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黔中行# 镇宁自治县高荡村：#贵州这处意料之外的千年布依古寨#】大多数人认为，高荡村那些从明代留存至今的石头房子，一定是当地人坚守古老文化的成果。然而，村干部杨正鑫的答案却是这样说的：“以前的人，哪知道古建筑的价值？只不过大家都把钱花在送孩子读书上了，反正出去以后不会再回来长住，谁又会花这个‘冤枉钱’？时间一长，就没有这种建新房的风气，没必要。”杨正鑫认为新式房屋对高荡人而言毫无吸引力。
高荡村似乎拥有数不清的秘密，那些故事和外界的想象并不一致，它穿过近千年历史走来，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节奏。杨正鑫和几乎所有高荡人一样，对这个古村落的过去了如指掌。他像个导游一般，带着来客走到寻羊井前。他将从这里开启整个参观流程，而高荡村的历史确实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镇宁自治县高荡村，“千年布依古寨”的称号刻在巨大的牌坊上，立于景区入口，石木结构的房屋连同石桥、石板路等构建出一个石头的世界。走进高荡，最大的感受只有一个字——静。四面环绕的山林间掠过清风，树叶摩擦出的声响在耳朵眼里打转；石头建成的房屋混合着黑白灰三种颜色，并不明朗的色彩反而更显沉稳；身着布依族服饰的老人坐在路边，面前摊放着几袋当天采摘的蔬菜、水果，似乎并不在意能卖出多少，只是静静地坐着；就连原本应该兴奋的游客也出奇地安静，只发出相机快门和鞋底蹋在石板上的声响。
寻羊井前立有一块牌子，牌子上详细记录了高荡村和这口井之间的紧密关系。明代时，住在梭罗河畔的伍家人在河边牧羊，没想到在他下河抓鱼时羊已不见了踪影，他一路寻着羊的脚印翻山越岭，竟寻到这处如碗口粗的山泉，泉水充沛，仿佛永远不会干涸，抬头一看，四周群山环绕，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伍家人便决定叫上姻亲杨家人一同搬到此地。高荡村因此诞生。
正如杨正鑫所说，高荡村的人历来重视教育。虽然在数百年前，四面环山的地形为伍姓和杨姓两大家族提供了有利的庇护，但那漫长的动荡岁月过去之后，外部世界迎来飞速发展，这闭塞的交通反倒变成了当地人与外界沟通的障碍。在经济发展滞后、只能靠传统农耕维持生活的高荡人看来，唯有读书才能抓住冲破大山的机会。
高荡村出人才，这在镇宁几乎是公认的事实，这里甚至很早就有“儒林村”的美誉。从清代咸丰年间至1906年废除科举制，数十年里经郡试取录的秀才有9人，举人1人。1912年至1949年期间，出了7名中央军校和1名国立师范学院毕业生。1949年至今，进入国家机关的，或是自主创业取得不小成就的也有上百人。这在总户数不过200多户，人口不超过1000人的小村庄而言，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成绩。
即便没有读书的天赋，年轻一辈的高荡人也想出去闯闯。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潮”袭来，被锁在大山之中的高荡人也能觉察到这一机遇。杨正鑫也不例外，他早年随大流外出打工，干的都是靠体力吃饭的活路。不少年轻力壮的高荡人和杨正鑫一样，纷纷走向山外，把数百年的历史记忆留在身后，他们也有同样的志向，只要在外闯出一片天，挣了钱至少要在镇宁县城安家，不愿把钱花在这山窝窝里建新房。古老的村落只剩下寡言的老人，无论外界如何变化，这里的石头房永远是同一种灰白的色调，历尽风吹雨打，既不被翻新，也不会褪色，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
在外界变化日新月异的时代，这用石头建造出的小世界反倒成了异类，年轻人纷纷外出把这里变成了“空壳村”，竟误打误撞般为这里增添了些许荒凉的色彩。高荡村的日渐冷清是当地人心中的无可奈何，但这无奈的静默在艺术家眼里却是难得的创作素材。2010年左右，有消息灵通的画家、摄影家、诗人陆续闻讯而来，用镜头或笔头记录下眼前这个几乎快被人遗忘的村庄。
高荡人自然不会想到，这些衣着打扮与寨中人格格不入的艺术家，能让这个古老的村寨以另一种姿态重回大众视野。彼时，杨正鑫的哥哥杨正行正是高荡村的村支书，他恰好见证了一段惊人的蝶变。
紧随着艺术家们而来的，便是来自传统文化保护者的脚步。镇宁自治县政协原主席杨芝斌回到村里，将自己的旧屋改造成了布依文化陈列馆，同时展出了不少艺术家在高荡采风时留下的作品。后来，他又带着一群人回到高荡村。作为从高荡走出去的儿女，又是镇宁自治县布依学会的会长，他此次回来的目的非常明确，要在众人面前揭开这座古村落的神秘面纱，让更多人能看到它。
调研非常顺利，顺利得让杨正行都有些回不过神来。高荡村的景区打造计划迅速启动，镇宁自治县政府拨款对当地的古堡、古营盘、古桥、碑记等文物进行修复，濒危古建筑也得到整修，又投入大量资金修通了寨门外的道路，并对当地房屋建设和改造等作出规定，新建房必须通过申请后按照传统建筑的样式进行修剪。
高荡村内部的建设如火如荼，外部对于高荡村的关注热情也持续高涨。在那几年中，以高荡村为主题的美术作品也接连出现在各种大型展览中。2014年年底，有中国国家画院、贵州省文化厅（现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新中国美术家系列——贵州省中国画作品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画家胡世鹏带来了作品《高荡》；2016年，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中国国家画院一带一路采风写生作品展中，中国美院博士生导师、杭州画家陈向迅展出了以高荡为主题的系列作品……
虽然高荡的建设和艺术家的关注并无最直接的因果关系，却也是高荡村之巨变最直接的反应。越来越多的人从不同途径了解到，在贵州距离黄果树景区不远的地方，有个用石头建造的“千年古村落”。
为了让旅游业更成熟，当地政府与贵州青旅合作，开发旅游产品，同时也带来更多游客。游客来了，高荡的年轻人也回来了。杨正鑫告别打工生涯回到村里，在他哥哥的带动下加入村委会，当上了村干部。其他年轻人也陆续回来，将自家旧屋改造成农家乐、民宿，或带着从小就会的蜡染手艺回到村里，制作旅游商品进行售卖。古寨里的嬢嬢们除了务农也得到了新的工作，表演拦门酒、唱布依山歌，每个月能挣到一两千元。如今，这里已被列入中国传统古村落，也是国家级4A级景区，每个符号的降临都伴随着一次变迁，但每一次变迁似乎都在当地人的意料之外。
站在尚未对外开放的古营盘，这是能俯瞰整个高荡村的最高点。当地没有对这个因风化等自然因素而几近摧毁的古营盘进行修复，残缺的石墙是它曾经作为高荡人躲避匪患的唯一证据，这残缺反倒能激起人们探索秘密的欲望。站在石墙边上放眼望去，山下的石头房子连成一片尽收眼底。
入夜，村里的文化广场上聚满游客。肃穆的音乐响起，灯光打在戴着面具的男子和穿着传统布依族服饰的妇女身上，装扮成祭司的男子举着火把，踩着庄重的节奏走下舞台，缓缓将广场中间的篝火点燃。大火猛烈燃烧，火星向天空飞去，游客情绪高涨，围着熊熊篝火跳起舞蹈。远处，灰白色的石头房子融入夜幕之中，仿佛千年来从未改变。（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高荡村似乎拥有数不清的秘密，那些故事和外界的想象并不一致，它穿过近千年历史走来，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节奏。杨正鑫和几乎所有高荡人一样，对这个古村落的过去了如指掌。他像个导游一般，带着来客走到寻羊井前。他将从这里开启整个参观流程，而高荡村的历史确实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镇宁自治县高荡村，“千年布依古寨”的称号刻在巨大的牌坊上，立于景区入口，石木结构的房屋连同石桥、石板路等构建出一个石头的世界。走进高荡，最大的感受只有一个字——静。四面环绕的山林间掠过清风，树叶摩擦出的声响在耳朵眼里打转；石头建成的房屋混合着黑白灰三种颜色，并不明朗的色彩反而更显沉稳；身着布依族服饰的老人坐在路边，面前摊放着几袋当天采摘的蔬菜、水果，似乎并不在意能卖出多少，只是静静地坐着；就连原本应该兴奋的游客也出奇地安静，只发出相机快门和鞋底蹋在石板上的声响。
寻羊井前立有一块牌子，牌子上详细记录了高荡村和这口井之间的紧密关系。明代时，住在梭罗河畔的伍家人在河边牧羊，没想到在他下河抓鱼时羊已不见了踪影，他一路寻着羊的脚印翻山越岭，竟寻到这处如碗口粗的山泉，泉水充沛，仿佛永远不会干涸，抬头一看，四周群山环绕，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伍家人便决定叫上姻亲杨家人一同搬到此地。高荡村因此诞生。
正如杨正鑫所说，高荡村的人历来重视教育。虽然在数百年前，四面环山的地形为伍姓和杨姓两大家族提供了有利的庇护，但那漫长的动荡岁月过去之后，外部世界迎来飞速发展，这闭塞的交通反倒变成了当地人与外界沟通的障碍。在经济发展滞后、只能靠传统农耕维持生活的高荡人看来，唯有读书才能抓住冲破大山的机会。
高荡村出人才，这在镇宁几乎是公认的事实，这里甚至很早就有“儒林村”的美誉。从清代咸丰年间至1906年废除科举制，数十年里经郡试取录的秀才有9人，举人1人。1912年至1949年期间，出了7名中央军校和1名国立师范学院毕业生。1949年至今，进入国家机关的，或是自主创业取得不小成就的也有上百人。这在总户数不过200多户，人口不超过1000人的小村庄而言，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成绩。
即便没有读书的天赋，年轻一辈的高荡人也想出去闯闯。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潮”袭来，被锁在大山之中的高荡人也能觉察到这一机遇。杨正鑫也不例外，他早年随大流外出打工，干的都是靠体力吃饭的活路。不少年轻力壮的高荡人和杨正鑫一样，纷纷走向山外，把数百年的历史记忆留在身后，他们也有同样的志向，只要在外闯出一片天，挣了钱至少要在镇宁县城安家，不愿把钱花在这山窝窝里建新房。古老的村落只剩下寡言的老人，无论外界如何变化，这里的石头房永远是同一种灰白的色调，历尽风吹雨打，既不被翻新，也不会褪色，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
在外界变化日新月异的时代，这用石头建造出的小世界反倒成了异类，年轻人纷纷外出把这里变成了“空壳村”，竟误打误撞般为这里增添了些许荒凉的色彩。高荡村的日渐冷清是当地人心中的无可奈何，但这无奈的静默在艺术家眼里却是难得的创作素材。2010年左右，有消息灵通的画家、摄影家、诗人陆续闻讯而来，用镜头或笔头记录下眼前这个几乎快被人遗忘的村庄。
高荡人自然不会想到，这些衣着打扮与寨中人格格不入的艺术家，能让这个古老的村寨以另一种姿态重回大众视野。彼时，杨正鑫的哥哥杨正行正是高荡村的村支书，他恰好见证了一段惊人的蝶变。
紧随着艺术家们而来的，便是来自传统文化保护者的脚步。镇宁自治县政协原主席杨芝斌回到村里，将自己的旧屋改造成了布依文化陈列馆，同时展出了不少艺术家在高荡采风时留下的作品。后来，他又带着一群人回到高荡村。作为从高荡走出去的儿女，又是镇宁自治县布依学会的会长，他此次回来的目的非常明确，要在众人面前揭开这座古村落的神秘面纱，让更多人能看到它。
调研非常顺利，顺利得让杨正行都有些回不过神来。高荡村的景区打造计划迅速启动，镇宁自治县政府拨款对当地的古堡、古营盘、古桥、碑记等文物进行修复，濒危古建筑也得到整修，又投入大量资金修通了寨门外的道路，并对当地房屋建设和改造等作出规定，新建房必须通过申请后按照传统建筑的样式进行修剪。
高荡村内部的建设如火如荼，外部对于高荡村的关注热情也持续高涨。在那几年中，以高荡村为主题的美术作品也接连出现在各种大型展览中。2014年年底，有中国国家画院、贵州省文化厅（现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新中国美术家系列——贵州省中国画作品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画家胡世鹏带来了作品《高荡》；2016年，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中国国家画院一带一路采风写生作品展中，中国美院博士生导师、杭州画家陈向迅展出了以高荡为主题的系列作品……
虽然高荡的建设和艺术家的关注并无最直接的因果关系，却也是高荡村之巨变最直接的反应。越来越多的人从不同途径了解到，在贵州距离黄果树景区不远的地方，有个用石头建造的“千年古村落”。
为了让旅游业更成熟，当地政府与贵州青旅合作，开发旅游产品，同时也带来更多游客。游客来了，高荡的年轻人也回来了。杨正鑫告别打工生涯回到村里，在他哥哥的带动下加入村委会，当上了村干部。其他年轻人也陆续回来，将自家旧屋改造成农家乐、民宿，或带着从小就会的蜡染手艺回到村里，制作旅游商品进行售卖。古寨里的嬢嬢们除了务农也得到了新的工作，表演拦门酒、唱布依山歌，每个月能挣到一两千元。如今，这里已被列入中国传统古村落，也是国家级4A级景区，每个符号的降临都伴随着一次变迁，但每一次变迁似乎都在当地人的意料之外。
站在尚未对外开放的古营盘，这是能俯瞰整个高荡村的最高点。当地没有对这个因风化等自然因素而几近摧毁的古营盘进行修复，残缺的石墙是它曾经作为高荡人躲避匪患的唯一证据，这残缺反倒能激起人们探索秘密的欲望。站在石墙边上放眼望去，山下的石头房子连成一片尽收眼底。
入夜，村里的文化广场上聚满游客。肃穆的音乐响起，灯光打在戴着面具的男子和穿着传统布依族服饰的妇女身上，装扮成祭司的男子举着火把，踩着庄重的节奏走下舞台，缓缓将广场中间的篝火点燃。大火猛烈燃烧，火星向天空飞去，游客情绪高涨，围着熊熊篝火跳起舞蹈。远处，灰白色的石头房子融入夜幕之中，仿佛千年来从未改变。（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羽太信子是日本的穷苦女人，她胖、不美，没有文化，佣人出身，但是周作人却深爱她，为了她赶走大哥鲁迅，兄弟老死不相往来，跟弟弟周建人关系也不睦。却甘愿养着羽太一大家子，这个羽太的魔力究竟在哪里？
1923年7月23日，在八道湾十一号，鲁迅收到了周作人的一封信，信不过百字，却字字千钧，因为那是一封兄弟的决裂信，信里告诉大哥，“以后不要到后院来了。”
鲁迅和周作人是民国文坛上的两个高峰，而且兄友弟恭成为美谈，两个人的决裂都是因为羽太这个女人。
羽太是一个日本的底层穷苦女人，是周作人在日本留学寓所里雇的女佣，在日本的时候打理他的日常生活。周作人对她的评价非常的好，认为她干活细致，为人坦诚有礼。
周作人后来就娶了这个女人，他没想到就因为她弄到兄弟决裂。
鲁迅一家是三兄弟，按照大家庭的惯例，一大家子是住到一起的，当时就住在八道湾十一号。大家庭由谁来管账呢？本应该是大嫂，但是大嫂的地位太低了，管账的重担就落到了羽太的身上。当时鲁迅和周作人的月收入是非常丰厚的，两个人一个月收入大约有六百大洋（拿到现在大约月入六万块的生活水平），都交给羽太打理，拿着钱羽太就越来越奢靡。
她要求日用品都要用日本货，在当时那都是非常昂贵的。她给家里又雇佣了一堆仆人、佣人，自己看着不喜欢的东西就都赏给他们。甚至有时候菜觉得不好吃就退回厨房，重新再做。她把日本的家人也接到大宅子里让两兄弟养着。鲁迅对这样的奢靡非常不满，就多次跟周作人谈及这个事，让他规劝一下羽太。
但是周作人对羽太言听计从，只是对鲁迅应付一下，根本没有放在心上。鲁迅的朋友许寿裳是这么评价羽太对兄弟感情的影响，“她对鲁迅外貌恭顺，而心怀忮忌，而作人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
三弟周建人是这样评价羽太的，“日本女人素有温恭节俭的美誉，但是她是一个例外，她挥金如土，派头极阔，架子极大。”
一次，周作人发高烧，鲁迅火急火燎的送弟弟上医院，他找羽太要钱，羽太说，“没钱了。”鲁迅就很生气，你这是怎么打理家的？就训斥了几句。
此后，一有家庭花销的事，鲁迅就常常规劝羽太要节俭，羽太就越来越不满。
一天，羽太跟周作人哭诉，说鲁迅偷看她洗澡，周作人恼羞成怒，一气之下给哥哥写了这封冷冰冰的绝交信。
鲁迅愤而离家，带着妻子又寻了一个住处。十个月之后，鲁迅回家拿东西，羽太又“多秽语”（鲁迅对此事描述的原话），两兄弟甚至吵了起来。鲁迅说，“我对你们怎样？在日本早早就结束学业回来赚钱供养你们。”周作人大手一挥，“以前的事都不算了!”两兄弟吵的很凶，甚至鲁迅这个老实人气得拿起香炉扔了过去，可见当时鲁迅对兄弟的气愤。
对于三弟建人，羽太把妹妹芳子接到家里养着，并把她嫁给了周建人，有意思的是，周建人在外地生病，生活不顺，想接妻子过去的时候，芳子却以舍不得姐姐和北平为由，拒不去。周建人也对嫂子羽太颇有意见。
1923年7月23日，在八道湾十一号，鲁迅收到了周作人的一封信，信不过百字，却字字千钧，因为那是一封兄弟的决裂信，信里告诉大哥，“以后不要到后院来了。”
鲁迅和周作人是民国文坛上的两个高峰，而且兄友弟恭成为美谈，两个人的决裂都是因为羽太这个女人。
羽太是一个日本的底层穷苦女人，是周作人在日本留学寓所里雇的女佣，在日本的时候打理他的日常生活。周作人对她的评价非常的好，认为她干活细致，为人坦诚有礼。
周作人后来就娶了这个女人，他没想到就因为她弄到兄弟决裂。
鲁迅一家是三兄弟，按照大家庭的惯例，一大家子是住到一起的，当时就住在八道湾十一号。大家庭由谁来管账呢？本应该是大嫂，但是大嫂的地位太低了，管账的重担就落到了羽太的身上。当时鲁迅和周作人的月收入是非常丰厚的，两个人一个月收入大约有六百大洋（拿到现在大约月入六万块的生活水平），都交给羽太打理，拿着钱羽太就越来越奢靡。
她要求日用品都要用日本货，在当时那都是非常昂贵的。她给家里又雇佣了一堆仆人、佣人，自己看着不喜欢的东西就都赏给他们。甚至有时候菜觉得不好吃就退回厨房，重新再做。她把日本的家人也接到大宅子里让两兄弟养着。鲁迅对这样的奢靡非常不满，就多次跟周作人谈及这个事，让他规劝一下羽太。
但是周作人对羽太言听计从，只是对鲁迅应付一下，根本没有放在心上。鲁迅的朋友许寿裳是这么评价羽太对兄弟感情的影响，“她对鲁迅外貌恭顺，而心怀忮忌，而作人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
三弟周建人是这样评价羽太的，“日本女人素有温恭节俭的美誉，但是她是一个例外，她挥金如土，派头极阔，架子极大。”
一次，周作人发高烧，鲁迅火急火燎的送弟弟上医院，他找羽太要钱，羽太说，“没钱了。”鲁迅就很生气，你这是怎么打理家的？就训斥了几句。
此后，一有家庭花销的事，鲁迅就常常规劝羽太要节俭，羽太就越来越不满。
一天，羽太跟周作人哭诉，说鲁迅偷看她洗澡，周作人恼羞成怒，一气之下给哥哥写了这封冷冰冰的绝交信。
鲁迅愤而离家，带着妻子又寻了一个住处。十个月之后，鲁迅回家拿东西，羽太又“多秽语”（鲁迅对此事描述的原话），两兄弟甚至吵了起来。鲁迅说，“我对你们怎样？在日本早早就结束学业回来赚钱供养你们。”周作人大手一挥，“以前的事都不算了!”两兄弟吵的很凶，甚至鲁迅这个老实人气得拿起香炉扔了过去，可见当时鲁迅对兄弟的气愤。
对于三弟建人，羽太把妹妹芳子接到家里养着，并把她嫁给了周建人，有意思的是，周建人在外地生病，生活不顺，想接妻子过去的时候，芳子却以舍不得姐姐和北平为由，拒不去。周建人也对嫂子羽太颇有意见。
关羽为什么要发动襄樊之战？最后又为什么没能逃回益州？
三国时期的公元219年是一个仅次于208年赤壁之战的英雄年份，魏蜀吴三国在荆州展开了一场殊死角逐，谁也不会想到，一年的时间，会发生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刘备没有想到1月黄忠在定军山才斩杀了夏侯渊，占领了汉中，形势一片大好，到了12月兄弟关羽就身首异处，自己还丢了半壁江山。曹操也没想到，年初经历了赤壁之战之后又一个至暗时刻，一年的时间，局势又朝着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孙权更没有想到，赤壁之战之后一直走背运的自己，在这一年会突然时来运转，不仅自己最大的威胁关羽被擒获，而且心心念念的荆州也被彻底收入了囊中。
那么我们首先要问这么一个问题，关羽发动的襄樊之战是一个冒失行动吗？他真的得到刘备的默许了吗？其实关羽和守襄樊的曹仁之间的只是一场连续了几年的拉锯战，而并非是关羽没来由地单纯为了骄傲的面子而发动的战争。为了配合刘备进击汉中，公元217年，关羽就零星派部分沿汉水涉水而上和魏将文聘有过小规模的冲突，为了抵御关羽，曹操派曹仁总督宛洛军事，驻扎在襄阳，后来因为刘备在汉中声势浩大，宛洛一带爆发了此起彼伏的叛乱，尤其以宛城的侯音为甚，在1月，曹仁回援和庞德一起平叛，注意，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关羽并没有行动，而是在等待更好的时机。
这个时机就是六七月长江中游地区梅雨季节的涨水期，刘备最早的军队资本，也可以说在赤壁之战中能和孙权联合抗击曹操的最大的军事资本就是关羽当年操练的一万水军。襄阳在汉水之南，樊城在汉水之北，关羽的真正的目的是拿下襄樊，控制住汉水的上游水道，和汉中连成一体。后来的故事脚本也一如关羽的规划一样，利用水位上移，围困了樊城，同时也顺便水淹七军，打败了救援的于禁和庞德。
关羽的襄樊之战也吸引了曹魏方面的注意力，为刘备新得的汉中缓解了不少压力，彼时汉中虽算得上战略要冲，但只是一块空地，住民早已被曹操迁回了中原，所以说刘备名义上拿下的土地，在当时并没有多少油水，否则曹操也不会轻易就放弃汉中。为了配合关羽，刘备让当时镇守荆州通往益州长江口门户的宜都太守孟达从秭归翻山越岭袭取了上庸等东三郡，占据了汉水上游，和关羽的部队形成了犄角之势。但是刘备最大的败招在于又派去义子刘封做监军，成为了孟达名义的顶头上司，这让掌握军队实权的孟达很是不爽，这也为后来不派兵支援关羽埋下了祸根。
关羽的荆州兵大概在5万左右，带出去襄樊之战在3万上下，凛冬将至，军队装束，补给都成问题，关羽也希望尽快拿下汉水两岸的这两座关键城池，何况徐晃的第二波救援部队已到，第三波张辽的部分也在拔营的路上，在上庸援军无法支援的情况下，只能动用荆州的本部兵马，关羽大概又从江陵调走了1万5千人左右，本部的守军合计也就在5千上下，在被吕蒙奇袭之后，心理防线也就瞬间崩溃了。
说关羽大意失荆州，当然确实是大意了，但是也不能完全将责任怪在关羽身上。因为当时从地理条件上来说，关羽一旦占据襄樊，对于东吴的威胁就太大了。本来占据江陵就已经扼守在长江口的上游，再占据襄樊，那汉水一线，从荆州到汉中就被完全打通，一旦吴蜀失和，蜀军可以完全顺江而下，呈泰山压顶之势。而站在关羽这个角度考虑，吴蜀之间虽有摩擦，但是毕竟赤壁之战合作过，在强大的魏国压力下也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而且新近也以湘水为届，归还了长沙，零陵等郡给东吴，孙权也在东线配合攻打合肥，背后插刀的可能性确实不大。再加上守江陵的是刘备的小舅子糜芳，是自己人，再怎么也会拼尽全力固守江陵的，直到战败听到江陵丢失的消息，关羽也是第一时间南归想要夺回江陵，而没有选择走汉水到上庸，错失了唯一可能的逃生之路。
从南归想要夺回江陵的那一刻开始，关羽就注定走上了不归路，陆逊早就派人夺取了宜都，堵死了回川的长江口，困守在麦城的关羽唯一的出路就是翻山越岭走西北方向到上庸，那是回川的唯一出路。
有人说，为什么孟达不去接应关羽，其实孟达即使有心，也无力，茫茫大巴山，孟达到哪里去寻关羽，真实的史实里，关羽从败走麦城到被抓获也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而不是演义里说的早就设好什么埋伏。孙权应该也是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捕才最终擒获关羽。
所以关羽发动襄樊之战从时间点上没有任何问题，虽然说最后是大意被孙权在背后插了一刀，但是如果刘备的小舅子和义子在关键时刻能够给力些，关羽实际上还是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走向的。
站在刘备的角度，他应该对于关羽的死要负主要责任，除了上面说的糜芳和刘封之外，荆州如此重要的地势，无险可依，守备难度要远远大于益州，他早就应该派得力干将和部队补充进入荆州协防。庞统落凤坡之前，荆州还尚有诸葛亮和赵云，之后就只剩关羽一人，难免会有顾此失彼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备在公元219年先得汉中，复失荆州未免有些做了赔本生意。
三国时期的公元219年是一个仅次于208年赤壁之战的英雄年份，魏蜀吴三国在荆州展开了一场殊死角逐，谁也不会想到，一年的时间，会发生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刘备没有想到1月黄忠在定军山才斩杀了夏侯渊，占领了汉中，形势一片大好，到了12月兄弟关羽就身首异处，自己还丢了半壁江山。曹操也没想到，年初经历了赤壁之战之后又一个至暗时刻，一年的时间，局势又朝着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孙权更没有想到，赤壁之战之后一直走背运的自己，在这一年会突然时来运转，不仅自己最大的威胁关羽被擒获，而且心心念念的荆州也被彻底收入了囊中。
那么我们首先要问这么一个问题，关羽发动的襄樊之战是一个冒失行动吗？他真的得到刘备的默许了吗？其实关羽和守襄樊的曹仁之间的只是一场连续了几年的拉锯战，而并非是关羽没来由地单纯为了骄傲的面子而发动的战争。为了配合刘备进击汉中，公元217年，关羽就零星派部分沿汉水涉水而上和魏将文聘有过小规模的冲突，为了抵御关羽，曹操派曹仁总督宛洛军事，驻扎在襄阳，后来因为刘备在汉中声势浩大，宛洛一带爆发了此起彼伏的叛乱，尤其以宛城的侯音为甚，在1月，曹仁回援和庞德一起平叛，注意，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关羽并没有行动，而是在等待更好的时机。
这个时机就是六七月长江中游地区梅雨季节的涨水期，刘备最早的军队资本，也可以说在赤壁之战中能和孙权联合抗击曹操的最大的军事资本就是关羽当年操练的一万水军。襄阳在汉水之南，樊城在汉水之北，关羽的真正的目的是拿下襄樊，控制住汉水的上游水道，和汉中连成一体。后来的故事脚本也一如关羽的规划一样，利用水位上移，围困了樊城，同时也顺便水淹七军，打败了救援的于禁和庞德。
关羽的襄樊之战也吸引了曹魏方面的注意力，为刘备新得的汉中缓解了不少压力，彼时汉中虽算得上战略要冲，但只是一块空地，住民早已被曹操迁回了中原，所以说刘备名义上拿下的土地，在当时并没有多少油水，否则曹操也不会轻易就放弃汉中。为了配合关羽，刘备让当时镇守荆州通往益州长江口门户的宜都太守孟达从秭归翻山越岭袭取了上庸等东三郡，占据了汉水上游，和关羽的部队形成了犄角之势。但是刘备最大的败招在于又派去义子刘封做监军，成为了孟达名义的顶头上司，这让掌握军队实权的孟达很是不爽，这也为后来不派兵支援关羽埋下了祸根。
关羽的荆州兵大概在5万左右，带出去襄樊之战在3万上下，凛冬将至，军队装束，补给都成问题，关羽也希望尽快拿下汉水两岸的这两座关键城池，何况徐晃的第二波救援部队已到，第三波张辽的部分也在拔营的路上，在上庸援军无法支援的情况下，只能动用荆州的本部兵马，关羽大概又从江陵调走了1万5千人左右，本部的守军合计也就在5千上下，在被吕蒙奇袭之后，心理防线也就瞬间崩溃了。
说关羽大意失荆州，当然确实是大意了，但是也不能完全将责任怪在关羽身上。因为当时从地理条件上来说，关羽一旦占据襄樊，对于东吴的威胁就太大了。本来占据江陵就已经扼守在长江口的上游，再占据襄樊，那汉水一线，从荆州到汉中就被完全打通，一旦吴蜀失和，蜀军可以完全顺江而下，呈泰山压顶之势。而站在关羽这个角度考虑，吴蜀之间虽有摩擦，但是毕竟赤壁之战合作过，在强大的魏国压力下也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而且新近也以湘水为届，归还了长沙，零陵等郡给东吴，孙权也在东线配合攻打合肥，背后插刀的可能性确实不大。再加上守江陵的是刘备的小舅子糜芳，是自己人，再怎么也会拼尽全力固守江陵的，直到战败听到江陵丢失的消息，关羽也是第一时间南归想要夺回江陵，而没有选择走汉水到上庸，错失了唯一可能的逃生之路。
从南归想要夺回江陵的那一刻开始，关羽就注定走上了不归路，陆逊早就派人夺取了宜都，堵死了回川的长江口，困守在麦城的关羽唯一的出路就是翻山越岭走西北方向到上庸，那是回川的唯一出路。
有人说，为什么孟达不去接应关羽，其实孟达即使有心，也无力，茫茫大巴山，孟达到哪里去寻关羽，真实的史实里，关羽从败走麦城到被抓获也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而不是演义里说的早就设好什么埋伏。孙权应该也是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捕才最终擒获关羽。
所以关羽发动襄樊之战从时间点上没有任何问题，虽然说最后是大意被孙权在背后插了一刀，但是如果刘备的小舅子和义子在关键时刻能够给力些，关羽实际上还是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走向的。
站在刘备的角度，他应该对于关羽的死要负主要责任，除了上面说的糜芳和刘封之外，荆州如此重要的地势，无险可依，守备难度要远远大于益州，他早就应该派得力干将和部队补充进入荆州协防。庞统落凤坡之前，荆州还尚有诸葛亮和赵云，之后就只剩关羽一人，难免会有顾此失彼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备在公元219年先得汉中，复失荆州未免有些做了赔本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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