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头大肚子不行、高薪不顾家也不行，最好是本地人……#杭州万松书院五一相亲忙#】对于杭州万松书院来说，相比于五一假期，周六的意义似乎更大一些。今天是周六，也是五月第一次相亲会。人一如既往地多。
目之所及，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信息，或塑封好之后被齐齐整整地挂在铁栏杆上，或张贴在各种能被展示出来的地方。
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爱好、收入、工作、籍贯、车子、房子、父母职业、联系方式……如同求职简历一般，一眼看去大致能了解一张相亲帖背后的主人的情况。
为子女相亲的家长们的淡定、焦虑、忐忑、茫然都写在了脸上。
现在年轻人结婚太难了，主要是买房子难
和不愿来到现场的年轻人一样，有的家长虽然来了，但是会有顾虑。有的是怕被亲戚同事看到，也有的怕自己的孩子知道了不高兴。
也有热心帮大家牵线的大姐，因为帮儿子来相亲，两年来建了12个微信群牵线。
在场地靠左的一角，闻大伯对年轻人单着这件事痛心疾首。每周他都会把一张张征婚帖张罗在铁栏杆上，要是有人成功脱单，那就把新的信息再补充进来。
“（脱单后）有的人会当面告诉我，有的人会给我打电话，也有的人什么都不说。”不晓得对方婚恋状况怎样，闻大伯只好一周又一周地重复。
他告诉记者，做这件事不是完全免费，但是公益的因素会多一些，“现在年轻人结婚太难了，主要是买房子难，随便一套就是几百万，哎。”
1992年的女生：搞对象有什么意思，我只想搞钱
来到相亲会现场的年轻人也有，男生会多一些。也有女生，1992年的小雅（化名）被爸爸“拖”进了相亲场。小雅和爸爸姑姑一大早爬了吴山、伍公山，路过万松书院顺便进来瞧瞧。
看得出来这一家子性格都很开朗，爸爸笑得爽快，女儿也不扭捏。
这样的组合在万松书院很受欢迎。很多家长都说，要是本人能到现场，相亲成功的机会大很多。
“你家女儿多大了？长得蛮高的嘛。”立马就有人围住了小雅父女，“属猴的。”小雅爸爸在她头顶上比划了个孙悟空经典的猴爪动作，女儿接话，“大马士猴。”围观的叔叔阿姨们开始笑，有人招呼一位在相亲会流连蛮久的爸爸，“你家儿子蛮合适的，主要是姑娘长得高。”
那位叔叔家的儿子1988年，身高1米88，“这个身高不好找对象啊。”叔叔说其实之前儿子也跟着来过，几次之后发现都是家长，就不高兴来了，“儿子找不好老婆，我们家长急的呀。”
看到小雅身高有1米68，叔叔蛮开心，聊了一会问小雅，“我儿子电话告诉你，要么加下他微信？”
边上的阿姨说，“让你儿子加人家女生。”小雅大大咧咧说不介意，叔叔赶紧打电话通知儿子通过。
两位老爷子聊起了孩子们的工作，小雅告诉记者，“我倒也不反对相亲，就当多认识一个朋友，说不定工作上还能互相帮忙呢。”
这位杭州本地姑娘还悄悄说：嗨，搞对象干什么啦，我觉得搞钱（赚钱）更有意思。
第一次来的阿姨：我不着急，她爸爸比较急
一排排信息看过去，已经能看到1999年女生的信息。
1994年，杭州本地人，女孩，身高1米71，硕士研究生学历，大学辅导员——这是一位母亲拿在手上的征婚信息，细心地在塑封好的帖子上系了一根红绳。
看到记者对这个条件出来相亲表示惊讶，这位母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是她爸爸比较着急，女儿不知道的。”这位母亲眉宇间倒没那么着急，翻出手机里的照片，女孩子真的很好看。
“没办法，工作忙，平时圈子又太小，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来。”阿姨说。
还有的家长一看就是“身经百战”。
自带好撑衣杆、帽子、水杯和干粮，早早占据好树下的石头条凳，和那些只带着干巴巴的纸张来的家长相比，他们显然经验丰富。
你家男孩我家女孩，基本信息一瞅，原本不相识的家长们，心理上的距离似乎一下子就近了。稍作交流之后，互相交换信息，然后继续寻找下一个合适的目标。
有的家长是特意从东北、山东等地方赶来的，听说这里有相亲会，来不及准备太多资料，把希望寄托在一次次要到的联系方式上。
没太多要求，聊得来、合眼缘就好，这事是真的吗？
相亲会上，大家关心的是什么？
在场的年轻人不多，几乎只要有人出现，就会有叔叔阿姨上来问：你是自己来找吗？今年多大了？
说着似乎对孩子另一半没多大要求，小时新闻记者旁听了一上午，发现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
一位26岁女孩的母亲，背着名牌包，戴着钻戒，在人群里活跃着。她从去年开始时不时参加相亲会。
“我对女婿要求不高的，我们杭州人，也不兴彩礼的，人好就行。”她说，“我女儿个子不大高，只有1米55，男生1米72以上就行。”阿姨说原本希望男孩子能1米75，“后来发现1米65的女孩也想找1米75以上的男生，我就和女儿说要降低要求。”
阿姨觉得自己条件不苛刻，“秃头、大肚子总是不行的吧？”高薪但是不大能顾家的男生，阿姨也不是很愿意考虑，“我们家希望找杭州本地的男孩子，到时候有了小朋友，四个大人带起来会省心一些。”彩礼、房子这些，阿姨没有要求，“当地的男孩子，要是家里不懒惰，房子总归有一套的。”
近两年来一直帮人牵红线的朱阿姨说，“这个相亲最好还是本人来比较好。”
朱阿姨说相亲市场优质的男生女生比较抢手，大家下手也很快，一年里双喜临门的例子不在少数。（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黄伟芬）
目之所及，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信息，或塑封好之后被齐齐整整地挂在铁栏杆上，或张贴在各种能被展示出来的地方。
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爱好、收入、工作、籍贯、车子、房子、父母职业、联系方式……如同求职简历一般，一眼看去大致能了解一张相亲帖背后的主人的情况。
为子女相亲的家长们的淡定、焦虑、忐忑、茫然都写在了脸上。
现在年轻人结婚太难了，主要是买房子难
和不愿来到现场的年轻人一样，有的家长虽然来了，但是会有顾虑。有的是怕被亲戚同事看到，也有的怕自己的孩子知道了不高兴。
也有热心帮大家牵线的大姐，因为帮儿子来相亲，两年来建了12个微信群牵线。
在场地靠左的一角，闻大伯对年轻人单着这件事痛心疾首。每周他都会把一张张征婚帖张罗在铁栏杆上，要是有人成功脱单，那就把新的信息再补充进来。
“（脱单后）有的人会当面告诉我，有的人会给我打电话，也有的人什么都不说。”不晓得对方婚恋状况怎样，闻大伯只好一周又一周地重复。
他告诉记者，做这件事不是完全免费，但是公益的因素会多一些，“现在年轻人结婚太难了，主要是买房子难，随便一套就是几百万，哎。”
1992年的女生：搞对象有什么意思，我只想搞钱
来到相亲会现场的年轻人也有，男生会多一些。也有女生，1992年的小雅（化名）被爸爸“拖”进了相亲场。小雅和爸爸姑姑一大早爬了吴山、伍公山，路过万松书院顺便进来瞧瞧。
看得出来这一家子性格都很开朗，爸爸笑得爽快，女儿也不扭捏。
这样的组合在万松书院很受欢迎。很多家长都说，要是本人能到现场，相亲成功的机会大很多。
“你家女儿多大了？长得蛮高的嘛。”立马就有人围住了小雅父女，“属猴的。”小雅爸爸在她头顶上比划了个孙悟空经典的猴爪动作，女儿接话，“大马士猴。”围观的叔叔阿姨们开始笑，有人招呼一位在相亲会流连蛮久的爸爸，“你家儿子蛮合适的，主要是姑娘长得高。”
那位叔叔家的儿子1988年，身高1米88，“这个身高不好找对象啊。”叔叔说其实之前儿子也跟着来过，几次之后发现都是家长，就不高兴来了，“儿子找不好老婆，我们家长急的呀。”
看到小雅身高有1米68，叔叔蛮开心，聊了一会问小雅，“我儿子电话告诉你，要么加下他微信？”
边上的阿姨说，“让你儿子加人家女生。”小雅大大咧咧说不介意，叔叔赶紧打电话通知儿子通过。
两位老爷子聊起了孩子们的工作，小雅告诉记者，“我倒也不反对相亲，就当多认识一个朋友，说不定工作上还能互相帮忙呢。”
这位杭州本地姑娘还悄悄说：嗨，搞对象干什么啦，我觉得搞钱（赚钱）更有意思。
第一次来的阿姨：我不着急，她爸爸比较急
一排排信息看过去，已经能看到1999年女生的信息。
1994年，杭州本地人，女孩，身高1米71，硕士研究生学历，大学辅导员——这是一位母亲拿在手上的征婚信息，细心地在塑封好的帖子上系了一根红绳。
看到记者对这个条件出来相亲表示惊讶，这位母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是她爸爸比较着急，女儿不知道的。”这位母亲眉宇间倒没那么着急，翻出手机里的照片，女孩子真的很好看。
“没办法，工作忙，平时圈子又太小，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来。”阿姨说。
还有的家长一看就是“身经百战”。
自带好撑衣杆、帽子、水杯和干粮，早早占据好树下的石头条凳，和那些只带着干巴巴的纸张来的家长相比，他们显然经验丰富。
你家男孩我家女孩，基本信息一瞅，原本不相识的家长们，心理上的距离似乎一下子就近了。稍作交流之后，互相交换信息，然后继续寻找下一个合适的目标。
有的家长是特意从东北、山东等地方赶来的，听说这里有相亲会，来不及准备太多资料，把希望寄托在一次次要到的联系方式上。
没太多要求，聊得来、合眼缘就好，这事是真的吗？
相亲会上，大家关心的是什么？
在场的年轻人不多，几乎只要有人出现，就会有叔叔阿姨上来问：你是自己来找吗？今年多大了？
说着似乎对孩子另一半没多大要求，小时新闻记者旁听了一上午，发现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
一位26岁女孩的母亲，背着名牌包，戴着钻戒，在人群里活跃着。她从去年开始时不时参加相亲会。
“我对女婿要求不高的，我们杭州人，也不兴彩礼的，人好就行。”她说，“我女儿个子不大高，只有1米55，男生1米72以上就行。”阿姨说原本希望男孩子能1米75，“后来发现1米65的女孩也想找1米75以上的男生，我就和女儿说要降低要求。”
阿姨觉得自己条件不苛刻，“秃头、大肚子总是不行的吧？”高薪但是不大能顾家的男生，阿姨也不是很愿意考虑，“我们家希望找杭州本地的男孩子，到时候有了小朋友，四个大人带起来会省心一些。”彩礼、房子这些，阿姨没有要求，“当地的男孩子，要是家里不懒惰，房子总归有一套的。”
近两年来一直帮人牵红线的朱阿姨说，“这个相亲最好还是本人来比较好。”
朱阿姨说相亲市场优质的男生女生比较抢手，大家下手也很快，一年里双喜临门的例子不在少数。（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黄伟芬）
٩(*´◒`*)۶欢迎来到小黄的朋友圈
p11.10教资面试结束后的仓山万达觅食记[吃瓜]
p2 1.14结束考试周两队情侣的网友见面现场，隔着三个人看同场电影。用收到的周年礼物拍下属于他们的照片[打call]（俺拍的第一张拍立得[羞嗒嗒]）
p3 千玺的小红花[小红花]（值得拥有一张长图的排面）
p4 1.15师大拜拜，俺回家了[米奇比心]
p5 师大的午餐和回家的晚餐
p6 1.16全是自拍（建议跳过）[哪吒开心]
p7 晚上的high浪，两张拍立得以及2021的第一张合照[并不简单][并不简单]
p11.10教资面试结束后的仓山万达觅食记[吃瓜]
p2 1.14结束考试周两队情侣的网友见面现场，隔着三个人看同场电影。用收到的周年礼物拍下属于他们的照片[打call]（俺拍的第一张拍立得[羞嗒嗒]）
p3 千玺的小红花[小红花]（值得拥有一张长图的排面）
p4 1.15师大拜拜，俺回家了[米奇比心]
p5 师大的午餐和回家的晚餐
p6 1.16全是自拍（建议跳过）[哪吒开心]
p7 晚上的high浪，两张拍立得以及2021的第一张合照[并不简单][并不简单]
【美文选粹】《大雁情》（节选）
作者：黄宗英
她
1978年春天，祖国大地万木百草茵茵萌发的春天。科学的春风把我这个“科盲”也卷进去了。我作为一名特约记者，列席北京全国科学大会。
我挤上了第一辆向长城进发的记者车，踏着城头上湿漉漉的朝露，抢占了制高点。
我看见一些鹤发童颜的科学家，奋发挺进，拾级而上。年轻的姑娘们，嘻嘻哈哈笑着，比赛着看谁跑得快。我移开视线，看见城蝶边站着一个姑娘，她凝神眺望着向北飞去的大雁。我走过去，轻轻拍着她的肩膀，问道：“默不言声的姑娘，你在想什么？”话音刚落，我察觉出了自己的错误。她一回头，我看见她的两鬓已经斑白，微黑的面颊上，已刻下细密的智慧的年轮。透过近视眼镜，她安详地看着我，淡淡地一笑：“我看见大雁，就想起了大雁塔下的植物园。”
“你是——？”
“我是种野药的。”
我、赛跑的姑娘、种药的同志临时凑到一起，不等到各自背囊里的杂食交换着吃完，就已天南地北、从古到今、数着地球的经纬谈个没够了。人们啊，往往如此，有时在一起工作几十年，却依然形同陌路；有时，才碰头，就好像几辈子之前就相知了。尤其那位两鬓微霜的种野药的妇女，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为什么？当时我也说不清。大概是因为她那
直率泼辣的性格，也可能是因为她那泰然自若的神情，也许是因为她太平凡、太普通——普通得就像我在农村里常碰到的那种半上半洋的助产士，才放下喂猪的勺把，洗洗手又抄起消毒的刀钳。我觉得，她是一位生活在群众中的、朴朴实实的科学工作者。我想：她，也许正是若干天来我在五千名科学家代表里，寻了千百回的描写对象。普通人，总是大多数。我正应该从普通中找一找这一代科学工作者的缩影。
她，姓秦，名官属。生于1929年，现任陕西西安植物园助理研究员。
第二天，我约了两位和我一样的特约女记者，来到她的住所，进行个别采访，想跟她仔细谈谈。
妇女科学工作者，妇女文学工作者，在我们的国家里，数量还不算多吧。我们一见面，就被摄影机和录音机所包围。深谈是不可能了。只记得闪光灯摄下了秦官属眼里闪闪的泪花，她的两鬓在弧光下显得银亮银亮。她比她那四十九岁的实际年龄显得苍老，却又具有那样一种吸引人的特殊魅力。她那经常紧闭成一字形的嘴唇和沉静的目光，显示出一
种为远大志愿和理想而深思的神情。这是一种有着顽强事业心的知识分子脸型。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事业心”三个字成为禁语，成为“反党思想的罪恶渊源”。于是这种神情在知识分子群中好像消失了，代替它的，是较多的、茫然木知的面容，尽管五官端正，身体康健，然而没有光彩。在这跨入历史新阶段的全国科学大会的会场上，我重又欣喜地看到了那么多的面生眼熟的思考者的面影。
夜里，我看完晚会节目回到宿舍。书桌台灯下压着一张招得很工整的纸条。打开一看，是几行娟秀的字迹：
记者同志：
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请求你们千万别写我。我的处境很为难，
望你们能谅解。
秦官属 ×月×日
她？
纸条上的字句，不像一般的谦虚：难道有什么特殊情况？我要弄个明白。
我来到科学大会陕西代表团的秘书组，要求让我看一看陕西代表的个人书面材料。秘书组的同志十分热情，给我送来一大摞材料，我翻了一个晚上，不见秦官属同志的名字。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送还材料时问及：“为什么没有秦官属同志的个人材料？能不能帮我找到？”
过了两天，秘书组很抱歉地告诉我：秦官属同志不算是先进科学工作者个人代表，北京没有她的材料，省代表团也没有。只有西安植物园填写的简表，没有更多的事迹。接着，秘书眨巴眨巴眼睛，热情地向我介绍了陕西省许多女先进科学工作者代表的事迹。他感到有点奇怪：我为什么竟然看中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秦官属？！
之后，我又从侧面知道，对秦官属能不能来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原单位曾有很大的争论。本来报上来的名字不是她，现在也不见得就真的同意她来。她的同屋代表——找地下水的姑娘告诉我：“老秦者发愁回去怎么传达，怎么贯彻。她常常愁得睡不着觉。”
秦官属同志为什么处在这么个不明不白、难上难下的境况之中？这件事引起了我刨根问底的兴趣。
我得到陕西省代表团副团长——也是省科委副主任杨戈同志和副主任刘抗同志的热情支持。
我对刘抗同志，颇有好感。她认为：我国知识分子是“两头小中间大”。目前，全国知名老科学家的政策落实工作，有中央直接抓，比较好办。而对更大多数的中年科学骨干的政策落实任务，地方上担子很重、很艰巨。因此，她希望我到陕西去调查，这将有助于他们政策落实工作的开展。于是，我委托陕西代表团秘书组同志，替我问问秦官属的工作单位——西安植物园的领导，到西安给秦官属写篇小报道，行不行？
大会快结束时，转来了西安植物园领导的回答：“可以，欢迎。”
作者：黄宗英
她
1978年春天，祖国大地万木百草茵茵萌发的春天。科学的春风把我这个“科盲”也卷进去了。我作为一名特约记者，列席北京全国科学大会。
我挤上了第一辆向长城进发的记者车，踏着城头上湿漉漉的朝露，抢占了制高点。
我看见一些鹤发童颜的科学家，奋发挺进，拾级而上。年轻的姑娘们，嘻嘻哈哈笑着，比赛着看谁跑得快。我移开视线，看见城蝶边站着一个姑娘，她凝神眺望着向北飞去的大雁。我走过去，轻轻拍着她的肩膀，问道：“默不言声的姑娘，你在想什么？”话音刚落，我察觉出了自己的错误。她一回头，我看见她的两鬓已经斑白，微黑的面颊上，已刻下细密的智慧的年轮。透过近视眼镜，她安详地看着我，淡淡地一笑：“我看见大雁，就想起了大雁塔下的植物园。”
“你是——？”
“我是种野药的。”
我、赛跑的姑娘、种药的同志临时凑到一起，不等到各自背囊里的杂食交换着吃完，就已天南地北、从古到今、数着地球的经纬谈个没够了。人们啊，往往如此，有时在一起工作几十年，却依然形同陌路；有时，才碰头，就好像几辈子之前就相知了。尤其那位两鬓微霜的种野药的妇女，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为什么？当时我也说不清。大概是因为她那
直率泼辣的性格，也可能是因为她那泰然自若的神情，也许是因为她太平凡、太普通——普通得就像我在农村里常碰到的那种半上半洋的助产士，才放下喂猪的勺把，洗洗手又抄起消毒的刀钳。我觉得，她是一位生活在群众中的、朴朴实实的科学工作者。我想：她，也许正是若干天来我在五千名科学家代表里，寻了千百回的描写对象。普通人，总是大多数。我正应该从普通中找一找这一代科学工作者的缩影。
她，姓秦，名官属。生于1929年，现任陕西西安植物园助理研究员。
第二天，我约了两位和我一样的特约女记者，来到她的住所，进行个别采访，想跟她仔细谈谈。
妇女科学工作者，妇女文学工作者，在我们的国家里，数量还不算多吧。我们一见面，就被摄影机和录音机所包围。深谈是不可能了。只记得闪光灯摄下了秦官属眼里闪闪的泪花，她的两鬓在弧光下显得银亮银亮。她比她那四十九岁的实际年龄显得苍老，却又具有那样一种吸引人的特殊魅力。她那经常紧闭成一字形的嘴唇和沉静的目光，显示出一
种为远大志愿和理想而深思的神情。这是一种有着顽强事业心的知识分子脸型。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事业心”三个字成为禁语，成为“反党思想的罪恶渊源”。于是这种神情在知识分子群中好像消失了，代替它的，是较多的、茫然木知的面容，尽管五官端正，身体康健，然而没有光彩。在这跨入历史新阶段的全国科学大会的会场上，我重又欣喜地看到了那么多的面生眼熟的思考者的面影。
夜里，我看完晚会节目回到宿舍。书桌台灯下压着一张招得很工整的纸条。打开一看，是几行娟秀的字迹：
记者同志：
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请求你们千万别写我。我的处境很为难，
望你们能谅解。
秦官属 ×月×日
她？
纸条上的字句，不像一般的谦虚：难道有什么特殊情况？我要弄个明白。
我来到科学大会陕西代表团的秘书组，要求让我看一看陕西代表的个人书面材料。秘书组的同志十分热情，给我送来一大摞材料，我翻了一个晚上，不见秦官属同志的名字。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送还材料时问及：“为什么没有秦官属同志的个人材料？能不能帮我找到？”
过了两天，秘书组很抱歉地告诉我：秦官属同志不算是先进科学工作者个人代表，北京没有她的材料，省代表团也没有。只有西安植物园填写的简表，没有更多的事迹。接着，秘书眨巴眨巴眼睛，热情地向我介绍了陕西省许多女先进科学工作者代表的事迹。他感到有点奇怪：我为什么竟然看中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秦官属？！
之后，我又从侧面知道，对秦官属能不能来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原单位曾有很大的争论。本来报上来的名字不是她，现在也不见得就真的同意她来。她的同屋代表——找地下水的姑娘告诉我：“老秦者发愁回去怎么传达，怎么贯彻。她常常愁得睡不着觉。”
秦官属同志为什么处在这么个不明不白、难上难下的境况之中？这件事引起了我刨根问底的兴趣。
我得到陕西省代表团副团长——也是省科委副主任杨戈同志和副主任刘抗同志的热情支持。
我对刘抗同志，颇有好感。她认为：我国知识分子是“两头小中间大”。目前，全国知名老科学家的政策落实工作，有中央直接抓，比较好办。而对更大多数的中年科学骨干的政策落实任务，地方上担子很重、很艰巨。因此，她希望我到陕西去调查，这将有助于他们政策落实工作的开展。于是，我委托陕西代表团秘书组同志，替我问问秦官属的工作单位——西安植物园的领导，到西安给秦官属写篇小报道，行不行？
大会快结束时，转来了西安植物园领导的回答：“可以，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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