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监察机关如何全力保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专责机关，为决战决胜提供坚强保障责无旁贷。
2月24日公布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告，专门将“全力保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集中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为纪检监察机关今年主要工作之一。https://t.cn/A6hsa4XU
2月24日公布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告，专门将“全力保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集中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为纪检监察机关今年主要工作之一。https://t.cn/A6hsa4XU
《对于中日古建筑研究、保护与发展传承的一点思考》（上）
我除了对古建筑本身感兴趣，一直也对古建筑研究史、保护与传承十分关心。中日古建筑研究与保护都在现代或者在历史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显而易见，有些问题则一直没有纠正过来，而令我更好奇的是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刚好最近看了几篇关于东亚古建筑研究史的论文，我就简单地谈一谈这些问题的来源及影响，主要涉及中日古建筑，半岛古建筑研究史目前（除了早期历史）我还不太了解。
首先先说一下中日古建筑界的现状：从建筑史研究角度看，中日水平差不多；古建筑保护方面，中国差日本几条大街（可能有的人不认同，但先别着急）；古建筑发展传承方面，部分由于历史的机缘性，中国与日本差距依然很大。
一、建筑史研究
近代的东亚古建筑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的一些调查与记录。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东亚古建筑的看法深受“东方主义”的影响——萨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这种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对于东亚古建筑最有影响力的评价出自佛莱彻尔的《世界建筑史》，在书中，他将正统的西方建筑文化的主线，以“历史性风格”(The HistoricalStyle)为主题，从埃及、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文艺复兴等一一描述，而将中国、日本、印度等地的古建筑定义为“非历史性风格”(The Non-Historical Style)”。所谓著名的“建筑之树”也出现在佛莱彻尔第四版《世界建筑史》中，中国建筑、日本建筑、印度建筑都没有列入建筑之树的主干中（图1），东方建筑只不过是早期文明的次要分支，是非传统的。对此观点反对最为强烈的是以伊东忠太为代表的日本建筑史研究者,这也成为日本学者开始研究东方建筑最主要的动机之一。
最开始研究东亚古建筑的本土学者是日本学者。日本建筑学教育最早并不教授东亚建筑史，只开设西洋建筑史与印度建筑史，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则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初。伊东忠太对于法隆寺的研究是日本古建筑研究的发端之一——但在研究之初他就定下了一个伪命题。由于受到明治时代脱亚入欧思想和上述“东方主义”的影响，伊东忠太在研究之初就认定法隆寺的建筑风格来源于古希腊，但他在研究中也认识到直接跟古希腊建筑攀亲戚也不是很容易的，因此他转而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后来伊东氏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也都是为了证明中国是古希腊建筑传往日本途中的一个跳板，好在在后来学者研究中这种观点被逐渐纠正了。19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大成就在于对全日本遗存的古建筑做了普查，日本大多数高古建筑在当时的普查中被发现。这十年中日本以关野贞为代表的建筑史学家对一些古建筑进行了修缮，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在19世纪90年代，日本建筑师三桥四郎对东北古建筑做了调查（图2），成为第一个踏查了中国的日本建筑学人。20世纪的头三十年则是日本建筑学者对中国进行调查的热门时期，伊东忠太（图3）、关野贞、冢本靖、常盘大定等知名学者先后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多次较为细致的调查，不过他们的具体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伊东主要目的是寻找支持日本古建筑西来论的论据（伊东氏后来根据他在中国多年的调查编写了《中国建筑史》，这是第一本较为严谨全面的中国建筑史，但这本书的内容到南北朝就戛然而止了），关野贞的调查更注重对古建筑严谨细致的记录。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尤其是伊东忠太。伊东在他的《中国建筑装饰》中对中国古建筑多有毫无根据的挖苦（图4），并且认为中国在唐以后就已衰落，唯独日本是亚洲诸伟大文化的综合继承者（图5，这也可以叫“泛亚主义”，这种思想对今日国人的观念仍然有较大影响）。不管如何，在这一时期日本可以说主导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使中国古建筑研究迈上新台阶，（包括对日本古建筑的研究）也有力地回击了世界建筑史学界对于东亚古建筑的非公正评判。
近代中国人自己对于古建筑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当时西方学者与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已经有了较多研究，但仍然停留于“有什么”这个层面，并没有回答“是什么”。中国早期古建筑研究的主力军无疑是营造学社，而当梁思成、林徽因与刘敦桢加入学社后，学社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梁、林、刘三人均毕业于世界著名建筑院校，当他们研究中国古建筑时也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研究方法。因此，中国人自己研究建筑史的历史从一开端就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傅熹年认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1932）文中所体现出的通过实地调查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进而探究古代建筑遗构中所包含技术、艺术因素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引领风气之先的一篇重要论文,其学术水准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由此可见，中国人研究古建筑的水平在早期已经可以与日本人相当，在这之后直到今天，个人认为中日学者对于建筑史的研究水平也是相差不大的。
二、古建筑保护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
为什么我敢说“中国远不如日本”呢？我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吧。
日本在修理古建筑时,每一个修理项目都必须编写系统地记载修理内容的修理报告书（不能说全部都有，但至少法律规定重文及以上要出）,而且必须公开发行,这被定为义务,必须执行。目前,日本的修理报告书已经出版了大约1500册(修理的建筑栋数应比册数多百分之十)。在修理报告书里,清楚地记录着建筑的历史,过去的做法以及修理履历等信息。报告书中还登载大量的、精度相当高的图纸。其中,不仅有修理前的图纸、修理后的图纸,也包括修理过程中的图纸以及修理前后的照片。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确切地向后人传达修理时的情况。而中国对于很多根本没有编写修缮报告书（只有少数国保编写了修缮报告书）或者极为简略，不能反映整个修缮流程。
既然中日古建筑保护水平差距这么大，那么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种局面，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先不说民族精神这类形而上的东西，我认为历史环境对中日古建筑保护理念的形成影响很大。很多事物，其形成初期的发展对其日后的发展影响极大。日本开始古建筑研究与保护是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时候明治维新已经开展了很多年，日本国内外环境较为稳定，早期的日本建筑学者有充足的财力、物力、时间和稳定的工作环境以供他们修缮保护古建筑，这些都为日本日后的古建筑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日本最早一批修缮的古建筑有法隆寺、唐招提寺金堂等，诚然，当时古建筑的修缮理念在今天看来有很大问题，出过不少修缮惨案，但正是在这种高频繁的修缮工作中日本学者吸取经验教训，掌握了完备的修缮方法，也形成了精细修缮（令我比较欣赏的是日本在修缮一些重要古建筑时候顺便会对建筑基址进行考古发掘）、出书公开整个修缮流程的良好传统，完整修缮报告书能看到的人较少，但是很多寺庙与政府机关官网上关于修缮流程的介绍和简易报告（国内网上则几乎公开的）。日本的修缮报告书少则几百页，多则几千页，可以精确到每个构件，每一道修缮流程。我看过的最早的修缮报告书是昭和十年的（图7），即使在这个时期，日本的修缮报告书也比今天中国很多古建筑修缮报告要强了。另外，日本对于早期木构的调查基本上在一百年前已经完成，而中国早期木构在近些年仍然陆续发现。
中国人自己开始古建筑研究时正是动荡年代，营造学社虽然参与过一些古建筑修缮，但基本都是小打小闹，民国的古建筑修缮水平相较于古代也无太大进步，可以说中国古建筑修缮没有打好基础。在早期既没有打好基础，建国后的三十年间又把日本人修缮古建筑犯过的错误全部再犯了一遍，直到最近还在犯错：拆旧建新屡见不鲜、福建民居构件不断被盗、山西省文物认养的丑事等等，这何时是个头！而且中国很多古建筑（如东大殿）非要等到岌岌可危的时候才（计划）修，难道就没有一点未雨绸缪的意识吗？ 中国一些重要古建筑修缮技艺确实不比日本差，因为集中了国内最好的专家和工匠，但是整体水平相差甚远。除此之外中国文保落后的原因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展开了。
参考论文见评论区。
我除了对古建筑本身感兴趣，一直也对古建筑研究史、保护与传承十分关心。中日古建筑研究与保护都在现代或者在历史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显而易见，有些问题则一直没有纠正过来，而令我更好奇的是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刚好最近看了几篇关于东亚古建筑研究史的论文，我就简单地谈一谈这些问题的来源及影响，主要涉及中日古建筑，半岛古建筑研究史目前（除了早期历史）我还不太了解。
首先先说一下中日古建筑界的现状：从建筑史研究角度看，中日水平差不多；古建筑保护方面，中国差日本几条大街（可能有的人不认同，但先别着急）；古建筑发展传承方面，部分由于历史的机缘性，中国与日本差距依然很大。
一、建筑史研究
近代的东亚古建筑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的一些调查与记录。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东亚古建筑的看法深受“东方主义”的影响——萨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这种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对于东亚古建筑最有影响力的评价出自佛莱彻尔的《世界建筑史》，在书中，他将正统的西方建筑文化的主线，以“历史性风格”(The HistoricalStyle)为主题，从埃及、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文艺复兴等一一描述，而将中国、日本、印度等地的古建筑定义为“非历史性风格”(The Non-Historical Style)”。所谓著名的“建筑之树”也出现在佛莱彻尔第四版《世界建筑史》中，中国建筑、日本建筑、印度建筑都没有列入建筑之树的主干中（图1），东方建筑只不过是早期文明的次要分支，是非传统的。对此观点反对最为强烈的是以伊东忠太为代表的日本建筑史研究者,这也成为日本学者开始研究东方建筑最主要的动机之一。
最开始研究东亚古建筑的本土学者是日本学者。日本建筑学教育最早并不教授东亚建筑史，只开设西洋建筑史与印度建筑史，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则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初。伊东忠太对于法隆寺的研究是日本古建筑研究的发端之一——但在研究之初他就定下了一个伪命题。由于受到明治时代脱亚入欧思想和上述“东方主义”的影响，伊东忠太在研究之初就认定法隆寺的建筑风格来源于古希腊，但他在研究中也认识到直接跟古希腊建筑攀亲戚也不是很容易的，因此他转而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后来伊东氏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也都是为了证明中国是古希腊建筑传往日本途中的一个跳板，好在在后来学者研究中这种观点被逐渐纠正了。19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大成就在于对全日本遗存的古建筑做了普查，日本大多数高古建筑在当时的普查中被发现。这十年中日本以关野贞为代表的建筑史学家对一些古建筑进行了修缮，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在19世纪90年代，日本建筑师三桥四郎对东北古建筑做了调查（图2），成为第一个踏查了中国的日本建筑学人。20世纪的头三十年则是日本建筑学者对中国进行调查的热门时期，伊东忠太（图3）、关野贞、冢本靖、常盘大定等知名学者先后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多次较为细致的调查，不过他们的具体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伊东主要目的是寻找支持日本古建筑西来论的论据（伊东氏后来根据他在中国多年的调查编写了《中国建筑史》，这是第一本较为严谨全面的中国建筑史，但这本书的内容到南北朝就戛然而止了），关野贞的调查更注重对古建筑严谨细致的记录。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尤其是伊东忠太。伊东在他的《中国建筑装饰》中对中国古建筑多有毫无根据的挖苦（图4），并且认为中国在唐以后就已衰落，唯独日本是亚洲诸伟大文化的综合继承者（图5，这也可以叫“泛亚主义”，这种思想对今日国人的观念仍然有较大影响）。不管如何，在这一时期日本可以说主导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使中国古建筑研究迈上新台阶，（包括对日本古建筑的研究）也有力地回击了世界建筑史学界对于东亚古建筑的非公正评判。
近代中国人自己对于古建筑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当时西方学者与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已经有了较多研究，但仍然停留于“有什么”这个层面，并没有回答“是什么”。中国早期古建筑研究的主力军无疑是营造学社，而当梁思成、林徽因与刘敦桢加入学社后，学社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梁、林、刘三人均毕业于世界著名建筑院校，当他们研究中国古建筑时也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研究方法。因此，中国人自己研究建筑史的历史从一开端就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傅熹年认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1932）文中所体现出的通过实地调查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进而探究古代建筑遗构中所包含技术、艺术因素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引领风气之先的一篇重要论文,其学术水准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由此可见，中国人研究古建筑的水平在早期已经可以与日本人相当，在这之后直到今天，个人认为中日学者对于建筑史的研究水平也是相差不大的。
二、古建筑保护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
为什么我敢说“中国远不如日本”呢？我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吧。
日本在修理古建筑时,每一个修理项目都必须编写系统地记载修理内容的修理报告书（不能说全部都有，但至少法律规定重文及以上要出）,而且必须公开发行,这被定为义务,必须执行。目前,日本的修理报告书已经出版了大约1500册(修理的建筑栋数应比册数多百分之十)。在修理报告书里,清楚地记录着建筑的历史,过去的做法以及修理履历等信息。报告书中还登载大量的、精度相当高的图纸。其中,不仅有修理前的图纸、修理后的图纸,也包括修理过程中的图纸以及修理前后的照片。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确切地向后人传达修理时的情况。而中国对于很多根本没有编写修缮报告书（只有少数国保编写了修缮报告书）或者极为简略，不能反映整个修缮流程。
既然中日古建筑保护水平差距这么大，那么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种局面，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先不说民族精神这类形而上的东西，我认为历史环境对中日古建筑保护理念的形成影响很大。很多事物，其形成初期的发展对其日后的发展影响极大。日本开始古建筑研究与保护是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时候明治维新已经开展了很多年，日本国内外环境较为稳定，早期的日本建筑学者有充足的财力、物力、时间和稳定的工作环境以供他们修缮保护古建筑，这些都为日本日后的古建筑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日本最早一批修缮的古建筑有法隆寺、唐招提寺金堂等，诚然，当时古建筑的修缮理念在今天看来有很大问题，出过不少修缮惨案，但正是在这种高频繁的修缮工作中日本学者吸取经验教训，掌握了完备的修缮方法，也形成了精细修缮（令我比较欣赏的是日本在修缮一些重要古建筑时候顺便会对建筑基址进行考古发掘）、出书公开整个修缮流程的良好传统，完整修缮报告书能看到的人较少，但是很多寺庙与政府机关官网上关于修缮流程的介绍和简易报告（国内网上则几乎公开的）。日本的修缮报告书少则几百页，多则几千页，可以精确到每个构件，每一道修缮流程。我看过的最早的修缮报告书是昭和十年的（图7），即使在这个时期，日本的修缮报告书也比今天中国很多古建筑修缮报告要强了。另外，日本对于早期木构的调查基本上在一百年前已经完成，而中国早期木构在近些年仍然陆续发现。
中国人自己开始古建筑研究时正是动荡年代，营造学社虽然参与过一些古建筑修缮，但基本都是小打小闹，民国的古建筑修缮水平相较于古代也无太大进步，可以说中国古建筑修缮没有打好基础。在早期既没有打好基础，建国后的三十年间又把日本人修缮古建筑犯过的错误全部再犯了一遍，直到最近还在犯错：拆旧建新屡见不鲜、福建民居构件不断被盗、山西省文物认养的丑事等等，这何时是个头！而且中国很多古建筑（如东大殿）非要等到岌岌可危的时候才（计划）修，难道就没有一点未雨绸缪的意识吗？ 中国一些重要古建筑修缮技艺确实不比日本差，因为集中了国内最好的专家和工匠，但是整体水平相差甚远。除此之外中国文保落后的原因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展开了。
参考论文见评论区。
【《大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即日起正式实施】授权政府及疫情防控指挥机构在十二个方面采取临时性应急管理措施：
个人瞒报疫病史将追究法律责任并受失信惩戒
2月13日，大连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大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该《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正式实施。
《决定》共18条，从满足全市人民对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需要出发，围绕疫情防控工作的原则要求、政府及社区（村）的职责、应急管理措施、防控义务、捐赠及志愿服务、信息报告及宣传引导、经济社会发展保障、监督保障、法律责任等九个方面内容作出规定。
政府及相关机构可采取十二方面应急措施
《决定》明确疫情防控应急指挥机构的职责，确立五级网格化联防联控体系。同时，进一步压实居（村）民委员会的防控职责，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决定》依法支持并授权市及区（市）县人民政府和当地疫情防控指挥机构，在不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部分重点领域采取临时性应急管理措施。这一特别授权有助于针对我市实际，为政府落实最严格的防控措施、依法开展防控提供强有力的法治支撑。
这些临时性应急管理措施包括医疗卫生、防疫管理、隔离观察、道口管理、交通运输、社区管理、市场管理、场所管理、生产经营、劳动保障、市容环境、野生动物管理等十二个方面。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一授权是为疫情防控特别需要时设置的，市及区（市）县人民政府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必要、适度”原则，不能层层加码，更不能互相攀比。
政府征用物资应开具凭证并依法归还或补偿
《决定》对政府及相关部门必要情况下的征用行为、防疫物资生产和调度等措施作出明确规定。市及区（市）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在必要时，依法向单位或者个人征用疫情防控所需设备、设施、场地、交通工具和其他物资，要求相关企业组织相应的疫情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供给。市及区（市）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向被征用的单位或者个人发出应急征用凭证，并依法予以归还或者补偿。
疫情防控的关键在于联防联控，取决于全社会能否勠力同心。《决定》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关于疫情防控的规定，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对本单位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负有主体责任，应当强化防控工作责任制和管理制度，对重点人员、重点群体、重要场所、重要设施实施严格管控，加强健康监测，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
《决定》结合我市特点，对水路运输等公共服务单位应确保港口码头等场所符合疫情防控要求作出规定。
《决定》强调，房屋出租人应当履行疫情防控责任，积极配合排查工作，主动如实提供房屋承租人信息，主动向房屋承租人宣传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及时了解、报告房屋承租人的健康状况。
疫情数据信息使用应保护个人隐私安全
《决定》明确，市及区（市）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与疫情防控有关的慈善捐赠、受赠活动的监督管理，确保受赠财物全部及时用于疫情防控，保障接受、支出、使用及其监督全过程透明、公开、高效、有序。
有关慈善机构应当严格依法开展接受捐赠和社会救助活动，相关信息及时公开。
鼓励和支持志愿者组织、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志愿者科学、依法、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决定》提出，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配合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加强居住地区人员往来和车辆进出管理；合理设置废弃防护物品收集点，做到规范处置；加强公共区域的清洁和消毒。
个人应当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和防护能力，按照规定如实提供相关信息，依法接受调查、检测、隔离观察、集中救治等防控措施，确保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决定》强调，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严格落实疫情报告制度，依法及时准确上报、发布疫情防控信息，加强信息公开，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保障疫情数据信息规范使用，保护个人隐私安全，防范网络安全突发事件。
个人有隐瞒疫病史等行为将被列入失信“黑名单”
《决定》要求监察机关对疫情防控工作中不作为、乱作为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依法依规追责问责。要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应当积极履行职责，依法处理各类因疫情和疫情防控产生的纠纷，严厉打击暴力伤医、制假售假、非法经营、造谣传谣等违法犯罪行为，为疫情防控及时提供法治保障。
为强化公民法律责任，《决定》规定，对个人有隐瞒疫病史、疫情严重地区旅居史、与患者或者疑似患者接触史、逃避隔离或者治疗等行为，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同时将其失信信息归集到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依法采取惩戒措施。
英勇奋战在抗击疫情最前线的医务人员和其他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面临着工作任务重、感染风险高、工作和休息条件有限、心理压力大等困难。保护关爱医务人员和其他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保障。为此，《决定》对严防一线人员感染，关心和保护相关人员身心健康，优先保障疫情防控一线物资供应，实行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奖励、抚恤、补贴等制度，落实相关人员待遇等作出了规定。
本市将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
《决定》还针对疫情过后的重点工作提出要求，市及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总结疫情防控工作的经验和不足，依法妥善处理疫情防控过程中产生的矛盾问题；健全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疫情防控能力；彻底排查整治公共卫生环境，补齐公共卫生短板；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从源头上防控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系统梳理储备体系短板，提升储备效能，优化关键物资生产能力布局。
《决定》强调，市人大常委会应当及时研究与疫情防控相关的立法项目，适时纳入立法计划。各级人大代表要充分发挥作用，汇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督促有关方面落实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决定》出炉时间表——
2月11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决定出台关于疫情防控的决定，法工委受主任会议委托，于当日下午着手起草工作，通过代表履职平台、微信、传真、邮件、电话等多种形式，第一时间向政府职能部门、全体市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区（市）县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地方立法专家顾问等单位和个人征求意见建议，共收到反馈意见建议100多条。经过充分研究吸纳，反复修改完善，最终形成《决定（草案）》。12日，经第32次主任会议讨论通过。13日提请常委会审议，获满票通过。（记者苏琳）
个人瞒报疫病史将追究法律责任并受失信惩戒
2月13日，大连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大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该《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正式实施。
《决定》共18条，从满足全市人民对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需要出发，围绕疫情防控工作的原则要求、政府及社区（村）的职责、应急管理措施、防控义务、捐赠及志愿服务、信息报告及宣传引导、经济社会发展保障、监督保障、法律责任等九个方面内容作出规定。
政府及相关机构可采取十二方面应急措施
《决定》明确疫情防控应急指挥机构的职责，确立五级网格化联防联控体系。同时，进一步压实居（村）民委员会的防控职责，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决定》依法支持并授权市及区（市）县人民政府和当地疫情防控指挥机构，在不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部分重点领域采取临时性应急管理措施。这一特别授权有助于针对我市实际，为政府落实最严格的防控措施、依法开展防控提供强有力的法治支撑。
这些临时性应急管理措施包括医疗卫生、防疫管理、隔离观察、道口管理、交通运输、社区管理、市场管理、场所管理、生产经营、劳动保障、市容环境、野生动物管理等十二个方面。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一授权是为疫情防控特别需要时设置的，市及区（市）县人民政府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必要、适度”原则，不能层层加码，更不能互相攀比。
政府征用物资应开具凭证并依法归还或补偿
《决定》对政府及相关部门必要情况下的征用行为、防疫物资生产和调度等措施作出明确规定。市及区（市）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在必要时，依法向单位或者个人征用疫情防控所需设备、设施、场地、交通工具和其他物资，要求相关企业组织相应的疫情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供给。市及区（市）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向被征用的单位或者个人发出应急征用凭证，并依法予以归还或者补偿。
疫情防控的关键在于联防联控，取决于全社会能否勠力同心。《决定》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关于疫情防控的规定，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对本单位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负有主体责任，应当强化防控工作责任制和管理制度，对重点人员、重点群体、重要场所、重要设施实施严格管控，加强健康监测，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
《决定》结合我市特点，对水路运输等公共服务单位应确保港口码头等场所符合疫情防控要求作出规定。
《决定》强调，房屋出租人应当履行疫情防控责任，积极配合排查工作，主动如实提供房屋承租人信息，主动向房屋承租人宣传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及时了解、报告房屋承租人的健康状况。
疫情数据信息使用应保护个人隐私安全
《决定》明确，市及区（市）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与疫情防控有关的慈善捐赠、受赠活动的监督管理，确保受赠财物全部及时用于疫情防控，保障接受、支出、使用及其监督全过程透明、公开、高效、有序。
有关慈善机构应当严格依法开展接受捐赠和社会救助活动，相关信息及时公开。
鼓励和支持志愿者组织、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志愿者科学、依法、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决定》提出，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配合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加强居住地区人员往来和车辆进出管理；合理设置废弃防护物品收集点，做到规范处置；加强公共区域的清洁和消毒。
个人应当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和防护能力，按照规定如实提供相关信息，依法接受调查、检测、隔离观察、集中救治等防控措施，确保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决定》强调，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严格落实疫情报告制度，依法及时准确上报、发布疫情防控信息，加强信息公开，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保障疫情数据信息规范使用，保护个人隐私安全，防范网络安全突发事件。
个人有隐瞒疫病史等行为将被列入失信“黑名单”
《决定》要求监察机关对疫情防控工作中不作为、乱作为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依法依规追责问责。要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应当积极履行职责，依法处理各类因疫情和疫情防控产生的纠纷，严厉打击暴力伤医、制假售假、非法经营、造谣传谣等违法犯罪行为，为疫情防控及时提供法治保障。
为强化公民法律责任，《决定》规定，对个人有隐瞒疫病史、疫情严重地区旅居史、与患者或者疑似患者接触史、逃避隔离或者治疗等行为，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同时将其失信信息归集到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依法采取惩戒措施。
英勇奋战在抗击疫情最前线的医务人员和其他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面临着工作任务重、感染风险高、工作和休息条件有限、心理压力大等困难。保护关爱医务人员和其他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保障。为此，《决定》对严防一线人员感染，关心和保护相关人员身心健康，优先保障疫情防控一线物资供应，实行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奖励、抚恤、补贴等制度，落实相关人员待遇等作出了规定。
本市将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
《决定》还针对疫情过后的重点工作提出要求，市及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总结疫情防控工作的经验和不足，依法妥善处理疫情防控过程中产生的矛盾问题；健全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疫情防控能力；彻底排查整治公共卫生环境，补齐公共卫生短板；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从源头上防控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系统梳理储备体系短板，提升储备效能，优化关键物资生产能力布局。
《决定》强调，市人大常委会应当及时研究与疫情防控相关的立法项目，适时纳入立法计划。各级人大代表要充分发挥作用，汇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督促有关方面落实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决定》出炉时间表——
2月11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决定出台关于疫情防控的决定，法工委受主任会议委托，于当日下午着手起草工作，通过代表履职平台、微信、传真、邮件、电话等多种形式，第一时间向政府职能部门、全体市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区（市）县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地方立法专家顾问等单位和个人征求意见建议，共收到反馈意见建议100多条。经过充分研究吸纳，反复修改完善，最终形成《决定（草案）》。12日，经第32次主任会议讨论通过。13日提请常委会审议，获满票通过。（记者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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