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企业家,如何逃出“富不过三代”的魔咒】(6—4)
3,华为高管团队
2013年3月30日,任正非在持股员工代表大会上,也曾对上市、接班人等问题表态:“公司不是我个人的,因此接班人不是我说了算,而是大家说了算……今天的轮值CEO运行得很好,不见得明天的轮值董事会主席就运作不好……我的家人有四人在华为公司上班……他们仅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员,决不会进入接班人的序列。”
对于接班人的标准,任正非指出:华为的接班人,除了以前我们讲过的视野、品格、意志要求之外,还要具备对价值评价的高瞻远瞩,和驾驭商业生态环境的能力;华为的接班人,要具有全球市场格局的视野,交易、服务目标执行的能力,以及对新技术与客户需求的深刻理解,而且具有不固步自封的能力;华为的接班人,还必须有端到端对公司巨大数量的业务流、物流、资金流……简化管理的能力。”
当然话无绝对,老任说这些话时,也肯定想象不到孟晚舟日后之境遇。如今载誉归来的孟晚舟,成了华为内部仅次于任正非的一面旗帜。
孟晚舟的归来,不仅能给他卸下一些担子,而且孟晚舟身上体现出的勇气、坚忍和智慧,也足以让他欣慰。最起码从精神层面而言,这次传承算是阴差阳错完成了。
尽管在对待子女的家庭教育上,任正非不能算得上成功。早年的任正非是“暴君”式的家长,而到了晚年,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娇纵子女的人之常情,但说一千道一万,任正非在企业传承问题上的格局和方法,早已超越了传统小老板的封建意识。
尹明善和任正非,两个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下半场。
一边是千方百计将企业和财富留给家族,最大限度保证子孙后代永享荣华富贵;另一边则是对于家人接班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信奉“天下为公”,努力打造社会化运作的治理体制。最后一边“人亡政息”,一边却名将如云。同是民企基因,企业命运却云泥之别,不可不谓发人深思。
4,时代拷问:中国人究竟要传承什么?
年初的双汇父子大战,到力帆尹明善的自白书,这一幕幕大剧的背后,都在警示着中国的民营企业,企业传承是个生死攸关的大课题。而且这个问题不仅只关乎企业家本身,也关乎着全社会,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社会的发展不可持续,企业的繁荣难以维系,个人的使命也无法完成。
浸淫在儒家文化中的中国人,谁不期望子女能够建功立业并烟火相传?这是人之常情。
可吊诡的是,从古到今的很多创富者,都很难传承到三代,很多甚至到第二代就亡了。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民间也一直流传着“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的说法。
我认为这背后其实有很深刻的社会因素。古代生产力不发达,无论是地主、农民还是商人,一旦遇上天灾人祸、社会动荡,就会失去家产变成流民。
而中国历史上又有广泛的农民起义的传统,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所以在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恒产者”,人们也就没有守业的“恒心”,总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这就导致不管是欧洲也好,日本也罢,都有很多传承上千年的企业,而在中国几乎找不到。我经常去日本考察,在关西地区,传承上千年的企业有数百家,几百年的企业有上千家,这些企业都不大,但就是这样十几代、几十代地传承下来。比如说我们喝的一种日本清酒就叫14代,意思是这个家族14代都在酿这个酒。
我还在日本考察过一家精工制造企业,大概就是乡镇企业的规模,两栋楼,一共有10来个车床,有二三十个老婆婆。我和企业主聊天时,他拿出几个模型让我看。他爷爷那一代,做的产品是一只金属蝴蝶,他爹做的是一只蜜蜂,他做的则是一只蚂蚁,一代比一代做得更小、更精密,他说这家企业已经传承快一百年了,一年的营业额也不多,换算成人民币也就几百万,但是他们很满足。
企业主还专门让儿子来见我,他儿子是东京大学毕业的,毕业之后也准备回家里接班,我观察他儿子的表情非常平静,没有什么不服气,也没什么挣扎,就好像做一个小企业主是天经地义的一样。也许他儿子一代生产的产品就是比蚂蚁还小的东西。
日本、欧洲的企业传承经验,让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人究竟要传承什么?
古往今来,太多中国企业传承只重物质传承,轻精神传承,这就导致了纵使有万贯家产,也很容易几代就耗尽。对于今天的企业家来说,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传承问题,没有守业的“恒心”,只关注财富传递,就无法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上一代的基业和财富会很快变成“浮财”灰飞烟灭。
曾经的山西首富李海仓靠钢铁生意起家,到2003年就已经将企业做到40亿规模。但世事难料,李老板突然遇刺,留下偌大企业群龙无首。时年二十多岁的其子李兆会被从海外紧急召回,临危受命被扶上马。李兆会接班时信誓旦旦,“公司是我父亲的,不能让它败在我手里。”结果到了十一年后,李家的海鑫集团被法院宣布破产重整,庞大基业最终还是败在了第二代手里。
3,华为高管团队
2013年3月30日,任正非在持股员工代表大会上,也曾对上市、接班人等问题表态:“公司不是我个人的,因此接班人不是我说了算,而是大家说了算……今天的轮值CEO运行得很好,不见得明天的轮值董事会主席就运作不好……我的家人有四人在华为公司上班……他们仅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员,决不会进入接班人的序列。”
对于接班人的标准,任正非指出:华为的接班人,除了以前我们讲过的视野、品格、意志要求之外,还要具备对价值评价的高瞻远瞩,和驾驭商业生态环境的能力;华为的接班人,要具有全球市场格局的视野,交易、服务目标执行的能力,以及对新技术与客户需求的深刻理解,而且具有不固步自封的能力;华为的接班人,还必须有端到端对公司巨大数量的业务流、物流、资金流……简化管理的能力。”
当然话无绝对,老任说这些话时,也肯定想象不到孟晚舟日后之境遇。如今载誉归来的孟晚舟,成了华为内部仅次于任正非的一面旗帜。
孟晚舟的归来,不仅能给他卸下一些担子,而且孟晚舟身上体现出的勇气、坚忍和智慧,也足以让他欣慰。最起码从精神层面而言,这次传承算是阴差阳错完成了。
尽管在对待子女的家庭教育上,任正非不能算得上成功。早年的任正非是“暴君”式的家长,而到了晚年,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娇纵子女的人之常情,但说一千道一万,任正非在企业传承问题上的格局和方法,早已超越了传统小老板的封建意识。
尹明善和任正非,两个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下半场。
一边是千方百计将企业和财富留给家族,最大限度保证子孙后代永享荣华富贵;另一边则是对于家人接班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信奉“天下为公”,努力打造社会化运作的治理体制。最后一边“人亡政息”,一边却名将如云。同是民企基因,企业命运却云泥之别,不可不谓发人深思。
4,时代拷问:中国人究竟要传承什么?
年初的双汇父子大战,到力帆尹明善的自白书,这一幕幕大剧的背后,都在警示着中国的民营企业,企业传承是个生死攸关的大课题。而且这个问题不仅只关乎企业家本身,也关乎着全社会,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社会的发展不可持续,企业的繁荣难以维系,个人的使命也无法完成。
浸淫在儒家文化中的中国人,谁不期望子女能够建功立业并烟火相传?这是人之常情。
可吊诡的是,从古到今的很多创富者,都很难传承到三代,很多甚至到第二代就亡了。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民间也一直流传着“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的说法。
我认为这背后其实有很深刻的社会因素。古代生产力不发达,无论是地主、农民还是商人,一旦遇上天灾人祸、社会动荡,就会失去家产变成流民。
而中国历史上又有广泛的农民起义的传统,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所以在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恒产者”,人们也就没有守业的“恒心”,总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这就导致不管是欧洲也好,日本也罢,都有很多传承上千年的企业,而在中国几乎找不到。我经常去日本考察,在关西地区,传承上千年的企业有数百家,几百年的企业有上千家,这些企业都不大,但就是这样十几代、几十代地传承下来。比如说我们喝的一种日本清酒就叫14代,意思是这个家族14代都在酿这个酒。
我还在日本考察过一家精工制造企业,大概就是乡镇企业的规模,两栋楼,一共有10来个车床,有二三十个老婆婆。我和企业主聊天时,他拿出几个模型让我看。他爷爷那一代,做的产品是一只金属蝴蝶,他爹做的是一只蜜蜂,他做的则是一只蚂蚁,一代比一代做得更小、更精密,他说这家企业已经传承快一百年了,一年的营业额也不多,换算成人民币也就几百万,但是他们很满足。
企业主还专门让儿子来见我,他儿子是东京大学毕业的,毕业之后也准备回家里接班,我观察他儿子的表情非常平静,没有什么不服气,也没什么挣扎,就好像做一个小企业主是天经地义的一样。也许他儿子一代生产的产品就是比蚂蚁还小的东西。
日本、欧洲的企业传承经验,让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人究竟要传承什么?
古往今来,太多中国企业传承只重物质传承,轻精神传承,这就导致了纵使有万贯家产,也很容易几代就耗尽。对于今天的企业家来说,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传承问题,没有守业的“恒心”,只关注财富传递,就无法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上一代的基业和财富会很快变成“浮财”灰飞烟灭。
曾经的山西首富李海仓靠钢铁生意起家,到2003年就已经将企业做到40亿规模。但世事难料,李老板突然遇刺,留下偌大企业群龙无首。时年二十多岁的其子李兆会被从海外紧急召回,临危受命被扶上马。李兆会接班时信誓旦旦,“公司是我父亲的,不能让它败在我手里。”结果到了十一年后,李家的海鑫集团被法院宣布破产重整,庞大基业最终还是败在了第二代手里。
迎来的雨水节气,春天就进了一步,可惜今年到了这个时候还是感觉挺冷的,不过从去年夏天雨水多就基本预测到去年的冬季是个寒冬,只是这寒冬到了今年更有体会,所以温暖还在路上慢慢的溜达呢。天气寒冷宅在家里看一部温暖的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 ,去年12月份影院上映时,因为疫情错过去影院观看,现在电视上就可以付费观看了 ,只需6元就购买了观影票,且一周之内可以重复观看,这也不过就是上映了一个月的的新影片呢,价格优惠的也是没谁啦,看来可以好好发掘一下电视上的院线电影了 ,尽管方便实惠但是好电影还是喜欢去影院观赏, 那是对电影创作者们的支持,所以等待好片呈现。
【#两个渐冻症儿子先后离世捐角膜救助5人# 单亲母亲:曾获很多爱心者帮助】2月9日,17岁渐冻症男孩王卫康离世后如愿捐献出了眼角膜,7年前,他的哥哥王嘉宝也以同样的病症离世并捐献眼角膜,兄弟二人让五位患者重获光明。而在他们的背后,是一位默默付出27年的单亲妈妈,而她,也是一位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两个儿子离世后捐献眼角膜让5人重获光明
今年47岁的毕玉在电话的另一端数次哽咽,王嘉宝是毕玉的大儿子。他出生时就有唇腭裂,3岁那年又被确诊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俗称渐冻症),10岁就已不能走路。出生后已经做过两次全麻手术的他令毕玉万分心疼。因此,当年仅十二三岁的嘉宝拿着遥控器平静地提出自己将来想要捐献眼角膜时,毕玉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同意。
“他喜欢看科教和法制类的节目,就是从那里得知可以捐献眼角膜的事情。”毕玉说,她从没听说过捐献眼角膜这回事,只觉得那样会让孩子更受罪,但自那之后,嘉宝仍隔三差五就跟毕玉提起想要捐献眼角膜,后来,是嘉宝在论坛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让事情出现了转机。毕玉说,嘉宝没上过学,那篇文章也没有分段落,但那句“与其化为灰烬,不如留下光明在人间”却深深地打动了她。
这之后,毕玉主动向当地红十字会咨询了解,在嘉宝签署眼角膜捐献志愿书的同一天,她也成为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2015年1月,19岁的王嘉宝因心率衰竭离世,离世那天距离他20岁生日仅有56天。但是他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活”了下来,他捐赠的眼角膜让3个眼疾患者重见了光明。
嘉宝无法医治后,毕玉带着希望与丈夫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王卫康。卫康比嘉宝小10岁,可毕玉怎么都想不通,为何厄运会频频找上门。毕玉记得,卫康刚会走路时就感觉像他哥哥,“就是鸭子步,一拽一拽的,腿没力气,蹲下后站不起来,也不会跑。”即使有了心理预判,毕玉仍心存侥幸,直到卫康5岁时,也被诊断为和哥哥一样的病。
卫康稍大些后,有一次,毕玉试着问他“你怎么看哥哥想要捐献眼角膜的这个想法”,没想到卫康很自然地说,“挺好的,我也想跟我哥一样。”就这样,卫康也在眼角膜捐献表上签下了名字。
9天前,王卫康因心衰救治无效离世。2月18日,大庆眼库的工作人员刘丽辉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当时她接到卫康正在急救的电话时心里非常不舒服,到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揪心。“毕玉很坚强,2015 年她的大儿子嘉宝走了之后,她就只有卫康了,但如今卫康也离开了,感觉她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就塌了”,刘丽辉回忆,来到医院后,毕玉的双眼已哭得红肿,在路上毕玉一直哭喊着“孩子你走了,让妈妈怎么办。”刘丽辉说,当年哥哥嘉宝的眼角膜捐献也是在大庆眼科医院进行的,兄弟二人共让五名患者重见了光明。
单亲妈妈悉心照顾两个渐冻儿子27年
一路走来,毕玉在艰难中挣扎着生存,用爱化作温暖解冻生命。据她讲述,小儿子卫康确诊后,丈夫开始天天在家酗酒,两人也经常吵架。那时候,曾有人劝毕玉“把爷仨扔下,你自己离开吧。”而毕玉也曾无数次打包好行李,但她却始终无法迈出家门。“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实在不舍得”,此后不久,毕玉和丈夫协议离婚,丈夫离开了这个家,毕玉也成了单亲妈妈。
大草原上留有毕玉当时无助的身影,“我跪在地上哭。”结束了一场内心宣泄,毕玉在心里告诉自己,既然无法改变现实,就只能改变自己,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照顾好两个孩子。
而两度经历丧子之痛让毕玉茫然无措,她现在经常走神,讲述的过程中也需要数次停顿歇息。她说,2月8日晚10点左右她才下直播,那时候儿子在一旁还很正常,可早上6点,卫康突然喊肚子疼。毕玉马上叫了急救车,可没想到,去医院的时候还是两个人,10日凌晨走出医院的却只剩下毕玉自己。“卫康被婆家人拉去了殡仪馆,凌晨3点,我抱着送卫康来医院时的那床被子走出住院部,明晃晃的路灯下只有我一个人了。”毕玉说。
她到现在还是无法相信,卫康会离开得这么突然。今年8月中旬开始,卫康一直教妈妈怎么操作直播带货,毕玉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没有才艺,也没有颜值,可卫康坚持让她对着屏幕讲故事就好,还经常提醒她“妈,到点儿了,该直播了。”毕玉说,平台货架上的商品都是卫康帮忙操作的,平时跟商家的沟通也是他搞定的,“他曾说过‘妈妈你一定要按时直播,等我走了你也要播’,可能是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了,临走前想给我留一个出路。”毕玉说,虽然让她直播带货是儿子的遗愿,但她目前无法打开直播平台,只要看到货架上儿子选的那些商品,她就会止不住地流泪。
毕玉说,如果大儿子嘉宝还活着,他今年已经27岁了。2月18日,毕玉告诉北青报记者,她有时会感觉,两个孩子都还在。“平时晚上每隔半小时我就要给孩子翻身,现在儿子走了,晚上我还是动不动就想着要帮他翻身。”27年来,毕玉晚上从没睡过一个整觉,但儿子离开后,她却久久难以入眠。她说,照顾儿子的这27年已经让自己和社会脱节了,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哪怕再伺候他们20年我也愿意……”
社会的关爱让“渐冻”家庭“解冻”
毕玉记得,在她生活过得最苦的时候,社会爱心人士和妇联的帮助让她重拾希望。
她提到,大庆爱心传递志愿者协会会长白先生曾多次带领志愿者登门为这个家庭送去温暖,“志愿者们经常带着米、面和挂面上门来关心慰问我们,有时还帮着包饺子,感觉社会没有抛弃我们。”在爱的鼓励下,毕玉也加入了志愿者团队。“那时候感觉自己有一身使不完的劲儿,就想着帮助别人。”
毕玉还认识很多同病相怜的家庭,在社会爱心人士与困难家庭之间,她充当了一个联络人的角色,“并不是谁有钱才能做志愿者,虽然我财力有限,但我深知,有时只要一句鼓励的话就能温暖一个家庭。”毕玉说。
大庆市妇联的工作人员表示,毕玉一直是妇联人心中的牵挂和惦念。妇联的工作人员曾帮助毕玉出谋划策,让她包饺子在微信朋友圈卖。每逢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志愿者们都会带上大包小裹到毕玉家里,有时是米面油,有时是衣服和鞋子,有时是卫康爱吃的零食。
在各方的关怀帮助下,这个家终于有了起色。但回想起大儿子嘉宝,毕玉仍满心遗憾,“那时候由于经济条件受限,没给孩子吃到想吃的,但是卫康就不一样了,虾很贵,但我现在能经常买给他吃,一点遗憾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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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婧懿
两个儿子离世后捐献眼角膜让5人重获光明
今年47岁的毕玉在电话的另一端数次哽咽,王嘉宝是毕玉的大儿子。他出生时就有唇腭裂,3岁那年又被确诊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俗称渐冻症),10岁就已不能走路。出生后已经做过两次全麻手术的他令毕玉万分心疼。因此,当年仅十二三岁的嘉宝拿着遥控器平静地提出自己将来想要捐献眼角膜时,毕玉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同意。
“他喜欢看科教和法制类的节目,就是从那里得知可以捐献眼角膜的事情。”毕玉说,她从没听说过捐献眼角膜这回事,只觉得那样会让孩子更受罪,但自那之后,嘉宝仍隔三差五就跟毕玉提起想要捐献眼角膜,后来,是嘉宝在论坛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让事情出现了转机。毕玉说,嘉宝没上过学,那篇文章也没有分段落,但那句“与其化为灰烬,不如留下光明在人间”却深深地打动了她。
这之后,毕玉主动向当地红十字会咨询了解,在嘉宝签署眼角膜捐献志愿书的同一天,她也成为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2015年1月,19岁的王嘉宝因心率衰竭离世,离世那天距离他20岁生日仅有56天。但是他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活”了下来,他捐赠的眼角膜让3个眼疾患者重见了光明。
嘉宝无法医治后,毕玉带着希望与丈夫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王卫康。卫康比嘉宝小10岁,可毕玉怎么都想不通,为何厄运会频频找上门。毕玉记得,卫康刚会走路时就感觉像他哥哥,“就是鸭子步,一拽一拽的,腿没力气,蹲下后站不起来,也不会跑。”即使有了心理预判,毕玉仍心存侥幸,直到卫康5岁时,也被诊断为和哥哥一样的病。
卫康稍大些后,有一次,毕玉试着问他“你怎么看哥哥想要捐献眼角膜的这个想法”,没想到卫康很自然地说,“挺好的,我也想跟我哥一样。”就这样,卫康也在眼角膜捐献表上签下了名字。
9天前,王卫康因心衰救治无效离世。2月18日,大庆眼库的工作人员刘丽辉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当时她接到卫康正在急救的电话时心里非常不舒服,到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揪心。“毕玉很坚强,2015 年她的大儿子嘉宝走了之后,她就只有卫康了,但如今卫康也离开了,感觉她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就塌了”,刘丽辉回忆,来到医院后,毕玉的双眼已哭得红肿,在路上毕玉一直哭喊着“孩子你走了,让妈妈怎么办。”刘丽辉说,当年哥哥嘉宝的眼角膜捐献也是在大庆眼科医院进行的,兄弟二人共让五名患者重见了光明。
单亲妈妈悉心照顾两个渐冻儿子27年
一路走来,毕玉在艰难中挣扎着生存,用爱化作温暖解冻生命。据她讲述,小儿子卫康确诊后,丈夫开始天天在家酗酒,两人也经常吵架。那时候,曾有人劝毕玉“把爷仨扔下,你自己离开吧。”而毕玉也曾无数次打包好行李,但她却始终无法迈出家门。“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实在不舍得”,此后不久,毕玉和丈夫协议离婚,丈夫离开了这个家,毕玉也成了单亲妈妈。
大草原上留有毕玉当时无助的身影,“我跪在地上哭。”结束了一场内心宣泄,毕玉在心里告诉自己,既然无法改变现实,就只能改变自己,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照顾好两个孩子。
而两度经历丧子之痛让毕玉茫然无措,她现在经常走神,讲述的过程中也需要数次停顿歇息。她说,2月8日晚10点左右她才下直播,那时候儿子在一旁还很正常,可早上6点,卫康突然喊肚子疼。毕玉马上叫了急救车,可没想到,去医院的时候还是两个人,10日凌晨走出医院的却只剩下毕玉自己。“卫康被婆家人拉去了殡仪馆,凌晨3点,我抱着送卫康来医院时的那床被子走出住院部,明晃晃的路灯下只有我一个人了。”毕玉说。
她到现在还是无法相信,卫康会离开得这么突然。今年8月中旬开始,卫康一直教妈妈怎么操作直播带货,毕玉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没有才艺,也没有颜值,可卫康坚持让她对着屏幕讲故事就好,还经常提醒她“妈,到点儿了,该直播了。”毕玉说,平台货架上的商品都是卫康帮忙操作的,平时跟商家的沟通也是他搞定的,“他曾说过‘妈妈你一定要按时直播,等我走了你也要播’,可能是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了,临走前想给我留一个出路。”毕玉说,虽然让她直播带货是儿子的遗愿,但她目前无法打开直播平台,只要看到货架上儿子选的那些商品,她就会止不住地流泪。
毕玉说,如果大儿子嘉宝还活着,他今年已经27岁了。2月18日,毕玉告诉北青报记者,她有时会感觉,两个孩子都还在。“平时晚上每隔半小时我就要给孩子翻身,现在儿子走了,晚上我还是动不动就想着要帮他翻身。”27年来,毕玉晚上从没睡过一个整觉,但儿子离开后,她却久久难以入眠。她说,照顾儿子的这27年已经让自己和社会脱节了,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哪怕再伺候他们20年我也愿意……”
社会的关爱让“渐冻”家庭“解冻”
毕玉记得,在她生活过得最苦的时候,社会爱心人士和妇联的帮助让她重拾希望。
她提到,大庆爱心传递志愿者协会会长白先生曾多次带领志愿者登门为这个家庭送去温暖,“志愿者们经常带着米、面和挂面上门来关心慰问我们,有时还帮着包饺子,感觉社会没有抛弃我们。”在爱的鼓励下,毕玉也加入了志愿者团队。“那时候感觉自己有一身使不完的劲儿,就想着帮助别人。”
毕玉还认识很多同病相怜的家庭,在社会爱心人士与困难家庭之间,她充当了一个联络人的角色,“并不是谁有钱才能做志愿者,虽然我财力有限,但我深知,有时只要一句鼓励的话就能温暖一个家庭。”毕玉说。
大庆市妇联的工作人员表示,毕玉一直是妇联人心中的牵挂和惦念。妇联的工作人员曾帮助毕玉出谋划策,让她包饺子在微信朋友圈卖。每逢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志愿者们都会带上大包小裹到毕玉家里,有时是米面油,有时是衣服和鞋子,有时是卫康爱吃的零食。
在各方的关怀帮助下,这个家终于有了起色。但回想起大儿子嘉宝,毕玉仍满心遗憾,“那时候由于经济条件受限,没给孩子吃到想吃的,但是卫康就不一样了,虾很贵,但我现在能经常买给他吃,一点遗憾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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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婧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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