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古老又神奇的修心补相之术！（荐：福人读之）#炼心篇#
人世间，每个人的命运各不相同，有的天生身材伟岸，智力超群，有的天生矮小，智力残废；有的天生丽质，有的天生难看......，所以，世间很多不幸的人往往会感叹命运不公，有的甚至埋怨父母，有很多人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穷尽各种尝试，但往往都不能尽如人意。是命运不能改变吗？人们对这个问题各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有的人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改变；有的人觉得，好命的人都是点好，哀叹自己没有生在富贵人家等。
如果说，人的命运可以自己创造，那为什么看面相的人一看一个人的相貌，就能说出一个人将来的命运如何，而且事后果如其言呢？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命运，命运都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既然命运客观存在，那命运还能不能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我们的老祖宗们早就为我们总结出了很多改变命运的方法，但由于现代所谓的现代科学的普及，人们逐渐把这些比金子还宝贵的东西当成了文化垃圾丢掉了，人们一谈到带点神奇色彩的东西，一般都会说“你迷信”，这是我们现代人最大的悲哀！人世间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把它当成了迷信，而所谓的一招一式的“科学”，人们把它奉为了珍宝！捡了个芝麻，丢掉个西瓜，可人们还天天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的学问多么高，多么了不起！
自古以来，也有很多家庭，自觉不自觉的践行着老祖宗的最宝贵的传统，所以，也就出现了很多奇特的家庭，有的富可敌国，有的代代高官，有的代代出状元，有的代代长寿，有的辩才无碍，有的世代家庭祥和等等，如此种种，绝非偶然，在明眼人看来，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么，这些家庭有什么得以让家庭世代旺而不衰的吗？当然有，今天，就给大家讲个故事，让你知道一种改变命运的方法，也希望读者能广为宣传，因为宣传善文也是很好的改命良方。
今天，就给大家讲个故事，让你知道一种神奇的修心补相术，不费一文钱的功德。
江西地方，有位曾经做过御使的田公，他住宅左傍，有一间空屋，夜里常常有狐精在内作祟，拍桌抛器，放火泼水，滋扰不堪。田公曾亲自禳祝（祭名。祈祷消除灾殃、去邪除恶之祭），并用了各种方法，都不能将狐精驱除。后来听到邻村有位姓孙、名永、的相士，精通易数，就邀来请他占卜。相士到来，天已晚了，就留他宿在那间有狐祟的空屋里。夜深人静后。田公即叫家人去观察动静，过了一会，家人回禀道：“今夜狐不吵闹，只听到狐作人语道：“这位孙相士，是有道德的，天神都很钦佩他，今夜宿在此间，我们不可侵犯他”。说了这几句话，就寂然没有声音了。田公听了这段报告，心中已有几分明白。隔了几天就请孙永带眷属常住那屋里。
夜间又派人去察探，回报说：狐又作人语道“现在孙相士常住此处了，我们应当赶快远避才好”。从此这屋的狐患就此平静了。后来田公将两次所听得的狐语，去问孙相士，平生究竟有何德行，竟能感动异类。孙相士沉思了片刻道：“我自以命相薄技，仅足糊口，不能有所建树，因而平日为人算命面相占卜时，时常乘机劝人以改过迁善挽回定数；对于貌应夭亡的人，就劝他戒杀放生，常存慈心以延寿，对于时运蹇薄的人（蹇，读音同检，意为不顺利），就劝他扶危济困，广积阴德以邀福；对于运正享通的人，就劝他惜福散财，广行布施以保泰；对于命中无子的人，就劝他戒淫节欲，修德行善以求嗣，随机劝导，志专利人，每以诚恳的态度，婉转的语调，将“命由我造，福向己求”的道理，劝人修心补相。能够接受我的劝告，从此回心修善，终得转祸为福而得长寿的人也是不少。我这样改短命为长命的借术劝人，已有30年了，狐语所指，大概就是这点不费一文的口头功德吧？其实这种功德，何人不能做，何必是我才能做呢？可惜他人不肯做罢了”。
田公听了，感叹着说：“先生能以命相之术，诚心劝人，历久不倦，终得上感天庭，下感异类。我现在才知道金钱爵禄，远不及存心利人的功德。我很悔恨当初在官时，不能广修济世利人的功行，将很好的机会，白白地辜负了，到如今只落得为异类所揶揄，真是惭愧极了”。后来孙相士活到80岁，有两个儿子，都中了举人，很是贵盛。这正是口舌劝人的余庆呢。渡河：以术数来导人为善，这才是术数的目的，而不是像那些江湖术士靠这个吓唬人或者奉承人赚取钱财。发心目的不同，自然多年积累下来，就大不一样了。普通人不懂这些术数，但照样可以多多劝人为善，不可小看这样劝导，功德利益日久自然显现。
读了上面的故事，你有什么感悟吗？如果你很惊讶这种改命的方法，然后发心去宣传推广，让千百万人知道这种改命良方，那恭喜你，你有福了！如果你觉得这种方法很神奇，想自己代代相传，让自己的子子孙孙兴旺发达，而不想把这种好方法让众人知晓，那你的福德会大打折扣！
所谓的修心补相，重要的事修心！心里想的是善事恶，决定了你以后的命运！
也许，你很聪明，但心不善良，那么，请记住，你不会有好结果，你不要埋怨老天对你不公，实际上老天对谁都很公平！ https://t.cn/RJ7z7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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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的命运可以自己创造，那为什么看面相的人一看一个人的相貌，就能说出一个人将来的命运如何，而且事后果如其言呢？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命运，命运都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既然命运客观存在，那命运还能不能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我们的老祖宗们早就为我们总结出了很多改变命运的方法，但由于现代所谓的现代科学的普及，人们逐渐把这些比金子还宝贵的东西当成了文化垃圾丢掉了，人们一谈到带点神奇色彩的东西，一般都会说“你迷信”，这是我们现代人最大的悲哀！人世间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把它当成了迷信，而所谓的一招一式的“科学”，人们把它奉为了珍宝！捡了个芝麻，丢掉个西瓜，可人们还天天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的学问多么高，多么了不起！
自古以来，也有很多家庭，自觉不自觉的践行着老祖宗的最宝贵的传统，所以，也就出现了很多奇特的家庭，有的富可敌国，有的代代高官，有的代代出状元，有的代代长寿，有的辩才无碍，有的世代家庭祥和等等，如此种种，绝非偶然，在明眼人看来，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么，这些家庭有什么得以让家庭世代旺而不衰的吗？当然有，今天，就给大家讲个故事，让你知道一种改变命运的方法，也希望读者能广为宣传，因为宣传善文也是很好的改命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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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又派人去察探，回报说：狐又作人语道“现在孙相士常住此处了，我们应当赶快远避才好”。从此这屋的狐患就此平静了。后来田公将两次所听得的狐语，去问孙相士，平生究竟有何德行，竟能感动异类。孙相士沉思了片刻道：“我自以命相薄技，仅足糊口，不能有所建树，因而平日为人算命面相占卜时，时常乘机劝人以改过迁善挽回定数；对于貌应夭亡的人，就劝他戒杀放生，常存慈心以延寿，对于时运蹇薄的人（蹇，读音同检，意为不顺利），就劝他扶危济困，广积阴德以邀福；对于运正享通的人，就劝他惜福散财，广行布施以保泰；对于命中无子的人，就劝他戒淫节欲，修德行善以求嗣，随机劝导，志专利人，每以诚恳的态度，婉转的语调，将“命由我造，福向己求”的道理，劝人修心补相。能够接受我的劝告，从此回心修善，终得转祸为福而得长寿的人也是不少。我这样改短命为长命的借术劝人，已有30年了，狐语所指，大概就是这点不费一文的口头功德吧？其实这种功德，何人不能做，何必是我才能做呢？可惜他人不肯做罢了”。
田公听了，感叹着说：“先生能以命相之术，诚心劝人，历久不倦，终得上感天庭，下感异类。我现在才知道金钱爵禄，远不及存心利人的功德。我很悔恨当初在官时，不能广修济世利人的功行，将很好的机会，白白地辜负了，到如今只落得为异类所揶揄，真是惭愧极了”。后来孙相士活到80岁，有两个儿子，都中了举人，很是贵盛。这正是口舌劝人的余庆呢。渡河：以术数来导人为善，这才是术数的目的，而不是像那些江湖术士靠这个吓唬人或者奉承人赚取钱财。发心目的不同，自然多年积累下来，就大不一样了。普通人不懂这些术数，但照样可以多多劝人为善，不可小看这样劝导，功德利益日久自然显现。
读了上面的故事，你有什么感悟吗？如果你很惊讶这种改命的方法，然后发心去宣传推广，让千百万人知道这种改命良方，那恭喜你，你有福了！如果你觉得这种方法很神奇，想自己代代相传，让自己的子子孙孙兴旺发达，而不想把这种好方法让众人知晓，那你的福德会大打折扣！
所谓的修心补相，重要的事修心！心里想的是善事恶，决定了你以后的命运！
也许，你很聪明，但心不善良，那么，请记住，你不会有好结果，你不要埋怨老天对你不公，实际上老天对谁都很公平！ https://t.cn/RJ7z7Qn
#开端没烂尾#
前面开始大力营销cp的时候我就隐隐有种逻辑不够发糖来凑的预感，今天这两集果然了
大圆满结局我很喜欢，现实已经不尽如人意了，虚幻还不能满足美好吗？但是he不等于不烂尾，逻辑bug就是存在，就是解释不通，我不信追剧的人在看最后一次循环的时候不会充满问号
你大可以吹欢喜结局，但不要硬扯“宽容细节不完整，解释过多才是烂尾”这种屁话，观众有不同的审美不同的容忍度，这不是影视剧制作者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放松下滑的理由
当然正午已经算相对较好那批了，要比烂的话数不胜数，因此我才更不理解为什么要买这个热搜，无大语
前面开始大力营销cp的时候我就隐隐有种逻辑不够发糖来凑的预感，今天这两集果然了
大圆满结局我很喜欢，现实已经不尽如人意了，虚幻还不能满足美好吗？但是he不等于不烂尾，逻辑bug就是存在，就是解释不通，我不信追剧的人在看最后一次循环的时候不会充满问号
你大可以吹欢喜结局，但不要硬扯“宽容细节不完整，解释过多才是烂尾”这种屁话，观众有不同的审美不同的容忍度，这不是影视剧制作者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放松下滑的理由
当然正午已经算相对较好那批了，要比烂的话数不胜数，因此我才更不理解为什么要买这个热搜，无大语
#刘尚希#：#2022年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当前的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一个词——不确定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明年经济工作要“稳中求进、稳字当头”。在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怎么稳住中国经济，怎么稳住中国发展？
首先需要我们有一些理念的变化。一个基本的理念变化是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可能认识这个不确定性。确定性是构建的，不是发现的。我们过去在科学上发现规律，技术叫发明，那是创造。面对不确定性的事件，我们现在发现要“稳”，我们的确定性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构建，我们不能指望从客观世界中找到某种确定性。
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性是在扩散的。这个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不是大自然造成的，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大家也许认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病毒在不断地演进，这不是大自然造成的吗？其实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经济已经全球化了，形成了一种全球的分工与合作，人员、资金都在全球流动，这样的病毒它才会在全球流行。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这种大流行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看似是客观世界产生的这种病毒的变异带来的不确定性，从人类文明角度来说，它是内生的一种结果。
观察经济形势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风险成本分析法，过去谈的是成本收益分析，不确定性会带来风险，风险会转化为成本，这个成本会变成企业的成本，个人生活的成本，也会变成政府的成本。当这个风险上升的时候，各方面的成本都会上升。当前面临的三重压力，实际上三重的不确定性相互叠加在一起，需求收缩，是十分典型的内生的因素。供给冲击，从国家来说可能是外部的一些因素带来的，但放在全球、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它也是内生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它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这种情形。这也是人类文明在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
预期转弱、经济增长，我们平时谈得比较多，经济既有增长也有收缩，但我们只看到了增长，没看到的是收缩。经济增长是净增长，等于增长扣除收缩之后得到的一个结果。经济是在不断地增长和不断地收缩之间交替出现的，发达国家的增长多，收缩少。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不发达的国家，收缩加大，增长减少。
这三重不确定性的叠加，实际上就归结为风险在公共化，风险在全球化。而各种风险又在叠加纠缠，这是量子力学的概念，风险是一种叠加态、是一种纠缠态。风险是一种虚拟的现实，这个虚拟的现实不能说把风险预测越好，防范风险做得越好，风险就不存在了。你掉以轻心的时候，风险就到了你的头上。所以风险是无法消除的，这跟我们传统经典科学思想的逻辑是不一致的，所以要重新认识不确定性及其风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到现在经济内在的不确定性及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
从中长期来看当前的形势，今天面临的问题与三重不适配直接相关，一是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不适配，比如说我们经济转型，市场化的改革、推动是走在前面的，而我们的社会转型是落在后头的。我们过去不仅仅是有计划经济，实际上还有计划社会。我们计划经济的改革成效非常明显，我们计划社会的改革相对滞后。比如说有户籍的问题，户籍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所导致的社会基本权利的一些不平等，还有社会身份的体制，这实际上都反映出社会转型制约经济转型。
市民化制约了市场化，导致资源错位的风险上升，这种资源错配不仅仅是物质资源。首先是人力资源的错位，这个风险在急剧上升。还有物力、财力的资源错位，这导致了成本上升，效率下降。
第二个不适配就是经济转型与绿色转型不适配，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与此相关的。
第三个不适配就是政府转型与发展转型不适配，进入新时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政府怎么样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们一直都在强调，一直在推动政府转变职能，但是政府转型发展的转型步伐存在不适配的地方。
我们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用新发展理念去推动政府转型。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政策的合成谬误，不同的政策从各个部门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合到一起出现问题了，这叫合成谬误。还有一些分解谬误，就是这个任务是一个整体性的任务，也是不能分解的，一分解就会出问题了，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
政府转型和经济转型需要适配才能消除更多的不确定性，构建新的确定性，才能稳住当前的经济形势。
体制机制梗阻，循环不畅导致成本全面高起。不确定性变成风险，风险转化为成本，这样成本有生活成本、宏观成本、微观成本，现在成本上升，在企业都有深切的感受，居民业感受到了这种成本的上升，政府财政的成本也全面上升，企业成本压缩利润空间，生活成本压缩需求空间，政府成本压缩财政空间，经济社会在成本上升中脆弱性就会加大。所以我们要提升经济的这种韧性，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要降低公共风险，降低公共风险就要构建新的确定性。
如何构建新的确定性？当前的经济运行逻辑、发展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金融成为现代经济核心，需要重新认识货币、银行、金融市场，需要我们有体制机制的创新，为什么一直强调直接融资，但是直接融资的发展难以尽如人意？在这方面是与体制机制有关的。
当前宏观的不确定性改变了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生产函数、消费函数都已经变了，如果还是按照原有的这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去制定政策，来思考对策，那毫无疑问就会导致刻舟求剑。
政策的基本逻辑，要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分析进行权衡。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七大政策，这七大政策的背后面临着七大风险，也正是因为看到了七大风险，所以提出了七大政策。中央是高瞻远瞩的，看到了风险，用政策去对冲这些风险。
除了这些政策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体制机制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就是去构建新的确定性，我们的选择就是权衡风险、转化风险、对冲风险、降低风险，对风险进行全面的治理。
所以对于中长期目标，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战略风险和长期风险，因为短期政策解决不了长期问题，更不可能化解长期风险，所以各项政策都应基于治理的要求来制定和实施，应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大家来商量。只有按照治理的要求来制定这些政策，这个政策才可能是最为确定性的，才能避免这些政策各行其是，进而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应当着眼于中长期持续、深入、全面推进阶段性改革，社会转型之后是经济转型，目前我们面临着结构性的扭曲，我国城镇化按常住人口统计将近64%，但是我们按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只有45%，在发达地区差距更大，这就是反映了就业结构的改变。人们就业的形态变了，但是我们的社会身份的结构却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三个二元结构的问题，经济的二元结构、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所有制的二元结构。所有制的二元结构不仅仅是国有、民营的问题，还有国有和集体的问题，还有土地，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这种情况下土地怎么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这都是与二元所有制直接相关的问题。农民是生活在集体的土地上，市民是生活在国有的土地上，农民的财产权利和集体经济、集体土地是绑在一起的，这就是常说的农民怎么样市民化？不仅是进城难的问题，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农民的财产权利怎么样随身携带跟转移，现在同样面临着体制机制的障碍。
从这点来讲我们国家按户籍人口算，从社会身份的意义上有55%的农民，只有45%的市民。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实现现代化，要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农民减少了，市民增加了，我们才可能真正地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市民化这个过程，也是广义上讲的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变化的过程。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如何破解这个二元结构，加快市民化、加快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当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三，预期管理，它的核心就是构建新的确定性，重新找到方向。因为不确定性给大家带来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好可能就停下来观望、等待了，这个时候要构建新的确定性，找到新的坐标。
针对不同的主体，事先有针对性的应对管理措施，比如说市民化的预期，平时讲消费预期、投资预期，从整个社会整体来看，市民化的预期更加重要。短期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对中国的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
政府行为的时度效，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如果我们从确定性出发，可能你得到的往往是不确定性。我们现在的一些政策十分不完善，政策操作上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就是从确定性出发，以为政策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对这个政策做预评估，没有对政策输出的过程进行深入的风险的评估分析，所以政策设计不应当，导致了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时度效的把握，要建立在新的思维的基础之上，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
最后一点就是财政、货币政策要协同发力，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财政金融属于相互贯通的两个层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财政是社会共同体的血液。但是它是不同层次的问题。货币是国家对人民的虚拟负债，跟我们平时讲的负债不是一个概念。利率为零时，国家债务等同于货币。怎么运用好国债、货币这两个规律，这是当前宏观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和实体经济又是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整理自刘尚希于2021年12月22日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峰会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当前的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一个词——不确定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明年经济工作要“稳中求进、稳字当头”。在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怎么稳住中国经济，怎么稳住中国发展？
首先需要我们有一些理念的变化。一个基本的理念变化是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可能认识这个不确定性。确定性是构建的，不是发现的。我们过去在科学上发现规律，技术叫发明，那是创造。面对不确定性的事件，我们现在发现要“稳”，我们的确定性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构建，我们不能指望从客观世界中找到某种确定性。
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性是在扩散的。这个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不是大自然造成的，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大家也许认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病毒在不断地演进，这不是大自然造成的吗？其实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经济已经全球化了，形成了一种全球的分工与合作，人员、资金都在全球流动，这样的病毒它才会在全球流行。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这种大流行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看似是客观世界产生的这种病毒的变异带来的不确定性，从人类文明角度来说，它是内生的一种结果。
观察经济形势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风险成本分析法，过去谈的是成本收益分析，不确定性会带来风险，风险会转化为成本，这个成本会变成企业的成本，个人生活的成本，也会变成政府的成本。当这个风险上升的时候，各方面的成本都会上升。当前面临的三重压力，实际上三重的不确定性相互叠加在一起，需求收缩，是十分典型的内生的因素。供给冲击，从国家来说可能是外部的一些因素带来的，但放在全球、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它也是内生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它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这种情形。这也是人类文明在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
预期转弱、经济增长，我们平时谈得比较多，经济既有增长也有收缩，但我们只看到了增长，没看到的是收缩。经济增长是净增长，等于增长扣除收缩之后得到的一个结果。经济是在不断地增长和不断地收缩之间交替出现的，发达国家的增长多，收缩少。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不发达的国家，收缩加大，增长减少。
这三重不确定性的叠加，实际上就归结为风险在公共化，风险在全球化。而各种风险又在叠加纠缠，这是量子力学的概念，风险是一种叠加态、是一种纠缠态。风险是一种虚拟的现实，这个虚拟的现实不能说把风险预测越好，防范风险做得越好，风险就不存在了。你掉以轻心的时候，风险就到了你的头上。所以风险是无法消除的，这跟我们传统经典科学思想的逻辑是不一致的，所以要重新认识不确定性及其风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到现在经济内在的不确定性及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
从中长期来看当前的形势，今天面临的问题与三重不适配直接相关，一是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不适配，比如说我们经济转型，市场化的改革、推动是走在前面的，而我们的社会转型是落在后头的。我们过去不仅仅是有计划经济，实际上还有计划社会。我们计划经济的改革成效非常明显，我们计划社会的改革相对滞后。比如说有户籍的问题，户籍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所导致的社会基本权利的一些不平等，还有社会身份的体制，这实际上都反映出社会转型制约经济转型。
市民化制约了市场化，导致资源错位的风险上升，这种资源错配不仅仅是物质资源。首先是人力资源的错位，这个风险在急剧上升。还有物力、财力的资源错位，这导致了成本上升，效率下降。
第二个不适配就是经济转型与绿色转型不适配，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与此相关的。
第三个不适配就是政府转型与发展转型不适配，进入新时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政府怎么样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们一直都在强调，一直在推动政府转变职能，但是政府转型发展的转型步伐存在不适配的地方。
我们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用新发展理念去推动政府转型。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政策的合成谬误，不同的政策从各个部门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合到一起出现问题了，这叫合成谬误。还有一些分解谬误，就是这个任务是一个整体性的任务，也是不能分解的，一分解就会出问题了，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
政府转型和经济转型需要适配才能消除更多的不确定性，构建新的确定性，才能稳住当前的经济形势。
体制机制梗阻，循环不畅导致成本全面高起。不确定性变成风险，风险转化为成本，这样成本有生活成本、宏观成本、微观成本，现在成本上升，在企业都有深切的感受，居民业感受到了这种成本的上升，政府财政的成本也全面上升，企业成本压缩利润空间，生活成本压缩需求空间，政府成本压缩财政空间，经济社会在成本上升中脆弱性就会加大。所以我们要提升经济的这种韧性，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要降低公共风险，降低公共风险就要构建新的确定性。
如何构建新的确定性？当前的经济运行逻辑、发展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金融成为现代经济核心，需要重新认识货币、银行、金融市场，需要我们有体制机制的创新，为什么一直强调直接融资，但是直接融资的发展难以尽如人意？在这方面是与体制机制有关的。
当前宏观的不确定性改变了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生产函数、消费函数都已经变了，如果还是按照原有的这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去制定政策，来思考对策，那毫无疑问就会导致刻舟求剑。
政策的基本逻辑，要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分析进行权衡。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七大政策，这七大政策的背后面临着七大风险，也正是因为看到了七大风险，所以提出了七大政策。中央是高瞻远瞩的，看到了风险，用政策去对冲这些风险。
除了这些政策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体制机制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就是去构建新的确定性，我们的选择就是权衡风险、转化风险、对冲风险、降低风险，对风险进行全面的治理。
所以对于中长期目标，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战略风险和长期风险，因为短期政策解决不了长期问题，更不可能化解长期风险，所以各项政策都应基于治理的要求来制定和实施，应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大家来商量。只有按照治理的要求来制定这些政策，这个政策才可能是最为确定性的，才能避免这些政策各行其是，进而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应当着眼于中长期持续、深入、全面推进阶段性改革，社会转型之后是经济转型，目前我们面临着结构性的扭曲，我国城镇化按常住人口统计将近64%，但是我们按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只有45%，在发达地区差距更大，这就是反映了就业结构的改变。人们就业的形态变了，但是我们的社会身份的结构却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三个二元结构的问题，经济的二元结构、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所有制的二元结构。所有制的二元结构不仅仅是国有、民营的问题，还有国有和集体的问题，还有土地，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这种情况下土地怎么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这都是与二元所有制直接相关的问题。农民是生活在集体的土地上，市民是生活在国有的土地上，农民的财产权利和集体经济、集体土地是绑在一起的，这就是常说的农民怎么样市民化？不仅是进城难的问题，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农民的财产权利怎么样随身携带跟转移，现在同样面临着体制机制的障碍。
从这点来讲我们国家按户籍人口算，从社会身份的意义上有55%的农民，只有45%的市民。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实现现代化，要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农民减少了，市民增加了，我们才可能真正地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市民化这个过程，也是广义上讲的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变化的过程。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如何破解这个二元结构，加快市民化、加快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当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三，预期管理，它的核心就是构建新的确定性，重新找到方向。因为不确定性给大家带来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好可能就停下来观望、等待了，这个时候要构建新的确定性，找到新的坐标。
针对不同的主体，事先有针对性的应对管理措施，比如说市民化的预期，平时讲消费预期、投资预期，从整个社会整体来看，市民化的预期更加重要。短期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对中国的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
政府行为的时度效，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如果我们从确定性出发，可能你得到的往往是不确定性。我们现在的一些政策十分不完善，政策操作上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就是从确定性出发，以为政策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对这个政策做预评估，没有对政策输出的过程进行深入的风险的评估分析，所以政策设计不应当，导致了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时度效的把握，要建立在新的思维的基础之上，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
最后一点就是财政、货币政策要协同发力，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财政金融属于相互贯通的两个层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财政是社会共同体的血液。但是它是不同层次的问题。货币是国家对人民的虚拟负债，跟我们平时讲的负债不是一个概念。利率为零时，国家债务等同于货币。怎么运用好国债、货币这两个规律，这是当前宏观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和实体经济又是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整理自刘尚希于2021年12月22日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峰会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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