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 跨越八十九载 英雄豪情犹壮 靖远起义：红色热土上激荡的革命号角】
即便硝烟已消散在苍松翠柏间，杀敌的呐喊声也早已随黄河之水滚滚而去，行走在白银市平川区水泉堡和山下的水泉村，仿佛仍能听到当年的枪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革命初心和英雄豪情。
这是一个与旗帜有关的日子——1932年5月6日。当时辖属靖远县、如今辖属平川区的打拉池和水泉堡春雷骤响，靖远起义部队在这方土地上树起鲜艳的红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甘肃领导的时间较早、历时较长、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从此，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不畏艰险，在红色热土上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
一把铜军号
陈列在平川区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的一把小军号，铜质，通长30厘米、高14厘米、口径11厘米。这是1932年5月靖远起义爆发时游击队使用的。就是这把历经岁月磨蚀依然锃亮如初的军号，见证了那段血与火的战争岁月。
1932年春，陕西省委决定在驻扎于靖远县的陕甘绥靖公署甘肃警备第三旅发动起义，史称靖远起义。5月5日晚，因消息泄露，起义被迫提前进行。张秀山、吕振华等分别带领王子元部的二营五连和一营一连共200余人，兵分两路从靖远县城出发，向打拉池方向行进。
经过一夜急行军，6日凌晨，起义部队会合于打拉池。稍作休息后，张秀山令士兵魏邦定吹响了队伍集结的号声，在打拉池城隍庙宣布起义，正式成立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
由此，打拉池这座建于宋代、势扼陕甘宁交通咽喉的古城被赋予新的内涵，在白银和甘肃革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起义部队在屈吴山麓的郎山台子休整时，被王子元的两个骑兵营围追堵截。经多次厮杀，终因寡不敌众，游击队被敌人的马队冲散。
魏邦定为掩护张秀山等人撤退，因腿部负伤免于被俘。从此，魏邦定隐居周边农村，这把军号就一直保留在他的身边。
记者采访得知，上世纪80年代，时任国家农委主任的张秀山来靖远县寻访，打听到魏邦定的情况。50多年后重逢，回想起当年的战斗情景，两个战友泪流满面。
缅怀是为了更好铭记，祭奠是为了更好继承。站在纪念馆里，回顾气壮山河的峥嵘岁月，革命先辈坚守初心、危难中奋起的故事让人感慨，革命先辈播撒的不畏艰难、奋勇向前的精神火种在新时代焕发出耀眼的光芒，那激荡人心的冲锋号声永远回响在耳畔……
一支左轮手枪
平川区水泉堡，古称金锁关，两边高山雄踞，易守难攻，是历代关防要隘。夏风吹起，水泉堡战斗遗址旁的红旗猎猎作响，古老的土城墙依然雄伟厚重。
“1932年5月25日，第一次起义后陆续聚集到兰州的70多名游击队员，趁着夜色乘羊皮筏子沿黄河顺流而下，在皋兰河口登岸后，于5月30日到达水泉堡。”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副馆长郁映辉告诉记者。
游击队突然到达水泉堡的消息，使敌人大为震惊。6月2日，敌人兵分两路向堡子山发起进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司令张东皎举起左轮手枪，一声令下：“打！”游击队凭借有利地形，将敌人压制在一道山梁后。战斗中，张东皎命令停火，想用政治攻势瓦解敌军。这时，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左腿，鲜血直流。他忍痛按住伤口，继续深入敌阵，动员敌人投降。其间，他不幸又被子弹击中，掉下山梁被擒。敌军副总指挥梁战胜假惺惺地劝道：“张旅长，你叫游击队回去，此事与你无关！”张东皎严词拒绝：“头可断，血可流，想叫我投降，办不到！”敌人恼羞成怒，当场杀害了张东皎。那一年，他29岁。这把手枪，也随着张东皎的牺牲，遗留在了他最后战斗过的地方。
89年过去了，张东皎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仍被人铭记。在水泉一带，至今还传唱着：“张东皎，陕北人，轰轰烈烈有大名。来到靖远插红旗，威震陕甘宁……”
日月换新天
水泉起义后，游击队转战于靖远、海原、会宁、榆中、景泰一带，一路打土豪、济贫户，播撒革命火种。同年7月，游击队再次回到水泉堡，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邻近县的武装民众、国民党及军阀旧部中的进步力量也来投靠，队伍发展壮大到400多人。
游击队在水泉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引起了驻防靖远王云山特务营的注意，在企图收编游击队未果的情况下，特务营倾巢而出，直奔水泉堡。
战斗再一次在水泉堡打响，敌人凭借优良的武器装备疯狂进攻，游击队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终因弹药不足，被围困在堡子里。当晚，大雨倾盆，山洪暴发，游击队乘机沿小堡子北山撤离，逃出了包围圈。
7月23日，游击队员在扎巴岗遭遇了驻景泰一条山冶成章105旅阻击，受到重创。面对多次作战失利，为保存力量，孙作宾、杜润滋等游击队领导人决定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等待时机重新集结。
“靖远起义与水泉起义相隔不到一个月，组织领导者是同一批人，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为救国救民、民族振兴，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革命勇气和决心。”郁映辉说。两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唤醒了当地民众的革命意识，播下了革命火种，对我党在靖远地区乃至甘肃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89年后的今天，铁路、国道从水泉村穿过，交通运输一派繁忙，地方经济发展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红旗掩映中的水泉堡肃穆静默，见证了战斗岁月，也见证着天翻地覆的喜人变化。（《白银日报》记者 乔 斌）
责任编辑：王文萱
即便硝烟已消散在苍松翠柏间，杀敌的呐喊声也早已随黄河之水滚滚而去，行走在白银市平川区水泉堡和山下的水泉村，仿佛仍能听到当年的枪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革命初心和英雄豪情。
这是一个与旗帜有关的日子——1932年5月6日。当时辖属靖远县、如今辖属平川区的打拉池和水泉堡春雷骤响，靖远起义部队在这方土地上树起鲜艳的红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甘肃领导的时间较早、历时较长、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从此，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不畏艰险，在红色热土上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
一把铜军号
陈列在平川区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的一把小军号，铜质，通长30厘米、高14厘米、口径11厘米。这是1932年5月靖远起义爆发时游击队使用的。就是这把历经岁月磨蚀依然锃亮如初的军号，见证了那段血与火的战争岁月。
1932年春，陕西省委决定在驻扎于靖远县的陕甘绥靖公署甘肃警备第三旅发动起义，史称靖远起义。5月5日晚，因消息泄露，起义被迫提前进行。张秀山、吕振华等分别带领王子元部的二营五连和一营一连共200余人，兵分两路从靖远县城出发，向打拉池方向行进。
经过一夜急行军，6日凌晨，起义部队会合于打拉池。稍作休息后，张秀山令士兵魏邦定吹响了队伍集结的号声，在打拉池城隍庙宣布起义，正式成立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
由此，打拉池这座建于宋代、势扼陕甘宁交通咽喉的古城被赋予新的内涵，在白银和甘肃革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起义部队在屈吴山麓的郎山台子休整时，被王子元的两个骑兵营围追堵截。经多次厮杀，终因寡不敌众，游击队被敌人的马队冲散。
魏邦定为掩护张秀山等人撤退，因腿部负伤免于被俘。从此，魏邦定隐居周边农村，这把军号就一直保留在他的身边。
记者采访得知，上世纪80年代，时任国家农委主任的张秀山来靖远县寻访，打听到魏邦定的情况。50多年后重逢，回想起当年的战斗情景，两个战友泪流满面。
缅怀是为了更好铭记，祭奠是为了更好继承。站在纪念馆里，回顾气壮山河的峥嵘岁月，革命先辈坚守初心、危难中奋起的故事让人感慨，革命先辈播撒的不畏艰难、奋勇向前的精神火种在新时代焕发出耀眼的光芒，那激荡人心的冲锋号声永远回响在耳畔……
一支左轮手枪
平川区水泉堡，古称金锁关，两边高山雄踞，易守难攻，是历代关防要隘。夏风吹起，水泉堡战斗遗址旁的红旗猎猎作响，古老的土城墙依然雄伟厚重。
“1932年5月25日，第一次起义后陆续聚集到兰州的70多名游击队员，趁着夜色乘羊皮筏子沿黄河顺流而下，在皋兰河口登岸后，于5月30日到达水泉堡。”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副馆长郁映辉告诉记者。
游击队突然到达水泉堡的消息，使敌人大为震惊。6月2日，敌人兵分两路向堡子山发起进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司令张东皎举起左轮手枪，一声令下：“打！”游击队凭借有利地形，将敌人压制在一道山梁后。战斗中，张东皎命令停火，想用政治攻势瓦解敌军。这时，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左腿，鲜血直流。他忍痛按住伤口，继续深入敌阵，动员敌人投降。其间，他不幸又被子弹击中，掉下山梁被擒。敌军副总指挥梁战胜假惺惺地劝道：“张旅长，你叫游击队回去，此事与你无关！”张东皎严词拒绝：“头可断，血可流，想叫我投降，办不到！”敌人恼羞成怒，当场杀害了张东皎。那一年，他29岁。这把手枪，也随着张东皎的牺牲，遗留在了他最后战斗过的地方。
89年过去了，张东皎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仍被人铭记。在水泉一带，至今还传唱着：“张东皎，陕北人，轰轰烈烈有大名。来到靖远插红旗，威震陕甘宁……”
日月换新天
水泉起义后，游击队转战于靖远、海原、会宁、榆中、景泰一带，一路打土豪、济贫户，播撒革命火种。同年7月，游击队再次回到水泉堡，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邻近县的武装民众、国民党及军阀旧部中的进步力量也来投靠，队伍发展壮大到400多人。
游击队在水泉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引起了驻防靖远王云山特务营的注意，在企图收编游击队未果的情况下，特务营倾巢而出，直奔水泉堡。
战斗再一次在水泉堡打响，敌人凭借优良的武器装备疯狂进攻，游击队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终因弹药不足，被围困在堡子里。当晚，大雨倾盆，山洪暴发，游击队乘机沿小堡子北山撤离，逃出了包围圈。
7月23日，游击队员在扎巴岗遭遇了驻景泰一条山冶成章105旅阻击，受到重创。面对多次作战失利，为保存力量，孙作宾、杜润滋等游击队领导人决定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等待时机重新集结。
“靖远起义与水泉起义相隔不到一个月，组织领导者是同一批人，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为救国救民、民族振兴，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革命勇气和决心。”郁映辉说。两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唤醒了当地民众的革命意识，播下了革命火种，对我党在靖远地区乃至甘肃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89年后的今天，铁路、国道从水泉村穿过，交通运输一派繁忙，地方经济发展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红旗掩映中的水泉堡肃穆静默，见证了战斗岁月，也见证着天翻地覆的喜人变化。（《白银日报》记者 乔 斌）
责任编辑：王文萱
#维权时间#公司用错一词 员工保住劳动关系
误将“解除劳动合同”写成“终止劳动合同”公司用错一词 员工保住劳动关系
当了27年行车工、在距离提前退休年龄仅剩2年的时候，夏慕雁（化名）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于是，公司将她调整到门卫岗位上班。尽管门卫的工作比较轻，但超长的工作时间让她吃不消。后来，她不得不请病假。
病假结束后，夏慕雁要求减少工作时间，但未获公司批准。她则自此数个月没上班，公司便以旷工为由解除其劳动合同。然而，公司误将“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写成“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4条规定的劳动合同终止的情形，夏慕雁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在终止合同之列。因此，她以公司的上述通知书内容不真实、程序形式不合法、引用法律错误为由，请求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公司不服仲裁及一审法院裁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旷工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形，故于5月14日终审判决驳回公司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调岗之后工时延长
员工缺勤构成旷工
夏慕雁说，她于1995年9月通过招工进入公司，此后20多年一直在车间当行车工。由于是高空作业、长期坐在天车里从事吊装作业，其腰部因劳累过度逐渐呈现出病态。2018年11月1日，公司与她重新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限至2021年10月31日止。这个时间，正好是她这个特殊工种作业人员办理提前退休的时间。
2019年1月底，公司根据夏慕雁的身体状况，决定将她调整到门卫室工作。当时，因临近春节，公司安排原门卫人员带薪年休假，她在门卫室的值班时间长达24个小时。起初，她认为门卫室的工作不重，就没说什么。但一个月快过去了，公司也没有给她调休，也没有为她增加工资报酬。她问主管这是怎么回事，得到的答复是她之前休过病假，现在就应该这样上班。
2019年3月23日，夏慕雁以强直性脊柱炎为由向公司请假，公司批准其休假至2019年4月21日。同年4月22日，她再次以相同理由请假，公司批准其休假至2019年5月1日。
2019年10月13日，公司向她下发通知，指明其自2019年5月2日起未到公司报到，也未办理请假手续，接到通知后应在3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否则，将从未上班之日计算旷工时间，并按照《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夏慕雁应公司要求回公司报到，但以门岗上班时间太长，其身体状况不能胜任为由要求重新安排岗位未获准许，也未继续到门卫室上班。
2019年11月6日，公司向夏慕雁邮寄送达《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该通知载明，夏慕雁自2019年5月2日至今未到公司上班，已经通知其本人按照旷工处理。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公司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关系。
终止合同不合规定
仲裁裁决予以撤销
2019年12月5日，夏慕雁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仲裁机构认为，夏慕雁因身体欠佳不能正常工作，但其未履行请假手续构成旷工。由于公司下达的《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不符合法律规定，故裁决予以撤销、双方劳动合同继续履行。
公司不服劳动仲裁裁决，诉至一审法院。
庭审中，夏慕雁辩称，其在公司从事行车工的工作属于高空作业，是特殊、有害工种，按相关法律规定45周岁就可以正式退休，其到2021年10月5日将达到45周岁。2016年，她因工作劳累患上多种疾病，屡次请求公司予以调岗，公司于2019年1月未经培训便将她安排到门卫室工作。
夏慕雁说，针对门卫室人少、工作时间长、待遇低等问题，她曾多次向公司反映，并提出增加人员，但公司拒不解决。直到在门卫室发病，她才请休两次病假。第二次病假到期后，她持医院诊断证明找公司续病假，公司则以医院的证明不算数、病假需厂医批准为由，让她回家等结果。因此，她不存在不请假、不上班的情形，实际情况是公司不顾医嘱，不让她休病假。
夏慕雁提交的录音证据显示，她在2019年10月16日前多次到公司请求安排工作，公司均回复没有岗位。她接到通知后，如期于2019年10月17日上午8点到公司报到，可公司负责人让她：“写辞职报告，办离职手续，不离职按旷工开除。”
“在此期间，公司还多次逼迫我写事假请假单，我不写，公司就让我回家等通知。”夏慕雁说，直到法院审理本案时，她才知道公司让她写事假请假单，目的是想依据公司规章制度扣除其休事假期间的工资、补贴，在事假累计超过60天时按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为由终止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
夏慕雁认为，她不仅未旷工，公司作出的《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也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问题。在该通知书上，公司没有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4条规定，在通知上载明“劳动合同期限、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等内容。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4条规定的劳动合同终止的情形，其所谓的旷工行为不在其中，该通知书内容不真实，程序、形式不合法，引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解除终止内涵不同
公司通知不具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夏慕雁与公司之间的争议焦点是其是否存在旷工事实，对公司下达的《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如何理解。
关于旷工一事，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在2019年3月23日至5月1日期间，夏慕雁经公司批准休假40天。此后，其未再向公司提交医疗机构诊断证明及需要休息的医嘱，也无证据证明其履行请假手续。
根据夏慕雁提交的录音录像可知，其于2019年10月17日和11月8日在公司争执的内容是：她认为门岗岗位3人中有1人请假，其上班时间过长，要求公司重新安排适合岗位。公司认为，门岗已属于最为轻松的岗位，在其身体可以上班的情况下却未履行请假手续或请假未获批准便不上班，该行为已构成旷工。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仲裁裁决书认定夏慕雁的行为属于旷工并无不妥。
《劳动合同法》第4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一）劳动合同期满的；（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三）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五）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除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按照公司的主张，其以夏慕雁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但其下达《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属于程序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公司在庭审中解释其本意是解除劳动合同，且该通知书的内容也是解除，不会造成夏慕雁误解。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夏慕雁而言，其作为普通劳动者而非专业法律人士，无法从性质上辨别“终止”和“解除”的本质区别，且该两种形式分别由《劳动合同法》第44条和第39条规定，属于不同性质的不再履行劳动合同的方式。因此，对于公司的上述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判决公司和夏慕雁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公司以夏慕雁旷工为由向其邮寄送达《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且通知书内容也表述为终止劳动关系，但旷工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44条规定的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形，故夏慕雁要求撤销该通知书，继续上班，一审予以支持，判决双方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并无不当。因公司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据《劳动午报》报道 劳动午报记者 赵新政）
误将“解除劳动合同”写成“终止劳动合同”公司用错一词 员工保住劳动关系
当了27年行车工、在距离提前退休年龄仅剩2年的时候，夏慕雁（化名）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于是，公司将她调整到门卫岗位上班。尽管门卫的工作比较轻，但超长的工作时间让她吃不消。后来，她不得不请病假。
病假结束后，夏慕雁要求减少工作时间，但未获公司批准。她则自此数个月没上班，公司便以旷工为由解除其劳动合同。然而，公司误将“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写成“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4条规定的劳动合同终止的情形，夏慕雁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在终止合同之列。因此，她以公司的上述通知书内容不真实、程序形式不合法、引用法律错误为由，请求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公司不服仲裁及一审法院裁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旷工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形，故于5月14日终审判决驳回公司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调岗之后工时延长
员工缺勤构成旷工
夏慕雁说，她于1995年9月通过招工进入公司，此后20多年一直在车间当行车工。由于是高空作业、长期坐在天车里从事吊装作业，其腰部因劳累过度逐渐呈现出病态。2018年11月1日，公司与她重新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限至2021年10月31日止。这个时间，正好是她这个特殊工种作业人员办理提前退休的时间。
2019年1月底，公司根据夏慕雁的身体状况，决定将她调整到门卫室工作。当时，因临近春节，公司安排原门卫人员带薪年休假，她在门卫室的值班时间长达24个小时。起初，她认为门卫室的工作不重，就没说什么。但一个月快过去了，公司也没有给她调休，也没有为她增加工资报酬。她问主管这是怎么回事，得到的答复是她之前休过病假，现在就应该这样上班。
2019年3月23日，夏慕雁以强直性脊柱炎为由向公司请假，公司批准其休假至2019年4月21日。同年4月22日，她再次以相同理由请假，公司批准其休假至2019年5月1日。
2019年10月13日，公司向她下发通知，指明其自2019年5月2日起未到公司报到，也未办理请假手续，接到通知后应在3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否则，将从未上班之日计算旷工时间，并按照《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夏慕雁应公司要求回公司报到，但以门岗上班时间太长，其身体状况不能胜任为由要求重新安排岗位未获准许，也未继续到门卫室上班。
2019年11月6日，公司向夏慕雁邮寄送达《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该通知载明，夏慕雁自2019年5月2日至今未到公司上班，已经通知其本人按照旷工处理。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公司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关系。
终止合同不合规定
仲裁裁决予以撤销
2019年12月5日，夏慕雁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仲裁机构认为，夏慕雁因身体欠佳不能正常工作，但其未履行请假手续构成旷工。由于公司下达的《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不符合法律规定，故裁决予以撤销、双方劳动合同继续履行。
公司不服劳动仲裁裁决，诉至一审法院。
庭审中，夏慕雁辩称，其在公司从事行车工的工作属于高空作业，是特殊、有害工种，按相关法律规定45周岁就可以正式退休，其到2021年10月5日将达到45周岁。2016年，她因工作劳累患上多种疾病，屡次请求公司予以调岗，公司于2019年1月未经培训便将她安排到门卫室工作。
夏慕雁说，针对门卫室人少、工作时间长、待遇低等问题，她曾多次向公司反映，并提出增加人员，但公司拒不解决。直到在门卫室发病，她才请休两次病假。第二次病假到期后，她持医院诊断证明找公司续病假，公司则以医院的证明不算数、病假需厂医批准为由，让她回家等结果。因此，她不存在不请假、不上班的情形，实际情况是公司不顾医嘱，不让她休病假。
夏慕雁提交的录音证据显示，她在2019年10月16日前多次到公司请求安排工作，公司均回复没有岗位。她接到通知后，如期于2019年10月17日上午8点到公司报到，可公司负责人让她：“写辞职报告，办离职手续，不离职按旷工开除。”
“在此期间，公司还多次逼迫我写事假请假单，我不写，公司就让我回家等通知。”夏慕雁说，直到法院审理本案时，她才知道公司让她写事假请假单，目的是想依据公司规章制度扣除其休事假期间的工资、补贴，在事假累计超过60天时按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为由终止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
夏慕雁认为，她不仅未旷工，公司作出的《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也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问题。在该通知书上，公司没有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4条规定，在通知上载明“劳动合同期限、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等内容。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4条规定的劳动合同终止的情形，其所谓的旷工行为不在其中，该通知书内容不真实，程序、形式不合法，引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解除终止内涵不同
公司通知不具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夏慕雁与公司之间的争议焦点是其是否存在旷工事实，对公司下达的《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如何理解。
关于旷工一事，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在2019年3月23日至5月1日期间，夏慕雁经公司批准休假40天。此后，其未再向公司提交医疗机构诊断证明及需要休息的医嘱，也无证据证明其履行请假手续。
根据夏慕雁提交的录音录像可知，其于2019年10月17日和11月8日在公司争执的内容是：她认为门岗岗位3人中有1人请假，其上班时间过长，要求公司重新安排适合岗位。公司认为，门岗已属于最为轻松的岗位，在其身体可以上班的情况下却未履行请假手续或请假未获批准便不上班，该行为已构成旷工。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仲裁裁决书认定夏慕雁的行为属于旷工并无不妥。
《劳动合同法》第4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一）劳动合同期满的；（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三）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五）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除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按照公司的主张，其以夏慕雁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但其下达《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属于程序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公司在庭审中解释其本意是解除劳动合同，且该通知书的内容也是解除，不会造成夏慕雁误解。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夏慕雁而言，其作为普通劳动者而非专业法律人士，无法从性质上辨别“终止”和“解除”的本质区别，且该两种形式分别由《劳动合同法》第44条和第39条规定，属于不同性质的不再履行劳动合同的方式。因此，对于公司的上述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判决公司和夏慕雁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公司以夏慕雁旷工为由向其邮寄送达《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且通知书内容也表述为终止劳动关系，但旷工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44条规定的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形，故夏慕雁要求撤销该通知书，继续上班，一审予以支持，判决双方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并无不当。因公司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据《劳动午报》报道 劳动午报记者 赵新政）
【为什么不愿生孩子？京沪杭这些年轻人的回答，太真实了】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炉，生育率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焦点：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生育水平。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低生育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这届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生育一胎的家庭为何对二胎望而却步？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找了几个在北京、上海、杭州的年轻人聊了聊。
工作和生育，暂时只能二选一
讲述人：冰莹，坐标：上海 29岁 已婚未育
今年1月，我刚跳槽到一家国企，实现了工资上浮30%，年薪终于突破了30万。在跳槽的那一刻，我其实就已经做出了选择，至少近几年内，我都不会生育。
对我而言，生育实在是一项高风险的选择，它意味着永无止境地消耗，要不断投入充足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当下，我们的实力还不足以应对一个孩子的到来。
我和丈夫的家乡都在东北，家里没矿，经济实力仅足以支持我们在家乡买房。但面对上海昂贵的房价，现在，我们连首付都凑不齐。
在上海打拼6年，我们的薪资确实越来越高，但依然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疲于应对。我每天早上8点半上班，晚上8点半以后下班，一天工作12小时，工作节奏很快，中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偶尔，周末还要加班。眼下，我们的生活都还没有进入稳定的阶段，没有办法为一个孩子提供好的生活环境，我也分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给一个孩子。
何况，我本就是做招聘的HR，我太了解在职场上生育给女性可能带来的影响。我正处于工作上升期，一旦我选择生育，就等同放弃了一年的发展机会，因为没有职位和机会会愿意停下来等任何人。在做招聘工作时，但凡同期有更多人可以选择，我都不会选择已婚未育的候选人。包括当时我在跳槽面试时，也经常面对这个问题，面试官不可避免地会问及，“有没有结婚？以及有没有生育的打算？”
我认为，对公司而言，这是很现实的考量。薪资水平和工作强度正相关，公司出高薪，是需要员工能够保证为工作投入足够的精力，而一旦生育，则意味着违背了这条默认的协议。
我去年10月刚结婚，目前，家人还没有开始催生。尽管我现在还没有动生育的念头，但它依然在我的长期规划里，我觉得这是人生必经的历程。出于身体健康的考虑，我打算在33岁以内生育，而在这之前，我想先充分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等生育以后，我恐怕再没有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了。
不止一次掐灭二胎念头，这还真不是钱的事儿
讲述人：英子 坐标：杭州 34岁 目前育有一胎
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要不要赶在35岁之前生个二胎，但不止一次地，我又掐灭了这个念头。
女儿去年上了幼儿园，我和带娃主力——我妈，终于迎来了相对轻松的时光。我妈妈可以每天把娃送到幼儿园后，悠闲地买个菜、遛个弯，回家看几集电视剧；而我，也不用顾忌我妈带娃做饭辛苦，每天下班后提着大包小包的菜火急火燎地赶回家。
所以，我没有勇气重头再来一次：从怀孕开始，孕期反应、各种筛查、疼痛的分娩、频繁地哺乳、破碎的睡眠……再来一次，这些重担大部分还是会压在我一个人头上。
也许你要问，爸爸去哪儿了？凭良心说，我家不算“丧偶式育儿”，孩他爸还算愿意带孩子，但是女性的生理与心理，天然决定了我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工作，而从整个家庭的角度来考虑，生不生二胎，还真不是钱的事。
老一辈总是说，“吃饭能养，吃粥也能养。”我很清楚，我家经济条件不算差，况且，从经济角度来看，多养一个娃可以摊薄成本，包括不会像头胎一样，被各种婴幼儿产品收割智商税；包括旧衣服旧玩具可以共享，以及我们咬牙斥巨资买的学区房，等等。
但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更多了。最大的问题是，生了二胎，谁来带娃？我和老公都是新杭州人，我有本职工作，老公正在创业自顾不暇，只能求助父母。为了替我们带娃，他们只能放弃安闲的退休生活，被迫“老漂”，和我们挤在同一屋檐下，三代同堂。我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养老和医疗问题怎么解决？两家的老人们来帮忙带娃时，有人突发高血压，其他诸如过敏、口腔、感冒发热一类的小毛病也不少，看病自费，可把他们心疼坏了。随着他们年龄渐长，这些问题只会越来越突出。
那么，如果找保姆和社会机构呢？这几年类似新闻层出不穷，保姆素质良莠不齐，缺乏监督约束机制，带娃糊弄还是小事，更可怕的是隐蔽的让孩子吃亏受辱；社会托育机构也被曝出食品安全，或者性质更恶劣的虐童问题等。再不玻璃心的人，看到这样的现状，也只能心里一咯噔。
我很容易就脑补出我生了二胎后，家里鸡飞狗跳的场景。比起养育的复杂与艰辛，孕产的痛苦简直不值一提。还有一种方案，是变成全职妈妈。但家庭收入减少不说，对于我们“85后”这一代来说，个人的生活或人生成就感很重要，一旦全职在家，会冲淡成就感；再说个不好听的，现在离婚率这么高，万一我和老公情感破裂，我的权益如何保障？没有收入来源怎么办？这一系列的问号都摆在我面前。所以二胎，还是再观望观望吧。
不敢生娃，也可能会离开北京回老家
讲述人：小齐，坐标：北京 29岁 结婚两年
我和爱人结婚两年了，下半年或者明年会考虑要孩子。但是一想到生孩子之后要面临的事情，还是会觉得比较痛苦。毕竟生养孩子是两个概念，生是一个概念，养又是另一个概念。教养孩子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
我们都是独生子女，从外地到北京打拼。生了孩子之后，上有老下有小，照顾起来会很有压力。两边老人的身体状况不算特别好，万一哪个老人需要住院，我们怎么去分工也是一个问题。必要的时候，我们之中的一方甚至可能会牺牲工作。
照顾老小对我来说是一项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工作。我们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找保姆或者护工，但是问题还是比较大。第一个就是经济问题，本身养孩子就有很大的开支，找护工就更难以负担。而且没有血缘关系总归是不太信任，和自己家人还是不一样。对于保姆来说，照顾孩子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比如孩子需要睡觉，会哭闹，保姆很可能采取并不适合的方式哄睡。再一个，照顾孩子会涉及到“教”和“养”的问题，尤其在孩子小时，周围人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重要。目前我们国家从事护工这个行业的人，受教育程度水平一般不会太高，水平比较高的，我又负担不起。
孩子再大一些，还会面临上学问题。北京目前幼升小主要还是采取划片儿的政策，非京籍家长需要上交很多材料，材料审核也比较严格。我们不是北京户口，还没有自己的住房，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而且我们现在住在东五环外，教育资源不算很丰富。虽然我对孩子的教育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也希望他能够拥有更好的教育环境。
我和爱人现在商量着，可能过几年会离开北京，回到青岛去，一方面方便照顾老人，另一方面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更好解决。（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记者 张蓉 黄小星 通讯员 刘玉涵）
这届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生育一胎的家庭为何对二胎望而却步？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找了几个在北京、上海、杭州的年轻人聊了聊。
工作和生育，暂时只能二选一
讲述人：冰莹，坐标：上海 29岁 已婚未育
今年1月，我刚跳槽到一家国企，实现了工资上浮30%，年薪终于突破了30万。在跳槽的那一刻，我其实就已经做出了选择，至少近几年内，我都不会生育。
对我而言，生育实在是一项高风险的选择，它意味着永无止境地消耗，要不断投入充足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当下，我们的实力还不足以应对一个孩子的到来。
我和丈夫的家乡都在东北，家里没矿，经济实力仅足以支持我们在家乡买房。但面对上海昂贵的房价，现在，我们连首付都凑不齐。
在上海打拼6年，我们的薪资确实越来越高，但依然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疲于应对。我每天早上8点半上班，晚上8点半以后下班，一天工作12小时，工作节奏很快，中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偶尔，周末还要加班。眼下，我们的生活都还没有进入稳定的阶段，没有办法为一个孩子提供好的生活环境，我也分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给一个孩子。
何况，我本就是做招聘的HR，我太了解在职场上生育给女性可能带来的影响。我正处于工作上升期，一旦我选择生育，就等同放弃了一年的发展机会，因为没有职位和机会会愿意停下来等任何人。在做招聘工作时，但凡同期有更多人可以选择，我都不会选择已婚未育的候选人。包括当时我在跳槽面试时，也经常面对这个问题，面试官不可避免地会问及，“有没有结婚？以及有没有生育的打算？”
我认为，对公司而言，这是很现实的考量。薪资水平和工作强度正相关，公司出高薪，是需要员工能够保证为工作投入足够的精力，而一旦生育，则意味着违背了这条默认的协议。
我去年10月刚结婚，目前，家人还没有开始催生。尽管我现在还没有动生育的念头，但它依然在我的长期规划里，我觉得这是人生必经的历程。出于身体健康的考虑，我打算在33岁以内生育，而在这之前，我想先充分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等生育以后，我恐怕再没有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了。
不止一次掐灭二胎念头，这还真不是钱的事儿
讲述人：英子 坐标：杭州 34岁 目前育有一胎
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要不要赶在35岁之前生个二胎，但不止一次地，我又掐灭了这个念头。
女儿去年上了幼儿园，我和带娃主力——我妈，终于迎来了相对轻松的时光。我妈妈可以每天把娃送到幼儿园后，悠闲地买个菜、遛个弯，回家看几集电视剧；而我，也不用顾忌我妈带娃做饭辛苦，每天下班后提着大包小包的菜火急火燎地赶回家。
所以，我没有勇气重头再来一次：从怀孕开始，孕期反应、各种筛查、疼痛的分娩、频繁地哺乳、破碎的睡眠……再来一次，这些重担大部分还是会压在我一个人头上。
也许你要问，爸爸去哪儿了？凭良心说，我家不算“丧偶式育儿”，孩他爸还算愿意带孩子，但是女性的生理与心理，天然决定了我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工作，而从整个家庭的角度来考虑，生不生二胎，还真不是钱的事。
老一辈总是说，“吃饭能养，吃粥也能养。”我很清楚，我家经济条件不算差，况且，从经济角度来看，多养一个娃可以摊薄成本，包括不会像头胎一样，被各种婴幼儿产品收割智商税；包括旧衣服旧玩具可以共享，以及我们咬牙斥巨资买的学区房，等等。
但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更多了。最大的问题是，生了二胎，谁来带娃？我和老公都是新杭州人，我有本职工作，老公正在创业自顾不暇，只能求助父母。为了替我们带娃，他们只能放弃安闲的退休生活，被迫“老漂”，和我们挤在同一屋檐下，三代同堂。我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养老和医疗问题怎么解决？两家的老人们来帮忙带娃时，有人突发高血压，其他诸如过敏、口腔、感冒发热一类的小毛病也不少，看病自费，可把他们心疼坏了。随着他们年龄渐长，这些问题只会越来越突出。
那么，如果找保姆和社会机构呢？这几年类似新闻层出不穷，保姆素质良莠不齐，缺乏监督约束机制，带娃糊弄还是小事，更可怕的是隐蔽的让孩子吃亏受辱；社会托育机构也被曝出食品安全，或者性质更恶劣的虐童问题等。再不玻璃心的人，看到这样的现状，也只能心里一咯噔。
我很容易就脑补出我生了二胎后，家里鸡飞狗跳的场景。比起养育的复杂与艰辛，孕产的痛苦简直不值一提。还有一种方案，是变成全职妈妈。但家庭收入减少不说，对于我们“85后”这一代来说，个人的生活或人生成就感很重要，一旦全职在家，会冲淡成就感；再说个不好听的，现在离婚率这么高，万一我和老公情感破裂，我的权益如何保障？没有收入来源怎么办？这一系列的问号都摆在我面前。所以二胎，还是再观望观望吧。
不敢生娃，也可能会离开北京回老家
讲述人：小齐，坐标：北京 29岁 结婚两年
我和爱人结婚两年了，下半年或者明年会考虑要孩子。但是一想到生孩子之后要面临的事情，还是会觉得比较痛苦。毕竟生养孩子是两个概念，生是一个概念，养又是另一个概念。教养孩子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
我们都是独生子女，从外地到北京打拼。生了孩子之后，上有老下有小，照顾起来会很有压力。两边老人的身体状况不算特别好，万一哪个老人需要住院，我们怎么去分工也是一个问题。必要的时候，我们之中的一方甚至可能会牺牲工作。
照顾老小对我来说是一项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工作。我们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找保姆或者护工，但是问题还是比较大。第一个就是经济问题，本身养孩子就有很大的开支，找护工就更难以负担。而且没有血缘关系总归是不太信任，和自己家人还是不一样。对于保姆来说，照顾孩子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比如孩子需要睡觉，会哭闹，保姆很可能采取并不适合的方式哄睡。再一个，照顾孩子会涉及到“教”和“养”的问题，尤其在孩子小时，周围人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重要。目前我们国家从事护工这个行业的人，受教育程度水平一般不会太高，水平比较高的，我又负担不起。
孩子再大一些，还会面临上学问题。北京目前幼升小主要还是采取划片儿的政策，非京籍家长需要上交很多材料，材料审核也比较严格。我们不是北京户口，还没有自己的住房，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而且我们现在住在东五环外，教育资源不算很丰富。虽然我对孩子的教育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也希望他能够拥有更好的教育环境。
我和爱人现在商量着，可能过几年会离开北京，回到青岛去，一方面方便照顾老人，另一方面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更好解决。（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记者 张蓉 黄小星 通讯员 刘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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