和抵押补充贷款等信贷支持工具，发挥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保持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稳定增长，支持传统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和转移升级，加大对战略性新兴制造业的贷款支持和创业板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新发展理念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三农”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首先，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一是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进一步促进消费复苏和潜力释放。要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要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重点产品销售，顺应和把握消费升级浪潮，培育生鲜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释放蕴藏的消费潜力。二是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拓展居民增收渠道。要研究制定居民增收行动计划，强化工资收入分配的技能价值激励导向，积极拓宽不同收入群体的增收渠道；要加大再分配的力度，进一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更加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三是加大公共服务有效供给，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意愿。要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切实加大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有效供给。
其次，加快促进农村消费潜力释放，推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一是破解制约农民增收的体制机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要加大对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与帮扶力度，实现城乡生产与消费高效对接，进一步稳定与提升经营性收入；探索建立全国性用工服务平台，鼓励各地按需对接用工单位，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二是补齐消费基础设施短板，全面优化农村消费环境。要加快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县乡村三级现代物流体系建设；要探索满足乡村发展需要的生活消费服务综合体建设，大力推动乡镇生活服务行业发展。三是持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切实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
再次，加快挖掘和培育数字化消费，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一是加快建设数字消费基础设施，切实支撑数字消费空间拓展。二是加快营造数字化消费环境，有效提升消费的科技感、舒适感、安全感。要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手段广泛开展信用应用、优化信用平台，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速推动我国信用红利的释放。三是加快培育数字化消费新模式，促进新型消费提质升级。要积极引导和推动数字技术在不同消费场景和细分消费领域的应用，推动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高效融合，进一步丰富数字消费服务业态。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全球经济大概率将出现恢复性增长，市场需求逐步恢复，消费信心不断改善。根据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该模型定期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进行滚动式追踪分析与预测，包括生产、价格、收入消费、财政税收、金融、贸易、人口就业、投资储蓄、能源和环境等九大模块），预计今年我国经济增长8.5%左右，继续保持在中高速适当的经济增长区间。
主要指标预测
从总体经济形势看，未来全球经济面临动力与阻力的集中较力，如何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就业保障、物价平稳等多元目标下平衡各方利益诉求，是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以及强大的生产与配套能力，具备较强的经济韧性，也为应对外部冲击、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足够的抗风险能力。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预计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8.5%左右，比上年大幅回升6.2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速的大幅回升，其中原因之一是由于上年基数过低，并非是经济增长的中长期趋势。预计今年我国经济增速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物价保持基本稳定，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继续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增速均大幅回升，进出口增速进一步提高，贸易顺差基本稳定。预计全年CPI价格增长1.6%左右，处于央行调控目标的范围之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7.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0%。
今年二季度，我国三次产业、四大区域（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三大领域（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呈现两位数大幅反弹。随着稳投资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加之投资到位资金的保障有力，投资对经济恢复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会越来越突出。虽然宏观环境依然复杂，但由于有利政策环境和有为政府改革影响，投资环境将进一步优化，投资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预计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约为9.4%，比上年提高6.5个百分点，剔除基数因素总体仍然保持适中较快增长态势。不仅投资增速快速反弹，投资结构也将持续优化，从结构上看，房地产投资名义增速约为9.2%，基础设施投资名义增速约为4.2%，制造业投资名义增速约为15.6%，民间投资名义增速约为10.2%，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随着经济复苏持续向好，援企纾困政策发力，乡村消费市场开拓，传统消费与新型消费融合，今年我国消费将呈现恢复性快速增长。整体来看，消费升级的趋势仍将继续，消费升级过程推动各种资源要素汇聚融入实体经济，促进存量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优质增量资源进一步扩充，可以靶向破解实体经济发展难题。预计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45.7万亿元，名义增长16.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1%，扣除基数因素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从内需结构上看，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5.4%，达到近年来的最高水平。
去年我国进出口、出口总值创历史新高，贸易顺差同比增长27%。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恶化西方国家经济不平衡问题，这对我国对外贸易构成较大挑战。预计今年我国出口和进口（以美元计价）分别增长27.7%和31.5%，增速比上年分别大幅回升28.4个和27.9个百分点，全年货物贸易顺差为5951亿美元，比上年增加682亿美元。
相关政策建议
今年我国处于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设计的特殊时期。一方面，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仍然不稳定，世界经济复苏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不平衡；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依然处于恢复阶段，面临诸多结构性风险。在此背景下，需要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策操作上更加精准有效，把握好政策时度效。长期来看，如何在保持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平衡好金融风险防范与服务实体经济的关系，防止金融脱实向虚、提高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仍将面临严峻考验，重点应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国内外形势来看，今年仍需采取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但是强度应当有所下降。一方面，近年来连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预算平衡难度进一步加大，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不容忽视。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基本恢复，各项经济指标持续向好的背景下，需要降低积极财政政策的强度，提高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需要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保持适度的政策强度，避免政策急转弯，以化解疫情和外部环境的不利因素，进一步激发市场经济微观主体活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充分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需要进一步向内挖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由于新增财政赤字、动用历年结转结余资金等一次性措施增加的收入大幅减少导致实际可用的财力总量增幅较低，另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增长刚性较强，各领域资金需求加大，必须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优化支出结构，通过定向发力、精准施策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一是压减一般性财政支出。中央本级要大幅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重点项目和政策性补贴按照从严从紧、能压则压的原则审核安排，地方财政也要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二是推动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要继续增加科技创新投入，保障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经费，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性研究，加快建设重点领域的国家实验室体系；要支持国有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完善中小微企业创新补偿政策，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在创新中的作用，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三是推进中心城市群建设，推进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推进铁路、公路与水运等交通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和兴边富民行动。四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进高标准农田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强化耕地保护和地力提升，完善农产品补贴与收储机制；推动农业高质量和现代化发展，支持高端智能、丘陵山区农机装备研发制造；着力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构建完善乡村振兴与城乡区域融合发展的财政政策支持体系和机制，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五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推进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引导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六是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稳定和扩大就业，统筹用好就业补助和失业保险资金；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继续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推动建设现代公共卫生医疗体系。
增强经济内循环发展动力
今年我国税费政策重点应由“减税降费”逐步转向完善税费制度改革，从而在保证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继续缓解企业负担，增强内循环发展动力，提高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作用。
一是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综合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和实施助企纾困政策需要，保持一定的减税降费力度，努力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同时更加关注重点行业、小微企业和环保企业，进一步提升减税降费实施效果。继续减轻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费负担，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政策扶持，扩大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范围。二是完善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统筹权衡分配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推进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财政关系，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地方税体系建设和转移支付制度建设三个方面对财政制度进行完善。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建设，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税收分配方式；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中央财政压减本级、调整结构，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保障基层的基本民生、工资和基本运转支出；建立常态化直达机制，健全直达资金监控体系，提高财政资金绩效。三是更加突出绩效导向。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和监督体系，将绩效管理实质性嵌入预算管理流程，强化绩效目标管理，提升财政管理效能和资金绩效。四是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盘活各类存量资金和国有资源资产，提高可用财政资金规模。推进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重点金融机构改革。
提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
货币政策需要继续相机调控和引导货币信贷总量，积极发挥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的作用，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在总量上的合理充裕和在期限配置上的供需均衡，疏通政策利率到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和支持实体经济。一方面，改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及时满足金融机构必要的流动性需求。构建中小银行可持续的资本补充体制机制，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另一方面，增强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的作用，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和抵押补充贷款等信贷支持工具，发挥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保持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稳定增长，支持传统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和转移升级，加大对战略性新兴制造业的贷款支持和创业板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新发展理念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三农”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首先，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一是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进一步促进消费复苏和潜力释放。要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要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重点产品销售，顺应和把握消费升级浪潮，培育生鲜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释放蕴藏的消费潜力。二是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拓展居民增收渠道。要研究制定居民增收行动计划，强化工资收入分配的技能价值激励导向，积极拓宽不同收入群体的增收渠道；要加大再分配的力度，进一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更加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三是加大公共服务有效供给，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意愿。要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切实加大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有效供给。
其次，加快促进农村消费潜力释放，推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一是破解制约农民增收的体制机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要加大对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与帮扶力度，实现城乡生产与消费高效对接，进一步稳定与提升经营性收入；探索建立全国性用工服务平台，鼓励各地按需对接用工单位，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二是补齐消费基础设施短板，全面优化农村消费环境。要加快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县乡村三级现代物流体系建设；要探索满足乡村发展需要的生活消费服务综合体建设，大力推动乡镇生活服务行业发展。三是持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切实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
再次，加快挖掘和培育数字化消费，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一是加快建设数字消费基础设施，切实支撑数字消费空间拓展。二是加快营造数字化消费环境，有效提升消费的科技感、舒适感、安全感。要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手段广泛开展信用应用、优化信用平台，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速推动我国信用红利的释放。三是加快培育数字化消费新模式，促进新型消费提质升级。要积极引导和推动数字技术在不同消费场景和细分消费领域的应用，推动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高效融合，进一步丰富数字消费服务业态。
【周黎安：人工智能对中等收入群体有何影响？】人工智能（AI）作为一个新兴的技术，对产业和生产力的提高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会对中等收入人群产生影响。经过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形成了约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为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未来中等收入群体能否持续扩大面临一系列挑战（如国际局势变化、产业升级、人口老龄化、新冠疫情等），其中，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将是最重要的冲击之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周黎安教授撰文，解读人工智能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https://t.cn/A6IAfH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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