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元“对赌”：河流保护能否“双赢”】近日，四川、甘肃两省签订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按照1：1的比例共同出资1亿元，用于黄河干流四川、甘肃段流域内污染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环保能力建设等。协议指出，若玛曲水质监测断面当年未达到国家考核Ⅱ类水质标准，一方能举证为对方污染造成，则由污染方向举证方支付补偿资金。
这是继此前河南与山东签订黄河流域1亿元“生态补偿协议”后的又一“对赌协议”。
面对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双重考验，生态补偿资金如何核定？处在下游的省份是否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对赌”能否实现“双赢”？
由“简”至“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目标是到2025年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基本完备。
流域生态补偿是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以及调节上游生态保护者与下游受益者经济利益关系的重要政策手段，对于调和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矛盾意义重大。
2020年4月，财政部等4部门向黄河流域流经的9省（自治区）发布了《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旨在探索建立具有示范意义的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模式，保障黄河长治久安。
这并非我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实施方案。
早在2011年，我国首个跨省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在新安江启动。新安江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当年，中央财政拨款3亿元补偿金，安徽和浙江两省也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约定年度水质达标（以断面水质为考核点），浙江拨付安徽1亿元；反之，安徽拨付浙江1亿元。后来，两省出资提高至2亿元。
10年来，新安江水质不断改善，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评估为全国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邵全琴告诉《中国科学报》，新安江之后，我国目前已有15个跨省流域建立起生态补偿机制。“地方实践的速度非常快，省内的市与市、乡与乡之间都在推动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地方层层落实责任，上下游协同治理。”
目前，我国基本聚焦于横跨两个或少数几个省份的流域或大河支流进行生态补偿探索，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两省或三省之间的上下游关系相对明晰，以下游最在乎的要素作为考核指标，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节，同时也易于判断利益关系，补偿资金和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靳乐山告诉《中国科学报》。
“补偿资金是各利益相关方反复协商后确定的，并不一定真实反映生态服务价值。若按流域上游的生态价值计算，补偿金额巨大，上下游难以达成一致。”靳乐山说，“讨价还价”的方式比生态估值更具操作性。
近两年，我国开始探索建立长江和黄河全流域、跨越多省份的更为复杂的生态补偿机制。
那么，多省份的考核指标如何制定？补偿金额又如何核算？“上游”“下游”能否达到生态与经济的相对平衡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关键
近两年，我国相继出台了《支持长江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方案》《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提出要追求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探索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在靳乐山看来，这些政策的出台旨在以奖励性的措施鼓励建立长江、黄河干流横向跨省的生态补偿机制。
“全流域的情况的确比较复杂。”他直言，目前可操作的是，比邻的两省之间互签协议。“比如山东与上游河南签，河南再跟它的上游山西、陕西签，以此类推。同时，以跨省交界断面水质为考核标准。而涉及河流左右岸的情况会更复杂一些。”
经历10年的探索，我国已开展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为生态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专家们坦承，在流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
在我国，流域上游往往生态脆弱、经济贫困。“上游百姓脱贫致富的愿望十分强烈。”邵全琴在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中开展了很多调研，她坦言，出于对水质的保护，上游牺牲了很多的发展机会。
以流经广东、广西的九洲江为例，上游陆川县集中了很多传统畜禽养殖农户，带来严重的水污染。为保护九洲江，广西关停或改造升级了养殖产业，建设污水处理厂。
与此同时，尽管有补偿，原以养殖为生的村民的收入或多或少会蒙受损失。在邵全琴看来，生态补偿资金在用于水污染治理的同时，更应该体现其主要功能，即补偿发展机遇的损失，提高当地民众的收入水平，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势产业生态化是受偿区环境治理的治本之策。
此外，邵全琴还提到，补偿不能仅限于“补偿才保护”，对于那些原本水质就保护得很好的地区，也应该有补偿。
“生态服务功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凡是稀缺的资源都可以商品化，可以用货币来体现，用货币补偿是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陆大道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同时表示，补偿的合理性关键在于水的用途，越重要的产业、收益越多，对上游的补偿自然也应更多。
鼓励多元化补偿方式
生态补偿实践开展十年来，我国生态补偿资金的投入量不断加大。据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2018年全国生态补偿资金投入约1800亿元。
靳乐山介绍，目前，流域生态补偿以政府主导为主，资金也基本来源于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跨省之间协商补偿。
邵全琴也表示，目前仍缺乏科学的生态价值测算。此外，现有补偿资金主要用于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生态修复等。而针对流域内农牧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价值实现，未进行有效的生态补偿，对产业转型和技术引导方面的补偿也欠缺，“造血”功能严重不足，不仅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容易导致治理效果反复。
“建议科学设置生态补偿考核目标，科学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受偿区传统优势产业，协同推进生态补偿、生态价值实现与稳定脱贫成果长效机制建立。”邵全琴说。
靳乐山说，我国的生态补偿类型可简单分为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两大类型。在一些流域生态补偿的设计中，将惩罚性赔偿和奖励性补偿相结合。政府补偿除了资金补偿外，还有对口协作、异地开发、园区共建等方式。比如沱江流域，上游为阿坝州，下游为成都，为避免阿坝州建立工厂污染水源，成都开辟区域建设开发区，阿坝州将工业企业引入成都工业园区并招商引资，双方按比例投入、营收分成。
“市场化的补偿方式还是一个缺口。”靳乐山表示，在这方面，国外有一些有益经验值得借鉴。
国际上的生态补偿通常称为“生态服务付费”，比如法国威泰尔矿泉水公司水源地补偿、澳大利亚水资源保护与补偿——水权交易、日本水源地补偿等。
近年来，我国也逐步推动补偿市场化，在长江、黄河的相关方案中都提到了鼓励地方加快建立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意见》第四条提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推进多元化补偿，合理界定生态环境权利，按照受益者付费的原则，通过市场化、多元化方式，促进生态保护者利益得到有效补偿，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靳乐山说，结合中国特色，可以由政府等出资，通过市场化的工具和手段分配使用资金。例如，设立“水基金”，在政府财政之外，吸收来自企业等利益相关方的资金，既可设置公益类的生态保护项目，也可开展生态农业等营利性项目，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基金，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利用现有财政资源，另一方面也可提高水资源使用者、私营企业等的投资意愿。
“生态保护的受益者是每个人，我们都是利益相关方，除了政策制度手段，更多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是今后值得关注的方向。”靳乐山说。https://t.cn/A6Mhyn6D
这是继此前河南与山东签订黄河流域1亿元“生态补偿协议”后的又一“对赌协议”。
面对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双重考验，生态补偿资金如何核定？处在下游的省份是否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对赌”能否实现“双赢”？
由“简”至“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目标是到2025年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基本完备。
流域生态补偿是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以及调节上游生态保护者与下游受益者经济利益关系的重要政策手段，对于调和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矛盾意义重大。
2020年4月，财政部等4部门向黄河流域流经的9省（自治区）发布了《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旨在探索建立具有示范意义的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模式，保障黄河长治久安。
这并非我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实施方案。
早在2011年，我国首个跨省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在新安江启动。新安江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当年，中央财政拨款3亿元补偿金，安徽和浙江两省也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约定年度水质达标（以断面水质为考核点），浙江拨付安徽1亿元；反之，安徽拨付浙江1亿元。后来，两省出资提高至2亿元。
10年来，新安江水质不断改善，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评估为全国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邵全琴告诉《中国科学报》，新安江之后，我国目前已有15个跨省流域建立起生态补偿机制。“地方实践的速度非常快，省内的市与市、乡与乡之间都在推动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地方层层落实责任，上下游协同治理。”
目前，我国基本聚焦于横跨两个或少数几个省份的流域或大河支流进行生态补偿探索，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两省或三省之间的上下游关系相对明晰，以下游最在乎的要素作为考核指标，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节，同时也易于判断利益关系，补偿资金和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靳乐山告诉《中国科学报》。
“补偿资金是各利益相关方反复协商后确定的，并不一定真实反映生态服务价值。若按流域上游的生态价值计算，补偿金额巨大，上下游难以达成一致。”靳乐山说，“讨价还价”的方式比生态估值更具操作性。
近两年，我国开始探索建立长江和黄河全流域、跨越多省份的更为复杂的生态补偿机制。
那么，多省份的考核指标如何制定？补偿金额又如何核算？“上游”“下游”能否达到生态与经济的相对平衡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关键
近两年，我国相继出台了《支持长江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方案》《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提出要追求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探索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在靳乐山看来，这些政策的出台旨在以奖励性的措施鼓励建立长江、黄河干流横向跨省的生态补偿机制。
“全流域的情况的确比较复杂。”他直言，目前可操作的是，比邻的两省之间互签协议。“比如山东与上游河南签，河南再跟它的上游山西、陕西签，以此类推。同时，以跨省交界断面水质为考核标准。而涉及河流左右岸的情况会更复杂一些。”
经历10年的探索，我国已开展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为生态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专家们坦承，在流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
在我国，流域上游往往生态脆弱、经济贫困。“上游百姓脱贫致富的愿望十分强烈。”邵全琴在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中开展了很多调研，她坦言，出于对水质的保护，上游牺牲了很多的发展机会。
以流经广东、广西的九洲江为例，上游陆川县集中了很多传统畜禽养殖农户，带来严重的水污染。为保护九洲江，广西关停或改造升级了养殖产业，建设污水处理厂。
与此同时，尽管有补偿，原以养殖为生的村民的收入或多或少会蒙受损失。在邵全琴看来，生态补偿资金在用于水污染治理的同时，更应该体现其主要功能，即补偿发展机遇的损失，提高当地民众的收入水平，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势产业生态化是受偿区环境治理的治本之策。
此外，邵全琴还提到，补偿不能仅限于“补偿才保护”，对于那些原本水质就保护得很好的地区，也应该有补偿。
“生态服务功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凡是稀缺的资源都可以商品化，可以用货币来体现，用货币补偿是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陆大道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同时表示，补偿的合理性关键在于水的用途，越重要的产业、收益越多，对上游的补偿自然也应更多。
鼓励多元化补偿方式
生态补偿实践开展十年来，我国生态补偿资金的投入量不断加大。据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2018年全国生态补偿资金投入约1800亿元。
靳乐山介绍，目前，流域生态补偿以政府主导为主，资金也基本来源于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跨省之间协商补偿。
邵全琴也表示，目前仍缺乏科学的生态价值测算。此外，现有补偿资金主要用于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生态修复等。而针对流域内农牧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价值实现，未进行有效的生态补偿，对产业转型和技术引导方面的补偿也欠缺，“造血”功能严重不足，不仅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容易导致治理效果反复。
“建议科学设置生态补偿考核目标，科学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受偿区传统优势产业，协同推进生态补偿、生态价值实现与稳定脱贫成果长效机制建立。”邵全琴说。
靳乐山说，我国的生态补偿类型可简单分为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两大类型。在一些流域生态补偿的设计中，将惩罚性赔偿和奖励性补偿相结合。政府补偿除了资金补偿外，还有对口协作、异地开发、园区共建等方式。比如沱江流域，上游为阿坝州，下游为成都，为避免阿坝州建立工厂污染水源，成都开辟区域建设开发区，阿坝州将工业企业引入成都工业园区并招商引资，双方按比例投入、营收分成。
“市场化的补偿方式还是一个缺口。”靳乐山表示，在这方面，国外有一些有益经验值得借鉴。
国际上的生态补偿通常称为“生态服务付费”，比如法国威泰尔矿泉水公司水源地补偿、澳大利亚水资源保护与补偿——水权交易、日本水源地补偿等。
近年来，我国也逐步推动补偿市场化，在长江、黄河的相关方案中都提到了鼓励地方加快建立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意见》第四条提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推进多元化补偿，合理界定生态环境权利，按照受益者付费的原则，通过市场化、多元化方式，促进生态保护者利益得到有效补偿，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靳乐山说，结合中国特色，可以由政府等出资，通过市场化的工具和手段分配使用资金。例如，设立“水基金”，在政府财政之外，吸收来自企业等利益相关方的资金，既可设置公益类的生态保护项目，也可开展生态农业等营利性项目，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基金，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利用现有财政资源，另一方面也可提高水资源使用者、私营企业等的投资意愿。
“生态保护的受益者是每个人，我们都是利益相关方，除了政策制度手段，更多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是今后值得关注的方向。”靳乐山说。https://t.cn/A6Mhyn6D
【快递进村 畅通城乡双向循环】今年以来，“快递进村”工程继续推进，带动效果持续显现。不断延伸的快递网络，进一步满足了农村居民生产生活需求，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被激活，成为快递行业发展新的增长极。同时，“快递进村”也有效衔接起农户与市场，促进了农产品供需两旺，对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前7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583.3亿件，其中农村地区超200亿件，这是中国快递业最近交出的成绩单。
更可喜的是，这是一个全新的纪录——快递业务量突破500亿件用时仅为185天。而实现这个数据在2020年是200多天，在2018年是360天。
“上半年农村快递业务量增速比城市高10个百分点以上，农村地区已成为行业发展新的增长极。”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业务研究三部副主任王岳含说。
农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
“快递来咯！”听到熟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安徽宿松的王大爷赶忙放下手中的簸箕，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裹。原来是在外打工的儿子为自己网购了菜种子和电动除草机，“这下不用大老远去镇上买了。”王大爷乐呵呵地说。
“快递进村一公里，老人就能少走一公里。”宿松县中通快递网点负责人张飞回忆，10年前，当地的快递站点只到乡镇一级，老年人得换乘不同交通工具到镇上取寄，“现在村村通了水泥路，我们一天能跑好几个村。”
今年以来，“快递进村”工程持续推进。截至目前，主要快递品牌在98%的乡镇实现了网点覆盖。
“快递寄递网络从‘下乡’向‘进村’迈进，有效提升了农村地区快递服务水平，带动消费下沉，让农村地区消费者更好地享受网购服务。”王岳含说。
下沉的快递网络，在激活农村地区消费潜力的同时，也为快递业赢得了新的发展机遇。王岳含分析，今年以来，快递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消费市场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作为线上消费最主要的交付渠道，电商蓬勃发展成为快递业务增长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及农村等市场的潜力得到激发，也使快递业获得规模扩大的机会。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1—7月，农村地区包裹和快递的收投量超过200亿件，带动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近万亿元。
“小伙子再等一下啊！”收完包裹，王大爷转身拿来一大袋咸鱼腊肉，“今天寄这些吧，还是上回那个地址。”
城乡间这样独特的沟通方式让张飞很有感触。子女在外，这一个个沉甸甸的包裹装的是家乡老人们浓浓的爱。进村后的快递，就像一座桥梁，既拉近乡村与外界的距离，也传递了村内外亲人们的思念。
农产品寄递更加便捷
“铜川大樱桃个大、色鲜、口感好！”在陕西铜川的樱桃种植园里，农户正通过直播平台推荐大樱桃。不远处，邮政、顺丰的快递员已在等待，随时准备发货。
“我们通过鼓励邮政快递企业下乡进村，提供上门服务，开展产销对接，使铜川大樱桃实现树上现摘、产地直发。”铜川市邮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
不少果农表示，如今快递的速度越来越快，坏果率越来越低，“我们现在都特别愿意通过邮寄的方式销售大樱桃。”
据悉，在今年的铜川大樱桃销售季，铜川邮政分公司投入100多人、30多辆车，设立收寄点30余处；顺丰组织240余人、9辆专车，设立收寄点170多个。截至目前，铜川市邮政快递渠道销售当地特色农产品达3100万元，带动就业185人，有力帮助果农实现增收。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说，“快递进村”的关键，是既要让消费品进得去，更要让农产品出得来。
作为生鲜产品，农产品对时效、运输条件等要求较高。经过多年探索，目前，快递企业普遍通过加大驻点揽收力度，提高高峰期产地直发比例，合理统筹冷链车辆、无人机、货机、高铁等运力资源，创新“直播—打包—发货”一体化操作等，打造自身的生鲜服务方案，确保农产品卖得出、供得上、运得好。
“今年以来，快递业充分发挥渠道优势、网络优势、产业优势，精准嵌入现代农业产业链，有效衔接农户与市场，促进农产品供需两旺。”王岳含说。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前7月，全国共形成业务量超百万件的快递服务现代农业“一地一品”项目249个，已接近去年全年水平，其中业务量超千万件的金牌项目有45个。
王岳含预计，接下来，随着四川和云南的松茸、青海的樱桃等农产品陆续上市，农产品寄递规模有望保持增长态势。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加快
当前，“快递进村”效果已显现，不过农村寄递物流体系仍存在末端服务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
“我国已形成多种推进‘快递进村’的方式，接下来，国家邮政局将坚持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推进。”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金京华说，在东中部较发达地区，将着重调动企业积极性，推广抱团进村、直接设点等模式；在西部、东中部欠发达地区，则注重发挥邮政、交通运输企业的网络优势，着重解决“最后一公里”“通不通”的问题。
快递搭上了公交车！福建厦门同安区莲花镇军营村位于厦门第二高峰状元尖，从状元尖山脚出发进村，要拐100多道弯。长期以来，由于山高路远，经营成本高，收入少，村里一直没有快递网点。
2020年7月，厦门首条山区“公交快递”606路，为快递包裹开辟了“专座”，解决了“快递进村”难题。“最开始，公交车每天只运三四件快递，现在每天有20多件。”606路公交车驾驶员刘怡良说，现如今，中通、韵达、极兔等快递企业都来了，“公交快递”越来越热闹。
金京华介绍，国家邮政局鼓励快递企业通过合作，利用农村客运班车代运邮件、快件，实现“快递进村”。在有条件的县域客运站、货运站，还鼓励快递企业合作建设县级寄递物流公共配送中心，提高运营的衔接效率和服务水平。“此外，农村地区还有供销、商贸流通等网络资源，我们也鼓励快递企业开展共建共享，实现互利共赢。”金京华说。
邮快合作也是国家邮政局着力推广的方式之一。所谓邮快合作，即利用邮政完整的县、乡、村三级网络，做好农村下乡进村快件的承接。据介绍，国家邮政局已经在黑龙江、四川、西藏、甘肃和青海开展了试点，下一步，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
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发布《关于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健全县、乡、村寄递服务体系，补齐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农村地区流通体系建设。陈凯表示，农村寄递物流是消费品下乡的重要渠道之一，对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邮政局将持续推进“快递进村”工程，力争到2022年底符合条件的建制村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
来源：人民日报
前7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583.3亿件，其中农村地区超200亿件，这是中国快递业最近交出的成绩单。
更可喜的是，这是一个全新的纪录——快递业务量突破500亿件用时仅为185天。而实现这个数据在2020年是200多天，在2018年是360天。
“上半年农村快递业务量增速比城市高10个百分点以上，农村地区已成为行业发展新的增长极。”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业务研究三部副主任王岳含说。
农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
“快递来咯！”听到熟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安徽宿松的王大爷赶忙放下手中的簸箕，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裹。原来是在外打工的儿子为自己网购了菜种子和电动除草机，“这下不用大老远去镇上买了。”王大爷乐呵呵地说。
“快递进村一公里，老人就能少走一公里。”宿松县中通快递网点负责人张飞回忆，10年前，当地的快递站点只到乡镇一级，老年人得换乘不同交通工具到镇上取寄，“现在村村通了水泥路，我们一天能跑好几个村。”
今年以来，“快递进村”工程持续推进。截至目前，主要快递品牌在98%的乡镇实现了网点覆盖。
“快递寄递网络从‘下乡’向‘进村’迈进，有效提升了农村地区快递服务水平，带动消费下沉，让农村地区消费者更好地享受网购服务。”王岳含说。
下沉的快递网络，在激活农村地区消费潜力的同时，也为快递业赢得了新的发展机遇。王岳含分析，今年以来，快递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消费市场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作为线上消费最主要的交付渠道，电商蓬勃发展成为快递业务增长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及农村等市场的潜力得到激发，也使快递业获得规模扩大的机会。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1—7月，农村地区包裹和快递的收投量超过200亿件，带动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近万亿元。
“小伙子再等一下啊！”收完包裹，王大爷转身拿来一大袋咸鱼腊肉，“今天寄这些吧，还是上回那个地址。”
城乡间这样独特的沟通方式让张飞很有感触。子女在外，这一个个沉甸甸的包裹装的是家乡老人们浓浓的爱。进村后的快递，就像一座桥梁，既拉近乡村与外界的距离，也传递了村内外亲人们的思念。
农产品寄递更加便捷
“铜川大樱桃个大、色鲜、口感好！”在陕西铜川的樱桃种植园里，农户正通过直播平台推荐大樱桃。不远处，邮政、顺丰的快递员已在等待，随时准备发货。
“我们通过鼓励邮政快递企业下乡进村，提供上门服务，开展产销对接，使铜川大樱桃实现树上现摘、产地直发。”铜川市邮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
不少果农表示，如今快递的速度越来越快，坏果率越来越低，“我们现在都特别愿意通过邮寄的方式销售大樱桃。”
据悉，在今年的铜川大樱桃销售季，铜川邮政分公司投入100多人、30多辆车，设立收寄点30余处；顺丰组织240余人、9辆专车，设立收寄点170多个。截至目前，铜川市邮政快递渠道销售当地特色农产品达3100万元，带动就业185人，有力帮助果农实现增收。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说，“快递进村”的关键，是既要让消费品进得去，更要让农产品出得来。
作为生鲜产品，农产品对时效、运输条件等要求较高。经过多年探索，目前，快递企业普遍通过加大驻点揽收力度，提高高峰期产地直发比例，合理统筹冷链车辆、无人机、货机、高铁等运力资源，创新“直播—打包—发货”一体化操作等，打造自身的生鲜服务方案，确保农产品卖得出、供得上、运得好。
“今年以来，快递业充分发挥渠道优势、网络优势、产业优势，精准嵌入现代农业产业链，有效衔接农户与市场，促进农产品供需两旺。”王岳含说。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前7月，全国共形成业务量超百万件的快递服务现代农业“一地一品”项目249个，已接近去年全年水平，其中业务量超千万件的金牌项目有45个。
王岳含预计，接下来，随着四川和云南的松茸、青海的樱桃等农产品陆续上市，农产品寄递规模有望保持增长态势。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加快
当前，“快递进村”效果已显现，不过农村寄递物流体系仍存在末端服务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
“我国已形成多种推进‘快递进村’的方式，接下来，国家邮政局将坚持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推进。”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金京华说，在东中部较发达地区，将着重调动企业积极性，推广抱团进村、直接设点等模式；在西部、东中部欠发达地区，则注重发挥邮政、交通运输企业的网络优势，着重解决“最后一公里”“通不通”的问题。
快递搭上了公交车！福建厦门同安区莲花镇军营村位于厦门第二高峰状元尖，从状元尖山脚出发进村，要拐100多道弯。长期以来，由于山高路远，经营成本高，收入少，村里一直没有快递网点。
2020年7月，厦门首条山区“公交快递”606路，为快递包裹开辟了“专座”，解决了“快递进村”难题。“最开始，公交车每天只运三四件快递，现在每天有20多件。”606路公交车驾驶员刘怡良说，现如今，中通、韵达、极兔等快递企业都来了，“公交快递”越来越热闹。
金京华介绍，国家邮政局鼓励快递企业通过合作，利用农村客运班车代运邮件、快件，实现“快递进村”。在有条件的县域客运站、货运站，还鼓励快递企业合作建设县级寄递物流公共配送中心，提高运营的衔接效率和服务水平。“此外，农村地区还有供销、商贸流通等网络资源，我们也鼓励快递企业开展共建共享，实现互利共赢。”金京华说。
邮快合作也是国家邮政局着力推广的方式之一。所谓邮快合作，即利用邮政完整的县、乡、村三级网络，做好农村下乡进村快件的承接。据介绍，国家邮政局已经在黑龙江、四川、西藏、甘肃和青海开展了试点，下一步，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
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发布《关于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健全县、乡、村寄递服务体系，补齐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农村地区流通体系建设。陈凯表示，农村寄递物流是消费品下乡的重要渠道之一，对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邮政局将持续推进“快递进村”工程，力争到2022年底符合条件的建制村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
来源：人民日报
【法研教育】中国政法大学考研培训班
新的一周开始了
以刑法专业课开启
专业卷在法综基础上重难点亦有调整增删
教授强调对前沿学术动态等不能仅停留在关注的形式上
还要考察对之前所学知识理解运用的掌握
所以备考切忌死记硬背
基础阶段看一遍书和理解一遍区别还是很大
后期需要拔高时就能体现每个人基本功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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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周开始了
以刑法专业课开启
专业卷在法综基础上重难点亦有调整增删
教授强调对前沿学术动态等不能仅停留在关注的形式上
还要考察对之前所学知识理解运用的掌握
所以备考切忌死记硬背
基础阶段看一遍书和理解一遍区别还是很大
后期需要拔高时就能体现每个人基本功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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