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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零后#
西南联大成立的背景：
国破家亡，背井离乡，千里辗转，炮火连天。敌人欲占我国土，灭我种族。
联大学子因受民主科学之新思想影响，目光远大，为保我富强之根，虽历尽艰苦，更奋力汲取知识，勇攀高峰，以救国图存。
倭寇入侵，虽才华横溢，但投笔从戎保家卫国者众
至内战爆发，新国成立。虽业已巅峰，毅然返国，在废墟上重建国家，付出自己的光和热。
因为他们曾眼见家国飘零，受辱于人，因此才更意志强大，建立起新的强大武器，再不使国家受辱。
为什么他们如今看来如此优秀，因为他们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荐书#《剑桥科学史》：宏伟的科学史诗，将真正的科学精神带给中国。作为观念的“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进入中国后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百年后的今天，“德先生”踪影难觅，“赛先生”亦身份不明，有人说对很多中国的精英来说“赛先生”依旧还是个陌生人。 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三个关键的问题：“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其三，把科学看得太势利了、太俗了。”。尽管如今市面上关于“科学”的书早已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书籍依然只在普及科学知识，从未深入科学的“灵魂深处”。《剑桥科学史》正是一套从科学精神入手，回应赛先生何以救中国的百年追问，破解对科学种种谬误的一套典藏版世界科学通史。从科学精神入手回应赛先生何以救中国的百年追问。
科学精神从来没有进入国人的文化内核，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国人忽视科学，恰恰在于国人太重视科学。一方面，我们生活中常说“你这样做不科学”，科学成了对于“对的”、“正确的”、“合理的”等词汇的指代。另一方面，从近代科学进入中国起，在“科学救国”的迫切需求下我们把科学等同于技术，学到的却更多是“技”和“术”，而不是“科学精神”。只有渴求真理、渴望自由的人才能把真正理解科学与科学精神的本质，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科学精神的历史就是理性和自由的精神在人类文明演变中的历史。因此，重新审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和认知正是“赛先生”进入中国近百年后我们仍亟需补上的一堂现代文明必修课。《剑桥科学史》探究的，正是人类自有文明以来，科学在世界各地诞生的前因后果和重要成果。它以科学精神为主线，将与之相关的科学家、科学理论、科技成果、社会思潮甚至文化、艺术变迁，全部串联起来。搞清科学精神的来龙去脉，恰恰是理解科学精神真正的可贵之处，也是培养科学思维的观念起点。

#中国民俗学#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端，与蔡元培、鲁迅等的提倡密切相关。蔡元培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1917年至1922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倡科学与民主，广聘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刘半农进步学者及其它著名学者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后调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仍继续倡导他的进步主张，对中国民俗学运动有着重要的启蒙、指导和推动作用。从20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的半个世纪中，娄子匡、邓师许、杨成志、杨堃、汪玢玲等学者都对我国民俗学运动进行过分期论述：由于写作作时间过早，郑师许在1935年只分为两个时期（他称为“时代”），即“民国七年时北京大学为开辟草莱时代，民国十六七年至二十二年时广州中山大学的耕耘播种及开花结实时代；杨成志、娄子匡、汪玢玲都分为北大、中大、杭州三个时期；杨堃写于1948年的《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却分为多达五个时段，即1922-1925年的北大起源时明，1928-1930年的广州中大全盛时期、1930-1935年的杭州衰微时期、1936-1937年的复兴时期和“近九年来北平的民俗学研究”。只有中国民俗学运动发展到一个较长的历史时间内，我们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处来进行回顾、梳理、求得较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分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