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苏州文化艺术周的重头戏青春版《牡丹亭》再度爆满,一票难求,观众叫好。可惜我因为行程码带星,未能观看。白牡丹与江南文化的融合,对于爱情的向往与自由的渴望,体现的PS价值,永存于心。青春无敌,丽娘美好。临川韵苏,梦梅如昨。
以下两段转自2016年9月的朋友圈,当时总结了2011年青春版《牡丹亭》(白牡丹)在京200场演出前后的系列报道。在十年前,也是一次对于全媒体报道的尝试,相关业务文章可以去度娘或我的微博搜。年底加班,有时另成文:
#这些年,我写的和我拍的白牡丹。沈丰英说,演了十一年,不会老,依旧青春。那么,我还有变化吗?#“于园中折得柳丝一枝,笑对奴家说:“姐姐既淹通书吏,何不将柳枝题赏一篇?”那时待要应他一声,心中自忖,素昧平生,不知名姓,何得轻与交言。正如此想间,只见那生向前说了几名伤心话儿,将奴搂抱去牡丹亭畔,芍药东边,共成云雨之欢。两情和合,真个是千般爱惜,万种温存。”这一幕,最爱百转千回。
今天,终于和扮着滴杜丽娘也合影了(请自行忽略我滴灰头土脸),2011年11月,白牡丹100场全本演出开始采访,至今小五年。曾做过150分钟的片子和多篇文字报道,并被《人民日报》、《瞭望》、《摄影世界》等约稿。今天的演出更美、更精致,也更驾轻就熟。#追溯世纪昆曲缘,世间只有情难诉。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后传承路#
#相约北京 苏州有戏# #相约北京 遇见江南# #安在业#
@白先勇牡丹亭 @许培鸿
以下两段转自2016年9月的朋友圈,当时总结了2011年青春版《牡丹亭》(白牡丹)在京200场演出前后的系列报道。在十年前,也是一次对于全媒体报道的尝试,相关业务文章可以去度娘或我的微博搜。年底加班,有时另成文:
#这些年,我写的和我拍的白牡丹。沈丰英说,演了十一年,不会老,依旧青春。那么,我还有变化吗?#“于园中折得柳丝一枝,笑对奴家说:“姐姐既淹通书吏,何不将柳枝题赏一篇?”那时待要应他一声,心中自忖,素昧平生,不知名姓,何得轻与交言。正如此想间,只见那生向前说了几名伤心话儿,将奴搂抱去牡丹亭畔,芍药东边,共成云雨之欢。两情和合,真个是千般爱惜,万种温存。”这一幕,最爱百转千回。
今天,终于和扮着滴杜丽娘也合影了(请自行忽略我滴灰头土脸),2011年11月,白牡丹100场全本演出开始采访,至今小五年。曾做过150分钟的片子和多篇文字报道,并被《人民日报》、《瞭望》、《摄影世界》等约稿。今天的演出更美、更精致,也更驾轻就熟。#追溯世纪昆曲缘,世间只有情难诉。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后传承路#
#相约北京 苏州有戏# #相约北京 遇见江南# #安在业#
@白先勇牡丹亭 @许培鸿
【先生“看走了眼”?】鲁迅先生一生,前后购入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先生的收藏不仅数量可观,其涉猎亦广泛、系统,有碑刻、汉画像、造像、墓志等。其中,他对汉画更是欣赏,还向友人许寿裳表达对汉画的钦慕:“汉画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2022.1.11(7:50-22:05),第一张里面的有红挂绳是我的车,红圈中应该还放了另一辆电动车;可惜了刚放车时未能及时留下相印;所以一切真相都在于监控内,不是说说的图片相印就能决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房东的插座年久失修也会让充电器自动断电),我只是在有监控的区域内做了监控看不清车牌时的事宜,没监控的其它地域“效果”就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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