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主要经济体相比，疫情以来我国宏观杠杆率增幅相对可控。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二季度末美国（286.2%）、日本（416.5%）、欧元区（284.3%）杠杆率分别比2019年末高31.3个、37.1个和27.2个百分点。同期我国杠杆率为275.9%，比2019年末高19.9个百分点，增幅比美国、日本、欧元区分别低11.4个、17.2个和7.3个百分点。可见，疫情以来我国以相对较少的新增债务支持了经济较快恢复增长，宏观杠杆率增幅相对而言并不算高。
二、疫情防控得力、经济稳步恢复、宏观政策有效等因素共同促进我国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
一方面，疫情防控取得明显成效、国民经济持续恢复是宏观杠杆率企稳的关键所在。名义GDP是宏观杠杆率计算的分母，其增长快慢对杠杆率变化有重要影响。2020年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增长一度明显放缓，宏观杠杆率出现阶段性上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作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我国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经济发展韧性不断增强，这对稳杠杆作用突出。2021年我国名义GDP同比增长12.8%，比上年加快10.1个百分点，推动宏观杠杆率明显下降。分季度看，2020年第二季度起，随着经济稳步回升，宏观杠杆率上升势头边际趋缓直至转为下降，2020年前三个季度杠杆率增幅分别为14.1、7.4、4.1个百分点，2020年第四季度至2021年第四季度杠杆率分别下降1.4、2.1、2.2、0.7、2.7个百分点，连续五个季度下降。
另一方面，宏观政策有力、有度、有效，以可控的债务增量稳住了经济基本盘。一是政策有力。疫情冲击发生后，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响应及时有力，2020年共推出9万多亿元货币支持措施，引导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实体部门获得感明显增强。同时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出台规模性纾困措施对冲疫情影响。2020年政府债券净融资8.32万亿元，比上年多3.6万亿元。总的看宏观政策协调配合得当，形成合力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稳住经济大盘。二是政策有度。货币政策坚持稳健取向、不搞“大水漫灌”，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2020年5月后货币政策逐步转向常态，2021年以来保持了前瞻性、连续性、稳定性，加大跨周期调节力度，继续为经济稳步恢复保驾护航。从两年平均看，2020年、2021年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9.5%和11.8%，同两年平均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并略高。得益于此，我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增长相对克制、可控，2021年总债务余额同比增长9.7%，增速较上年末低2.7个百分点，处于历史较低水平，比2009-2019年总债务增速平均值低7.3个百分点。三是政策有效。货币政策始终聚焦服务实体经济，注重稳字当头，保持货币信贷平稳增长；注重用改革的方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持续推进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引导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注重提高精准性、直达性，分层次、有梯度地出台金融支持政策，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此外，近年来金融风险攻坚战遏制了脱实向虚、盲目扩张的势头，金融改革稳步推进，金融服务增效提质。这些措施共同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有助于疫情以来我国以相对较少的新增债务支持经济较快恢复增长。
三、预计2022年宏观杠杆率将继续保持基本稳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有进，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我国宏观杠杆率稳中有降，为未来金融体系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创造了空间；同时我国疫情防控形势良好，经济增长韧性不断增强，也为未来继续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创造了条件。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加大跨周期调节力度，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这一“匹配”机制本身就内嵌有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之义。预计随着经济进一步恢复发展、内生增长动力不断增强，2022年我国宏观杠杆率将继续保持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