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一架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歼-7战机在黄海试飞时，突然下降高度急速飞入韩国领空！飞行员竟借此叛逃台湾，并获7000两黄金！
驾机叛逃的正是时任空军试飞团第2大队副大队长的孙天勤。孙天勤是陕西凤翔人，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境条件较好。1956年，19岁的孙天勤从西安师范学院毕业，恰好此时空军正从地方学校选拔第一批飞行学员入伍，综合条件十分优异的孙天勤被选入航校。
孙天勤头脑灵活，又有文化，很快从航校毕业进入空军航空兵第6师服役。期间因父亲出身原因，孙天勤一度遭遇停飞，后来又恢复了飞行。因飞行技术过硬，被调往空军试飞团第2大队担任副大队长。在外人眼里，孙天勤顶着试飞员的光环，还是副大队长，应该是前途无量。但孙天勤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认为来到试飞团是一种“流放”。眼看与自己同时进入部队的飞行员都纷纷晋升，而进入试飞团，自己无论是职务还是军衔都没有可能再突破，这种想法让他慢慢产生了怨恨。
加之当时台湾方面对大陆驾机“起义”的飞行员设有很高的奖励，对各种“投诚”的机型都明码标价。如图-4轰炸机的价格是3000两黄金（注：按台制，1斤=16两=600克，1两=37.5克），而米格19歼击机（歼-6）的悬赏价格是4000两黄金。当时先进的米格-21价格是每架5000两黄金，悬赏最高的机型是轰6，高达8000两黄金。当然，赏金最高的不是战机而是核潜艇，台当局开出的价码是5万两黄金。除巨额黄金外，还有军衔提升等一系列奖励，意志薄弱的孙天勤早已动摇，动了叛逃台湾的念头。
1983年5月，孙天勤被调到大连周水子机场，执行中国当时最先进的歼-7M战斗机的试飞任务。歼-7M改装了英国马可尼航电公司先进的火控系统，搭载了大量西方先进的电子设备，采用了不少国家最新的科研成果。
来到大连后，孙天勤一直在偷偷策划叛逃，他计划飞往韩国再以此转道台湾。为此孙天勤每天都表现出极大的飞行热情，实际上暗地里观察前往韩国的航线转弯点和方位。他不断利用试飞测算飞往韩国的距离以及油耗，各个细节都摸透之后，还不忘记通过一些小动作测试地面人员的反应。
比如8月3日，孙天勤在试飞时，突然未经请示改变飞行路线并迅从1000米高度下降到100米，可地面人员没有太大反应。孙天勤这种套路其实并不新鲜，之前苏联飞行员别连科驾驶米格-25叛逃日本时也用过。只是地面人员压根没想过孙天勤会叛逃，把这种突然的高度变化误认为是飞行员操作失误所致。8月5日，孙天勤在执行试飞任务时，已做好叛逃准备，可突然发现燃油无法支撑到韩国，只得按原定航线返回，伺机等待下一次机会。
8月7日13点50分，孙天勤驾驶一架歼-7ⅡA与僚机一起试飞。这次孙天勤做好了精确计算，认为是一次绝佳的叛逃机会。在经过转弯点时，孙天勤看了看油表，判断剩余燃油足够飞到韩国，随后他立即调转航线向东北方向飞去。与此同时，他迅速按下无线通话按钮，由于僚机与长机共用一套通话系统，僚机与地面塔台的通话也因此被切断。为了迷惑地面指挥，孙天勤一边驾驶歼-7从8000米高度猛然下降到1000米，一边向地面塔台大喊：“不好...飞机座舱冒烟...飞机座舱冒烟...请求跳伞......”
不得不说孙天勤十分狡猾，他的一系列动作成功欺骗了地面指挥。塔台见这架歼-7突然下降高度并失去联络，还以为它出现了事故。哪知道是孙天勤关闭了应答器，以俯冲机动脱离地面雷达引导范围，超低空高亚音速贴海飞行向韩国。
经15分钟飞行后，孙天勤又重新爬升到7000米高空。14点13分，韩国的沿海防空雷达突然侦查到一架不明战机急速窜入领空向首都汉城飞来。韩国还以朝鲜战机来袭，整个汉城立即拉响防空警报，惊慌失措地民众纷纷逃向防空洞。孙天勤早已做好了路线规划，进入韩国领空后直奔其空军K16机场，机场方面立即与不明战机取得联系，才知道是叛逃而来的中国战机，遂准许其降落。由于当时中韩并未建交，孙天勤被送往了台湾，而战机则被归还大陆。
8月24日，一架客机将孙天勤从韩国接到台湾，途中8架台军F-5战机为客机护航，以免重蹈1966年吴文献事件覆辙（1966年吴文献杀害7名战友叛逃台湾，接应他的台湾军机在台海被我空军击落）。台军参谋总长亲自到机场迎接，孙天勤竟从一个无耻的叛徒成为了台当局口中的“英雄”。
在欢迎大会上，台当局奖励孙天勤7000两黄金（价值当时新台币1.2亿），并授予他上校军衔。叛逃孙天勤由此创造了三项记录，即他是大陆叛逃台湾年龄最大、飞机最好和获得赏金最多飞行员。但败类孙天勤抛弃母亲、妻子、18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在台湾却头顶个空头上校的军衔，郁郁不得志，处处受人排挤，还曾自嘲是“丧家之犬”。2017年10月4日，叛逃台湾34年的孙天勤得败血病病死，他的骨灰试图葬入台湾五指山军人公墓时遭到拒绝，这种无耻败类只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人唾弃！
驾机叛逃的正是时任空军试飞团第2大队副大队长的孙天勤。孙天勤是陕西凤翔人，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境条件较好。1956年，19岁的孙天勤从西安师范学院毕业，恰好此时空军正从地方学校选拔第一批飞行学员入伍，综合条件十分优异的孙天勤被选入航校。
孙天勤头脑灵活，又有文化，很快从航校毕业进入空军航空兵第6师服役。期间因父亲出身原因，孙天勤一度遭遇停飞，后来又恢复了飞行。因飞行技术过硬，被调往空军试飞团第2大队担任副大队长。在外人眼里，孙天勤顶着试飞员的光环，还是副大队长，应该是前途无量。但孙天勤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认为来到试飞团是一种“流放”。眼看与自己同时进入部队的飞行员都纷纷晋升，而进入试飞团，自己无论是职务还是军衔都没有可能再突破，这种想法让他慢慢产生了怨恨。
加之当时台湾方面对大陆驾机“起义”的飞行员设有很高的奖励，对各种“投诚”的机型都明码标价。如图-4轰炸机的价格是3000两黄金（注：按台制，1斤=16两=600克，1两=37.5克），而米格19歼击机（歼-6）的悬赏价格是4000两黄金。当时先进的米格-21价格是每架5000两黄金，悬赏最高的机型是轰6，高达8000两黄金。当然，赏金最高的不是战机而是核潜艇，台当局开出的价码是5万两黄金。除巨额黄金外，还有军衔提升等一系列奖励，意志薄弱的孙天勤早已动摇，动了叛逃台湾的念头。
1983年5月，孙天勤被调到大连周水子机场，执行中国当时最先进的歼-7M战斗机的试飞任务。歼-7M改装了英国马可尼航电公司先进的火控系统，搭载了大量西方先进的电子设备，采用了不少国家最新的科研成果。
来到大连后，孙天勤一直在偷偷策划叛逃，他计划飞往韩国再以此转道台湾。为此孙天勤每天都表现出极大的飞行热情，实际上暗地里观察前往韩国的航线转弯点和方位。他不断利用试飞测算飞往韩国的距离以及油耗，各个细节都摸透之后，还不忘记通过一些小动作测试地面人员的反应。
比如8月3日，孙天勤在试飞时，突然未经请示改变飞行路线并迅从1000米高度下降到100米，可地面人员没有太大反应。孙天勤这种套路其实并不新鲜，之前苏联飞行员别连科驾驶米格-25叛逃日本时也用过。只是地面人员压根没想过孙天勤会叛逃，把这种突然的高度变化误认为是飞行员操作失误所致。8月5日，孙天勤在执行试飞任务时，已做好叛逃准备，可突然发现燃油无法支撑到韩国，只得按原定航线返回，伺机等待下一次机会。
8月7日13点50分，孙天勤驾驶一架歼-7ⅡA与僚机一起试飞。这次孙天勤做好了精确计算，认为是一次绝佳的叛逃机会。在经过转弯点时，孙天勤看了看油表，判断剩余燃油足够飞到韩国，随后他立即调转航线向东北方向飞去。与此同时，他迅速按下无线通话按钮，由于僚机与长机共用一套通话系统，僚机与地面塔台的通话也因此被切断。为了迷惑地面指挥，孙天勤一边驾驶歼-7从8000米高度猛然下降到1000米，一边向地面塔台大喊：“不好...飞机座舱冒烟...飞机座舱冒烟...请求跳伞......”
不得不说孙天勤十分狡猾，他的一系列动作成功欺骗了地面指挥。塔台见这架歼-7突然下降高度并失去联络，还以为它出现了事故。哪知道是孙天勤关闭了应答器，以俯冲机动脱离地面雷达引导范围，超低空高亚音速贴海飞行向韩国。
经15分钟飞行后，孙天勤又重新爬升到7000米高空。14点13分，韩国的沿海防空雷达突然侦查到一架不明战机急速窜入领空向首都汉城飞来。韩国还以朝鲜战机来袭，整个汉城立即拉响防空警报，惊慌失措地民众纷纷逃向防空洞。孙天勤早已做好了路线规划，进入韩国领空后直奔其空军K16机场，机场方面立即与不明战机取得联系，才知道是叛逃而来的中国战机，遂准许其降落。由于当时中韩并未建交，孙天勤被送往了台湾，而战机则被归还大陆。
8月24日，一架客机将孙天勤从韩国接到台湾，途中8架台军F-5战机为客机护航，以免重蹈1966年吴文献事件覆辙（1966年吴文献杀害7名战友叛逃台湾，接应他的台湾军机在台海被我空军击落）。台军参谋总长亲自到机场迎接，孙天勤竟从一个无耻的叛徒成为了台当局口中的“英雄”。
在欢迎大会上，台当局奖励孙天勤7000两黄金（价值当时新台币1.2亿），并授予他上校军衔。叛逃孙天勤由此创造了三项记录，即他是大陆叛逃台湾年龄最大、飞机最好和获得赏金最多飞行员。但败类孙天勤抛弃母亲、妻子、18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在台湾却头顶个空头上校的军衔，郁郁不得志，处处受人排挤，还曾自嘲是“丧家之犬”。2017年10月4日，叛逃台湾34年的孙天勤得败血病病死，他的骨灰试图葬入台湾五指山军人公墓时遭到拒绝，这种无耻败类只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人唾弃！
新闻早知道丨本土供应商即将“破解”核心件，空气悬架国产替代步伐提速；智能座舱：引领人机交互新阶段
早知道热点
1、本土供应商即将“破解”核心件，空气悬架国产替代步伐提速
2、重磅!玉柴正式发布中国首台商用车燃氢发动机
3、智能座舱：引领人机交互新阶段
4、通用计划跨行业提供电动零部件，扩大其电气化技术商业化
5、远程商用车荣获“强国担当”称号
6、英国11月汽车产量创37年来同期新低
7、突然!吉利路特斯三款车型宣布停产
8、新版汽车“三包”法元旦开始实施：赔的更多、包的更全、罚的更重
9、中原内配集团荣登“2021河南企业100强”
10、车通配数字化支撑产业升级，构建丹阳国际汽配城产业新格局
【本土供应商即将“破解”核心件，空气悬架国产替代步伐提速】
近年来，在自主品牌冲击高端化的过程中，空气悬架系统成为自主高端车型的宣传点。据了解，目前中鼎股份、孔辉汽车、保隆科技三家企业已经实现了空悬相关产品的量产落地。其中，中鼎股份于2016年收购了国外空悬龙头企业AMK，以此具备了较高的技术壁垒优势，成为国内主要的空气供给单元供应商。孔辉汽车具备空悬电控等方面能力，已经给红旗、长城等车厂供应。保隆科技自2012年起开始研制空气弹簧，已经给多个车企和Tier1供获，且在商用车OEM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长远来看，主机厂将空气悬架定点分拆的供货方式有望成为趋势，且随之以保隆科技为代表的本土供应商的产品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空气悬架系统国产化替代的步伐有望加速。
【重磅!玉柴正式发布中国首台商用车燃氢发动机】
12月21日，玉柴在北京理工大学正式发布中国首台商用车燃氢发动机。该款发动机点火实现稳定运行，标志着玉柴在掌握大规模、低成本利用氢能的关键技术上迈出了关键步伐。这是玉柴继氢燃料电池发布后，在氢能应用上又一里程碑式的成果，也是我国内燃机行业在氢能时代背景下推动动力转型的重要一步，也标志着玉柴成为我国内燃机行业传统动力、新能源动力技术路线最多、技术储备最为丰富的企业。
【智能座舱：引领人机交互新阶段】
智能座舱是今年汽车行业炙手可热的细分领域。2021上海车展上，众多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展示将这一发展趋势尽显无遗。在这股浪潮中，众多自主车企和零部件供应商早早地走在了前排。其中，作为支撑基础的，便是我国智能座舱相关零部件企业的异军突起，它们成为与整车企业协同创新的重要主体。
“智能座舱是汽车智能化进程中重要的技术产物，也是近一两年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探索的热点和重点所在。汽车成为继手机、个人电脑、平板电脑后的下一个智能终端集成载体，智能座舱是汽车品牌实现产品差异化和升级的首要切入点之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副秘书长叶盛基指出，“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仅智能座舱这一细分领域就将拥有千亿元级规模的市场前景。”
【通用计划跨行业提供电动零部件，扩大其电气化技术商业化】
12月22日，通用汽车表示，该公司计划跨行业提供电动零部件，以将其电气化技术扩展到更大的商业客户群体。
通用将开始为车主和非汽车客户推出电动汽车部件，以改进他们的产品。通用汽车电动汽车部件的客户涵盖了从旗下汽车性能部件品牌Chevrolet Performance & Aftermarket到通用动力解决方案部门(GM Powered Solutions)，甚至是为机场供应牵引机设备的公司。通用汽车估计，到2030年，由于各行各业的企业都设定了减排目标，电气化组件的潜在市场规模将达到200亿美元。
【远程商用车荣获“强国担当”称号】
12月23日，由《中国汽车报》社主办的“车轮上的中国——国之利器绽放2021”年度盛典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圆满举办。
本届活动不仅全面盘点了商用车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中做出的贡献，表彰了在客运物流、城市基建、抗疫防护、城市交通等细分领域中深受用户认可的车型，还特别设立了“强国担当”和“中坚力量”两个品牌组别。远程商用车科技有限公司也斩获了“强国担当”的殊荣，旗下的远程甲醇重卡也凭借优异的产品性能，获得了“绿色节能利器”的称号。
【英国11月汽车产量创37年来同期新低】
据外媒报道，12月23日，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SMMT)的数据显示，由于英国汽车行业正努力应对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英国汽车制造商11月份的产量创37年来同期新低。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表示，今年11月，尽管英国电动汽车产量同比增长53%，但是汽车总产量同比下降28.7%，至75,756辆，连续第五个月下跌，也创下自1984年以来同期新低。英国汽车产量下降的部分原因是本田的一家汽车工厂在7月份永久关闭。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首席执行官Mike Hawes表示，英国11月汽车产量的下降“令人非常担忧”，并突显了英国汽车行业的形势严峻。
【突然!吉利路特斯三款车型宣布停产】
12月23日，据媒体报道，吉利旗下英国跑车制造商路特斯ELISE、EXIGE、EVORA三款车型正式停产。未来这三款车型装配生产线将更换成新的设备，为EMIRA车型提供生产支持。
据了解，在过去25年当中，这三款经典跑车已经成为路特斯品牌的象征，累计销售51,738辆，该数据占据路特斯公司成立73年以来历史销量一半。其中，ELISE最初是1996年投放的，四年后也就是2000年推出了EXIGE，而EVORA最早可以追溯到2009年，是为数不多的算是较新的产品。
【新版汽车“三包”法元旦开始实施：赔的更多、包的更全、罚的更重】
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快速爆发，以及国内汽车市场的发展，老款《汽车三包法》对消费者的保障范围和力度，也亟需同步升级。日前，据报道，新版《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与2013年发布的《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相比，新规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
新版“三包”政策最大的变化在于，在“三包责任”相关条款中增加了关于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等新能源汽车故障“包修、包换、包退”的相关规定。而且，新规强化生产者的质量责任，要求生产者不得故意拖延或无正当理由拒绝销售者、修理者提出的协助、追偿等事项;总的来说，”新三包“赔的更多、包的更全、罚的更重，汽车三包对商家拒绝履行做出规定，大幅提高罚款标准，将由原来处罚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改为最高处罚50万元。
【中原内配集团荣登“2021河南企业100强”】
12月22日上午，由河南省企业联合会、河南省企业家协会主办的“2021河南企业100强发布会”在郑州举行。会议发布了“2021河南企业100强”榜单，并首次发布“2021河南制造业企业100强”“2021河南服务业企业100强”榜单。中原内配集团位列“2021河南企业100强”榜单第72位，“2021河南制造业企业100强”榜单第41位。
【车通配数字化支撑产业升级，构建丹阳国际汽配城产业新格局】
丹阳国际汽配城作为全国目前最大且唯一的产品源头市场，成为全国1000余家贸易型汽配市场及众多整车、总成零部件企业的采购中心和进货渠道。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和数字经济发展需要，传统汽配产业如何转型升级成为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丹阳本土企业，车通配应用互联网技术和创新模式将传统线下汽配交易搬到线上，并通过数字化技术打破了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孤岛，让产业链各主体实现协同创新，为传统产业数字化提供了范本。
-- END --
早知道热点
1、本土供应商即将“破解”核心件，空气悬架国产替代步伐提速
2、重磅!玉柴正式发布中国首台商用车燃氢发动机
3、智能座舱：引领人机交互新阶段
4、通用计划跨行业提供电动零部件，扩大其电气化技术商业化
5、远程商用车荣获“强国担当”称号
6、英国11月汽车产量创37年来同期新低
7、突然!吉利路特斯三款车型宣布停产
8、新版汽车“三包”法元旦开始实施：赔的更多、包的更全、罚的更重
9、中原内配集团荣登“2021河南企业100强”
10、车通配数字化支撑产业升级，构建丹阳国际汽配城产业新格局
【本土供应商即将“破解”核心件，空气悬架国产替代步伐提速】
近年来，在自主品牌冲击高端化的过程中，空气悬架系统成为自主高端车型的宣传点。据了解，目前中鼎股份、孔辉汽车、保隆科技三家企业已经实现了空悬相关产品的量产落地。其中，中鼎股份于2016年收购了国外空悬龙头企业AMK，以此具备了较高的技术壁垒优势，成为国内主要的空气供给单元供应商。孔辉汽车具备空悬电控等方面能力，已经给红旗、长城等车厂供应。保隆科技自2012年起开始研制空气弹簧，已经给多个车企和Tier1供获，且在商用车OEM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长远来看，主机厂将空气悬架定点分拆的供货方式有望成为趋势，且随之以保隆科技为代表的本土供应商的产品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空气悬架系统国产化替代的步伐有望加速。
【重磅!玉柴正式发布中国首台商用车燃氢发动机】
12月21日，玉柴在北京理工大学正式发布中国首台商用车燃氢发动机。该款发动机点火实现稳定运行，标志着玉柴在掌握大规模、低成本利用氢能的关键技术上迈出了关键步伐。这是玉柴继氢燃料电池发布后，在氢能应用上又一里程碑式的成果，也是我国内燃机行业在氢能时代背景下推动动力转型的重要一步，也标志着玉柴成为我国内燃机行业传统动力、新能源动力技术路线最多、技术储备最为丰富的企业。
【智能座舱：引领人机交互新阶段】
智能座舱是今年汽车行业炙手可热的细分领域。2021上海车展上，众多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展示将这一发展趋势尽显无遗。在这股浪潮中，众多自主车企和零部件供应商早早地走在了前排。其中，作为支撑基础的，便是我国智能座舱相关零部件企业的异军突起，它们成为与整车企业协同创新的重要主体。
“智能座舱是汽车智能化进程中重要的技术产物，也是近一两年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探索的热点和重点所在。汽车成为继手机、个人电脑、平板电脑后的下一个智能终端集成载体，智能座舱是汽车品牌实现产品差异化和升级的首要切入点之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副秘书长叶盛基指出，“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仅智能座舱这一细分领域就将拥有千亿元级规模的市场前景。”
【通用计划跨行业提供电动零部件，扩大其电气化技术商业化】
12月22日，通用汽车表示，该公司计划跨行业提供电动零部件，以将其电气化技术扩展到更大的商业客户群体。
通用将开始为车主和非汽车客户推出电动汽车部件，以改进他们的产品。通用汽车电动汽车部件的客户涵盖了从旗下汽车性能部件品牌Chevrolet Performance & Aftermarket到通用动力解决方案部门(GM Powered Solutions)，甚至是为机场供应牵引机设备的公司。通用汽车估计，到2030年，由于各行各业的企业都设定了减排目标，电气化组件的潜在市场规模将达到200亿美元。
【远程商用车荣获“强国担当”称号】
12月23日，由《中国汽车报》社主办的“车轮上的中国——国之利器绽放2021”年度盛典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圆满举办。
本届活动不仅全面盘点了商用车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中做出的贡献，表彰了在客运物流、城市基建、抗疫防护、城市交通等细分领域中深受用户认可的车型，还特别设立了“强国担当”和“中坚力量”两个品牌组别。远程商用车科技有限公司也斩获了“强国担当”的殊荣，旗下的远程甲醇重卡也凭借优异的产品性能，获得了“绿色节能利器”的称号。
【英国11月汽车产量创37年来同期新低】
据外媒报道，12月23日，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SMMT)的数据显示，由于英国汽车行业正努力应对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英国汽车制造商11月份的产量创37年来同期新低。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表示，今年11月，尽管英国电动汽车产量同比增长53%，但是汽车总产量同比下降28.7%，至75,756辆，连续第五个月下跌，也创下自1984年以来同期新低。英国汽车产量下降的部分原因是本田的一家汽车工厂在7月份永久关闭。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首席执行官Mike Hawes表示，英国11月汽车产量的下降“令人非常担忧”，并突显了英国汽车行业的形势严峻。
【突然!吉利路特斯三款车型宣布停产】
12月23日，据媒体报道，吉利旗下英国跑车制造商路特斯ELISE、EXIGE、EVORA三款车型正式停产。未来这三款车型装配生产线将更换成新的设备，为EMIRA车型提供生产支持。
据了解，在过去25年当中，这三款经典跑车已经成为路特斯品牌的象征，累计销售51,738辆，该数据占据路特斯公司成立73年以来历史销量一半。其中，ELISE最初是1996年投放的，四年后也就是2000年推出了EXIGE，而EVORA最早可以追溯到2009年，是为数不多的算是较新的产品。
【新版汽车“三包”法元旦开始实施：赔的更多、包的更全、罚的更重】
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快速爆发，以及国内汽车市场的发展，老款《汽车三包法》对消费者的保障范围和力度，也亟需同步升级。日前，据报道，新版《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与2013年发布的《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相比，新规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
新版“三包”政策最大的变化在于，在“三包责任”相关条款中增加了关于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等新能源汽车故障“包修、包换、包退”的相关规定。而且，新规强化生产者的质量责任，要求生产者不得故意拖延或无正当理由拒绝销售者、修理者提出的协助、追偿等事项;总的来说，”新三包“赔的更多、包的更全、罚的更重，汽车三包对商家拒绝履行做出规定，大幅提高罚款标准，将由原来处罚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改为最高处罚50万元。
【中原内配集团荣登“2021河南企业100强”】
12月22日上午，由河南省企业联合会、河南省企业家协会主办的“2021河南企业100强发布会”在郑州举行。会议发布了“2021河南企业100强”榜单，并首次发布“2021河南制造业企业100强”“2021河南服务业企业100强”榜单。中原内配集团位列“2021河南企业100强”榜单第72位，“2021河南制造业企业100强”榜单第41位。
【车通配数字化支撑产业升级，构建丹阳国际汽配城产业新格局】
丹阳国际汽配城作为全国目前最大且唯一的产品源头市场，成为全国1000余家贸易型汽配市场及众多整车、总成零部件企业的采购中心和进货渠道。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和数字经济发展需要，传统汽配产业如何转型升级成为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丹阳本土企业，车通配应用互联网技术和创新模式将传统线下汽配交易搬到线上，并通过数字化技术打破了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孤岛，让产业链各主体实现协同创新，为传统产业数字化提供了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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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院士被联想扫地出门过程！如今80余岁仍从未放弃
学术派 2021-12-01 23:05
学术派
与学术前沿同步，做最具创新的学问人。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着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学术派创建于2015年6月，至今运营已6年有余，2021年6月进行了认证迁移。本号“专注为学者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
9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学问之家
致力于做具有时代和民族担当的知识分子，独立思维，理性批判，高瞻远瞩，兼容并包，不人云亦云，不空穴来风，不偏执，做思想和时代的引领者，为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不懈奋斗。
公众号
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的会议室内，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的干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大家都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都保持沉默，不敢妄议。随即，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起身发言，声泪俱下。他表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院士坐在台下，镇定自若。会议散场，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离开。十年时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了背道而驰。
01
1939年8月1日，倪光南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时值抗战，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逃难的经历，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倪光南从那时起就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被人欺负。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学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他当时在国外的年薪是国内工资的70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毅然回国，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足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在倪光南的心中，有一个科技产业的兴国梦。柳传志在1970年进入计算所，相对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柳传志对他钦佩不已。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给了20万的启动资金，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但是公司业务还没开展起来，就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之后，三个人一合计，想到了一个人——倪光南。为什么是倪光南呢？那时候，计算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无法处理汉字，没法推广普及。怎么办？只能研发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的“汉字处理产品”。倪光南自掏腰包从国外买回来的关键器材，起了大作用。倪光南主持研发的第二项汉字处理的产品取得成功，技术转让给4家企业，一共生产了600台。在此基础上，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PC，继续推动联想式汉卡的开发工作。
对于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他相信柳传志能很好地推广他的科研成果。应邀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一门心思搞研发，不被外界所打扰。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5月，公司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开始投放市场。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的倪光南，也由此和联想式汉卡连在了一起。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亿元。这十年时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然而随着国外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汉卡已经江河日下，联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寻求创新。此时，一个不畏艰难的科学家，和一个谨慎行事的企业家，互相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02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是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还是紧跟市场先赚钱？倪光南和柳传志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技术派”与“市场派”的一次决斗。倪光南坚定地认为，必须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他计划对标Intel，从芯片设计入手发展“中国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中科院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但在最后一刻，此前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柳传志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不是联想的实力可以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再做技术开发。科学家并不在乎失败多少次，因为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但是企业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为千古恨。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极度自信而又固执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点，最终造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每次开会，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995年6月的那次会议，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联想。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划上句号。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屡次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会如何？
即便是在被解聘之后，倪光南院士还是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然而事与愿违。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的他，成了一个闲人，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1999年，联想对外发布公告，正式解聘倪光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离开了工作15年的联想，没拿到半点股份。扫地出门，不过如此。他却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获得了新生。”刚刚离开联想，一个叫李德磊的人就找上门来。倪光南回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哟啊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的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李德磊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BBT是他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当时李德磊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BBT承担了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当时的中国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却磨练了一支CPU的技术队伍。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前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自己却分文未取。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备受瞩目。经过高级别专家鉴定会，“方舟1号”被推上技术神坛，国家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在众多部门的推动下，方舟科技顺利拿到巨额的政府采购。形势一片大好，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李德磊把“宝”都押在了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客户供货。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信誉拉来的，不得已之下，倪光南只得离开。方舟芯片同样遭遇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人家根本不支持方舟的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2003年，随着政府采购的淡出，方舟芯片市场大幅下滑。作为一个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选择放弃。李德磊宣扬自研芯片没有市场，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这次芯片研发的夭折，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倪光南也为自己看错人而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03
历经了联想和方舟的两次挫折之后，倪光南再也没有加入一家公司。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倪光南院士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技术和信息被对方钳制，更大的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这些年，国外血的教训不少。国外因操作系统被黑客攻击、信息存储系统被非法监听的案例不胜枚举。Intel、ABM和ARM的芯片架构更是被爆出，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这几家公司的芯片，几乎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但是刀砍不到自己身上，就感觉不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受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倪光南说：“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是啊，如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被国外的芯片技术“卡脖子”。再不寻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的强势崛起，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摇旗呐喊。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国崛起，中美之间势必要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多番较量。倪光南院士惋惜道：“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有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者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很可惜，智者的先见之明，抵不过企业家眼里的真金白银。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建立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然表示，联盟的力量很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从未停止过奔忙呼号。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要搞中国自己的芯片、半导体。可喜的是，如今从国家到企业终于决心要突破了。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评价他：“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过对于名利，倪光南从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他自言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一定是可以的。”
学术派 2021-12-01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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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的会议室内，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的干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大家都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都保持沉默，不敢妄议。随即，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起身发言，声泪俱下。他表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院士坐在台下，镇定自若。会议散场，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离开。十年时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了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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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1日，倪光南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时值抗战，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逃难的经历，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倪光南从那时起就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被人欺负。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学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他当时在国外的年薪是国内工资的70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毅然回国，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足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在倪光南的心中，有一个科技产业的兴国梦。柳传志在1970年进入计算所，相对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柳传志对他钦佩不已。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给了20万的启动资金，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但是公司业务还没开展起来，就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之后，三个人一合计，想到了一个人——倪光南。为什么是倪光南呢？那时候，计算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无法处理汉字，没法推广普及。怎么办？只能研发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的“汉字处理产品”。倪光南自掏腰包从国外买回来的关键器材，起了大作用。倪光南主持研发的第二项汉字处理的产品取得成功，技术转让给4家企业，一共生产了600台。在此基础上，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PC，继续推动联想式汉卡的开发工作。
对于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他相信柳传志能很好地推广他的科研成果。应邀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一门心思搞研发，不被外界所打扰。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5月，公司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开始投放市场。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的倪光南，也由此和联想式汉卡连在了一起。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亿元。这十年时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然而随着国外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汉卡已经江河日下，联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寻求创新。此时，一个不畏艰难的科学家，和一个谨慎行事的企业家，互相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02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是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还是紧跟市场先赚钱？倪光南和柳传志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技术派”与“市场派”的一次决斗。倪光南坚定地认为，必须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他计划对标Intel，从芯片设计入手发展“中国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中科院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但在最后一刻，此前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柳传志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不是联想的实力可以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再做技术开发。科学家并不在乎失败多少次，因为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但是企业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为千古恨。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极度自信而又固执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点，最终造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每次开会，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995年6月的那次会议，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联想。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划上句号。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屡次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会如何？
即便是在被解聘之后，倪光南院士还是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然而事与愿违。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的他，成了一个闲人，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1999年，联想对外发布公告，正式解聘倪光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离开了工作15年的联想，没拿到半点股份。扫地出门，不过如此。他却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获得了新生。”刚刚离开联想，一个叫李德磊的人就找上门来。倪光南回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哟啊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的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李德磊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BBT是他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当时李德磊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BBT承担了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当时的中国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却磨练了一支CPU的技术队伍。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前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自己却分文未取。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备受瞩目。经过高级别专家鉴定会，“方舟1号”被推上技术神坛，国家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在众多部门的推动下，方舟科技顺利拿到巨额的政府采购。形势一片大好，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李德磊把“宝”都押在了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客户供货。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信誉拉来的，不得已之下，倪光南只得离开。方舟芯片同样遭遇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人家根本不支持方舟的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2003年，随着政府采购的淡出，方舟芯片市场大幅下滑。作为一个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选择放弃。李德磊宣扬自研芯片没有市场，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这次芯片研发的夭折，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倪光南也为自己看错人而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03
历经了联想和方舟的两次挫折之后，倪光南再也没有加入一家公司。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倪光南院士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技术和信息被对方钳制，更大的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这些年，国外血的教训不少。国外因操作系统被黑客攻击、信息存储系统被非法监听的案例不胜枚举。Intel、ABM和ARM的芯片架构更是被爆出，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这几家公司的芯片，几乎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但是刀砍不到自己身上，就感觉不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受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倪光南说：“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是啊，如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被国外的芯片技术“卡脖子”。再不寻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的强势崛起，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摇旗呐喊。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国崛起，中美之间势必要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多番较量。倪光南院士惋惜道：“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有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者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很可惜，智者的先见之明，抵不过企业家眼里的真金白银。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建立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然表示，联盟的力量很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从未停止过奔忙呼号。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要搞中国自己的芯片、半导体。可喜的是，如今从国家到企业终于决心要突破了。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评价他：“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过对于名利，倪光南从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他自言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一定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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