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建筑史观念性重译的建筑｜姜珺评非常建筑新作中国美术学院良渚校区》(二)
3 四制教改
校方对良渚校区教学体制的初步设想，被归纳为校区、院所、学分、学社的“四制”。校区制，即良渚校区于2021年前期，整体纳入美院原张江校区的招生计划数目（从上海设计学院转到创新设计学院，但从艺科的单向招生改为艺、文、工“三位一体”的综合招生），2023年校区完全竣工再并入设计艺术学院（原位于象山校区），从而在杭州形成与南山、象山三校区并置的“一池三山”。除了承载中国美院的设计板块，联动周边“社区—景区—园区”形成“无墙学院”和“创新社区”，更重要的是主动嵌入一系列地方与国家战略（从“良渚数字文化小镇”到“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到“中国制造2025”），成为中国正在进行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能动一极。
院所制，即以研究院所集群及其课题驱动的教学机制，一方面以常效性的“研究”面向未来社会发展的人文理论与创新科技，另一方面以时效性的“课题”带动应用性、示范性的创新孵化与转化。与强调专业分科的传统“院系制”的区别在于，“院所制”更倾向于通过兼具普遍意义和具体问题的课题淡化专业边界，同时通过“学分制”赋予学生一定自主权，在不同取向的院所之间切换方向，以“跨所”实现“跨界”。
“学分制”源起于综合型大学，其基础是广泛多样的课程供给，对于目前千人左右的单个设计学院则是短板。在2023年良渚校区真正形成“校区制”下规模化的设计板块之后，才有望由目前的“学年学分制”向“完全学分制”过渡。“学社制”则是与“院所制”相对应的学生自组织，“院所制”自上而下，“学社制”自下而上，“院所制”侧重课堂教学，“学社制”侧重社区生活。通过与教学空间相平行的学生社区空间的再组织，补足学生在正式课程中无法涉及的兴趣点，未来有可能在学院支持和院所指导下聚零为整，成为“书院制”的雏形。二者在人事与课题上的合纵连横，共同构成校区“生活即教育、学院即社区”的大学气象。
“四制”是校方为校区竞标设立的基本框架，投标团队被要求在此基础上深化教学体系构想，再提供空间方案。这样，各方的空间设计作为其物理结果，势必对院系制、学时制、学工制为代表的现有设计教育体系产生重构作用，从而以“倒逼”的方式启动体系化的教改。最终，非常建筑的方案（以下简称“非常方案”）在竞标中胜出。主持建筑师张永和曾任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主任与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拥有复旦附中青浦分校、吉首大学综合楼等多个校园规划与教学建筑设计经验。除了建筑师和建筑学教师的双重身份之外，张永和在设计领域的“跨界”更是与良渚校区的教学诉求不谋而合，在建筑设计的主业之外，他通过与不同品牌和设计师的合作，横跨了产品（Alessi）、服装（1/2）、食物（21cake）、首饰（TTF）、插画（小侦探）、电影（影捉影）等创造性领域，这一系列经验最终反映为他的两个认识：一、未来设计教育必然具有跨界属性，教学体制及其校园空间都将在这一趋势中发生变革；二、建筑学对设计教育具有通用属性，无论是被实践的建筑（作为动词）、还是被体验的建筑（作为名词）都具有广义上的“不言之教”的作用。二者分别被他称为“泛设计”和“通用建筑学”，并且在他主题为“绵延多义、居学一体”的校区方案中得以体现。
4 毯式工坊与差序院群
“绵延”是非常方案与其他竞标方案的方向性区别。其他竞标方案是以单体巨构对基地原生态的整体保留，非常方案选择了一种“毯式建筑”的策略覆盖整个基地，即用水平向自由延展的“绵延工坊”组织校园布局。前者大疏大密，因而“课内”与“课外”严格分离；后者则利用基地四面环水、东高西低的地形，将校园设计为“东密西疏”，但东部密中有疏，西部疏中有密，二者通过绵延工坊和其间的叠石跌水相连，以“疏密相间”模糊化了“课内”与“课外”的边界。“毯式建筑”（Mat-building）是“Team 10”在20世纪中叶提出的建筑原型，并验证于20世纪60年代的柏林自由大学 ② （另一个与良渚校区人地规模相近的校园项目）。其特征是将一套具有模数关系的“类城市路网”引入建筑，通过统一的基础设施平台构建一个水平高密度的微缩城市，以容纳在更长时段中自发生长的差异化建筑，从而在根本上有别于此前以CIAM为代表的一代建筑师所信奉的机械理性、功能固化的现代主义。绵延工坊在提供绵延底层的同时，也通过一套双层交通体系，将绵延的街道社区引到校区二层，与工坊和馆舍建立空中的沿街连接，暗埋了与途径院落高低互动的可能，也为沿途景观节点的未来生长预留了余地。
空间布局上，毯式建筑往往因为其网状组织而呈现为“多孔院群”，这方面“绵延工坊”更接近同期柯布西耶未建成的遗作“威尼斯医院” ③ （1964年），后者以模块化的医疗单元围合方院，以底层架空的方式在岸边海面上作“毯式延展”。但不同于威尼斯医院的“均质院群”，非常方案更多是“差序院群”，即通过绵延工坊的单位错落形成“大中小微”的院落层次，并进一步在主要院落周边配置“破毯而出”的多层馆舍，从而既兼顾了各类公私活动的不同规模，令教学与生活可以随时自由地出入，同时也以“宅院相间”延展了内外空间的交互界面。#中国美术学院[超话]#
3 四制教改
校方对良渚校区教学体制的初步设想，被归纳为校区、院所、学分、学社的“四制”。校区制，即良渚校区于2021年前期，整体纳入美院原张江校区的招生计划数目（从上海设计学院转到创新设计学院，但从艺科的单向招生改为艺、文、工“三位一体”的综合招生），2023年校区完全竣工再并入设计艺术学院（原位于象山校区），从而在杭州形成与南山、象山三校区并置的“一池三山”。除了承载中国美院的设计板块，联动周边“社区—景区—园区”形成“无墙学院”和“创新社区”，更重要的是主动嵌入一系列地方与国家战略（从“良渚数字文化小镇”到“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到“中国制造2025”），成为中国正在进行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能动一极。
院所制，即以研究院所集群及其课题驱动的教学机制，一方面以常效性的“研究”面向未来社会发展的人文理论与创新科技，另一方面以时效性的“课题”带动应用性、示范性的创新孵化与转化。与强调专业分科的传统“院系制”的区别在于，“院所制”更倾向于通过兼具普遍意义和具体问题的课题淡化专业边界，同时通过“学分制”赋予学生一定自主权，在不同取向的院所之间切换方向，以“跨所”实现“跨界”。
“学分制”源起于综合型大学，其基础是广泛多样的课程供给，对于目前千人左右的单个设计学院则是短板。在2023年良渚校区真正形成“校区制”下规模化的设计板块之后，才有望由目前的“学年学分制”向“完全学分制”过渡。“学社制”则是与“院所制”相对应的学生自组织，“院所制”自上而下，“学社制”自下而上，“院所制”侧重课堂教学，“学社制”侧重社区生活。通过与教学空间相平行的学生社区空间的再组织，补足学生在正式课程中无法涉及的兴趣点，未来有可能在学院支持和院所指导下聚零为整，成为“书院制”的雏形。二者在人事与课题上的合纵连横，共同构成校区“生活即教育、学院即社区”的大学气象。
“四制”是校方为校区竞标设立的基本框架，投标团队被要求在此基础上深化教学体系构想，再提供空间方案。这样，各方的空间设计作为其物理结果，势必对院系制、学时制、学工制为代表的现有设计教育体系产生重构作用，从而以“倒逼”的方式启动体系化的教改。最终，非常建筑的方案（以下简称“非常方案”）在竞标中胜出。主持建筑师张永和曾任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主任与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拥有复旦附中青浦分校、吉首大学综合楼等多个校园规划与教学建筑设计经验。除了建筑师和建筑学教师的双重身份之外，张永和在设计领域的“跨界”更是与良渚校区的教学诉求不谋而合，在建筑设计的主业之外，他通过与不同品牌和设计师的合作，横跨了产品（Alessi）、服装（1/2）、食物（21cake）、首饰（TTF）、插画（小侦探）、电影（影捉影）等创造性领域，这一系列经验最终反映为他的两个认识：一、未来设计教育必然具有跨界属性，教学体制及其校园空间都将在这一趋势中发生变革；二、建筑学对设计教育具有通用属性，无论是被实践的建筑（作为动词）、还是被体验的建筑（作为名词）都具有广义上的“不言之教”的作用。二者分别被他称为“泛设计”和“通用建筑学”，并且在他主题为“绵延多义、居学一体”的校区方案中得以体现。
4 毯式工坊与差序院群
“绵延”是非常方案与其他竞标方案的方向性区别。其他竞标方案是以单体巨构对基地原生态的整体保留，非常方案选择了一种“毯式建筑”的策略覆盖整个基地，即用水平向自由延展的“绵延工坊”组织校园布局。前者大疏大密，因而“课内”与“课外”严格分离；后者则利用基地四面环水、东高西低的地形，将校园设计为“东密西疏”，但东部密中有疏，西部疏中有密，二者通过绵延工坊和其间的叠石跌水相连，以“疏密相间”模糊化了“课内”与“课外”的边界。“毯式建筑”（Mat-building）是“Team 10”在20世纪中叶提出的建筑原型，并验证于20世纪60年代的柏林自由大学 ② （另一个与良渚校区人地规模相近的校园项目）。其特征是将一套具有模数关系的“类城市路网”引入建筑，通过统一的基础设施平台构建一个水平高密度的微缩城市，以容纳在更长时段中自发生长的差异化建筑，从而在根本上有别于此前以CIAM为代表的一代建筑师所信奉的机械理性、功能固化的现代主义。绵延工坊在提供绵延底层的同时，也通过一套双层交通体系，将绵延的街道社区引到校区二层，与工坊和馆舍建立空中的沿街连接，暗埋了与途径院落高低互动的可能，也为沿途景观节点的未来生长预留了余地。
空间布局上，毯式建筑往往因为其网状组织而呈现为“多孔院群”，这方面“绵延工坊”更接近同期柯布西耶未建成的遗作“威尼斯医院” ③ （1964年），后者以模块化的医疗单元围合方院，以底层架空的方式在岸边海面上作“毯式延展”。但不同于威尼斯医院的“均质院群”，非常方案更多是“差序院群”，即通过绵延工坊的单位错落形成“大中小微”的院落层次，并进一步在主要院落周边配置“破毯而出”的多层馆舍，从而既兼顾了各类公私活动的不同规模，令教学与生活可以随时自由地出入，同时也以“宅院相间”延展了内外空间的交互界面。#中国美术学院[超话]#
云端超市•第218期┃“汉承秦制”的“大统一”：秦汉史 主讲人：秦晖
秦汉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国文化整合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时期。
这一时期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形成了汉族、汉语、汉字、汉服等基础，也决定了以后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云端超市#
https://t.cn/A6it9Q2c
秦汉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国文化整合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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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冷知识##花木兰# 代父从军的可能性】
千古名篇《木兰辞》家传户晓，最早出自北魏《乐府》，那个时候朝廷设有乐府官署，负责收集整理民歌、训练乐工等，到了宋代被正式收入《乐府诗集》。乐府歌辞来源一般有两种：御用文人创作和民间采集，而《木兰辞》显然属于后者。
乐府经典基本上带有写实，好像汉魏时期流传下来的《东门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都是。由于古代官方修史，帝王将相、改朝换代，不少都怪力乱神，民间小事小人物史书不显。古时老百姓通过民歌，将他们看到、认为有意义的事口述，再经文人润色，被官署采集稍加整理成《乐府》，它们也可成为史料补充，相当传记或非官方大事记。
那么，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历史上这样的事真会出现吗？我们能否从《木兰辞》中推算出花木兰的真实故事？
由“可汗大点兵”、“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开始，来推断木兰生活的年代。据北魏官方文献，孝文帝改革前，皇帝称为“可汗”，假若要找到打达十年的战争，可找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与柔然长达25年的战争。到孝文帝汉化运动后，不再有“可汗”，可推断花木兰应该生活在拓跋焘的时代。
至于关于花木兰的籍贯说法很多，有谯郡、宋州、商丘等等，但历史上这些地方指的都是河南商丘市虞城县一带。商丘，原属南朝刘宋，拓跋焘在433年将刘宋势力驱逐，至439年完成中国北方统一。拓跋焘对柔然发动战争，从424年开始至449年结束，历时25年。时空与流传的花木兰生平基本相当，花木兰生于412年，那么433年商丘归属北魏后，木兰应是21岁，具备代父从军出击柔然的可能。
北魏在孝文帝改革前，是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过渡阶段，所以“可汗大点兵”和“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等亦符合史实，当奴隶主人或部落首领发动战争，每家每户需出一男丁为兵，由于“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从孝的角度出发，“从此替爷征”就有可能了。
假若以上的情况是成立，花木兰“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应是抵御柔然，并发生在拓跋焘击溃高句丽等柔然附属部落之后，在东北设六镇戍边期间，约在公元435年到447年。据史载，公元439年双方和亲改善了关系，之后的战争主要围绕争夺西域，到了444年有一次大规模战争，“坐击柔然后期，靳于都南”，北魏大获全胜。
木兰胜利凯旋之时，应约35岁，朝廷封木兰为尚书郎。北魏汉化前期，奴隶凭战功可获得“自由民”身份，当军功累积到“策勋十二转”亦可以做官。且尚书郎的官职虽然靠近中枢，但级别并不大，只位居尚书台下属各曹。
唐代诗人白居易、杜牧，南宋学者程大昌，明代学者徐文长，清代史学家姚石甫、宋虞庭等人都认为花木兰确有其人。她靠战功跻身贵族，那为什么史书没有记载？
清代《商丘县志》的记载可作参考：“……及还家，释其戎服，衣其旧裳。同行者骇之，遂以事闻于朝。召复赴阙，欲纳诸宫中。木兰曰：'臣无媲君之礼'，以死誓拒之，迫之不从，遂自尽。帝惊悯，追赠将军，谥'孝烈'。”花木兰有可能是鲜卑奴隶移民至商丘，凭战功跻身贵族，《魏书》和《北史》原本应该有她的传记，但因“以事闻于朝”，女儿身分暴露，犯下欺君，虽赦免，但被褫夺青史留名的机会。
千古名篇《木兰辞》家传户晓，最早出自北魏《乐府》，那个时候朝廷设有乐府官署，负责收集整理民歌、训练乐工等，到了宋代被正式收入《乐府诗集》。乐府歌辞来源一般有两种：御用文人创作和民间采集，而《木兰辞》显然属于后者。
乐府经典基本上带有写实，好像汉魏时期流传下来的《东门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都是。由于古代官方修史，帝王将相、改朝换代，不少都怪力乱神，民间小事小人物史书不显。古时老百姓通过民歌，将他们看到、认为有意义的事口述，再经文人润色，被官署采集稍加整理成《乐府》，它们也可成为史料补充，相当传记或非官方大事记。
那么，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历史上这样的事真会出现吗？我们能否从《木兰辞》中推算出花木兰的真实故事？
由“可汗大点兵”、“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开始，来推断木兰生活的年代。据北魏官方文献，孝文帝改革前，皇帝称为“可汗”，假若要找到打达十年的战争，可找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与柔然长达25年的战争。到孝文帝汉化运动后，不再有“可汗”，可推断花木兰应该生活在拓跋焘的时代。
至于关于花木兰的籍贯说法很多，有谯郡、宋州、商丘等等，但历史上这些地方指的都是河南商丘市虞城县一带。商丘，原属南朝刘宋，拓跋焘在433年将刘宋势力驱逐，至439年完成中国北方统一。拓跋焘对柔然发动战争，从424年开始至449年结束，历时25年。时空与流传的花木兰生平基本相当，花木兰生于412年，那么433年商丘归属北魏后，木兰应是21岁，具备代父从军出击柔然的可能。
北魏在孝文帝改革前，是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过渡阶段，所以“可汗大点兵”和“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等亦符合史实，当奴隶主人或部落首领发动战争，每家每户需出一男丁为兵，由于“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从孝的角度出发，“从此替爷征”就有可能了。
假若以上的情况是成立，花木兰“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应是抵御柔然，并发生在拓跋焘击溃高句丽等柔然附属部落之后，在东北设六镇戍边期间，约在公元435年到447年。据史载，公元439年双方和亲改善了关系，之后的战争主要围绕争夺西域，到了444年有一次大规模战争，“坐击柔然后期，靳于都南”，北魏大获全胜。
木兰胜利凯旋之时，应约35岁，朝廷封木兰为尚书郎。北魏汉化前期，奴隶凭战功可获得“自由民”身份，当军功累积到“策勋十二转”亦可以做官。且尚书郎的官职虽然靠近中枢，但级别并不大，只位居尚书台下属各曹。
唐代诗人白居易、杜牧，南宋学者程大昌，明代学者徐文长，清代史学家姚石甫、宋虞庭等人都认为花木兰确有其人。她靠战功跻身贵族，那为什么史书没有记载？
清代《商丘县志》的记载可作参考：“……及还家，释其戎服，衣其旧裳。同行者骇之，遂以事闻于朝。召复赴阙，欲纳诸宫中。木兰曰：'臣无媲君之礼'，以死誓拒之，迫之不从，遂自尽。帝惊悯，追赠将军，谥'孝烈'。”花木兰有可能是鲜卑奴隶移民至商丘，凭战功跻身贵族，《魏书》和《北史》原本应该有她的传记，但因“以事闻于朝”，女儿身分暴露，犯下欺君，虽赦免，但被褫夺青史留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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