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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徐坤北京卫视舞台舞美# #北京台春晚#
《千里江山图》
北宋宣和年制，王希孟作，绢本设色，纵 51.5cm，横1191.5cm，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是北宋院体画中极具代表性的青绿山水作品。
此图系以描绘理想中的江山景色，并辅以大量的江南意象进行创作，具有北方山水和南方山水的共同特点。
全画共分为五部分，描绘了祖国之壮丽山河。入画可见曲径通幽、山谷隐现，又见江波浩渺，山势平远，有船行于江面；临近堤岸，见汀渚绵延，水草丰美；忽间山崖秀起、峰峦如聚，有一古寺藏于乱山，悬泉飞瀑，夹案笼溪，汇入江水；长桥卧波，左侧山峰绝巘，悬崖绝磴，深远中可见田家屋舍、东朝隐现；隔江山岗绵绵，树木丛生；又见一水湾，则见山岭落落，岛屿相叠，有良田水氹，屋舍俨然，渔樵互答，一片祥和。
同时，画作描绘的景物是以南方清丽秀润的山水为主体，虽是传统的北宋长卷，但构图上基本取平远之势穿插使用高远、深远、平远多种构图方式使画面更跌宕起伏。
画卷呈现的亭台楼阁、植物都具有典型的南方特征，这一方面与北宋当时的审美风尚有关。
️在笔法上，《千里江山图》采用先皴再染的方式，在皴法表现的基础上再进行山体的渲染。作者用笔疏朗松动、浓淡兼用，主要用披麻皴和荷叶皴来表现山体。
而在设色上，本图采用颜色鲜明的石青、石绿对山顶进行渲染，再用花青和墨色对山坳、山的暗部进行平涂，山脚施以赭石色，色彩衔接不着痕迹；而画面的天空和水域则分别用墨和苦绿进行渲染，极富层次感；树干为墨色或赭石色，树枝用石绿、花青和墨加以点缀，可见作者对色彩安排的精妙。
汉学家包华石（Martin Powers）曾经提出有关“江山图”的概念，认为中国山水画中的“江山图”代表了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的建构，这种概念也被隐藏在《千里江山图》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千里江山图》中蕴含的更多是一种“江山永固”的概念。
而此次2022北京卫视春晚舞台，则将古典的绘画元素融入其中，营造出动态的数字化“新时代千里江山图”。过去的人们，可以通过《千里江山图》穿越利往桥得见北宋繁华胜景；今天的我们，可以通过蔡徐坤的歌声，跨越武汉长江大桥窥见祖国山河壮丽。
“山河无恙，江山永固”，就像蔡徐坤歌声里唱的那样，不管是在共克艰难时，或是千载团圆日，无论古今，山河无恙都是人们共同的心愿。也希望在北京卫视的春晚之夜，我们能够伴着@蔡徐坤 的歌声，共见祖国盛世河山#蔡徐坤北京卫视春晚#
文/@美工小能手
（配图请下载原图查看）
《千里江山图》
北宋宣和年制，王希孟作，绢本设色，纵 51.5cm，横1191.5cm，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是北宋院体画中极具代表性的青绿山水作品。
此图系以描绘理想中的江山景色，并辅以大量的江南意象进行创作，具有北方山水和南方山水的共同特点。
全画共分为五部分，描绘了祖国之壮丽山河。入画可见曲径通幽、山谷隐现，又见江波浩渺，山势平远，有船行于江面；临近堤岸，见汀渚绵延，水草丰美；忽间山崖秀起、峰峦如聚，有一古寺藏于乱山，悬泉飞瀑，夹案笼溪，汇入江水；长桥卧波，左侧山峰绝巘，悬崖绝磴，深远中可见田家屋舍、东朝隐现；隔江山岗绵绵，树木丛生；又见一水湾，则见山岭落落，岛屿相叠，有良田水氹，屋舍俨然，渔樵互答，一片祥和。
同时，画作描绘的景物是以南方清丽秀润的山水为主体，虽是传统的北宋长卷，但构图上基本取平远之势穿插使用高远、深远、平远多种构图方式使画面更跌宕起伏。
画卷呈现的亭台楼阁、植物都具有典型的南方特征，这一方面与北宋当时的审美风尚有关。
️在笔法上，《千里江山图》采用先皴再染的方式，在皴法表现的基础上再进行山体的渲染。作者用笔疏朗松动、浓淡兼用，主要用披麻皴和荷叶皴来表现山体。
而在设色上，本图采用颜色鲜明的石青、石绿对山顶进行渲染，再用花青和墨色对山坳、山的暗部进行平涂，山脚施以赭石色，色彩衔接不着痕迹；而画面的天空和水域则分别用墨和苦绿进行渲染，极富层次感；树干为墨色或赭石色，树枝用石绿、花青和墨加以点缀，可见作者对色彩安排的精妙。
汉学家包华石（Martin Powers）曾经提出有关“江山图”的概念，认为中国山水画中的“江山图”代表了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的建构，这种概念也被隐藏在《千里江山图》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千里江山图》中蕴含的更多是一种“江山永固”的概念。
而此次2022北京卫视春晚舞台，则将古典的绘画元素融入其中，营造出动态的数字化“新时代千里江山图”。过去的人们，可以通过《千里江山图》穿越利往桥得见北宋繁华胜景；今天的我们，可以通过蔡徐坤的歌声，跨越武汉长江大桥窥见祖国山河壮丽。
“山河无恙，江山永固”，就像蔡徐坤歌声里唱的那样，不管是在共克艰难时，或是千载团圆日，无论古今，山河无恙都是人们共同的心愿。也希望在北京卫视的春晚之夜，我们能够伴着@蔡徐坤 的歌声，共见祖国盛世河山#蔡徐坤北京卫视春晚#
文/@美工小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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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每天读国学#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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