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陈达飞丨惊险一跃：创新与世界经济的起飞（2万字长文）
来源：一瓣
文 | 邵宇、陈达飞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博士后工作站主管、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
摘要：相对于亿万年的人类史而言，两百多年的现代经济发展史如白驹过隙。人类实现这“惊险一跃”的根本原因在于创新，它同样也是各国经济起飞、可持续发展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的根本原因。1978年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节点，中国从自力更生走向改革开放。开放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议程，这集中体现在知识和创新向中国的外溢。通过“干中学”，“后发优势”的潜力得以发挥。从供给侧分解经济增长可知，中国GDP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高度一致，从上世纪末到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持续抬升，在劳动生产率中的贡献也越来越高。但2008年之后，TFP增速显著下行，2012年来持续运行在低位。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的重要解释，也是2015年开始推动供给侧改革的重要背景。由于人口“大逆转”是不可逆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不仅要求中国继续吸收世界前沿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从引进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变。两套不同的路径所要求的创新系统是不一样的，自主创新对于市场机制的要求更加完善，这其中就包括资本市场制度。此外，增加研发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投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完善专利制度，反垄断以保障市场竞争秩序等政策都是题中之意。
关键词：现代经济；经济长波；引进创新；自主创新；后发优势；资本市场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博士后工作站主管、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
本文为专题第一部分。
一、引言
一个社会，如果不再关心自己的既往进步，不久之后将会失去自己能够在未来进步的信念。[1]两百多年来，史学家们始终在追问：现代经济增长是如何开始的？[2]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分流”，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如何解释？后发国家如何才能向发达国家靠拢？答案是：自主创新和创新的扩散（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
创新[3]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4]，是社会“富裕的杠杆”[5]，也是导致东西方“大分流”[6]的驱动力量。在库茨涅兹（Simon Kuznets）定义的“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中，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必要条件之一[7]。创新理论的集大成者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创新驱动的经济演化——“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而企业家的职能就是推动创新。所以，创新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8世纪中叶以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停滞期，经济平均增速约为零。截止到1700年，全球总人口约6亿，从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1700年，年均增速仅为0.04%[8]（图1）。直到英国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才摆脱李嘉图“土地报酬递减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幽灵，打破规模报酬递减与人口指数增长的恶性循环。全球人口年增长率在二战后婴儿潮高峰期时（1963年）达到了2.2%，目前仍维持在1%以上。联合国预测，至2100年，全球人口增长率会下降到0.1%。然而，这是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结果，与前现代社会中的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得到的低增长率有显著差别。被称之为“人类社会总决算”[9]的平均寿命和寿命的基尼系数均显示（Peltzman，2009），现代经济增长带动了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图2）。
图1：世界人口数量的变化（公元前1万年-2100年）
图2：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
从千年历史长河中观察，人口、经济产出和创新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创新的累积略早于产出和人口。15世纪中叶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印刷成本下降，书籍发行数量陡增，人类的识字率快速提升，加速了知识的扩散和思想的解放，致使工业革命之前的两百年出现了一波创新的小高潮（图3）。归根结底，创新在本质上是属于认识论的。技术变革只能通过新思想的涌现而产生（莫基尔，2008）。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能否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值得怀疑的。
图3：创新的指数增长（BC1000-2000年）
在《富裕的杠杆》一书中，莫基尔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资本存量的增加，可被定义为“索洛增长”；（2）商业扩张，如贸易的全球化，其对应着劳动分工的扩展，故被定义为“斯密增长”；（3）规模效应，可被定义为“诺斯增长”[10]；（4）知识积累，包括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故被定义为“熊彼特增长”。不同类型的驱动力是相辅相成的，如商业扩张有助于实现规模效应，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标准宏观经济学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开始定量归因经济发展的来源——劳动投入、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TFP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加权平均，代表了创新。
详情链接：https://t.cn/A6xFwRTD
来源：一瓣
文 | 邵宇、陈达飞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博士后工作站主管、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
摘要：相对于亿万年的人类史而言，两百多年的现代经济发展史如白驹过隙。人类实现这“惊险一跃”的根本原因在于创新，它同样也是各国经济起飞、可持续发展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的根本原因。1978年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节点，中国从自力更生走向改革开放。开放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议程，这集中体现在知识和创新向中国的外溢。通过“干中学”，“后发优势”的潜力得以发挥。从供给侧分解经济增长可知，中国GDP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高度一致，从上世纪末到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持续抬升，在劳动生产率中的贡献也越来越高。但2008年之后，TFP增速显著下行，2012年来持续运行在低位。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的重要解释，也是2015年开始推动供给侧改革的重要背景。由于人口“大逆转”是不可逆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不仅要求中国继续吸收世界前沿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从引进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变。两套不同的路径所要求的创新系统是不一样的，自主创新对于市场机制的要求更加完善，这其中就包括资本市场制度。此外，增加研发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投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完善专利制度，反垄断以保障市场竞争秩序等政策都是题中之意。
关键词：现代经济；经济长波；引进创新；自主创新；后发优势；资本市场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博士后工作站主管、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
本文为专题第一部分。
一、引言
一个社会，如果不再关心自己的既往进步，不久之后将会失去自己能够在未来进步的信念。[1]两百多年来，史学家们始终在追问：现代经济增长是如何开始的？[2]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分流”，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如何解释？后发国家如何才能向发达国家靠拢？答案是：自主创新和创新的扩散（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
创新[3]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4]，是社会“富裕的杠杆”[5]，也是导致东西方“大分流”[6]的驱动力量。在库茨涅兹（Simon Kuznets）定义的“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中，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必要条件之一[7]。创新理论的集大成者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创新驱动的经济演化——“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而企业家的职能就是推动创新。所以，创新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8世纪中叶以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停滞期，经济平均增速约为零。截止到1700年，全球总人口约6亿，从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1700年，年均增速仅为0.04%[8]（图1）。直到英国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才摆脱李嘉图“土地报酬递减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幽灵，打破规模报酬递减与人口指数增长的恶性循环。全球人口年增长率在二战后婴儿潮高峰期时（1963年）达到了2.2%，目前仍维持在1%以上。联合国预测，至2100年，全球人口增长率会下降到0.1%。然而，这是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结果，与前现代社会中的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得到的低增长率有显著差别。被称之为“人类社会总决算”[9]的平均寿命和寿命的基尼系数均显示（Peltzman，2009），现代经济增长带动了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图2）。
图1：世界人口数量的变化（公元前1万年-2100年）
图2：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
从千年历史长河中观察，人口、经济产出和创新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创新的累积略早于产出和人口。15世纪中叶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印刷成本下降，书籍发行数量陡增，人类的识字率快速提升，加速了知识的扩散和思想的解放，致使工业革命之前的两百年出现了一波创新的小高潮（图3）。归根结底，创新在本质上是属于认识论的。技术变革只能通过新思想的涌现而产生（莫基尔，2008）。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能否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值得怀疑的。
图3：创新的指数增长（BC1000-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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