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评析】交通违法中的寻衅滋事行为如何定性处罚
简要案情
A某驾驶一辆出租车行驶至一辅路时，临时停靠在非机动车道落客。此时，B某正驾驶一辆燃油三轮摩托车（经鉴定系机动车，未按规定注册登记）在该出租车正后方非机动车道内同向行驶，双方车辆未发生接触。B某认为A某临时停车行为妨害其通行，为宣泄不满，绕行到出租车左前方阻止出租车离开，并对A某进行辱骂，要求A某向其道歉。A某未予理睬，遂倒车欲将车驶入机动车道离开。B某见状后，将其驾驶的三轮摩托车拐入机动车道，继续对A某进行阻拦，后直接将三轮摩托车横停在机动车道，造成交通拥堵，严重影响现场交通秩序。经几分钟僵持后，A某下车向B某道歉，后B某驾车离开。
处罚情况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九十七条第一项之规定，对B某驾驶与其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机动车、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三种交通违法行为，合并给予其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处罚；公安分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对B某寻衅滋事行为给予其治安拘留处罚，同时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对B某前述行为合并作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处罚。
案例评析
1. 关于本案如何定性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B某的行为只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交通违法行为，应当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即可，无需再对其给予治安违法评价。理由是：B某未取得摩托车驾照，驾驶未悬挂号牌的三轮摩托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时与违章停车的A某发生行车纠纷，二人纠纷均系违反交规、不文明驾驶所致，且双方未发生肢体冲突，故对B某直接给予交通违法处罚即可，无需再对B某是否构成治安违法进行独立评价。
该种观点混淆了道路交通违法与治安违法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违法评价问题，仅从“车”的视角对驾驶员进行处罚，而忽略了驾驶员将车作为实施违法行为辅助工具的行为性质认定，不能全面评价B某的全部违法行为。
第二种观点认为：B某的行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寻衅滋事行为，依法对其给予治安处罚即可，无需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再进行处罚。理由是：寻衅滋事属于处罚较重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交通违法行为属于处罚较轻的违法行为，按照重行为吸收轻行为或者两种行为择一重处断原则，对B某给予治安处罚即可，没有必要再对其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这种观点同样混淆了道路交通违法与治安违法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违法评价问题，二者在立法目的、调整范围、侵犯客体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属于不同的法律评价体系。
第三种观点认为：B某的行为既属于交通违法又构成治安违法，应对两种行为分别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理由是：道路交通处罚与治安管理处罚是分属两个不同法律规范的处罚，互不包含，互不隶属，是两个不同领域的违法行为评价体系，既不能以交通处罚代替治安处罚，避重就轻；也不能以治安处罚吸收交通处罚，片面评价。因此，对于交通违法行为中存在治安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各自评价，分别处罚。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本案中，B某未取得摩托车驾照，驾驶未悬挂号牌的三轮摩托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侵犯的客体是道路交通安全以及国家对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秩序；B某为发泄不满情绪，在机动车道上故意别停、阻拦A某驾驶的出租车离开并对A某进行辱骂的行为，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寻衅滋事”构成要件，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和他人人身权利。因此，B某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和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侵犯了不同的法益，违反了不同法律规范，应当对依法其违法行为各自评价，分别处罚。
2. 本案中的交通拘留处罚与治安拘留处罚如何制作法律文书？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一人有两种以上违法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可以制作一份决定书，分别写明对每种违法行为的处理内容和合并执行的内容。但以本案为例，对B某违反道路交通的行政拘留处罚（以下简称“交通拘留处罚”）与违反治安管理的治安拘留处罚（以下简称“治安拘留处罚”）制作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主要是因为：
一是处罚主体不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六条规定，前者是由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机关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行政拘留处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后者应由公安分局（县级）作出行政拘留处罚。二是复议机关不同。对相当于县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拘留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向上一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或该公安交管部门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公安分局作出的治安拘留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向公安分局上一级公安机关或公安分局所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三是处罚决定书文书式样不同。前者是依据《公安部关于印发<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法律文书（式样）>的通知》制作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后者是依据《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行政法律文书（式样）>的通知》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两种法律文书在文书首部、正文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因此，本案中对B某交通违法行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前述规定，对其制作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对B某的寻衅滋事行为，公安分局对其制作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3.交通拘留处罚与治安拘留处罚如何合并执行？
由于交通处罚与治安处罚二者在作出主体、文书内容、权利救济途径等方面存在不同，因此，对同一行为人既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又有治安管理违法行为的，应当由各自处罚主体分别裁决，各自执行。但是，对同一行为人同时裁决交通拘留处罚和治安拘留处罚的，应当遵循“分别裁决、合并执行”的处理原则，且不能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二条“行政拘留处罚合并执行的，最长不超过二十日”的硬性规定。
那么，实际办案过程中，如何在法律文书中体现“合并执行”？譬如，对B某交通拘留处罚为10日、对其治安拘留处罚为12日，合并执行20日，执行场所均为XX区拘留所，不存在换押情况。那么，对B某交通处罚决定书中“执行方式和期限”一栏内容应正确填写为“因B某被XX分局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十二日（X公X行罚决字〔2021〕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二十日，自2021年X月X日至2021年X月X日，投送XX区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同样，对B某的治安拘留处罚决定书中“执行方式和期限”一栏内容对应填写为“因B某被XX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十日（X公交决字〔2021〕第XXXXX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二十日，自2021年X月X日至2021年X月X日，投送XX区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两种拘留处罚决定书“执行方式和期限”内容要相互指引、先后呼应，执行期限和地点要具体明确。
在具体执行上，对行为人交通拘留处罚执行场所和治安拘留处罚执行场所不是同一执行场所，该如何合并执行？这种情况较为复杂，笔者认为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对分别裁决行政拘留的天数之和未超过20日的，作出交通拘留和治安拘留的处罚主体除了参照前述“执行方式和期限”内容范例表述外，还要对谁先执行、两个拘留处罚执行期限起算节点、换押等事宜进行事前沟通，确保两个拘留处罚的执行工作衔接顺畅。二是对分别裁决行政拘留的天数之和超过20日的，除了前述注意事项外，应当在先执行完毕其中一个拘留处罚之后，按照“合并执行行政拘留最多不超过20日”的原则，再执行另外一个拘留处罚。
简要案情
A某驾驶一辆出租车行驶至一辅路时，临时停靠在非机动车道落客。此时，B某正驾驶一辆燃油三轮摩托车（经鉴定系机动车，未按规定注册登记）在该出租车正后方非机动车道内同向行驶，双方车辆未发生接触。B某认为A某临时停车行为妨害其通行，为宣泄不满，绕行到出租车左前方阻止出租车离开，并对A某进行辱骂，要求A某向其道歉。A某未予理睬，遂倒车欲将车驶入机动车道离开。B某见状后，将其驾驶的三轮摩托车拐入机动车道，继续对A某进行阻拦，后直接将三轮摩托车横停在机动车道，造成交通拥堵，严重影响现场交通秩序。经几分钟僵持后，A某下车向B某道歉，后B某驾车离开。
处罚情况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九十七条第一项之规定，对B某驾驶与其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机动车、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三种交通违法行为，合并给予其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处罚；公安分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对B某寻衅滋事行为给予其治安拘留处罚，同时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对B某前述行为合并作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处罚。
案例评析
1. 关于本案如何定性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B某的行为只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交通违法行为，应当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即可，无需再对其给予治安违法评价。理由是：B某未取得摩托车驾照，驾驶未悬挂号牌的三轮摩托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时与违章停车的A某发生行车纠纷，二人纠纷均系违反交规、不文明驾驶所致，且双方未发生肢体冲突，故对B某直接给予交通违法处罚即可，无需再对B某是否构成治安违法进行独立评价。
该种观点混淆了道路交通违法与治安违法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违法评价问题，仅从“车”的视角对驾驶员进行处罚，而忽略了驾驶员将车作为实施违法行为辅助工具的行为性质认定，不能全面评价B某的全部违法行为。
第二种观点认为：B某的行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寻衅滋事行为，依法对其给予治安处罚即可，无需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再进行处罚。理由是：寻衅滋事属于处罚较重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交通违法行为属于处罚较轻的违法行为，按照重行为吸收轻行为或者两种行为择一重处断原则，对B某给予治安处罚即可，没有必要再对其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这种观点同样混淆了道路交通违法与治安违法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违法评价问题，二者在立法目的、调整范围、侵犯客体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属于不同的法律评价体系。
第三种观点认为：B某的行为既属于交通违法又构成治安违法，应对两种行为分别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理由是：道路交通处罚与治安管理处罚是分属两个不同法律规范的处罚，互不包含，互不隶属，是两个不同领域的违法行为评价体系，既不能以交通处罚代替治安处罚，避重就轻；也不能以治安处罚吸收交通处罚，片面评价。因此，对于交通违法行为中存在治安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各自评价，分别处罚。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本案中，B某未取得摩托车驾照，驾驶未悬挂号牌的三轮摩托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侵犯的客体是道路交通安全以及国家对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秩序；B某为发泄不满情绪，在机动车道上故意别停、阻拦A某驾驶的出租车离开并对A某进行辱骂的行为，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寻衅滋事”构成要件，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和他人人身权利。因此，B某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和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侵犯了不同的法益，违反了不同法律规范，应当对依法其违法行为各自评价，分别处罚。
2. 本案中的交通拘留处罚与治安拘留处罚如何制作法律文书？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一人有两种以上违法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可以制作一份决定书，分别写明对每种违法行为的处理内容和合并执行的内容。但以本案为例，对B某违反道路交通的行政拘留处罚（以下简称“交通拘留处罚”）与违反治安管理的治安拘留处罚（以下简称“治安拘留处罚”）制作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主要是因为：
一是处罚主体不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六条规定，前者是由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机关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行政拘留处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后者应由公安分局（县级）作出行政拘留处罚。二是复议机关不同。对相当于县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拘留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向上一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或该公安交管部门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公安分局作出的治安拘留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向公安分局上一级公安机关或公安分局所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三是处罚决定书文书式样不同。前者是依据《公安部关于印发<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法律文书（式样）>的通知》制作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后者是依据《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行政法律文书（式样）>的通知》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两种法律文书在文书首部、正文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因此，本案中对B某交通违法行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前述规定，对其制作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对B某的寻衅滋事行为，公安分局对其制作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3.交通拘留处罚与治安拘留处罚如何合并执行？
由于交通处罚与治安处罚二者在作出主体、文书内容、权利救济途径等方面存在不同，因此，对同一行为人既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又有治安管理违法行为的，应当由各自处罚主体分别裁决，各自执行。但是，对同一行为人同时裁决交通拘留处罚和治安拘留处罚的，应当遵循“分别裁决、合并执行”的处理原则，且不能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二条“行政拘留处罚合并执行的，最长不超过二十日”的硬性规定。
那么，实际办案过程中，如何在法律文书中体现“合并执行”？譬如，对B某交通拘留处罚为10日、对其治安拘留处罚为12日，合并执行20日，执行场所均为XX区拘留所，不存在换押情况。那么，对B某交通处罚决定书中“执行方式和期限”一栏内容应正确填写为“因B某被XX分局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十二日（X公X行罚决字〔2021〕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二十日，自2021年X月X日至2021年X月X日，投送XX区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同样，对B某的治安拘留处罚决定书中“执行方式和期限”一栏内容对应填写为“因B某被XX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十日（X公交决字〔2021〕第XXXXX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二十日，自2021年X月X日至2021年X月X日，投送XX区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两种拘留处罚决定书“执行方式和期限”内容要相互指引、先后呼应，执行期限和地点要具体明确。
在具体执行上，对行为人交通拘留处罚执行场所和治安拘留处罚执行场所不是同一执行场所，该如何合并执行？这种情况较为复杂，笔者认为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对分别裁决行政拘留的天数之和未超过20日的，作出交通拘留和治安拘留的处罚主体除了参照前述“执行方式和期限”内容范例表述外，还要对谁先执行、两个拘留处罚执行期限起算节点、换押等事宜进行事前沟通，确保两个拘留处罚的执行工作衔接顺畅。二是对分别裁决行政拘留的天数之和超过20日的，除了前述注意事项外，应当在先执行完毕其中一个拘留处罚之后，按照“合并执行行政拘留最多不超过20日”的原则，再执行另外一个拘留处罚。
【快递进村 畅通城乡双向循环】今年以来，“快递进村”工程继续推进，带动效果持续显现。不断延伸的快递网络，进一步满足了农村居民生产生活需求，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被激活，成为快递行业发展新的增长极。同时，“快递进村”也有效衔接起农户与市场，促进了农产品供需两旺，对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前7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583.3亿件，其中农村地区超200亿件，这是中国快递业最近交出的成绩单。
更可喜的是，这是一个全新的纪录——快递业务量突破500亿件用时仅为185天。而实现这个数据在2020年是200多天，在2018年是360天。
“上半年农村快递业务量增速比城市高10个百分点以上，农村地区已成为行业发展新的增长极。”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业务研究三部副主任王岳含说。
农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
“快递来咯！”听到熟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安徽宿松的王大爷赶忙放下手中的簸箕，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裹。原来是在外打工的儿子为自己网购了菜种子和电动除草机，“这下不用大老远去镇上买了。”王大爷乐呵呵地说。
“快递进村一公里，老人就能少走一公里。”宿松县中通快递网点负责人张飞回忆，10年前，当地的快递站点只到乡镇一级，老年人得换乘不同交通工具到镇上取寄，“现在村村通了水泥路，我们一天能跑好几个村。”
今年以来，“快递进村”工程持续推进。截至目前，主要快递品牌在98%的乡镇实现了网点覆盖。
“快递寄递网络从‘下乡’向‘进村’迈进，有效提升了农村地区快递服务水平，带动消费下沉，让农村地区消费者更好地享受网购服务。”王岳含说。
下沉的快递网络，在激活农村地区消费潜力的同时，也为快递业赢得了新的发展机遇。王岳含分析，今年以来，快递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消费市场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作为线上消费最主要的交付渠道，电商蓬勃发展成为快递业务增长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及农村等市场的潜力得到激发，也使快递业获得规模扩大的机会。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1—7月，农村地区包裹和快递的收投量超过200亿件，带动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近万亿元。
“小伙子再等一下啊！”收完包裹，王大爷转身拿来一大袋咸鱼腊肉，“今天寄这些吧，还是上回那个地址。”
城乡间这样独特的沟通方式让张飞很有感触。子女在外，这一个个沉甸甸的包裹装的是家乡老人们浓浓的爱。进村后的快递，就像一座桥梁，既拉近乡村与外界的距离，也传递了村内外亲人们的思念。
农产品寄递更加便捷
“铜川大樱桃个大、色鲜、口感好！”在陕西铜川的樱桃种植园里，农户正通过直播平台推荐大樱桃。不远处，邮政、顺丰的快递员已在等待，随时准备发货。
“我们通过鼓励邮政快递企业下乡进村，提供上门服务，开展产销对接，使铜川大樱桃实现树上现摘、产地直发。”铜川市邮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
不少果农表示，如今快递的速度越来越快，坏果率越来越低，“我们现在都特别愿意通过邮寄的方式销售大樱桃。”
据悉，在今年的铜川大樱桃销售季，铜川邮政分公司投入100多人、30多辆车，设立收寄点30余处；顺丰组织240余人、9辆专车，设立收寄点170多个。截至目前，铜川市邮政快递渠道销售当地特色农产品达3100万元，带动就业185人，有力帮助果农实现增收。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说，“快递进村”的关键，是既要让消费品进得去，更要让农产品出得来。
作为生鲜产品，农产品对时效、运输条件等要求较高。经过多年探索，目前，快递企业普遍通过加大驻点揽收力度，提高高峰期产地直发比例，合理统筹冷链车辆、无人机、货机、高铁等运力资源，创新“直播—打包—发货”一体化操作等，打造自身的生鲜服务方案，确保农产品卖得出、供得上、运得好。
“今年以来，快递业充分发挥渠道优势、网络优势、产业优势，精准嵌入现代农业产业链，有效衔接农户与市场，促进农产品供需两旺。”王岳含说。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前7月，全国共形成业务量超百万件的快递服务现代农业“一地一品”项目249个，已接近去年全年水平，其中业务量超千万件的金牌项目有45个。
王岳含预计，接下来，随着四川和云南的松茸、青海的樱桃等农产品陆续上市，农产品寄递规模有望保持增长态势。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加快
当前，“快递进村”效果已显现，不过农村寄递物流体系仍存在末端服务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
“我国已形成多种推进‘快递进村’的方式，接下来，国家邮政局将坚持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推进。”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金京华说，在东中部较发达地区，将着重调动企业积极性，推广抱团进村、直接设点等模式；在西部、东中部欠发达地区，则注重发挥邮政、交通运输企业的网络优势，着重解决“最后一公里”“通不通”的问题。
快递搭上了公交车！福建厦门同安区莲花镇军营村位于厦门第二高峰状元尖，从状元尖山脚出发进村，要拐100多道弯。长期以来，由于山高路远，经营成本高，收入少，村里一直没有快递网点。
2020年7月，厦门首条山区“公交快递”606路，为快递包裹开辟了“专座”，解决了“快递进村”难题。“最开始，公交车每天只运三四件快递，现在每天有20多件。”606路公交车驾驶员刘怡良说，现如今，中通、韵达、极兔等快递企业都来了，“公交快递”越来越热闹。
金京华介绍，国家邮政局鼓励快递企业通过合作，利用农村客运班车代运邮件、快件，实现“快递进村”。在有条件的县域客运站、货运站，还鼓励快递企业合作建设县级寄递物流公共配送中心，提高运营的衔接效率和服务水平。“此外，农村地区还有供销、商贸流通等网络资源，我们也鼓励快递企业开展共建共享，实现互利共赢。”金京华说。
邮快合作也是国家邮政局着力推广的方式之一。所谓邮快合作，即利用邮政完整的县、乡、村三级网络，做好农村下乡进村快件的承接。据介绍，国家邮政局已经在黑龙江、四川、西藏、甘肃和青海开展了试点，下一步，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
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发布《关于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健全县、乡、村寄递服务体系，补齐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农村地区流通体系建设。陈凯表示，农村寄递物流是消费品下乡的重要渠道之一，对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邮政局将持续推进“快递进村”工程，力争到2022年底符合条件的建制村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
来源：人民日报
前7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583.3亿件，其中农村地区超200亿件，这是中国快递业最近交出的成绩单。
更可喜的是，这是一个全新的纪录——快递业务量突破500亿件用时仅为185天。而实现这个数据在2020年是200多天，在2018年是360天。
“上半年农村快递业务量增速比城市高10个百分点以上，农村地区已成为行业发展新的增长极。”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业务研究三部副主任王岳含说。
农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
“快递来咯！”听到熟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安徽宿松的王大爷赶忙放下手中的簸箕，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裹。原来是在外打工的儿子为自己网购了菜种子和电动除草机，“这下不用大老远去镇上买了。”王大爷乐呵呵地说。
“快递进村一公里，老人就能少走一公里。”宿松县中通快递网点负责人张飞回忆，10年前，当地的快递站点只到乡镇一级，老年人得换乘不同交通工具到镇上取寄，“现在村村通了水泥路，我们一天能跑好几个村。”
今年以来，“快递进村”工程持续推进。截至目前，主要快递品牌在98%的乡镇实现了网点覆盖。
“快递寄递网络从‘下乡’向‘进村’迈进，有效提升了农村地区快递服务水平，带动消费下沉，让农村地区消费者更好地享受网购服务。”王岳含说。
下沉的快递网络，在激活农村地区消费潜力的同时，也为快递业赢得了新的发展机遇。王岳含分析，今年以来，快递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消费市场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作为线上消费最主要的交付渠道，电商蓬勃发展成为快递业务增长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及农村等市场的潜力得到激发，也使快递业获得规模扩大的机会。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1—7月，农村地区包裹和快递的收投量超过200亿件，带动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近万亿元。
“小伙子再等一下啊！”收完包裹，王大爷转身拿来一大袋咸鱼腊肉，“今天寄这些吧，还是上回那个地址。”
城乡间这样独特的沟通方式让张飞很有感触。子女在外，这一个个沉甸甸的包裹装的是家乡老人们浓浓的爱。进村后的快递，就像一座桥梁，既拉近乡村与外界的距离，也传递了村内外亲人们的思念。
农产品寄递更加便捷
“铜川大樱桃个大、色鲜、口感好！”在陕西铜川的樱桃种植园里，农户正通过直播平台推荐大樱桃。不远处，邮政、顺丰的快递员已在等待，随时准备发货。
“我们通过鼓励邮政快递企业下乡进村，提供上门服务，开展产销对接，使铜川大樱桃实现树上现摘、产地直发。”铜川市邮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
不少果农表示，如今快递的速度越来越快，坏果率越来越低，“我们现在都特别愿意通过邮寄的方式销售大樱桃。”
据悉，在今年的铜川大樱桃销售季，铜川邮政分公司投入100多人、30多辆车，设立收寄点30余处；顺丰组织240余人、9辆专车，设立收寄点170多个。截至目前，铜川市邮政快递渠道销售当地特色农产品达3100万元，带动就业185人，有力帮助果农实现增收。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说，“快递进村”的关键，是既要让消费品进得去，更要让农产品出得来。
作为生鲜产品，农产品对时效、运输条件等要求较高。经过多年探索，目前，快递企业普遍通过加大驻点揽收力度，提高高峰期产地直发比例，合理统筹冷链车辆、无人机、货机、高铁等运力资源，创新“直播—打包—发货”一体化操作等，打造自身的生鲜服务方案，确保农产品卖得出、供得上、运得好。
“今年以来，快递业充分发挥渠道优势、网络优势、产业优势，精准嵌入现代农业产业链，有效衔接农户与市场，促进农产品供需两旺。”王岳含说。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前7月，全国共形成业务量超百万件的快递服务现代农业“一地一品”项目249个，已接近去年全年水平，其中业务量超千万件的金牌项目有45个。
王岳含预计，接下来，随着四川和云南的松茸、青海的樱桃等农产品陆续上市，农产品寄递规模有望保持增长态势。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加快
当前，“快递进村”效果已显现，不过农村寄递物流体系仍存在末端服务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
“我国已形成多种推进‘快递进村’的方式，接下来，国家邮政局将坚持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推进。”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金京华说，在东中部较发达地区，将着重调动企业积极性，推广抱团进村、直接设点等模式；在西部、东中部欠发达地区，则注重发挥邮政、交通运输企业的网络优势，着重解决“最后一公里”“通不通”的问题。
快递搭上了公交车！福建厦门同安区莲花镇军营村位于厦门第二高峰状元尖，从状元尖山脚出发进村，要拐100多道弯。长期以来，由于山高路远，经营成本高，收入少，村里一直没有快递网点。
2020年7月，厦门首条山区“公交快递”606路，为快递包裹开辟了“专座”，解决了“快递进村”难题。“最开始，公交车每天只运三四件快递，现在每天有20多件。”606路公交车驾驶员刘怡良说，现如今，中通、韵达、极兔等快递企业都来了，“公交快递”越来越热闹。
金京华介绍，国家邮政局鼓励快递企业通过合作，利用农村客运班车代运邮件、快件，实现“快递进村”。在有条件的县域客运站、货运站，还鼓励快递企业合作建设县级寄递物流公共配送中心，提高运营的衔接效率和服务水平。“此外，农村地区还有供销、商贸流通等网络资源，我们也鼓励快递企业开展共建共享，实现互利共赢。”金京华说。
邮快合作也是国家邮政局着力推广的方式之一。所谓邮快合作，即利用邮政完整的县、乡、村三级网络，做好农村下乡进村快件的承接。据介绍，国家邮政局已经在黑龙江、四川、西藏、甘肃和青海开展了试点，下一步，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
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发布《关于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健全县、乡、村寄递服务体系，补齐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农村地区流通体系建设。陈凯表示，农村寄递物流是消费品下乡的重要渠道之一，对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邮政局将持续推进“快递进村”工程，力争到2022年底符合条件的建制村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
来源：人民日报
✅da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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