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景区十几年不给一分工资钱，
领导很重视？请新乡市委李书记帮忙！
我们的劳动成果，被新乡市关山景区使用十几年。十几年来，就是不给一分钱!我们多年多次举报，被告知“文章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可是，2021年已经过去，我们依然没有拿到一分钱!既然“高度重视”，就劳请现新乡市委李卫东书记过问并帮忙!
2008年6月，经人介绍，我来到新乡市关山景区市场部(以王永明为法定代表人)工作，负责景区营销策划。当时说定月工资3000元。当时，关山景区负责人为王永明;财务负责人是他女儿王小芳，市场部负责人是他四弟(王长运)!
来到关山景区后，我们结合关山景区实际情况及当时旅游特点与形势，独家原创提出以“太行至尊灵水世界，华夏第一滑塌奇观”为卖点，从而正式确立了关山景区的旅游特色定位(这一点，一直被抄袭使用，从未被后来者超越)。我们文章，当时发表在各级各大媒T;我们的工作，得到河南省旅游局、新乡市旅游局和旅游界的好评。我们独家策划的关山景区“‘嫦娥下凡’文化套餐庆团圆 ”等活动，曾经获得河南省十大旅游策划达人的荣誉!(上述内容，均有案可查!)
时至今日，我当年给新乡市关山景区做出来的文案内容和劳动成果，新乡市关山景区都在受益和使用(有案可查)!我们独家原创确立的关山景区的旅游特色定位，一直被后来者抄袭使用，从未被后来者超越!
在长达7个月的时间里，竟然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关山景区没有和大家签订劳动合同，更不用说交社保!
就这样，新乡市辉县关山景区自2008年拖欠工资直到今天!
2021年12月8日，我们向全国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直接举报，并向人民Ri报读者来信采访室递交材料。
2021年12月15日，我们从当地人社部门得知，嫌犯王永明注销公司;但新乡关山景区仍在运营!
2021年12月21日16：01，自称“新乡南太行营销中心”的岳Sir以文字形式告诉我们:您发“欠薪十几年不给一分钱……”的文章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2021年12月21日17：40，冬至日傍晚，再次接到新乡当地人社部门的电话，我们被告知：领导让转告，王永明已经注销公司;新乡关山景区仍在运营，但是是2个业主;欠薪问题可以起诉，劳动监察受理期只有两年。领导还让工作人员转告我们，“希望您在发帖的时候，不要写上人社部门，好吧。”最后，这位领导让工作人员转告我们，“诬告的情况下会追究您的法律责任!”我们立即回答：“我欢迎你们立即起诉!你们立马起诉!”
12月23日，我们接到南太行某中心岳Sir电话，被告知，新乡关山景区原财务负责人王小芳说“没有(欠工资)”!
难道说，王小芳的这句话，就是新乡市当地人社部门言必称起诉我们“诬告”的底气?!难道说，王小芳的这句话，就可以抹掉我们署名发表所有的媒T信息?!难道说，王小芳的这句话，就成了金科玉律?!
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被转告的，王小芳的这句“没有(欠工资)”话是真的，她是怎样厚着脸皮说出来的!是此地无银，是掩耳盗铃，还是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
即使王永明注销公司，即使新乡关山景区换了业主，十几年来，我们的劳动成果，新乡关山景区停止使用了吗?!即使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新乡关山景区就不存在了吗?!我们的劳动成果，新乡关山景区使用了十几年，凭什么没有人支付一分钱?!任何一种说辞，难道都可以成为新乡关山景区拖欠工资十几年不给一分钱的理由?!
新乡关山景区拖欠工资十几年不给一分钱的事实，不是他们一句话就可以抹掉的!
我们希望：2021年新乡市的欠薪清零，可以实现;2021年河南的欠薪清零，可以实现!希望今年的欠薪清零，不再被新乡关山景区拖后腿，再次破功!
那么，我们多年多次举报新乡关山景区十几年不给一分工资钱，2021年还被告知“文章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可惜的是，2021年已经过去，我们依然没有拿到一分钱!既然是“高度重视”，就劳请新乡市委李卫东书记过问并帮忙，免得新乡关山景区给新乡旅游和大中原抹黑!在这里，先向李卫东书记的帮忙表示感谢!
我们多次公开声明：
1、我们依法维权，合法讨薪!我们发布的所有内容，全部真实，有案可查，有据可凭。我们所有发布的文字，全部用新Wen标准!
2、我们所有发布的内容，套用新乡当地人社部门的观点，谁有不服，认为是诬告，欢迎立即起诉!
我们求败!
3、我们独家原创确立的关山景区的旅游特色定位等内容，未经我们允许，一直被后来者抄袭使用;所有的抄袭使用，涉嫌侵权，我们保留所有追究的权利!
您的每一次转发，都会增强我们的成功讨薪的机率，更会为净化风气做出贡献!
感谢点赞转发，祝您虎年虎虎生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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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关山景区拖欠工资十几年不给一分钱的事实，不是他们一句话就可以抹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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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全国首份家庭教育令发出：不得让孩子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2022年1月6日，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听到法官念出“被告怠于履行其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时，坐在被告席上的母亲陈某再也抑制不住，隔着口罩抽泣。
最终法院判决抚养权仍然归陈某所有，但对其失职行为依法予以纠正，并发出了一份《家庭教育令》。这是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后全国发出的首份《家庭教育令》。该令规定，陈某不得让8岁孩子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应让孩子与其同住，并由其本人或近亲属亲自养育与陪伴孩子。
父母离婚后
7岁女儿一个人和保姆居住
2021年10月27日，原告胡某向天心法院起诉被告陈某，请求法院判令将婚生女胡某茜的抚养权变更给原告胡某。
法院查明，原告胡某生于1970年，被告陈某生于1984年，两人于2013年4月结婚，均属于再婚。婚后，两人孩子胡某茜出生。两人于2020年8月10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注明，女儿由女方抚养，随同女方生活到18岁，抚养费男方每月支付3000元。位于湖南大学某小区的房子归女儿所有。
原、被告离婚后第一个月，被告与小孩共同居住在上述湖南大学某小区的房屋内。之后，被告再婚，被告从该房屋搬出，另租房屋，因事务繁多，在刚搬出来的两三个星期内未将孩子送去上学。基于此，原告开始为小孩找全托、保姆。自2020年12月10日起至开庭之日止，小孩属于被全托、单独请保姆照顾的状态，现在小孩一个人和保姆居住，期间托管费、保姆费、生活费等费用由原告单独承担，课外兴趣班学费、学校课后班费用，牛奶及零用钱等由被告承担。
法院还查明，原告结婚两次，还育有一个大女儿，大女儿现已上班。原告本人住在距小孩住处20公里的乡下别墅内。周末如果被告没有接，原告就会接小孩共度周末。
被告育有三个孩子，胡某茜是被告所生的第三个孩子，另外两个孩子均由孩子父亲抚养。被告现在月收入3000多元，每月承担3300多元房贷的一半。
尊重女儿意愿
判决其母亲继续履行监护责任
在原被告双方为抚养权争夺不下之时，孩子的意见影响了法院的最终判决。
作出该全国首份家庭教育令的合议庭。
在2020年12月16日的庭审谈话中，法庭询问小孩：“如果你爸爸愿意陪你，你愿意和爸爸一起生活吗？”小孩回答：“愿意”。法庭询问：“爸爸妈妈你更愿意和谁一起生活？”小孩回答：“更愿意和妈妈一点。”
天心法院认为，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在审理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时的首要考虑。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将抚养纠纷中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表述为“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要认知到胡某茜作为儿童，作为本案原告胡某与被告陈某争议的抚养权的具体对象，是权利主体而非权利客体，是权利的真正拥有者，不能只单纯地将孩子作为需要保护的对象。”“胡某茜作为年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父母关系、父母抚养能力及对愿意随同父母哪一方生活已经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与价值衡量选择标准，其庭审中表达的意愿应当予以尊重。”
同时，为实现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最大化，在抚养权纠纷中还应当综合评判父母此前在承担抚养义务、履行监护职责时的具体行为与表现。
本案中，被告陈某离婚后再婚，并带着胡某茜搬到新的出租屋内，致使胡某茜两个星期未能上学。从2021年2月起，胡某茜一直与保姆居住，被告作为被监护人胡某茜母亲，在原告委托全托后，只是周末过去接送孩子，被告并未积极履行其应尽的监护义务，可认定被告怠于履行其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而原告虽然以找全托、请保姆的方式来履行其对小孩胡某茜的抚养与照顾义务，但是原告让小孩胡某茜一个人与保姆单独居住，说明原告胡某只是履行了“养”的义务，但怠于行使“育”即教育、保护的义务。
法院最终认定，鉴于原、被告双方都存在怠于履行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的问题，都对胡某茜的生理、心理与情感需求多有忽视，胡某茜表达出更愿意和其母亲一起共同生活的主观意愿，也考虑到被告有表达出将胡某茜转学以便照顾的主观意愿，结合原、被告《离婚协议书》中胡某茜由被告抚养的约定，还应该再给予胡某茜的母亲一次自我纠错即积极履行其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的机会。如果被告陈某未有效纠错，原告基于法律规定及客观现实，可再次提出抚养权变更诉讼。
最终，天心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胡某的诉讼请求，由被告陈某继续履行监护责任。
对法定监护人发出《家庭教育令》
同时，在判决下达当日，为纠正法定监护人陈某的失职行为，天心法院依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的规定，对陈某发出了一份《家庭教育令》。当事人接受法庭的家庭教育令。
该《家庭教育令》裁定，陈某应多关注胡某茜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具体做法为与学校老师多联系、多沟通，保持与老师至少每周一次的联系频次，了解胡某茜的详细状况；裁定陈某与胡某茜同住，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具体做法为不得让胡某茜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应该与胡某茜同住，由自己或近亲属亲自养育与陪伴胡某茜。
裁定还称，《家庭教育令》有效期一年，在裁定失效前，胡某茜本人或密切接触胡某茜的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家庭教育令》。如义务履行人陈某违反裁定，视情节轻重，予以训诫、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天心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院少年法庭联合教育部门、团委、妇联等单位始终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作为工作重点之一，被共青团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青少年维权岗”荣誉称号。此次发出的《家庭教育令》系我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后全国第一例《家庭教育令》，是严格贯彻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重大探索。该令的出台，是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配合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建立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共同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的创新司法实践；有利于依法纠正父母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来源：人民法院报、澎湃新闻）
最终法院判决抚养权仍然归陈某所有，但对其失职行为依法予以纠正，并发出了一份《家庭教育令》。这是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后全国发出的首份《家庭教育令》。该令规定，陈某不得让8岁孩子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应让孩子与其同住，并由其本人或近亲属亲自养育与陪伴孩子。
父母离婚后
7岁女儿一个人和保姆居住
2021年10月27日，原告胡某向天心法院起诉被告陈某，请求法院判令将婚生女胡某茜的抚养权变更给原告胡某。
法院查明，原告胡某生于1970年，被告陈某生于1984年，两人于2013年4月结婚，均属于再婚。婚后，两人孩子胡某茜出生。两人于2020年8月10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注明，女儿由女方抚养，随同女方生活到18岁，抚养费男方每月支付3000元。位于湖南大学某小区的房子归女儿所有。
原、被告离婚后第一个月，被告与小孩共同居住在上述湖南大学某小区的房屋内。之后，被告再婚，被告从该房屋搬出，另租房屋，因事务繁多，在刚搬出来的两三个星期内未将孩子送去上学。基于此，原告开始为小孩找全托、保姆。自2020年12月10日起至开庭之日止，小孩属于被全托、单独请保姆照顾的状态，现在小孩一个人和保姆居住，期间托管费、保姆费、生活费等费用由原告单独承担，课外兴趣班学费、学校课后班费用，牛奶及零用钱等由被告承担。
法院还查明，原告结婚两次，还育有一个大女儿，大女儿现已上班。原告本人住在距小孩住处20公里的乡下别墅内。周末如果被告没有接，原告就会接小孩共度周末。
被告育有三个孩子，胡某茜是被告所生的第三个孩子，另外两个孩子均由孩子父亲抚养。被告现在月收入3000多元，每月承担3300多元房贷的一半。
尊重女儿意愿
判决其母亲继续履行监护责任
在原被告双方为抚养权争夺不下之时，孩子的意见影响了法院的最终判决。
作出该全国首份家庭教育令的合议庭。
在2020年12月16日的庭审谈话中，法庭询问小孩：“如果你爸爸愿意陪你，你愿意和爸爸一起生活吗？”小孩回答：“愿意”。法庭询问：“爸爸妈妈你更愿意和谁一起生活？”小孩回答：“更愿意和妈妈一点。”
天心法院认为，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在审理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时的首要考虑。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将抚养纠纷中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表述为“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要认知到胡某茜作为儿童，作为本案原告胡某与被告陈某争议的抚养权的具体对象，是权利主体而非权利客体，是权利的真正拥有者，不能只单纯地将孩子作为需要保护的对象。”“胡某茜作为年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父母关系、父母抚养能力及对愿意随同父母哪一方生活已经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与价值衡量选择标准，其庭审中表达的意愿应当予以尊重。”
同时，为实现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最大化，在抚养权纠纷中还应当综合评判父母此前在承担抚养义务、履行监护职责时的具体行为与表现。
本案中，被告陈某离婚后再婚，并带着胡某茜搬到新的出租屋内，致使胡某茜两个星期未能上学。从2021年2月起，胡某茜一直与保姆居住，被告作为被监护人胡某茜母亲，在原告委托全托后，只是周末过去接送孩子，被告并未积极履行其应尽的监护义务，可认定被告怠于履行其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而原告虽然以找全托、请保姆的方式来履行其对小孩胡某茜的抚养与照顾义务，但是原告让小孩胡某茜一个人与保姆单独居住，说明原告胡某只是履行了“养”的义务，但怠于行使“育”即教育、保护的义务。
法院最终认定，鉴于原、被告双方都存在怠于履行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的问题，都对胡某茜的生理、心理与情感需求多有忽视，胡某茜表达出更愿意和其母亲一起共同生活的主观意愿，也考虑到被告有表达出将胡某茜转学以便照顾的主观意愿，结合原、被告《离婚协议书》中胡某茜由被告抚养的约定，还应该再给予胡某茜的母亲一次自我纠错即积极履行其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的机会。如果被告陈某未有效纠错，原告基于法律规定及客观现实，可再次提出抚养权变更诉讼。
最终，天心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胡某的诉讼请求，由被告陈某继续履行监护责任。
对法定监护人发出《家庭教育令》
同时，在判决下达当日，为纠正法定监护人陈某的失职行为，天心法院依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的规定，对陈某发出了一份《家庭教育令》。当事人接受法庭的家庭教育令。
该《家庭教育令》裁定，陈某应多关注胡某茜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具体做法为与学校老师多联系、多沟通，保持与老师至少每周一次的联系频次，了解胡某茜的详细状况；裁定陈某与胡某茜同住，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具体做法为不得让胡某茜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应该与胡某茜同住，由自己或近亲属亲自养育与陪伴胡某茜。
裁定还称，《家庭教育令》有效期一年，在裁定失效前，胡某茜本人或密切接触胡某茜的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家庭教育令》。如义务履行人陈某违反裁定，视情节轻重，予以训诫、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天心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院少年法庭联合教育部门、团委、妇联等单位始终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作为工作重点之一，被共青团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青少年维权岗”荣誉称号。此次发出的《家庭教育令》系我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后全国第一例《家庭教育令》，是严格贯彻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重大探索。该令的出台，是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配合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建立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共同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的创新司法实践；有利于依法纠正父母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来源：人民法院报、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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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法院判决抚养权仍然归陈某所有，但对其失职行为依法予以纠正，并发出了一份《家庭教育令》。这是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后全国发出的首份《家庭教育令》。该令规定，陈某不得让8岁孩子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应让孩子与其同住，并由其本人或近亲属亲自养育与陪伴孩子。
父母离婚后
7岁女儿一个人和保姆居住
2021年10月27日，原告胡某向天心法院起诉被告陈某，请求法院判令将婚生女胡某茜的抚养权变更给原告胡某。
法院查明，原告胡某生于1970年，被告陈某生于1984年，两人于2013年4月结婚，均属于再婚。婚后，两人孩子胡某茜出生。两人于2020年8月10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注明，女儿由女方抚养，随同女方生活到18岁，抚养费男方每月支付3000元。位于湖南大学某小区的房子归女儿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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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12月16日的庭审谈话中，法庭询问小孩：“如果你爸爸愿意陪你，你愿意和爸爸一起生活吗？”小孩回答：“愿意”。法庭询问：“爸爸妈妈你更愿意和谁一起生活？”小孩回答：“更愿意和妈妈一点。”
天心法院认为，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在审理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时的首要考虑。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将抚养纠纷中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表述为“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要认知到胡某茜作为儿童，作为本案原告胡某与被告陈某争议的抚养权的具体对象，是权利主体而非权利客体，是权利的真正拥有者，不能只单纯地将孩子作为需要保护的对象。”“胡某茜作为年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父母关系、父母抚养能力及对愿意随同父母哪一方生活已经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与价值衡量选择标准，其庭审中表达的意愿应当予以尊重。”
同时，为实现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最大化，在抚养权纠纷中还应当综合评判父母此前在承担抚养义务、履行监护职责时的具体行为与表现。
本案中，被告陈某离婚后再婚，并带着胡某茜搬到新的出租屋内，致使胡某茜两个星期未能上学。从2021年2月起，胡某茜一直与保姆居住，被告作为被监护人胡某茜母亲，在原告委托全托后，只是周末过去接送孩子，被告并未积极履行其应尽的监护义务，可认定被告怠于履行其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而原告虽然以找全托、请保姆的方式来履行其对小孩胡某茜的抚养与照顾义务，但是原告让小孩胡某茜一个人与保姆单独居住，说明原告胡某只是履行了“养”的义务，但怠于行使“育”即教育、保护的义务。
法院最终认定，鉴于原、被告双方都存在怠于履行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的问题，都对胡某茜的生理、心理与情感需求多有忽视，胡某茜表达出更愿意和其母亲一起共同生活的主观意愿，也考虑到被告有表达出将胡某茜转学以便照顾的主观意愿，结合原、被告《离婚协议书》中胡某茜由被告抚养的约定，还应该再给予胡某茜的母亲一次自我纠错即积极履行其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的机会。如果被告陈某未有效纠错，原告基于法律规定及客观现实，可再次提出抚养权变更诉讼。
最终，天心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胡某的诉讼请求，由被告陈某继续履行监护责任。
对法定监护人发出《家庭教育令》
同时，在判决下达当日，为纠正法定监护人陈某的失职行为，天心法院依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的规定，对陈某发出了一份《家庭教育令》。当事人接受法庭的家庭教育令。
该《家庭教育令》裁定，陈某应多关注胡某茜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具体做法为与学校老师多联系、多沟通，保持与老师至少每周一次的联系频次，了解胡某茜的详细状况；裁定陈某与胡某茜同住，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具体做法为不得让胡某茜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应该与胡某茜同住，由自己或近亲属亲自养育与陪伴胡某茜。
裁定还称，《家庭教育令》有效期一年，在裁定失效前，胡某茜本人或密切接触胡某茜的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家庭教育令》。如义务履行人陈某违反裁定，视情节轻重，予以训诫、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天心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院少年法庭联合教育部门、团委、妇联等单位始终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作为工作重点之一，被共青团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青少年维权岗”荣誉称号。此次发出的《家庭教育令》系我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后全国第一例《家庭教育令》，是严格贯彻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重大探索。该令的出台，是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配合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建立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共同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的创新司法实践；有利于依法纠正父母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来源：人民法院报、澎湃新闻）
最终法院判决抚养权仍然归陈某所有，但对其失职行为依法予以纠正，并发出了一份《家庭教育令》。这是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后全国发出的首份《家庭教育令》。该令规定，陈某不得让8岁孩子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应让孩子与其同住，并由其本人或近亲属亲自养育与陪伴孩子。
父母离婚后
7岁女儿一个人和保姆居住
2021年10月27日，原告胡某向天心法院起诉被告陈某，请求法院判令将婚生女胡某茜的抚养权变更给原告胡某。
法院查明，原告胡某生于1970年，被告陈某生于1984年，两人于2013年4月结婚，均属于再婚。婚后，两人孩子胡某茜出生。两人于2020年8月10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注明，女儿由女方抚养，随同女方生活到18岁，抚养费男方每月支付3000元。位于湖南大学某小区的房子归女儿所有。
原、被告离婚后第一个月，被告与小孩共同居住在上述湖南大学某小区的房屋内。之后，被告再婚，被告从该房屋搬出，另租房屋，因事务繁多，在刚搬出来的两三个星期内未将孩子送去上学。基于此，原告开始为小孩找全托、保姆。自2020年12月10日起至开庭之日止，小孩属于被全托、单独请保姆照顾的状态，现在小孩一个人和保姆居住，期间托管费、保姆费、生活费等费用由原告单独承担，课外兴趣班学费、学校课后班费用，牛奶及零用钱等由被告承担。
法院还查明，原告结婚两次，还育有一个大女儿，大女儿现已上班。原告本人住在距小孩住处20公里的乡下别墅内。周末如果被告没有接，原告就会接小孩共度周末。
被告育有三个孩子，胡某茜是被告所生的第三个孩子，另外两个孩子均由孩子父亲抚养。被告现在月收入3000多元，每月承担3300多元房贷的一半。
尊重女儿意愿
判决其母亲继续履行监护责任
在原被告双方为抚养权争夺不下之时，孩子的意见影响了法院的最终判决。
作出该全国首份家庭教育令的合议庭。
在2020年12月16日的庭审谈话中，法庭询问小孩：“如果你爸爸愿意陪你，你愿意和爸爸一起生活吗？”小孩回答：“愿意”。法庭询问：“爸爸妈妈你更愿意和谁一起生活？”小孩回答：“更愿意和妈妈一点。”
天心法院认为，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在审理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时的首要考虑。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将抚养纠纷中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表述为“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要认知到胡某茜作为儿童，作为本案原告胡某与被告陈某争议的抚养权的具体对象，是权利主体而非权利客体，是权利的真正拥有者，不能只单纯地将孩子作为需要保护的对象。”“胡某茜作为年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父母关系、父母抚养能力及对愿意随同父母哪一方生活已经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与价值衡量选择标准，其庭审中表达的意愿应当予以尊重。”
同时，为实现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最大化，在抚养权纠纷中还应当综合评判父母此前在承担抚养义务、履行监护职责时的具体行为与表现。
本案中，被告陈某离婚后再婚，并带着胡某茜搬到新的出租屋内，致使胡某茜两个星期未能上学。从2021年2月起，胡某茜一直与保姆居住，被告作为被监护人胡某茜母亲，在原告委托全托后，只是周末过去接送孩子，被告并未积极履行其应尽的监护义务，可认定被告怠于履行其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而原告虽然以找全托、请保姆的方式来履行其对小孩胡某茜的抚养与照顾义务，但是原告让小孩胡某茜一个人与保姆单独居住，说明原告胡某只是履行了“养”的义务，但怠于行使“育”即教育、保护的义务。
法院最终认定，鉴于原、被告双方都存在怠于履行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的问题，都对胡某茜的生理、心理与情感需求多有忽视，胡某茜表达出更愿意和其母亲一起共同生活的主观意愿，也考虑到被告有表达出将胡某茜转学以便照顾的主观意愿，结合原、被告《离婚协议书》中胡某茜由被告抚养的约定，还应该再给予胡某茜的母亲一次自我纠错即积极履行其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的机会。如果被告陈某未有效纠错，原告基于法律规定及客观现实，可再次提出抚养权变更诉讼。
最终，天心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胡某的诉讼请求，由被告陈某继续履行监护责任。
对法定监护人发出《家庭教育令》
同时，在判决下达当日，为纠正法定监护人陈某的失职行为，天心法院依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的规定，对陈某发出了一份《家庭教育令》。当事人接受法庭的家庭教育令。
该《家庭教育令》裁定，陈某应多关注胡某茜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具体做法为与学校老师多联系、多沟通，保持与老师至少每周一次的联系频次，了解胡某茜的详细状况；裁定陈某与胡某茜同住，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具体做法为不得让胡某茜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应该与胡某茜同住，由自己或近亲属亲自养育与陪伴胡某茜。
裁定还称，《家庭教育令》有效期一年，在裁定失效前，胡某茜本人或密切接触胡某茜的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家庭教育令》。如义务履行人陈某违反裁定，视情节轻重，予以训诫、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天心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院少年法庭联合教育部门、团委、妇联等单位始终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作为工作重点之一，被共青团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青少年维权岗”荣誉称号。此次发出的《家庭教育令》系我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后全国第一例《家庭教育令》，是严格贯彻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重大探索。该令的出台，是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配合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建立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共同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的创新司法实践；有利于依法纠正父母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来源：人民法院报、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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