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为何被戏称为“安徽省会”?安徽跟南京过去到底是啥关系?
南京是中国的极有韵味的一座城市,当游客乘一游船荡漾在秦淮河间,会感到一阵时空的错乱,六朝古都的风采在那时候尽数显现。这一个沉淀了千年的古城,城市之中的每一处都有着它独特的风韵,都篆刻着历史的痕迹。像一个阅尽天下事的女子,成熟而内敛,满腹经纶气自华。
可这样一个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独特韵味山水风光的城市却在他本来的省会中认同度不高。很多人知道南京,但不知道南京是江苏省的南京,反而认为它是旁边安徽省的南京,这个梗的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故事呢?
江苏安徽本为一体
江苏省是中国东部的一沿海的大省,可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让这一个省极其的"散装",因此总有各种段子调侃江苏的这种"散装"现象。一个拥有十三个市的大省,行动起来却像十三个省,各有各的主张,谁也不服谁。
其根本原因是江苏省的十三个市经济都相对发达,每个市都有自己的特色的风格,光是文化中心就划分了三个大版块,而江苏内部各个市之间有自己的"鄙视链",仅仅是因为喜吃甜还是更爱辣都能让江苏人争得不可开交。
也是因为江苏这谁也管不着谁的样子,造成了今年年初驰援武汉时,江苏省是以市甚至是以区以县为单位出发驰援,好一个"内斗"大省。也是因为如此它才获得了"散装江苏"的称号。
其中南京作为其省会,更是被着重调侃的对象。而网上"安徽省会南京"的梗,也再次被翻出来。
这种说法与古代历史颇有关系。
中国的行省制度初见于元代,当时元朝的地理位置辽阔,为了便于管理,便以山河为界限划分各个区域,制定中国现代省级的划分也有当时划分的影子。
到了明朝,整体上延续了元代的行省制度,划分的区域位置没有多大的改变,只是变了一些称呼,明朝时候的南京被定为其首都。
那时南京的权利范围包括江苏和安徽两省,彼时的南京还被叫做南直隶,名字简单明了跟字面上的意思相差无几,南方的"直隶"也就是都城的意思。
正是因为其作为明朝的首都,经济繁荣人口众多,且文化多元,得天独厚的优势富甲一方。其周边的城市也因为与首都紧邻,且自身的地理位置优越,各种贸易航运往来不绝,相继地发展起来,为现代该地经济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的南京与如今的北京地位相当,正是因为其独特的地位,致使它坐拥整个国家最多的财富和最多元的文化,而江苏和安徽当时只能算是它手下的小弟,但由此可见,安徽和南京的历史渊源颇为深厚。
要说当时的南京发展势头有多么迅猛,仅看文化一方面就可见一斑。以当时的科举为例,南直隶当时拥有的江南贡院,无论是办学规模还是其自身的占地面积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算是明朝文化教育的中心,而活跃在朝廷之中的官员也有接近一半是来自该书院。
现今江苏的文化总共有三种大文化组成,分别以徐州的中原文化、南京的江淮文化和苏州吴文化为中心,而南京地理位置上与安徽十分接近,还有明代的那一段历史,因此比起拥有三种主流文化的江苏,安徽与南京的文化更为相似。
宋朝的时候,将当时统一的汉地划分为了江南、两浙路、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江南包括苏南和浙北,两浙路的治所为越州,之后更改为杭州。
而南京正是江南东路的首府,掌管着宣州、徽州和池州等,虽然江南东路和西路管辖的州际频繁变化,但南京与安徽的关系的确紧密。当时的徽州和宣州成为了如今安徽省的一部分,因此调侃南京是安徽的省份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
南京曾单独担任安徽省省会近百年
清朝的行政区划分比较混乱,但其延续了明朝的行政制度,只是将南直隶改为了江南省。
当时的清廷为了巩固自己来之不易的权利,防止明朝的残余势力奋起反抗,考虑到曾经的南直隶是全国的政治金融中心,导致江南省极为的发达,这里的汉人势力更加的活跃,其背后还靠有富商支持,活动经费充足,种种原因让清廷十分的忌惮。
当时的江南省的富裕跟现今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涵盖有如今的江苏省、上海市和安徽省,看这三省市如今的发展就可以想象当时是怎样的盛况。
那时仅江南省一个省交给皇帝的税收就占据了全国税收的近三分之一,而经济的发达也致使该地的政治特别的活跃,科考之时此地的考生能够占据榜上半数的名额。于是有了那句"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可以说当时清朝版图上难有能与之匹敌的省份。而这个明朝汉人盘踞多日的地带,有钱又有人,一旦被有心人所鼓动,清廷的政权恐怕会旁落。
为了防止"反清复明"的声音动摇清廷的根基,上位者决定将此地进行分割。在1661年江南省被分为江南左、右布政司,也就是从中心对开,一分为二,江苏和安徽成为了两个独立的省。
可不知道是清政府故意为之还是管理混乱,本应该各个省份的省会都是自己的省市,安徽偏偏当了个例外。一直从清朝建都以来,直到乾隆时期接近百年的时间,安徽的省会都不是自己的市,而是南京。南京当时被叫做江宁,也就是两江总督的所在之地。
当时安徽的学子参加需要在各省省府考试的乡试,都需要前往南京,这样一来就显得划分不是特别合理,乾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将安徽的省市迁回了安庆,从1677年到1760年,仅是清朝时期南京就担任安徽的省会近百年。
江苏和安徽曾"在一起"了三百年,而南京当安徽的省份也有近三百年(明朝两百多年加上清朝近百年),要说将安徽和南京两者硬生生分开来讲,摒弃两者的"前世渊源",倒显得有些残忍了。
毕竟历史上的安徽和南京,甚至安徽和江苏都是无法分割的,曾有一段共同的历史,总有些是一直传承下来的。
安徽南京"再续前缘"
如今大家调侃南京是安徽的省会,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南京对江苏的影响力还不如对安徽的影响力大,看起来南京倒不像是江苏的而是安徽的了。而有着三百多年"感情"的南京和安徽,曾经"被迫分离",如今又"再续前缘"。
他们"再续前缘"的契机就是"南京都市圈",这是新时代背景下为了各省市之间协调发展而建立起的以南京为中心的经济圈,旨在以南京为中心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
令人惊奇的是,这其中有一半安徽的城市,南京不仅成功与安徽"再续前缘",也成为了中国"最早" 的跨省经济圈。不怪网友们会调侃,南京是安徽的省市,因为他发展经济都不忘带上"老朋友"。
现今该都市圈拥有江苏省的四个城市,还包括了安徽的四个城市,并且城市还在不断增加中。这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跨省都市圈,且他们到南京也就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现在都市圈有六万多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三千六百多万,生产总值达到三亿,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了带动南京周边城市发展的一大"发动机"。
所以南京被戏称"徽京"不仅有历史原因,还与当代有着巨大的联系。其实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南京这座六朝古都的城市影响力巨大,对周边省市的辐射强,这对南京今后的发展肯定是利大于弊的。
但同时安徽的市级单位也不应该仅是"愤怒",而应该积极发展自身的经济势力,稳扎稳打求发展。
合作共赢,南京与安徽的故事未完待续
现今的社会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固步自封绝不能前进,合作共赢才是新的趋势。南京的实力是由六朝古都的历史而积攒起来的,但现今南京本土的发展已经趋近于饱和,这时候利用其自身的优势,积极动员身边的"伙伴"加入到发展中的队伍中来,南京才有可能走向更高的平台。
南京与安徽的渊源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而这种历史不应该成为两座城市发展的包袱,而应该成为助推力,利用这一本是同源的文化优势,地方交流的畅达,积极合作携手共进。
就跟现今的重庆与四川一样,虽然重庆独立成为了一个直辖市,从政治的角度看,它跟四川省的地位相同,但从历史的角度看,重庆一直是四川下属的市,但两地的交通已经日趋完善,经济交流频繁,相互影响带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南京如今带动安徽的小伙伴在一个都市圈,续写着南京和安徽的故事,期待未来的安徽能和江苏一起比肩!#垂直领域点亮计划#
南京是中国的极有韵味的一座城市,当游客乘一游船荡漾在秦淮河间,会感到一阵时空的错乱,六朝古都的风采在那时候尽数显现。这一个沉淀了千年的古城,城市之中的每一处都有着它独特的风韵,都篆刻着历史的痕迹。像一个阅尽天下事的女子,成熟而内敛,满腹经纶气自华。
可这样一个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独特韵味山水风光的城市却在他本来的省会中认同度不高。很多人知道南京,但不知道南京是江苏省的南京,反而认为它是旁边安徽省的南京,这个梗的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故事呢?
江苏安徽本为一体
江苏省是中国东部的一沿海的大省,可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让这一个省极其的"散装",因此总有各种段子调侃江苏的这种"散装"现象。一个拥有十三个市的大省,行动起来却像十三个省,各有各的主张,谁也不服谁。
其根本原因是江苏省的十三个市经济都相对发达,每个市都有自己的特色的风格,光是文化中心就划分了三个大版块,而江苏内部各个市之间有自己的"鄙视链",仅仅是因为喜吃甜还是更爱辣都能让江苏人争得不可开交。
也是因为江苏这谁也管不着谁的样子,造成了今年年初驰援武汉时,江苏省是以市甚至是以区以县为单位出发驰援,好一个"内斗"大省。也是因为如此它才获得了"散装江苏"的称号。
其中南京作为其省会,更是被着重调侃的对象。而网上"安徽省会南京"的梗,也再次被翻出来。
这种说法与古代历史颇有关系。
中国的行省制度初见于元代,当时元朝的地理位置辽阔,为了便于管理,便以山河为界限划分各个区域,制定中国现代省级的划分也有当时划分的影子。
到了明朝,整体上延续了元代的行省制度,划分的区域位置没有多大的改变,只是变了一些称呼,明朝时候的南京被定为其首都。
那时南京的权利范围包括江苏和安徽两省,彼时的南京还被叫做南直隶,名字简单明了跟字面上的意思相差无几,南方的"直隶"也就是都城的意思。
正是因为其作为明朝的首都,经济繁荣人口众多,且文化多元,得天独厚的优势富甲一方。其周边的城市也因为与首都紧邻,且自身的地理位置优越,各种贸易航运往来不绝,相继地发展起来,为现代该地经济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的南京与如今的北京地位相当,正是因为其独特的地位,致使它坐拥整个国家最多的财富和最多元的文化,而江苏和安徽当时只能算是它手下的小弟,但由此可见,安徽和南京的历史渊源颇为深厚。
要说当时的南京发展势头有多么迅猛,仅看文化一方面就可见一斑。以当时的科举为例,南直隶当时拥有的江南贡院,无论是办学规模还是其自身的占地面积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算是明朝文化教育的中心,而活跃在朝廷之中的官员也有接近一半是来自该书院。
现今江苏的文化总共有三种大文化组成,分别以徐州的中原文化、南京的江淮文化和苏州吴文化为中心,而南京地理位置上与安徽十分接近,还有明代的那一段历史,因此比起拥有三种主流文化的江苏,安徽与南京的文化更为相似。
宋朝的时候,将当时统一的汉地划分为了江南、两浙路、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江南包括苏南和浙北,两浙路的治所为越州,之后更改为杭州。
而南京正是江南东路的首府,掌管着宣州、徽州和池州等,虽然江南东路和西路管辖的州际频繁变化,但南京与安徽的关系的确紧密。当时的徽州和宣州成为了如今安徽省的一部分,因此调侃南京是安徽的省份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
南京曾单独担任安徽省省会近百年
清朝的行政区划分比较混乱,但其延续了明朝的行政制度,只是将南直隶改为了江南省。
当时的清廷为了巩固自己来之不易的权利,防止明朝的残余势力奋起反抗,考虑到曾经的南直隶是全国的政治金融中心,导致江南省极为的发达,这里的汉人势力更加的活跃,其背后还靠有富商支持,活动经费充足,种种原因让清廷十分的忌惮。
当时的江南省的富裕跟现今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涵盖有如今的江苏省、上海市和安徽省,看这三省市如今的发展就可以想象当时是怎样的盛况。
那时仅江南省一个省交给皇帝的税收就占据了全国税收的近三分之一,而经济的发达也致使该地的政治特别的活跃,科考之时此地的考生能够占据榜上半数的名额。于是有了那句"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可以说当时清朝版图上难有能与之匹敌的省份。而这个明朝汉人盘踞多日的地带,有钱又有人,一旦被有心人所鼓动,清廷的政权恐怕会旁落。
为了防止"反清复明"的声音动摇清廷的根基,上位者决定将此地进行分割。在1661年江南省被分为江南左、右布政司,也就是从中心对开,一分为二,江苏和安徽成为了两个独立的省。
可不知道是清政府故意为之还是管理混乱,本应该各个省份的省会都是自己的省市,安徽偏偏当了个例外。一直从清朝建都以来,直到乾隆时期接近百年的时间,安徽的省会都不是自己的市,而是南京。南京当时被叫做江宁,也就是两江总督的所在之地。
当时安徽的学子参加需要在各省省府考试的乡试,都需要前往南京,这样一来就显得划分不是特别合理,乾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将安徽的省市迁回了安庆,从1677年到1760年,仅是清朝时期南京就担任安徽的省会近百年。
江苏和安徽曾"在一起"了三百年,而南京当安徽的省份也有近三百年(明朝两百多年加上清朝近百年),要说将安徽和南京两者硬生生分开来讲,摒弃两者的"前世渊源",倒显得有些残忍了。
毕竟历史上的安徽和南京,甚至安徽和江苏都是无法分割的,曾有一段共同的历史,总有些是一直传承下来的。
安徽南京"再续前缘"
如今大家调侃南京是安徽的省会,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南京对江苏的影响力还不如对安徽的影响力大,看起来南京倒不像是江苏的而是安徽的了。而有着三百多年"感情"的南京和安徽,曾经"被迫分离",如今又"再续前缘"。
他们"再续前缘"的契机就是"南京都市圈",这是新时代背景下为了各省市之间协调发展而建立起的以南京为中心的经济圈,旨在以南京为中心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
令人惊奇的是,这其中有一半安徽的城市,南京不仅成功与安徽"再续前缘",也成为了中国"最早" 的跨省经济圈。不怪网友们会调侃,南京是安徽的省市,因为他发展经济都不忘带上"老朋友"。
现今该都市圈拥有江苏省的四个城市,还包括了安徽的四个城市,并且城市还在不断增加中。这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跨省都市圈,且他们到南京也就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现在都市圈有六万多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三千六百多万,生产总值达到三亿,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了带动南京周边城市发展的一大"发动机"。
所以南京被戏称"徽京"不仅有历史原因,还与当代有着巨大的联系。其实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南京这座六朝古都的城市影响力巨大,对周边省市的辐射强,这对南京今后的发展肯定是利大于弊的。
但同时安徽的市级单位也不应该仅是"愤怒",而应该积极发展自身的经济势力,稳扎稳打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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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早报 | 10月29日 星期四
1、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首个区块链通用安全技术行业标准
2、科技赋能贸易金融,汇丰完成外资行首笔区块链福费廷跨行交易
3、宁波携手蚂蚁集团试点“区块链+不动产登记”新模式
4、芜湖自贸区正在探索“区块链+综窗通办”模式
5、重庆区块链财政电子票据试点覆盖300多家市级单位
—内容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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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润庙岭开新花!武隆区羊角街道庙岭村第一书记王锡兵法治扶贫纪事】“看嘛,这些农产品都是村民们纯手工做出来的,抓紧买,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9月18日,在武隆区羊角街道庙岭村村委会广场开展的农产品展销会上,驻村第一书记王锡兵忙着向企业推销村里的特色农产品,一心为村民“带货”。
王锡兵是市委政法委综治督导处干部,今年3月受组织选派至市委政法委扶贫集团驻羊角街道庙岭村任第一书记。扶贫攻坚工作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没有满腔热情和吃苦奉献精神是干不好的。早年当过兵,曾在基层政法单位干过,如今在市级政法机关工作的王锡兵潜心基层,短短半年时间里,就从一个人生地不熟的“门外汉”转变成熟悉乡情民意的“田坎书记”。
他在庙岭村坚持以脱贫攻坚法治先行理念,以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大力发挥政法扶贫优势,积极创新,探索“依法治村+产业兴村”脱贫攻坚之路,带领全村50家贫困户199人走出困境,实现整村脱贫。
当好法治教育“宣传员”用法治思维为村民排忧解难
“敢想敢干、拼劲十足、充满爱心,我们的小事,他都当大事来办。”这是庙岭村村民对驻村第一书记王锡兵的印象。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人,既然组织信任、群众需要,我就得全力以赴。”王锡兵说,坚持运用法治思维为村民们排忧解难,既是一名政法干部的职责与义务,更是作为村干部的责任和担当。
刚到村里,王锡兵在走村入户中就发现,村民的法治意识淡薄,邻里之间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小事闹得不可开交,家庭矛盾也时有发生。因此,如何把法治宣传教育融入扶贫工作,发挥自己的“老本行”改善村里的现状,是他到庙岭村时琢磨的第一件事。
万里长征始于足下。王锡兵决定从最简单也最拿手的法治宣传做起。于是,无论工作到哪里,他就把法治观念宣传到哪里,经常深入农社、院坝、田间、地头、果园等,开展面对面的宣传教育,通过朴实的语言、生动的故事讲述法律知识。慢慢地,村里那些家庭关系不和、邻里矛盾冲突、物权界线不清、田土边界不明等问题,均得到有效解决。
贫困户老禹的母亲已至耄耋之年,“返老还童”导致行为越来越乖张,老禹夫妇每天在外面干活回家已很疲惫,对母亲的耐心逐渐降低,甚至对母亲恶言相向,导致母亲在一天夜里离家出走。“从情理上,你长期对母亲不好,其他村民也会看不起你这种行为;从法律的层面,不好好赡养自己的父母,甚至还辱骂母亲,这是违法的……”当晚,王锡兵赶到老禹家,坐在他们夫妇对面,多番教育、劝说,老禹最终羞愧地低下头,出门挨家寻找,连夜找回了母亲。
但王锡兵还不放心,第二天一大早他又来到老禹家回访。“王书记,谢谢您呀,他(儿子)改变很大哩,给我认了错,早上还专门给我做了我爱吃的菜。”一见到王锡兵,老禹的母亲就认出了他,大声跟他打招呼。后来,经过几次回访,老禹的邻居都说他有了很大转变,再也没听见过他辱骂母亲了。
“法治宣传起了很大的效果。”王锡兵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庙岭村已累计组织专题法治讲座4场,制定宣传专栏3期,制发宣传资料万余份,院坝法治宣讲5次,入户宣传100余次,受教育人数超过1000人次,宣传覆盖面达98%。
当好依法治村“领航员”固强补弱争创法治示范村
“建立好一个坚强的党支部,才能激活贫困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同心同向,一起打赢脱贫攻坚战。”王锡兵把这句话作为驻村工作的座右铭。他说,好班子必然出好成绩。
他坚持把依法治村、民主决策、科学管理和促进村社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当作抓手,通过抓班子、带队伍、打基础入手。他坚持一手抓党建、一手抓法治,凡是村支两委班子成员必须当先锋,凡是驻村工作队员必须当模范,凡是党员干部必须当战士。
该村党支部书记龚林向记者介绍,王锡兵发挥政法职能,带领支部,持续发力,在全村创办了2个法治大院、2个评礼堂、2个法律讲堂、1条法治公路、1个法治学校、1个规范化调解室,成功调解民事纠纷4次,处理各类法律事务10件次。
已逝村民周亮(化名)的宅基地要复垦,其弟弟周权(化名)以及其养女周芳(化名)的户口都在同一户口簿上。周芳嫁至外村,生育一子,目前已离异。得知复垦的消息,周芳认为自己也应该有一份补偿款。但周权觉得,侄女嫁出去后就少有回来看过养父,周亮直至去世都是他在照顾,连其所住的房屋都是自己所盖,因此拒不同意将补偿款分给侄女。一年多来,两边为此事闹得不可开交。
王锡兵在走访中得知后,多次组织村民调解委员会将当事人请到调解室,经过摆事实、查依据、讲政策、明法理,分别进行劝解。
“老周,消消气嘛,小周两岁就生活在你们家,你早把她当成亲侄女看待,加上她现在还带着一个小孩,也不容易……”“小周,你看看,虽然你的户口还在这边,但是你养父一直是你幺爸在照顾,他住的房子也是你幺爸修建的……”就这样,在王锡兵的多番劝解下,双方当事人均表示认同调解协议,由周权适当补偿给周芳,经当事人签字,加盖村调委会公章,分别留存备查。如今,双方当事人和好如初,修复了亲戚关系。
“要不是王书记,我们那个复垦现在都还没弄好,我们叔侄的关系也还是僵起的,真的很感谢他。”周权逢人就说王锡兵的好。
良好民风润物无声。王锡兵组织村民代表和党员干部对村规民约进行了全面修改完善,做成界碑,让路人皆知,让村民铭记。每月对环境卫生、遵纪守法、家风良俗、村规民约、文明诚信等及时开展考核评比。自活动开展以来,实现了"无打架斗欧、无违法乱纪、无家风不正、无行为不端、无欺瞒哄骗"的“五无”乱象发生。
当好脱贫攻坚“战斗员”带领整村脱贫走上致富路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自从来到羊角街道庙岭村,王锡兵就把自己当成村里人,深深地扎根在了这里。
他住在村、吃在村、行在村,利用两周时间,实地走访全村7个社125户384人次,包括村组党员干部、种养大户、残疾家庭、贫困人口等,对耕地面积、集体资产、畜牲养殖、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旅游资源等方面进行深入调查。他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6个小时,很快就完成了村集体经济发展规划,并在羊角镇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被作为规划范本在全镇推广。
王锡兵带领村支两委班子与驻村工作队,在全面摸清全村贫困户致贫原因、政策享受、产业扶持、对口帮扶、生活现状等情况的基础上,对50家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责任承包,逐户逐人开展对接帮扶,建立每日走访汇报、每周分析调判、每月抽样调查等机制,确保199名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得到彻底解决。
在贫困户郑世甫家里,王锡兵一呆就是半天,看环境、查收入、清库存、找问题、想方法……驻村1个月,他就工作30天,时刻琢磨着如何带领村民们走上致富路。
根据村里的实情,王锡兵发现,种红苕能脱贫。于是,他反复给村社干部做工作,给当地村民做宣传,给贫困家庭做动员,通过宣传发动、面对面沟通,共动员全村350余户家庭栽种红苕,种植面积超过2500亩,超出目标任务250%,贫困户家庭种植率达100%,每户种植面积在4亩以上。
“今年政府好,红苕种子、肥料全部都免费送到家,请书记放心,我们一定会把它们种好的,争取多挣点钱,摘掉贫困户的帽子”,这是贫困户王廷清的肺腑之言。
一身尘土,满是疲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全村50家贫困户199人全部走出困境,实现整村脱贫。
“扶贫工作,永远在路上。”王锡兵说,脱贫不是目的,致富才是目标。精准扶贫,产业先行。他辗转联系羊角豆干老板谢敬忠与重庆多家知名企业负责人成立庙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采取“合作社+公司+农户”的模式,发展肉牛养殖加工产业,村合作联社以土地流转入股固定分红,组织本地村民大面积种植牛草——甜高梁,每亩可产牛草13~18吨,按400元一吨计算,每亩收入在6000元左右。目前,3个农业社种植牛草已超过1500亩,预计种植户年收入在4万元以上。
羊角街道庙岭村距离武隆城区28公里处,海拔600米至1500米,该地光照时间长、土壤肥沃、温差较大,非常适合果树生长。全村开展“一村一品”,以庙岭为特色的李子、桃子、枣子、梨子、板栗、枇杷等高山水果种植因技术缺乏,一直没能大面积推广。为突破种植瓶颈,他积极协调市农委、科委以及社科院的专家教授专门到村里现场指导,培训栽培技术,传授种植经验,共培育专业水果种植大户3家,产值超过100万元。今年,种桃大户汤家红望着硕果累累的红色脆桃有感而发:“今年多亏了王书记请专家来上门指导,我的桃子终于卖出了好价钱!”(记者 杨雪)
王锡兵是市委政法委综治督导处干部,今年3月受组织选派至市委政法委扶贫集团驻羊角街道庙岭村任第一书记。扶贫攻坚工作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没有满腔热情和吃苦奉献精神是干不好的。早年当过兵,曾在基层政法单位干过,如今在市级政法机关工作的王锡兵潜心基层,短短半年时间里,就从一个人生地不熟的“门外汉”转变成熟悉乡情民意的“田坎书记”。
他在庙岭村坚持以脱贫攻坚法治先行理念,以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大力发挥政法扶贫优势,积极创新,探索“依法治村+产业兴村”脱贫攻坚之路,带领全村50家贫困户199人走出困境,实现整村脱贫。
当好法治教育“宣传员”用法治思维为村民排忧解难
“敢想敢干、拼劲十足、充满爱心,我们的小事,他都当大事来办。”这是庙岭村村民对驻村第一书记王锡兵的印象。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人,既然组织信任、群众需要,我就得全力以赴。”王锡兵说,坚持运用法治思维为村民们排忧解难,既是一名政法干部的职责与义务,更是作为村干部的责任和担当。
刚到村里,王锡兵在走村入户中就发现,村民的法治意识淡薄,邻里之间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小事闹得不可开交,家庭矛盾也时有发生。因此,如何把法治宣传教育融入扶贫工作,发挥自己的“老本行”改善村里的现状,是他到庙岭村时琢磨的第一件事。
万里长征始于足下。王锡兵决定从最简单也最拿手的法治宣传做起。于是,无论工作到哪里,他就把法治观念宣传到哪里,经常深入农社、院坝、田间、地头、果园等,开展面对面的宣传教育,通过朴实的语言、生动的故事讲述法律知识。慢慢地,村里那些家庭关系不和、邻里矛盾冲突、物权界线不清、田土边界不明等问题,均得到有效解决。
贫困户老禹的母亲已至耄耋之年,“返老还童”导致行为越来越乖张,老禹夫妇每天在外面干活回家已很疲惫,对母亲的耐心逐渐降低,甚至对母亲恶言相向,导致母亲在一天夜里离家出走。“从情理上,你长期对母亲不好,其他村民也会看不起你这种行为;从法律的层面,不好好赡养自己的父母,甚至还辱骂母亲,这是违法的……”当晚,王锡兵赶到老禹家,坐在他们夫妇对面,多番教育、劝说,老禹最终羞愧地低下头,出门挨家寻找,连夜找回了母亲。
但王锡兵还不放心,第二天一大早他又来到老禹家回访。“王书记,谢谢您呀,他(儿子)改变很大哩,给我认了错,早上还专门给我做了我爱吃的菜。”一见到王锡兵,老禹的母亲就认出了他,大声跟他打招呼。后来,经过几次回访,老禹的邻居都说他有了很大转变,再也没听见过他辱骂母亲了。
“法治宣传起了很大的效果。”王锡兵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庙岭村已累计组织专题法治讲座4场,制定宣传专栏3期,制发宣传资料万余份,院坝法治宣讲5次,入户宣传100余次,受教育人数超过1000人次,宣传覆盖面达98%。
当好依法治村“领航员”固强补弱争创法治示范村
“建立好一个坚强的党支部,才能激活贫困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同心同向,一起打赢脱贫攻坚战。”王锡兵把这句话作为驻村工作的座右铭。他说,好班子必然出好成绩。
他坚持把依法治村、民主决策、科学管理和促进村社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当作抓手,通过抓班子、带队伍、打基础入手。他坚持一手抓党建、一手抓法治,凡是村支两委班子成员必须当先锋,凡是驻村工作队员必须当模范,凡是党员干部必须当战士。
该村党支部书记龚林向记者介绍,王锡兵发挥政法职能,带领支部,持续发力,在全村创办了2个法治大院、2个评礼堂、2个法律讲堂、1条法治公路、1个法治学校、1个规范化调解室,成功调解民事纠纷4次,处理各类法律事务10件次。
已逝村民周亮(化名)的宅基地要复垦,其弟弟周权(化名)以及其养女周芳(化名)的户口都在同一户口簿上。周芳嫁至外村,生育一子,目前已离异。得知复垦的消息,周芳认为自己也应该有一份补偿款。但周权觉得,侄女嫁出去后就少有回来看过养父,周亮直至去世都是他在照顾,连其所住的房屋都是自己所盖,因此拒不同意将补偿款分给侄女。一年多来,两边为此事闹得不可开交。
王锡兵在走访中得知后,多次组织村民调解委员会将当事人请到调解室,经过摆事实、查依据、讲政策、明法理,分别进行劝解。
“老周,消消气嘛,小周两岁就生活在你们家,你早把她当成亲侄女看待,加上她现在还带着一个小孩,也不容易……”“小周,你看看,虽然你的户口还在这边,但是你养父一直是你幺爸在照顾,他住的房子也是你幺爸修建的……”就这样,在王锡兵的多番劝解下,双方当事人均表示认同调解协议,由周权适当补偿给周芳,经当事人签字,加盖村调委会公章,分别留存备查。如今,双方当事人和好如初,修复了亲戚关系。
“要不是王书记,我们那个复垦现在都还没弄好,我们叔侄的关系也还是僵起的,真的很感谢他。”周权逢人就说王锡兵的好。
良好民风润物无声。王锡兵组织村民代表和党员干部对村规民约进行了全面修改完善,做成界碑,让路人皆知,让村民铭记。每月对环境卫生、遵纪守法、家风良俗、村规民约、文明诚信等及时开展考核评比。自活动开展以来,实现了"无打架斗欧、无违法乱纪、无家风不正、无行为不端、无欺瞒哄骗"的“五无”乱象发生。
当好脱贫攻坚“战斗员”带领整村脱贫走上致富路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自从来到羊角街道庙岭村,王锡兵就把自己当成村里人,深深地扎根在了这里。
他住在村、吃在村、行在村,利用两周时间,实地走访全村7个社125户384人次,包括村组党员干部、种养大户、残疾家庭、贫困人口等,对耕地面积、集体资产、畜牲养殖、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旅游资源等方面进行深入调查。他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6个小时,很快就完成了村集体经济发展规划,并在羊角镇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被作为规划范本在全镇推广。
王锡兵带领村支两委班子与驻村工作队,在全面摸清全村贫困户致贫原因、政策享受、产业扶持、对口帮扶、生活现状等情况的基础上,对50家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责任承包,逐户逐人开展对接帮扶,建立每日走访汇报、每周分析调判、每月抽样调查等机制,确保199名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得到彻底解决。
在贫困户郑世甫家里,王锡兵一呆就是半天,看环境、查收入、清库存、找问题、想方法……驻村1个月,他就工作30天,时刻琢磨着如何带领村民们走上致富路。
根据村里的实情,王锡兵发现,种红苕能脱贫。于是,他反复给村社干部做工作,给当地村民做宣传,给贫困家庭做动员,通过宣传发动、面对面沟通,共动员全村350余户家庭栽种红苕,种植面积超过2500亩,超出目标任务250%,贫困户家庭种植率达100%,每户种植面积在4亩以上。
“今年政府好,红苕种子、肥料全部都免费送到家,请书记放心,我们一定会把它们种好的,争取多挣点钱,摘掉贫困户的帽子”,这是贫困户王廷清的肺腑之言。
一身尘土,满是疲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全村50家贫困户199人全部走出困境,实现整村脱贫。
“扶贫工作,永远在路上。”王锡兵说,脱贫不是目的,致富才是目标。精准扶贫,产业先行。他辗转联系羊角豆干老板谢敬忠与重庆多家知名企业负责人成立庙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采取“合作社+公司+农户”的模式,发展肉牛养殖加工产业,村合作联社以土地流转入股固定分红,组织本地村民大面积种植牛草——甜高梁,每亩可产牛草13~18吨,按400元一吨计算,每亩收入在6000元左右。目前,3个农业社种植牛草已超过1500亩,预计种植户年收入在4万元以上。
羊角街道庙岭村距离武隆城区28公里处,海拔600米至1500米,该地光照时间长、土壤肥沃、温差较大,非常适合果树生长。全村开展“一村一品”,以庙岭为特色的李子、桃子、枣子、梨子、板栗、枇杷等高山水果种植因技术缺乏,一直没能大面积推广。为突破种植瓶颈,他积极协调市农委、科委以及社科院的专家教授专门到村里现场指导,培训栽培技术,传授种植经验,共培育专业水果种植大户3家,产值超过100万元。今年,种桃大户汤家红望着硕果累累的红色脆桃有感而发:“今年多亏了王书记请专家来上门指导,我的桃子终于卖出了好价钱!”(记者 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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