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超话]#在康熙五十二年，太子胤礽再度被废时，四阿哥的心腹幕僚戴铎给他写了封信，向他献计献策：
“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奴才虽一言而死，亦可少报知遇于万一也。谨据奴才之见，为我主子陈之：
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论者谓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
雍正看后，照他的计策行事，最后夺得大位。
可没想到，他即位之后，为他献计的幕僚戴铎就成了他的刀下之鬼！
咱们看他如何给雍正出谋献策的：
首先，他建议雍正当个老好人。
要搞好与康熙皇帝及各个兄弟间的关系：“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
雍正正是这样做的，“不露其长”。他低调行事，选择了韬光养晦。他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维持和气，与年羹尧和隆科多交往密切，同时向父亲康熙帝表现诚孝，赢得了康熙和众兄弟们的信任。
人家说的没错吧？
二是要有好的名声。
“主子敬老尊贤，声名实所久著，更求刻意留心，逢人加意”。
戴铎都把雍正如何提高威望的细节都想好了，就是敬老尊贤。有了名气和威望，才能当一个超凡的皇子，获得康熙青睐。
雍正常伴康熙出巡，对老爸百依百顺，还代替他处理很多政务。康熙登基六十周年大庆时，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声望达到了巅峰。
三，对于朝廷各大臣之间关系，戴铎也为他出招：
“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于与阅也”，认为雍正应该及早在朝廷内部安插心腹，培养自己的人。
戴铎的来信，让雍正大吃一惊——我自己心里咋想的，他怎么都知道了，而且有些事还想到我的前头！
雍正赶紧给他回复：
“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
至于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全不在此，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汝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
雍正很高明，向戴铎表明自己不可能去争位。实际上雍正不想让戴铎看出自己内心想法，万一露馅，将前功尽弃。
其实雍正的心思，人家戴铎早看出来了。
戴铎不肯罢休，接着又给雍正写了十余封信，阐明自己在争储位上的对策。但雍正每次都不阴不阳，只口不提接受。
很多人认为没有戴铎，就不会有雍正继位，甚至后来的史学家在研究雍正继位这段历史时，也都认为是戴铎出谋划策才促成雍正继位。
电视剧《雍正王朝》里的残疾人邬思道，他料事如神，关键时刻总是替雍正化险为夷。他，就是以戴铎为原型塑造的。
按说雍正即位后，戴铎身为头号谋士，应该升官晋爵了吧？
其实他没有分享到胜利约果实，先被发到年羹尧处当差，接着被雍正找了个理由处死了。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胤禛在即位前，对其厌恶而又无可奈何。在他眼里，戴铎就是一块甩不掉的狗皮膏药。
康熙五十六年，远在福建的戴铎给雍正写了封信，信中说：“自到福建以来，甚是穷苦”。
雍正在北京回复：
“天下无情无礼，除令兄戴锦，只怕就算你了。一年差一两次人来诉穷告苦，可谓不敬之至。”
可福建确实苦啊，你给他换个地方又能如何？
不久后，戴铎又给雍正写封信，信中这样说：
“我可以到台湾任职，并管理兵马粮草，替您训练军队，到时万一有个退路。”
这什么意思？
雍正不傻，他很清楚，戴铎就是在暗示他呢——如果夺嫡不成，必须靠武力强取，我给你先谋个退路。
所以雍正接到信后大怒 ，咒骂戴铎道：
“你若如此存心，不有非灾，必遭天谴”。
到了康熙六十年，戴铎被胤禛调到四川任布政使。临行前，胤禛对他警告说：
“你此去当时时勉励，惟以治心为要，心一正，则天地神明自必加佑。”
可以看出，在胤禛心里，戴铎属于心术不正的小人！
对此，有史家认为，九子夺嫡时，如果不耍点小手段，胤禛还真不能成功！这难道不是“心术不正”么！
在四川期间，戴铎感觉到山雨欲来，又赶紧给他来信，恳请他道：
关键时刻，可以为主子赴汤蹈火！
胤禛没有客气，再次痛骂道：
“你在外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生死轻如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
“你之生死轻如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
难道康熙还没死，他就料定自己就是未来的皇帝了吗？
雍正即位后，他认为戴铎口无遮拦，什么都敢说，要是再把两人之间的事说出来，那么天下人将如何看他？
更何况，雍正继位本身就存在嫌疑，民间已经对雍正继位已有传闻，如果继续再用戴铎，好事会变成坏事，自己皇位也无法坐稳。
所以雍正当了皇帝后，为了不让其继续添乱，只能将他处死！
只可惜，戴铎没有他的化身邬思道高明。邬思道在雍正即位当晚，就坦诚交待自己属于阴谋小人，登不得大雅之堂，不可在朝为官，只能请求“半隐”。
最终，替身邬思道得以善终，原型戴铎身首异处。
戴铎被杀，归根结底还他的“夺命信”。 https://t.cn/z8yMari
“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奴才虽一言而死，亦可少报知遇于万一也。谨据奴才之见，为我主子陈之：
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论者谓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
雍正看后，照他的计策行事，最后夺得大位。
可没想到，他即位之后，为他献计的幕僚戴铎就成了他的刀下之鬼！
咱们看他如何给雍正出谋献策的：
首先，他建议雍正当个老好人。
要搞好与康熙皇帝及各个兄弟间的关系：“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
雍正正是这样做的，“不露其长”。他低调行事，选择了韬光养晦。他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维持和气，与年羹尧和隆科多交往密切，同时向父亲康熙帝表现诚孝，赢得了康熙和众兄弟们的信任。
人家说的没错吧？
二是要有好的名声。
“主子敬老尊贤，声名实所久著，更求刻意留心，逢人加意”。
戴铎都把雍正如何提高威望的细节都想好了，就是敬老尊贤。有了名气和威望，才能当一个超凡的皇子，获得康熙青睐。
雍正常伴康熙出巡，对老爸百依百顺，还代替他处理很多政务。康熙登基六十周年大庆时，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声望达到了巅峰。
三，对于朝廷各大臣之间关系，戴铎也为他出招：
“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于与阅也”，认为雍正应该及早在朝廷内部安插心腹，培养自己的人。
戴铎的来信，让雍正大吃一惊——我自己心里咋想的，他怎么都知道了，而且有些事还想到我的前头！
雍正赶紧给他回复：
“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
至于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全不在此，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汝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
雍正很高明，向戴铎表明自己不可能去争位。实际上雍正不想让戴铎看出自己内心想法，万一露馅，将前功尽弃。
其实雍正的心思，人家戴铎早看出来了。
戴铎不肯罢休，接着又给雍正写了十余封信，阐明自己在争储位上的对策。但雍正每次都不阴不阳，只口不提接受。
很多人认为没有戴铎，就不会有雍正继位，甚至后来的史学家在研究雍正继位这段历史时，也都认为是戴铎出谋划策才促成雍正继位。
电视剧《雍正王朝》里的残疾人邬思道，他料事如神，关键时刻总是替雍正化险为夷。他，就是以戴铎为原型塑造的。
按说雍正即位后，戴铎身为头号谋士，应该升官晋爵了吧？
其实他没有分享到胜利约果实，先被发到年羹尧处当差，接着被雍正找了个理由处死了。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胤禛在即位前，对其厌恶而又无可奈何。在他眼里，戴铎就是一块甩不掉的狗皮膏药。
康熙五十六年，远在福建的戴铎给雍正写了封信，信中说：“自到福建以来，甚是穷苦”。
雍正在北京回复：
“天下无情无礼，除令兄戴锦，只怕就算你了。一年差一两次人来诉穷告苦，可谓不敬之至。”
可福建确实苦啊，你给他换个地方又能如何？
不久后，戴铎又给雍正写封信，信中这样说：
“我可以到台湾任职，并管理兵马粮草，替您训练军队，到时万一有个退路。”
这什么意思？
雍正不傻，他很清楚，戴铎就是在暗示他呢——如果夺嫡不成，必须靠武力强取，我给你先谋个退路。
所以雍正接到信后大怒 ，咒骂戴铎道：
“你若如此存心，不有非灾，必遭天谴”。
到了康熙六十年，戴铎被胤禛调到四川任布政使。临行前，胤禛对他警告说：
“你此去当时时勉励，惟以治心为要，心一正，则天地神明自必加佑。”
可以看出，在胤禛心里，戴铎属于心术不正的小人！
对此，有史家认为，九子夺嫡时，如果不耍点小手段，胤禛还真不能成功！这难道不是“心术不正”么！
在四川期间，戴铎感觉到山雨欲来，又赶紧给他来信，恳请他道：
关键时刻，可以为主子赴汤蹈火！
胤禛没有客气，再次痛骂道：
“你在外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生死轻如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
“你之生死轻如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
难道康熙还没死，他就料定自己就是未来的皇帝了吗？
雍正即位后，他认为戴铎口无遮拦，什么都敢说，要是再把两人之间的事说出来，那么天下人将如何看他？
更何况，雍正继位本身就存在嫌疑，民间已经对雍正继位已有传闻，如果继续再用戴铎，好事会变成坏事，自己皇位也无法坐稳。
所以雍正当了皇帝后，为了不让其继续添乱，只能将他处死！
只可惜，戴铎没有他的化身邬思道高明。邬思道在雍正即位当晚，就坦诚交待自己属于阴谋小人，登不得大雅之堂，不可在朝为官，只能请求“半隐”。
最终，替身邬思道得以善终，原型戴铎身首异处。
戴铎被杀，归根结底还他的“夺命信”。 https://t.cn/z8yMari
【黄今言：当前秦汉史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敬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
念佛之法，各随机宜，不可执定。然于一切法中，择其最要者，莫过于摄耳谛听。念从心起，声从口出，音从耳入。行住坐卧，均如是念，如是听。大声，小声，心中默念，均如是听。默念时，心中犹有声相，非无声也。
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念佛时能摄耳谛听，即都摄六根之法。以心念属意根，口念属舌根，耳听则眼不他视，鼻不他齅，身必不放逸懈怠，故名都摄六根。摄六根而念，则杂念渐息，以至于无，故名净念。净念能常相继不间断，便可得念佛三昧。
三摩地，即三昧之异名。吾人随分随力念，虽未能即得三昧，当与三昧相近。切不可看得容易，即欲速得，则或致起诸魔事。得念佛三昧者，现生已入圣位之人也。故须自量。随息之法，在净土十要第五宝王三昧论第九，此生他生一念十念门，观之自知，故不多说。
——《印光法师文钞》• 复徐志一居士书 https://t.cn/RxBBmh3
念佛之法，各随机宜，不可执定。然于一切法中，择其最要者，莫过于摄耳谛听。念从心起，声从口出，音从耳入。行住坐卧，均如是念，如是听。大声，小声，心中默念，均如是听。默念时，心中犹有声相，非无声也。
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念佛时能摄耳谛听，即都摄六根之法。以心念属意根，口念属舌根，耳听则眼不他视，鼻不他齅，身必不放逸懈怠，故名都摄六根。摄六根而念，则杂念渐息，以至于无，故名净念。净念能常相继不间断，便可得念佛三昧。
三摩地，即三昧之异名。吾人随分随力念，虽未能即得三昧，当与三昧相近。切不可看得容易，即欲速得，则或致起诸魔事。得念佛三昧者，现生已入圣位之人也。故须自量。随息之法，在净土十要第五宝王三昧论第九，此生他生一念十念门，观之自知，故不多说。
——《印光法师文钞》• 复徐志一居士书 https://t.cn/RxBBm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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