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郧阳“太史公”冷遇春去世 享年104岁曾参与编撰多部地方文史著作】12日20时许，被称为郧阳“太史公”的十堰历史学者冷遇春因病辞世，昨日骨灰安葬于十堰公墓，享年104岁。
冷遇春，1919年1月12日出生于郧县（现郧阳区）一户贫民家庭。聪明好学的他，先后考入湖北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国立湖北师范学院。1954年，他在郧阳师范（后更名为郧阳师专，现为汉江师范学院）任教，1982年离休后仍坚持授课，直至1986年才正式离开教学岗位，从此致力于诗、史、文、论写作，特别是郧阳地方历史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创作。
从1987年主编《郧县体育志》开始，冷遇春先后参与编撰《郧县志》《郧县文史资料》《郧阳抚治两百年》《郧故串珠》《郧阳历史文化探研》《先秦诗教志》《武当诗联·老骥嘶郧》等地方文史著作。
鉴于其艺术成就，他的生平和成就介绍被分别录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华诗人大词典》《中国文学艺术界名人大典》《中国当代楹联艺术家大辞典》《世界华文诗词艺术家大辞典》等。
“老骥嘶郧不为槽，秦巴春秋唤人晓。日照何虑黄昏近，夕阳景观亦如朝。”这是冷老生前创作的一首诗词，亦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老人的儿子冷荣平告诉记者，“父亲去世前，念念不忘的还是自己著作的整理、出版。”
目前，冷遇春撰写的《写作导航》正在印刷。另一本以其个人回忆录的形式描写和反映汉水流域及十堰市（古郧阳）100年来的历史变迁与文化特色的《我的百岁生涯·回忆录》，正在整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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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郧阳史志界，流传“无冷不成史，无冷不成志”
冷遇春：惜时如金笔耕不辍
生命不息，创作不止。在郧阳史志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无冷不成史，无冷不成志。”冷老生前编纂的《郧阳抚治两百年》《郧故串珠》《老骥嘶郧》等，填补了郧阳地区史志空白，被人们尊称为“郧阳太史公”。
“史立郧阳，文补抚治。高山仰止，长河舒袖。病榻之前不释卷，只争朝夕留史说。手中一支笔，著史明志，鉴往涵今；心中一团火，守望信念，光照未来。”这是郧阳“太史公”冷遇春被评为十堰首届“最美长者”的颁奖词，也是对其一生的最好写照。
惜时如金，晚年仍笔耕不辍
近年来，记者曾多次前往柳林新村一栋家属楼，拜访与儿子冷荣平同住的冷遇春老人。书房里，密密麻麻地摆放着史书，从《二十四史》到各地史志一应俱全，书桌上总是摆放着放大镜。每次进门，都能看到老人正在伏案写作或阅读。
冷荣平说，父亲拒绝一切不必要的活动，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通宵达旦埋首于古书中。仅考证依据的35种史书资料中的必阅部分就重达几十公斤，就是通读一遍也得一年两载，所摘抄的资料多达百万字。他曾多次建议父亲多休息，可老人总说“表钟犹响针难停，太阳未落霞不收”，自己要分秒必争，多为后人留下一些文化遗产。
几年前的一天，老人又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查找史书资料，不料突然心脏疼痛晕倒在地。送到医院后，医生诊断为冠心病，且心脏衰竭，需要马上接受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
冷老得知自己病情危急，但手术风险很大，含泪哀求医生：“有些史实只有我知道，我不想把它们带走，我必须写完，一代代传承下去，求求你多给我一些时间完成史书。”经过会诊，医生冒着极大危险，成功为冷老植入心脏起搏器。
住院期间，他让儿子将史实资料带到医院，只要稍微清醒就捧书而读。出院回到家，他不顾家人劝阻，立即投入创作。
治学严谨，一词一句皆要言之有据
创作中的冷遇春常说：“立史言犹如立己身，诉之他人，关乎四方……故言事务求其实，言人必重其德，言言必合其理。只有精益求精、不断完善，才无愧于历史。”
幼子冷小平回忆，编写《郧县志》时，父亲发现许多史书上对“郧县”名字的由来介绍不正确，民间也有不少误传。为此，他在《郧县报》上发表了题为《郧县何以得名》的文章，旁征博引为“郧县”正名，避免了以讹传讹。
在郧阳地区志办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冷遇春在论文《论新方志的整体性》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部分史实资料偏听偏信、不够严谨，强调编史工作“必须端其观点、正其失误、去其浮泛、补其遗漏、使之趋于完整”。
他这种敢于质疑权威、不留情面的求证态度“得罪”了一些人。有的人曾背地里称他“古板的老头”。不过，认真阅读他著作的人无不被冷老师的严谨治史精神所折服。
在编写《郧阳抚治两百年》期间，已到耄耋之年的冷遇春为了查证史实，几乎翻遍了汉江师范学院图书馆馆藏的几百本《明实录》《清实录》等史书，同时还购回《二十四史》《明史》《清史》等数万元的图书资料在家查阅。为了进一步获得全面、系统、准确的资料，他不顾年迈体弱，多次奔波于武汉、上海等地，进图书馆、档案馆，拜访知情人，有时还写信给有关部门及国内外亲朋好友恳请帮助。
最终，呕心沥血出版的《郧阳抚治两百年》，发掘和再现了明清时期郧阳“地辖楚、豫、陕、川四省边境五十余州县，其史实连绵明、清两朝逾两百年，体现秦、巴、江、汉历经两朝十帝三千里世情风流”的史实，不仅填补了十堰史学著作的空白，也改变了人们对十堰历史面貌的认识。因此，该书被地方史学界奉为“十堰历史文献中的珍品”。
老有所为，为十堰文明城市创建“代言”
“三千里汉江，百万年历史积淀，最璀璨夺目的这一段就在我们十堰境内。作为研究历史的人，去发掘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就是在为创建文明城市作贡献。”这是2017年冷遇春在柳林新村家中对记者说的话，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在十堰文明城市创建期间，冷遇春两次通过十堰晚报为文明城市创建“代言”。
“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十堰肯定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文明城市。”当时99岁很少出门的冷老说，家人每次出门回来后都会告诉他十堰文明城市创建期间的新变化。“听说现在市容市貌变化很大，说明全市上下都在努力……”
2019年4月3日，在冷老家中，他指着茶几上一摞厚厚的《十堰晚报》说，自己每天必读《十堰晚报》。“除了地理、探源，最喜欢的就是你们开设的‘志愿者风采’‘十堰正能量’‘争当文明使者我为文明代言’创文栏目……通过阅读，我了解到十堰文明城市创建期间的点点滴滴。”
“回首往事，改革开放40年来，十堰这座城市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特别是十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我感觉城市面貌、市民素质都有了很大提升。”说起身边的变化，冷老停不下来，“近年来，我觉得城市街道变得干净了，交通变得有秩序了，人与人之间也变得和善了……”
“全国文明城市是国家给予一个城市最高综合性荣誉称号，它反映了一个城市整体文明水平，是一个城市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和最有影响力的品牌。”冷老说，“我们每个十堰人都应该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当成自己的‘家事’来做，用心浇灌文明之花，以主人翁的姿态共建共享，以主人翁的风范捍卫城市的形象，让十堰的天更蓝、水更清、人更美。”
冷遇春，1919年1月12日出生于郧县（现郧阳区）一户贫民家庭。聪明好学的他，先后考入湖北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国立湖北师范学院。1954年，他在郧阳师范（后更名为郧阳师专，现为汉江师范学院）任教，1982年离休后仍坚持授课，直至1986年才正式离开教学岗位，从此致力于诗、史、文、论写作，特别是郧阳地方历史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创作。
从1987年主编《郧县体育志》开始，冷遇春先后参与编撰《郧县志》《郧县文史资料》《郧阳抚治两百年》《郧故串珠》《郧阳历史文化探研》《先秦诗教志》《武当诗联·老骥嘶郧》等地方文史著作。
鉴于其艺术成就，他的生平和成就介绍被分别录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华诗人大词典》《中国文学艺术界名人大典》《中国当代楹联艺术家大辞典》《世界华文诗词艺术家大辞典》等。
“老骥嘶郧不为槽，秦巴春秋唤人晓。日照何虑黄昏近，夕阳景观亦如朝。”这是冷老生前创作的一首诗词，亦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老人的儿子冷荣平告诉记者，“父亲去世前，念念不忘的还是自己著作的整理、出版。”
目前，冷遇春撰写的《写作导航》正在印刷。另一本以其个人回忆录的形式描写和反映汉水流域及十堰市（古郧阳）100年来的历史变迁与文化特色的《我的百岁生涯·回忆录》，正在整理中。
<<<相关报道
在郧阳史志界，流传“无冷不成史，无冷不成志”
冷遇春：惜时如金笔耕不辍
生命不息，创作不止。在郧阳史志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无冷不成史，无冷不成志。”冷老生前编纂的《郧阳抚治两百年》《郧故串珠》《老骥嘶郧》等，填补了郧阳地区史志空白，被人们尊称为“郧阳太史公”。
“史立郧阳，文补抚治。高山仰止，长河舒袖。病榻之前不释卷，只争朝夕留史说。手中一支笔，著史明志，鉴往涵今；心中一团火，守望信念，光照未来。”这是郧阳“太史公”冷遇春被评为十堰首届“最美长者”的颁奖词，也是对其一生的最好写照。
惜时如金，晚年仍笔耕不辍
近年来，记者曾多次前往柳林新村一栋家属楼，拜访与儿子冷荣平同住的冷遇春老人。书房里，密密麻麻地摆放着史书，从《二十四史》到各地史志一应俱全，书桌上总是摆放着放大镜。每次进门，都能看到老人正在伏案写作或阅读。
冷荣平说，父亲拒绝一切不必要的活动，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通宵达旦埋首于古书中。仅考证依据的35种史书资料中的必阅部分就重达几十公斤，就是通读一遍也得一年两载，所摘抄的资料多达百万字。他曾多次建议父亲多休息，可老人总说“表钟犹响针难停，太阳未落霞不收”，自己要分秒必争，多为后人留下一些文化遗产。
几年前的一天，老人又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查找史书资料，不料突然心脏疼痛晕倒在地。送到医院后，医生诊断为冠心病，且心脏衰竭，需要马上接受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
冷老得知自己病情危急，但手术风险很大，含泪哀求医生：“有些史实只有我知道，我不想把它们带走，我必须写完，一代代传承下去，求求你多给我一些时间完成史书。”经过会诊，医生冒着极大危险，成功为冷老植入心脏起搏器。
住院期间，他让儿子将史实资料带到医院，只要稍微清醒就捧书而读。出院回到家，他不顾家人劝阻，立即投入创作。
治学严谨，一词一句皆要言之有据
创作中的冷遇春常说：“立史言犹如立己身，诉之他人，关乎四方……故言事务求其实，言人必重其德，言言必合其理。只有精益求精、不断完善，才无愧于历史。”
幼子冷小平回忆，编写《郧县志》时，父亲发现许多史书上对“郧县”名字的由来介绍不正确，民间也有不少误传。为此，他在《郧县报》上发表了题为《郧县何以得名》的文章，旁征博引为“郧县”正名，避免了以讹传讹。
在郧阳地区志办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冷遇春在论文《论新方志的整体性》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部分史实资料偏听偏信、不够严谨，强调编史工作“必须端其观点、正其失误、去其浮泛、补其遗漏、使之趋于完整”。
他这种敢于质疑权威、不留情面的求证态度“得罪”了一些人。有的人曾背地里称他“古板的老头”。不过，认真阅读他著作的人无不被冷老师的严谨治史精神所折服。
在编写《郧阳抚治两百年》期间，已到耄耋之年的冷遇春为了查证史实，几乎翻遍了汉江师范学院图书馆馆藏的几百本《明实录》《清实录》等史书，同时还购回《二十四史》《明史》《清史》等数万元的图书资料在家查阅。为了进一步获得全面、系统、准确的资料，他不顾年迈体弱，多次奔波于武汉、上海等地，进图书馆、档案馆，拜访知情人，有时还写信给有关部门及国内外亲朋好友恳请帮助。
最终，呕心沥血出版的《郧阳抚治两百年》，发掘和再现了明清时期郧阳“地辖楚、豫、陕、川四省边境五十余州县，其史实连绵明、清两朝逾两百年，体现秦、巴、江、汉历经两朝十帝三千里世情风流”的史实，不仅填补了十堰史学著作的空白，也改变了人们对十堰历史面貌的认识。因此，该书被地方史学界奉为“十堰历史文献中的珍品”。
老有所为，为十堰文明城市创建“代言”
“三千里汉江，百万年历史积淀，最璀璨夺目的这一段就在我们十堰境内。作为研究历史的人，去发掘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就是在为创建文明城市作贡献。”这是2017年冷遇春在柳林新村家中对记者说的话，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在十堰文明城市创建期间，冷遇春两次通过十堰晚报为文明城市创建“代言”。
“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十堰肯定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文明城市。”当时99岁很少出门的冷老说，家人每次出门回来后都会告诉他十堰文明城市创建期间的新变化。“听说现在市容市貌变化很大，说明全市上下都在努力……”
2019年4月3日，在冷老家中，他指着茶几上一摞厚厚的《十堰晚报》说，自己每天必读《十堰晚报》。“除了地理、探源，最喜欢的就是你们开设的‘志愿者风采’‘十堰正能量’‘争当文明使者我为文明代言’创文栏目……通过阅读，我了解到十堰文明城市创建期间的点点滴滴。”
“回首往事，改革开放40年来，十堰这座城市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特别是十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我感觉城市面貌、市民素质都有了很大提升。”说起身边的变化，冷老停不下来，“近年来，我觉得城市街道变得干净了，交通变得有秩序了，人与人之间也变得和善了……”
“全国文明城市是国家给予一个城市最高综合性荣誉称号，它反映了一个城市整体文明水平，是一个城市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和最有影响力的品牌。”冷老说，“我们每个十堰人都应该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当成自己的‘家事’来做，用心浇灌文明之花，以主人翁的姿态共建共享，以主人翁的风范捍卫城市的形象，让十堰的天更蓝、水更清、人更美。”
【先生“看走了眼”？】鲁迅先生一生，前后购入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先生的收藏不仅数量可观，其涉猎亦广泛、系统，有碑刻、汉画像、造像、墓志等。其中，他对汉画更是欣赏，还向友人许寿裳表达对汉画的钦慕：“汉画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这几天忙于开庭，参加全国文代会、作代会的作家艺术家朋友的朋友圈都没有全看，现在补一补，开心。我虽是作家可不是职业作家，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我圈子中的教育家，法学家，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出色的作家，他们都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自己的专业水准技能做到绝致，是本行业的高手专家，空闲时通过文字再现提携后人给他人启迪，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因此虽不是富甲一方，可也衣食无忧，不用为三斗米折腰，看人家脸色生存，不惹事不怕事，做好自己的事，悠哉悠哉。
人与人的交往是一种境界，一种品位，一种心灵的撞碰，大智若愚，弄巧成拙，勾勒人际圈的百态，显现每个人的胸襟与才华，更是一种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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