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种容易二婚的八字
婚姻的失败，往往会对一个人的一生造成很大的影响。离婚不仅对夫妻双方来说，是一种不幸的人生经历，如果有孩子的话，对于尚未成年的孩子的教育和心理更是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从命理中看的话，八字中哪种男女最容易遭遇婚姻两次以上的婚姻呢？
1、男命中偏正财两透、女命中偏正官两透，容易遭遇二次婚姻。
八字中男命以正财定义为妻，偏财定义为不稳定的非正式的妻子，为情人或者不稳定的异性缘分；女命中以正官定义为夫，而七杀则定义为非正式的丈夫，属于不稳定的异性情分，同时，八字中在正、偏具有的情形下，偏星也表示次第关系。八字中的天干，表示这种关系是公开的，毫不隐瞒的关系。这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婚姻关系俱透，说明日主极力想将这种关系变成现实，让社会承认，但是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容易造成两次以上的婚姻。
2、女命正官不透，而透伤官和七杀，日支不坐正官，夫宫又遇严重刑、冲、克、合的，定为二次婚姻；男命中正财不透，而透劫财和偏财，日支不坐正财，妻宫又遇严重的刑冲克合的，定为二次婚姻。
正官、正财不透，而透露出七杀或者偏财，表示正式的婚姻关系不太稳定，所以日主也不想大家知道存在这种婚姻关系。但是八字中又有正式的丈夫或者妻子，只是它们又不能坚守自己的岗位，不在家或者与日主的生活和工作距离很远，有也相当于没有。夫妻宫、星在八字原局或者行运中又遇严重的刑冲克合，表示自己的配偶或者会遭遇外界的其他的人打击、压制，或者外遇，甚至遭遇其本人无法预料的事情的冲击，致使配偶丧失或者离弃，或者家庭不稳，所以也容易遭遇两次以上的婚姻。
3、女命中天干先透正官，后透七杀，地支亦先见正官后见七杀，而夫宫在八字原局、或者所行岁运中又逢严重刑、冲、克、化，亦为二次婚姻之象；男命中天干先透正财、后透偏财，地支中亦为先见正财、后见偏财，而妻宫日支在八字原局中、或者所行的岁运中又遭严重的刑、冲、克、合的，也是一生中定会有二次以上婚姻之象。
前面说过，偏星也代表了一种次第关系，偏、正俱透，正星在前，也就说明了日主的婚姻关系的次序的排定。而八字中或者岁运中的夫妻宫在遇刑、冲、克、合，均表示会有来自外界的人或者事，阻扰或者破坏其本人的家庭的稳定，如果情形严重的，自然难有稳定的婚姻关系，两次以上的婚姻关系必定成立。
4、日支与它柱地支伏吟（即地支相同），即使伏吟不为官星、财星本气，夫、妻宫（日支）再遇逢冲的，克夫或者克妻后再嫁，亦为二次婚姻之象。
日支代表夫妻宫，日支与它柱地支相同，表明夫妻宫所居的人势力很大，特别是与月支、时支相同的，因为距离日主很近，就会加剧这种情形。在八字命局中成为忌神的可能性很高。在遇岁运又来扶助夫宫的话，其配偶势力更大，婚姻的平衡关系很容易打破，所以婚姻难以顺利。如果这种伏吟的十神，又是配偶星的克星的话，情形就会加剧。同时，夫妻宫伏吟，更主要体现在岁运的介入下，无论出现克、刑、冲哪种关系，都会同时出现同时引动配偶宫和婚姻宫，婚姻动摇的可能性很大，即使遇合，也会出现争合的局面，亦为二次婚姻之兆。
5、男、女命中夫、妻星遭严重刑、冲、克、破，多有两次婚姻之兆
男女命中的夫妻星，代表其配偶本人，八字中配偶星遭遇严重的刑、冲、克、破，表示配偶星势弱，难以抵御夫妻星遇刑、冲、克、破的岁运的冲击，特别是形成三冲一的局面，遇之则容易丧偶或者夫妻分离的事情发生，所以遭遇两次婚姻。
6、原命局中财、官星主气全无，八字中又干支多合，两次婚姻在所必然
八字中财官本气全无，本来就代表配偶缘分较差；八字中干支多合的人，一般多为善于交际，乐于交际的人，这种交际大多是去找自己没有的人，自然容易出现婚姻不顺，二次婚姻自是容易。
7、男命中比劫气盛、女命中食伤气盛，而夫妻星又重复出现，又或合化为它物，恐为三婚四嫁之命。
男命中的比劫，女命中的食伤，均为配偶的“敌人”，“敌人”气势虽然强盛，而配偶星又重复出现，配偶的势力也不会差。形成了比劫与财星交战，食伤与官星交战的局面。遇到岁运中扶起男命中的比劫，或者女命中的食伤，婚姻都难以稳定，离婚自是极为可能。当然，如果官星又被合化成它物的，岁运中遇到解合，婚姻状态改变的频率很高，所以三婚四嫁，也就比较容易。
8、女命中月干伤官，月支七杀的，一般多为三婚之命；
女命月支七杀为偏，七杀得令，为偏星得气为旺，月干伤官虽然紧贴克制七杀，形成七杀旺而不旺的局面，当然，就看岁运扶助哪一方了。但是月干又透出伤官，遇到岁运天干扶助官星的大运或者流年，官星势力必然减力，婚姻自然状态不佳；行运到地支伤官的大运，必然引通命局中的月干发挥作用，因为紧贴，作用更大，所以婚姻状态改变的机率很大。所以古有“伤官坐杀，杀逢月令，必是喝三口井水之人”的说法。
9、女命中原局中食伤并透，食伤自坐官、杀，夫宫自坐官星墓库的，多为两次婚姻
食伤并透，代表自己个性很强，丈夫因为自己的个性，难于安身立命；同时，配偶星必因克制而损伤无力，表示丈夫能力也不会大，自己有看不起丈夫的心性；另外，夫宫官星坐墓，一般都会配偶日支被本气所克，墓库逢冲、逢合丈夫必然有灾，如果夫宫为命局中喜用，日主也会有灾，所以两次婚姻极有可能。#算命算八字看姻缘 运势 事业##八字看财运##八字命理#
婚姻的失败，往往会对一个人的一生造成很大的影响。离婚不仅对夫妻双方来说，是一种不幸的人生经历，如果有孩子的话，对于尚未成年的孩子的教育和心理更是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从命理中看的话，八字中哪种男女最容易遭遇婚姻两次以上的婚姻呢？
1、男命中偏正财两透、女命中偏正官两透，容易遭遇二次婚姻。
八字中男命以正财定义为妻，偏财定义为不稳定的非正式的妻子，为情人或者不稳定的异性缘分；女命中以正官定义为夫，而七杀则定义为非正式的丈夫，属于不稳定的异性情分，同时，八字中在正、偏具有的情形下，偏星也表示次第关系。八字中的天干，表示这种关系是公开的，毫不隐瞒的关系。这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婚姻关系俱透，说明日主极力想将这种关系变成现实，让社会承认，但是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容易造成两次以上的婚姻。
2、女命正官不透，而透伤官和七杀，日支不坐正官，夫宫又遇严重刑、冲、克、合的，定为二次婚姻；男命中正财不透，而透劫财和偏财，日支不坐正财，妻宫又遇严重的刑冲克合的，定为二次婚姻。
正官、正财不透，而透露出七杀或者偏财，表示正式的婚姻关系不太稳定，所以日主也不想大家知道存在这种婚姻关系。但是八字中又有正式的丈夫或者妻子，只是它们又不能坚守自己的岗位，不在家或者与日主的生活和工作距离很远，有也相当于没有。夫妻宫、星在八字原局或者行运中又遇严重的刑冲克合，表示自己的配偶或者会遭遇外界的其他的人打击、压制，或者外遇，甚至遭遇其本人无法预料的事情的冲击，致使配偶丧失或者离弃，或者家庭不稳，所以也容易遭遇两次以上的婚姻。
3、女命中天干先透正官，后透七杀，地支亦先见正官后见七杀，而夫宫在八字原局、或者所行岁运中又逢严重刑、冲、克、化，亦为二次婚姻之象；男命中天干先透正财、后透偏财，地支中亦为先见正财、后见偏财，而妻宫日支在八字原局中、或者所行的岁运中又遭严重的刑、冲、克、合的，也是一生中定会有二次以上婚姻之象。
前面说过，偏星也代表了一种次第关系，偏、正俱透，正星在前，也就说明了日主的婚姻关系的次序的排定。而八字中或者岁运中的夫妻宫在遇刑、冲、克、合，均表示会有来自外界的人或者事，阻扰或者破坏其本人的家庭的稳定，如果情形严重的，自然难有稳定的婚姻关系，两次以上的婚姻关系必定成立。
4、日支与它柱地支伏吟（即地支相同），即使伏吟不为官星、财星本气，夫、妻宫（日支）再遇逢冲的，克夫或者克妻后再嫁，亦为二次婚姻之象。
日支代表夫妻宫，日支与它柱地支相同，表明夫妻宫所居的人势力很大，特别是与月支、时支相同的，因为距离日主很近，就会加剧这种情形。在八字命局中成为忌神的可能性很高。在遇岁运又来扶助夫宫的话，其配偶势力更大，婚姻的平衡关系很容易打破，所以婚姻难以顺利。如果这种伏吟的十神，又是配偶星的克星的话，情形就会加剧。同时，夫妻宫伏吟，更主要体现在岁运的介入下，无论出现克、刑、冲哪种关系，都会同时出现同时引动配偶宫和婚姻宫，婚姻动摇的可能性很大，即使遇合，也会出现争合的局面，亦为二次婚姻之兆。
5、男、女命中夫、妻星遭严重刑、冲、克、破，多有两次婚姻之兆
男女命中的夫妻星，代表其配偶本人，八字中配偶星遭遇严重的刑、冲、克、破，表示配偶星势弱，难以抵御夫妻星遇刑、冲、克、破的岁运的冲击，特别是形成三冲一的局面，遇之则容易丧偶或者夫妻分离的事情发生，所以遭遇两次婚姻。
6、原命局中财、官星主气全无，八字中又干支多合，两次婚姻在所必然
八字中财官本气全无，本来就代表配偶缘分较差；八字中干支多合的人，一般多为善于交际，乐于交际的人，这种交际大多是去找自己没有的人，自然容易出现婚姻不顺，二次婚姻自是容易。
7、男命中比劫气盛、女命中食伤气盛，而夫妻星又重复出现，又或合化为它物，恐为三婚四嫁之命。
男命中的比劫，女命中的食伤，均为配偶的“敌人”，“敌人”气势虽然强盛，而配偶星又重复出现，配偶的势力也不会差。形成了比劫与财星交战，食伤与官星交战的局面。遇到岁运中扶起男命中的比劫，或者女命中的食伤，婚姻都难以稳定，离婚自是极为可能。当然，如果官星又被合化成它物的，岁运中遇到解合，婚姻状态改变的频率很高，所以三婚四嫁，也就比较容易。
8、女命中月干伤官，月支七杀的，一般多为三婚之命；
女命月支七杀为偏，七杀得令，为偏星得气为旺，月干伤官虽然紧贴克制七杀，形成七杀旺而不旺的局面，当然，就看岁运扶助哪一方了。但是月干又透出伤官，遇到岁运天干扶助官星的大运或者流年，官星势力必然减力，婚姻自然状态不佳；行运到地支伤官的大运，必然引通命局中的月干发挥作用，因为紧贴，作用更大，所以婚姻状态改变的机率很大。所以古有“伤官坐杀，杀逢月令，必是喝三口井水之人”的说法。
9、女命中原局中食伤并透，食伤自坐官、杀，夫宫自坐官星墓库的，多为两次婚姻
食伤并透，代表自己个性很强，丈夫因为自己的个性，难于安身立命；同时，配偶星必因克制而损伤无力，表示丈夫能力也不会大，自己有看不起丈夫的心性；另外，夫宫官星坐墓，一般都会配偶日支被本气所克，墓库逢冲、逢合丈夫必然有灾，如果夫宫为命局中喜用，日主也会有灾，所以两次婚姻极有可能。#算命算八字看姻缘 运势 事业##八字看财运##八字命理#
我纯属于跟风行为，看到其他博主在测八字，出于好奇心尝了一下，害，看了下结果，还蛮香？
说我喜金，性格描述得很准，低调喜欢独处，但爆发起来也吓人，爱情中追求非常极致，对另一半用情很深，也容易因爱受伤。嗯？我还缺个对象，你来吗？
只是财运比较一般，缺少挣钱的途径，有点难受了！但可以通过自身技艺增强财富，最佳找财富方位是去出生地西方或西北方，属金的行业会更利于我~
最后只想说事在人为，怨天尤人没有用，真正的强者都在化不幸为力量，即使命运不济，也要为自己争气。如果你们对自己一生好奇，一顿快餐的钱，不多，祝你们一生都好！https://t.cn/A6JsgiSf
说我喜金，性格描述得很准，低调喜欢独处，但爆发起来也吓人，爱情中追求非常极致，对另一半用情很深，也容易因爱受伤。嗯？我还缺个对象，你来吗？
只是财运比较一般，缺少挣钱的途径，有点难受了！但可以通过自身技艺增强财富，最佳找财富方位是去出生地西方或西北方，属金的行业会更利于我~
最后只想说事在人为，怨天尤人没有用，真正的强者都在化不幸为力量，即使命运不济，也要为自己争气。如果你们对自己一生好奇，一顿快餐的钱，不多，祝你们一生都好！https://t.cn/A6JsgiSf
【黄今言：当前秦汉史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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