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院士被联想扫地出门过程！如今80余岁仍从未放弃
学术派 2021-12-01 23:05
学术派
与学术前沿同步，做最具创新的学问人。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着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学术派创建于2015年6月，至今运营已6年有余，2021年6月进行了认证迁移。本号“专注为学者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
9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学问之家
致力于做具有时代和民族担当的知识分子，独立思维，理性批判，高瞻远瞩，兼容并包，不人云亦云，不空穴来风，不偏执，做思想和时代的引领者，为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不懈奋斗。
公众号
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的会议室内，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的干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大家都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都保持沉默，不敢妄议。随即，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起身发言，声泪俱下。他表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院士坐在台下，镇定自若。会议散场，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离开。十年时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了背道而驰。
01
1939年8月1日，倪光南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时值抗战，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逃难的经历，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倪光南从那时起就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被人欺负。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学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他当时在国外的年薪是国内工资的70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毅然回国，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足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在倪光南的心中，有一个科技产业的兴国梦。柳传志在1970年进入计算所，相对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柳传志对他钦佩不已。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给了20万的启动资金，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但是公司业务还没开展起来，就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之后，三个人一合计，想到了一个人——倪光南。为什么是倪光南呢？那时候，计算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无法处理汉字，没法推广普及。怎么办？只能研发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的“汉字处理产品”。倪光南自掏腰包从国外买回来的关键器材，起了大作用。倪光南主持研发的第二项汉字处理的产品取得成功，技术转让给4家企业，一共生产了600台。在此基础上，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PC，继续推动联想式汉卡的开发工作。
对于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他相信柳传志能很好地推广他的科研成果。应邀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一门心思搞研发，不被外界所打扰。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5月，公司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开始投放市场。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的倪光南，也由此和联想式汉卡连在了一起。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亿元。这十年时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然而随着国外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汉卡已经江河日下，联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寻求创新。此时，一个不畏艰难的科学家，和一个谨慎行事的企业家，互相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02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是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还是紧跟市场先赚钱？倪光南和柳传志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技术派”与“市场派”的一次决斗。倪光南坚定地认为，必须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他计划对标Intel，从芯片设计入手发展“中国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中科院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但在最后一刻，此前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柳传志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不是联想的实力可以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再做技术开发。科学家并不在乎失败多少次，因为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但是企业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为千古恨。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极度自信而又固执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点，最终造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每次开会，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995年6月的那次会议，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联想。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划上句号。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屡次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会如何？
即便是在被解聘之后，倪光南院士还是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然而事与愿违。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的他，成了一个闲人，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1999年，联想对外发布公告，正式解聘倪光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离开了工作15年的联想，没拿到半点股份。扫地出门，不过如此。他却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获得了新生。”刚刚离开联想，一个叫李德磊的人就找上门来。倪光南回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哟啊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的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李德磊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BBT是他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当时李德磊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BBT承担了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当时的中国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却磨练了一支CPU的技术队伍。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前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自己却分文未取。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备受瞩目。经过高级别专家鉴定会，“方舟1号”被推上技术神坛，国家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在众多部门的推动下，方舟科技顺利拿到巨额的政府采购。形势一片大好，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李德磊把“宝”都押在了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客户供货。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信誉拉来的，不得已之下，倪光南只得离开。方舟芯片同样遭遇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人家根本不支持方舟的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2003年，随着政府采购的淡出，方舟芯片市场大幅下滑。作为一个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选择放弃。李德磊宣扬自研芯片没有市场，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这次芯片研发的夭折，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倪光南也为自己看错人而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03
历经了联想和方舟的两次挫折之后，倪光南再也没有加入一家公司。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倪光南院士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技术和信息被对方钳制，更大的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这些年，国外血的教训不少。国外因操作系统被黑客攻击、信息存储系统被非法监听的案例不胜枚举。Intel、ABM和ARM的芯片架构更是被爆出，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这几家公司的芯片，几乎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但是刀砍不到自己身上，就感觉不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受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倪光南说：“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是啊，如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被国外的芯片技术“卡脖子”。再不寻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的强势崛起，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摇旗呐喊。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国崛起，中美之间势必要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多番较量。倪光南院士惋惜道：“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有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者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很可惜，智者的先见之明，抵不过企业家眼里的真金白银。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建立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然表示，联盟的力量很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从未停止过奔忙呼号。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要搞中国自己的芯片、半导体。可喜的是，如今从国家到企业终于决心要突破了。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评价他：“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过对于名利，倪光南从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他自言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一定是可以的。”
学术派 2021-12-01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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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术前沿同步，做最具创新的学问人。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着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学术派创建于2015年6月，至今运营已6年有余，2021年6月进行了认证迁移。本号“专注为学者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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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做具有时代和民族担当的知识分子，独立思维，理性批判，高瞻远瞩，兼容并包，不人云亦云，不空穴来风，不偏执，做思想和时代的引领者，为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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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的会议室内，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的干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大家都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都保持沉默，不敢妄议。随即，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起身发言，声泪俱下。他表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院士坐在台下，镇定自若。会议散场，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离开。十年时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了背道而驰。
01
1939年8月1日，倪光南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时值抗战，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逃难的经历，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倪光南从那时起就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被人欺负。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学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他当时在国外的年薪是国内工资的70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毅然回国，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足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在倪光南的心中，有一个科技产业的兴国梦。柳传志在1970年进入计算所，相对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柳传志对他钦佩不已。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给了20万的启动资金，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但是公司业务还没开展起来，就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之后，三个人一合计，想到了一个人——倪光南。为什么是倪光南呢？那时候，计算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无法处理汉字，没法推广普及。怎么办？只能研发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的“汉字处理产品”。倪光南自掏腰包从国外买回来的关键器材，起了大作用。倪光南主持研发的第二项汉字处理的产品取得成功，技术转让给4家企业，一共生产了600台。在此基础上，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PC，继续推动联想式汉卡的开发工作。
对于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他相信柳传志能很好地推广他的科研成果。应邀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一门心思搞研发，不被外界所打扰。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5月，公司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开始投放市场。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的倪光南，也由此和联想式汉卡连在了一起。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亿元。这十年时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然而随着国外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汉卡已经江河日下，联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寻求创新。此时，一个不畏艰难的科学家，和一个谨慎行事的企业家，互相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02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是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还是紧跟市场先赚钱？倪光南和柳传志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技术派”与“市场派”的一次决斗。倪光南坚定地认为，必须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他计划对标Intel，从芯片设计入手发展“中国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中科院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但在最后一刻，此前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柳传志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不是联想的实力可以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再做技术开发。科学家并不在乎失败多少次，因为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但是企业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为千古恨。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极度自信而又固执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点，最终造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每次开会，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995年6月的那次会议，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联想。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划上句号。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屡次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会如何？
即便是在被解聘之后，倪光南院士还是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然而事与愿违。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的他，成了一个闲人，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1999年，联想对外发布公告，正式解聘倪光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离开了工作15年的联想，没拿到半点股份。扫地出门，不过如此。他却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获得了新生。”刚刚离开联想，一个叫李德磊的人就找上门来。倪光南回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哟啊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的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李德磊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BBT是他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当时李德磊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BBT承担了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当时的中国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却磨练了一支CPU的技术队伍。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前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自己却分文未取。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备受瞩目。经过高级别专家鉴定会，“方舟1号”被推上技术神坛，国家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在众多部门的推动下，方舟科技顺利拿到巨额的政府采购。形势一片大好，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李德磊把“宝”都押在了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客户供货。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信誉拉来的，不得已之下，倪光南只得离开。方舟芯片同样遭遇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人家根本不支持方舟的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2003年，随着政府采购的淡出，方舟芯片市场大幅下滑。作为一个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选择放弃。李德磊宣扬自研芯片没有市场，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这次芯片研发的夭折，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倪光南也为自己看错人而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03
历经了联想和方舟的两次挫折之后，倪光南再也没有加入一家公司。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倪光南院士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技术和信息被对方钳制，更大的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这些年，国外血的教训不少。国外因操作系统被黑客攻击、信息存储系统被非法监听的案例不胜枚举。Intel、ABM和ARM的芯片架构更是被爆出，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这几家公司的芯片，几乎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但是刀砍不到自己身上，就感觉不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受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倪光南说：“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是啊，如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被国外的芯片技术“卡脖子”。再不寻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的强势崛起，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摇旗呐喊。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国崛起，中美之间势必要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多番较量。倪光南院士惋惜道：“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有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者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很可惜，智者的先见之明，抵不过企业家眼里的真金白银。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建立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然表示，联盟的力量很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从未停止过奔忙呼号。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要搞中国自己的芯片、半导体。可喜的是，如今从国家到企业终于决心要突破了。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评价他：“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过对于名利，倪光南从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他自言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一定是可以的。”
指南基金王军国：重仓优质资产 8只新三板基金平均收益率超100%
北交所开市，新三板这块“价值洼地”再次获得资本的青睐。然而，新三板以及北交所拥有约7000家挂脾企业，加之他们属于“更早、更小、更新”创新型公司，投资他们的风险也相对较大。
如何投资新三板、北交所，就成为各路机构面临的现实难题。
一直以来，指南基金都是业内少有的专注新三板市场的投资机构。经过5年多摸爬滚打，让公司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投资逻辑。指南基金董事长王军国表示，公司坚持价值投资拒绝平庸公司，注重考察标的资产的稀缺性和护城河。同时遵循少而精原则，对看中标的敢于重仓。
据介绍，指南基金先后投资了上市科创板的“硬核公司”西部超导、上市北交所的“牛股”长虹能源、创业板上市的指南针，以及港股上市的思摩尔国际等，8只新三板基金平均收益率超过100%。
坚持价值投资拒绝平庸公司
偏好强稀缺性、护城河深资产
王军国最早从2011年开始接触新三板，彼时市场服务范围还局限在北京中关村等4个高新区。伴随着新三板不断“进化”，2013年扩容至全国，2015年行情大爆发，王军国带着他所筹备的一支新三板基金产品，成为市场参与者和见证者。
下决心扎根新三板，是在2016年。这一年，市场从疯狂逐渐回归理性，避险情绪蔓延，不少盲目跟风的机构撤出。王军国则反其道而行，在这年成立了专注于新三板的投资基金——指南基金。
谈及为何在市场低迷时成立基金，王军国指出，2016年，新三板市场上各大私募机构跑马圈地时代结束，逐步回归理性，市场成为低估值企业标的池，有利于机构布局。
成立基金后，怎么投？当时的新三板，经过几年扩容后，全市场挂牌企业数量超过1万家，如何选标的考验每一位投资人。
亲身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新三板，王军国给指南基金定下投资铁律：坚持价值投资、拒绝平庸公司。选择标的资产一定要选强稀缺性，同时拥有较深“护城河”的企业。
操作层面，指南基金更为关注企业的成长性，以包括净资产收益率与自有现金流在内的企业财务状况作为投资的基本准绳。同时，指南基金也极为关注被投企业管理团队、创始人的情况，认为企业家的才能和品格往往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其专业水平和道德水准足以影响企业后续的发展。
长期重仓优质资产
8只基金平均收益率超100%
指南基金在理念上坚持价值投资，在打法上力求精准，投资企业少而精，对看中标的常常重仓持有。推出的每只基金一般只会投资3-4个项目，几年下来积累了不少经典案例，如科创板首批上市的西部超导，北交所首批上市的长虹能源。
2018年，指南基金投资西部超导，该公司属于“稀缺性”比较强的资产。公司主要生产高端钛合金材料、超导产品和高性能高温合金材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低温超导线材生产企业，是目前全球唯一的铌钛锭棒、超导线材、超导磁体的全流程生产企业，该公司产品补上了我国新型战机、大飞机、直升机、航空发动机、舰船制造所需关键材料的“短板”，解决了飞机制造关键钛合金材料的“卡脖子”问题。
2019年7月22日，西部超导成为科创板首批上市企业。目前公司总市值大约为430亿元左右，较新三板摘牌时49亿元市值相比，提升近8倍。该公司估值提升更多不是因为制度红利，而是有业绩打底。2019年公司净利润为1.58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增至5.38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押注”西部超导成功，但在2018年到2019年上半年的新三板“低谷期”，西部超导股价也曾长期表现不佳。适时，指南基金已是西部超导最大的民营机构股东，持有公司270多万股。面对股价持续下跌的压力，指南基金依然始终紧握筹码，最终等来了西部超导业绩、股价双爆发的时刻。
实际上，在作出投资决策前，指南基金会通过多轮的调查、筛选、审慎分析投资标的的价值，确保其在有限的投资期限中具有足够的发展确定性，减少犯错的可能性。而在确定投资标的价值后，则应对企业发展抱有坚定的信心，关注企业的长期成长空间，以足够的耐心和恒心静候企业业绩爆发。
正是这样的投资理念，指导着指南基金不断买入市场“牛股”。
如长虹能源就是指南基金重仓的另一只股票。11月15日，长虹能源成为北交所首批上市企业。从参与2020年长虹能源在新三板上的首笔交易开始，指南基金的多支基金及自有资金持续加仓长虹能源。今年2月，指南基金参与了长虹能源的战略配售，长虹能源战略配售竞争激烈，仅安信证券、红塔证券和指南基金三家财务投资人入局，指南基金在三家财务投资人中拿到了最多的投资份额，这也是目前指南基金参与的唯一一家战略配售。长虹能源是我国电动工具用锂电池和碱性锌锰电池头部企业，自2020年初首笔交易价格7.18元/股计算，目前涨幅已接近20倍。
除了西部超导、长虹能源外，指南基金投中的还有登陆港交所的思摩尔国际，上市沪深A股的指南针、创识科技、中际联合等，已完成投资的8只基金全部实现正收益，平均净值在2.0元以上，平均收益率超100%。
而在新生的北交所市场上，指南基金重仓持有的用友集团旗下金融科技公司用友金融正处于上市审核阶段，指南基金为该公司最大的外部股东。此外，指南基金居于前十大股东的中国第一家独立芯片测试公司华岭股份也已开启上市辅导，计划实现北交所上市。
未来重点布局“专精特新”
随着北交所开市，资本进场速度正在加快。资本进场后，对北交所和新三板市场带来深刻影响。如何投资北交所乃至整个新三板，就是摆在机构投资者面前的现实难题。
王军国表示，针对北交所市场，公司计划采取两种交易方式：一是关注优质公司在北交所上市时的战略配售机会，另一种则是在二级市场布局。“有些企业可能现在估值已经比较高了，但随着企业业绩不断提升高估值会被消化，因此其中存在长期成长性的企业还是可以配置的。”
目前，指南基金已经为北交所的设立申请了证券私募基金牌照，前期公司也发行了针对北交所的产品，目前已经募资完成，随时可进行投资。
虽然指南基金已申请了证券私募基金牌照，但未来公司仍将坚持价值投资、关注长期成长。由于北交所脱胎于新三板，加之登陆北交所公司必须是创新层企业。基于这样的逻辑，王军国表示，公司仍将整体延续过去在新三板的投资策略，积极布局基础层和创新层具有发展潜力的“专精特新”企业，等待其在北交所或其他A股市场上市。特别是一大批市盈率在十几倍甚至十倍以下、基本面优质的公司，仍有较大投资空间。
北交所开市，新三板这块“价值洼地”再次获得资本的青睐。然而，新三板以及北交所拥有约7000家挂脾企业，加之他们属于“更早、更小、更新”创新型公司，投资他们的风险也相对较大。
如何投资新三板、北交所，就成为各路机构面临的现实难题。
一直以来，指南基金都是业内少有的专注新三板市场的投资机构。经过5年多摸爬滚打，让公司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投资逻辑。指南基金董事长王军国表示，公司坚持价值投资拒绝平庸公司，注重考察标的资产的稀缺性和护城河。同时遵循少而精原则，对看中标的敢于重仓。
据介绍，指南基金先后投资了上市科创板的“硬核公司”西部超导、上市北交所的“牛股”长虹能源、创业板上市的指南针，以及港股上市的思摩尔国际等，8只新三板基金平均收益率超过100%。
坚持价值投资拒绝平庸公司
偏好强稀缺性、护城河深资产
王军国最早从2011年开始接触新三板，彼时市场服务范围还局限在北京中关村等4个高新区。伴随着新三板不断“进化”，2013年扩容至全国，2015年行情大爆发，王军国带着他所筹备的一支新三板基金产品，成为市场参与者和见证者。
下决心扎根新三板，是在2016年。这一年，市场从疯狂逐渐回归理性，避险情绪蔓延，不少盲目跟风的机构撤出。王军国则反其道而行，在这年成立了专注于新三板的投资基金——指南基金。
谈及为何在市场低迷时成立基金，王军国指出，2016年，新三板市场上各大私募机构跑马圈地时代结束，逐步回归理性，市场成为低估值企业标的池，有利于机构布局。
成立基金后，怎么投？当时的新三板，经过几年扩容后，全市场挂牌企业数量超过1万家，如何选标的考验每一位投资人。
亲身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新三板，王军国给指南基金定下投资铁律：坚持价值投资、拒绝平庸公司。选择标的资产一定要选强稀缺性，同时拥有较深“护城河”的企业。
操作层面，指南基金更为关注企业的成长性，以包括净资产收益率与自有现金流在内的企业财务状况作为投资的基本准绳。同时，指南基金也极为关注被投企业管理团队、创始人的情况，认为企业家的才能和品格往往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其专业水平和道德水准足以影响企业后续的发展。
长期重仓优质资产
8只基金平均收益率超100%
指南基金在理念上坚持价值投资，在打法上力求精准，投资企业少而精，对看中标的常常重仓持有。推出的每只基金一般只会投资3-4个项目，几年下来积累了不少经典案例，如科创板首批上市的西部超导，北交所首批上市的长虹能源。
2018年，指南基金投资西部超导，该公司属于“稀缺性”比较强的资产。公司主要生产高端钛合金材料、超导产品和高性能高温合金材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低温超导线材生产企业，是目前全球唯一的铌钛锭棒、超导线材、超导磁体的全流程生产企业，该公司产品补上了我国新型战机、大飞机、直升机、航空发动机、舰船制造所需关键材料的“短板”，解决了飞机制造关键钛合金材料的“卡脖子”问题。
2019年7月22日，西部超导成为科创板首批上市企业。目前公司总市值大约为430亿元左右，较新三板摘牌时49亿元市值相比，提升近8倍。该公司估值提升更多不是因为制度红利，而是有业绩打底。2019年公司净利润为1.58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增至5.38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押注”西部超导成功，但在2018年到2019年上半年的新三板“低谷期”，西部超导股价也曾长期表现不佳。适时，指南基金已是西部超导最大的民营机构股东，持有公司270多万股。面对股价持续下跌的压力，指南基金依然始终紧握筹码，最终等来了西部超导业绩、股价双爆发的时刻。
实际上，在作出投资决策前，指南基金会通过多轮的调查、筛选、审慎分析投资标的的价值，确保其在有限的投资期限中具有足够的发展确定性，减少犯错的可能性。而在确定投资标的价值后，则应对企业发展抱有坚定的信心，关注企业的长期成长空间，以足够的耐心和恒心静候企业业绩爆发。
正是这样的投资理念，指导着指南基金不断买入市场“牛股”。
如长虹能源就是指南基金重仓的另一只股票。11月15日，长虹能源成为北交所首批上市企业。从参与2020年长虹能源在新三板上的首笔交易开始，指南基金的多支基金及自有资金持续加仓长虹能源。今年2月，指南基金参与了长虹能源的战略配售，长虹能源战略配售竞争激烈，仅安信证券、红塔证券和指南基金三家财务投资人入局，指南基金在三家财务投资人中拿到了最多的投资份额，这也是目前指南基金参与的唯一一家战略配售。长虹能源是我国电动工具用锂电池和碱性锌锰电池头部企业，自2020年初首笔交易价格7.18元/股计算，目前涨幅已接近20倍。
除了西部超导、长虹能源外，指南基金投中的还有登陆港交所的思摩尔国际，上市沪深A股的指南针、创识科技、中际联合等，已完成投资的8只基金全部实现正收益，平均净值在2.0元以上，平均收益率超100%。
而在新生的北交所市场上，指南基金重仓持有的用友集团旗下金融科技公司用友金融正处于上市审核阶段，指南基金为该公司最大的外部股东。此外，指南基金居于前十大股东的中国第一家独立芯片测试公司华岭股份也已开启上市辅导，计划实现北交所上市。
未来重点布局“专精特新”
随着北交所开市，资本进场速度正在加快。资本进场后，对北交所和新三板市场带来深刻影响。如何投资北交所乃至整个新三板，就是摆在机构投资者面前的现实难题。
王军国表示，针对北交所市场，公司计划采取两种交易方式：一是关注优质公司在北交所上市时的战略配售机会，另一种则是在二级市场布局。“有些企业可能现在估值已经比较高了，但随着企业业绩不断提升高估值会被消化，因此其中存在长期成长性的企业还是可以配置的。”
目前，指南基金已经为北交所的设立申请了证券私募基金牌照，前期公司也发行了针对北交所的产品，目前已经募资完成，随时可进行投资。
虽然指南基金已申请了证券私募基金牌照，但未来公司仍将坚持价值投资、关注长期成长。由于北交所脱胎于新三板，加之登陆北交所公司必须是创新层企业。基于这样的逻辑，王军国表示，公司仍将整体延续过去在新三板的投资策略，积极布局基础层和创新层具有发展潜力的“专精特新”企业，等待其在北交所或其他A股市场上市。特别是一大批市盈率在十几倍甚至十倍以下、基本面优质的公司，仍有较大投资空间。
#驴友[超话]#『户外记录 | 与死神共舞…』
登山永远是自己和自己较劲，人不可能战胜自然，只能在一次次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拓展自我边界和对世界的认知。在一个男性丛林拼杀的女性该是什么样子？一个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但依然选择一次次重新出发的女性该是什么样子？
女性力量既可以包容万物，又可以气吞山河。很多人喜欢给我加上“登山家”的头衔，因为我是为数不多登顶过珠穆朗玛峰的中国女子登山运动员，但在我看来，所谓“职业运动员”应该可以凭借自己的项目带来不错的收入，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个头衔看似很光鲜，但我完全不是，从选择登山以来，我没有品牌赞助，也没找过赞助商，我不想让自己在登山的时候总是想着杂事，背上除了背包之外的负担，所以我选择自己承担每一次登山的费用。
毫不夸张地说，登山是一项吃钱的项目，以珠峰为例，单次登珠峰的价格就要40万，这还不包括登山前的训练课程、全身心投入准备中所需要的时间成本，和其他更大的代价。
很多人觉得，我从原本的人生轨道走上了一条名利双收的道路，但事实上，选择登山之后，我的收入大幅减少，常常让自己处在吃老本的处境。
我身边的人会说，如果我还在做原本的工作，还在当那个干练精致的女白领，我的人生会更“容易”一些，因为从前的我几乎就是电视剧里精英女性的形象，我供职于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白天奔忙在各个经销商那里，闲暇时间出入高档购物中心，我每天都要穿戴得体背名牌包，一丝不苟的做发型和妆容。
那时，我拼命努力的工作，除了金钱上的收获，慢慢也在圈内积累了一些名气。但同时，我也开始做休闲式的徒步和登山，不知道各位在看的朋友是否有相同的感受，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很容易在山水间释放，当我的脚步踏在并不平坦的山路上时，工作上的琐事已经很难再扰乱我，我面前只有一条路，无法后退只能前进。
这种忘掉生活烦恼，专注眼前当下的感觉实在太令人着迷了，我一次一次在工作的间隙寻找释放的机会。直到比我小十岁的登山运动员，我已故的丈夫走进了我的生活，与他同行攀登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第一次走到了那个人生的十字路口。
于是，我的人生中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继续做我的销售经理；或者辞掉工作去完成我的攀登梦想。要说完全没有纠结是不可能的，我的职场焦虑已经很难纾解，每天醒来我都觉得有些绝望，理想很丰满，但职场上的难题已经到了我用努力无法完成的地步了。
我开始劝自己：既然无论如何都完不成，何不干脆给自己放个长一点的假期，等“玩”够了我再考虑要不要重新回到这片战场。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我仍旧无法完全放下的我的那些职场经验、人脉和资源，我只想有个假期能从攀登山峰回来再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但没想到，与先生第一次的攀登之旅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很明白，我绝不想再背负职场的压力去过我的余生，我爱登山我爱探险，我就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去过我想要的生活。
登山这件事，有成功就会有失败，有站在山巅的人，就会有死在半路的人。我见过太多死在半路的人，虽然不像《珠峰清道夫》所拍摄的那么惨烈，但这个项目和行业就是会有死亡的风险。
很多人喜欢问我，为什么痴迷于登山。我的答案是：我喜欢我的生活在别处。当你在山脚下的大本营与不同国家的爱好者畅谈时，当你的足迹遍布这个世界上人迹罕至的地域时，当你在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活”一次的时候，那种快乐很难描述，它不完全是登山给予我的，而是从准备到完成的一整个过程。
但我必须说明，这个过程的不美好程度也一度令我难以承受，那就是死亡。每次攀登走进大本营，出行前我脑海中有无数的幻想，我幻想着站在世界之巅的成就感，幻想着环顾四周时辽阔世界带给我的冲击。
我的队友也与我一同在大本营做准备，这段时间我们朝夕相处，早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登山时团队成员互相之间的信任很重要，你要把自己的生死交给队友，我称之为“过命的交情”。
我很感激我的妈妈，她是真正懂我的人，很少“要求”我的人生必须怎样过。所以后来我真正登上珠峰的那一刻，我举着我自己自制的一面小旗子拍了张照片，旗子上写着：妈妈你是我的骄傲。这张照片我从没给别人看过，这是专属我和我妈的一张照片。
坦白说，我热爱生命，我越探索这个世界，就越认识到它的美好，就越想继续探索，我不想在自己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告别这个世界。我还有未完成的梦想，还有许许多多想去的地方。
但是，登山这些年，我越来越体会到它的奥义也越来越认识到我自己是怎样的人。我常想，从我上一份工作开始，我就不自知地一直在接受所有地狱难度的挑战，我享受克服重重困难过后的成就感，登顶的绝美风光是不能说服自己克服艰险的人永远也无法看到的。
我选择登山运动，在与死神共舞。但是别人明白与否不重要，我自己活得明白就够了。登顶那一刻并不是真正的成功，因为对于一个攀登者来说，只有平安回到大本营，只有活着回到家才是真正的成功。对我而言，我攀登的已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山峰，更是生命中的无限山峰。
登山永远是自己和自己较劲，人不可能战胜自然，只能在一次次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拓展自我边界和对世界的认知。在一个男性丛林拼杀的女性该是什么样子？一个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但依然选择一次次重新出发的女性该是什么样子？
女性力量既可以包容万物，又可以气吞山河。很多人喜欢给我加上“登山家”的头衔，因为我是为数不多登顶过珠穆朗玛峰的中国女子登山运动员，但在我看来，所谓“职业运动员”应该可以凭借自己的项目带来不错的收入，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个头衔看似很光鲜，但我完全不是，从选择登山以来，我没有品牌赞助，也没找过赞助商，我不想让自己在登山的时候总是想着杂事，背上除了背包之外的负担，所以我选择自己承担每一次登山的费用。
毫不夸张地说，登山是一项吃钱的项目，以珠峰为例，单次登珠峰的价格就要40万，这还不包括登山前的训练课程、全身心投入准备中所需要的时间成本，和其他更大的代价。
很多人觉得，我从原本的人生轨道走上了一条名利双收的道路，但事实上，选择登山之后，我的收入大幅减少，常常让自己处在吃老本的处境。
我身边的人会说，如果我还在做原本的工作，还在当那个干练精致的女白领，我的人生会更“容易”一些，因为从前的我几乎就是电视剧里精英女性的形象，我供职于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白天奔忙在各个经销商那里，闲暇时间出入高档购物中心，我每天都要穿戴得体背名牌包，一丝不苟的做发型和妆容。
那时，我拼命努力的工作，除了金钱上的收获，慢慢也在圈内积累了一些名气。但同时，我也开始做休闲式的徒步和登山，不知道各位在看的朋友是否有相同的感受，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很容易在山水间释放，当我的脚步踏在并不平坦的山路上时，工作上的琐事已经很难再扰乱我，我面前只有一条路，无法后退只能前进。
这种忘掉生活烦恼，专注眼前当下的感觉实在太令人着迷了，我一次一次在工作的间隙寻找释放的机会。直到比我小十岁的登山运动员，我已故的丈夫走进了我的生活，与他同行攀登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第一次走到了那个人生的十字路口。
于是，我的人生中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继续做我的销售经理；或者辞掉工作去完成我的攀登梦想。要说完全没有纠结是不可能的，我的职场焦虑已经很难纾解，每天醒来我都觉得有些绝望，理想很丰满，但职场上的难题已经到了我用努力无法完成的地步了。
我开始劝自己：既然无论如何都完不成，何不干脆给自己放个长一点的假期，等“玩”够了我再考虑要不要重新回到这片战场。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我仍旧无法完全放下的我的那些职场经验、人脉和资源，我只想有个假期能从攀登山峰回来再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但没想到，与先生第一次的攀登之旅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很明白，我绝不想再背负职场的压力去过我的余生，我爱登山我爱探险，我就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去过我想要的生活。
登山这件事，有成功就会有失败，有站在山巅的人，就会有死在半路的人。我见过太多死在半路的人，虽然不像《珠峰清道夫》所拍摄的那么惨烈，但这个项目和行业就是会有死亡的风险。
很多人喜欢问我，为什么痴迷于登山。我的答案是：我喜欢我的生活在别处。当你在山脚下的大本营与不同国家的爱好者畅谈时，当你的足迹遍布这个世界上人迹罕至的地域时，当你在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活”一次的时候，那种快乐很难描述，它不完全是登山给予我的，而是从准备到完成的一整个过程。
但我必须说明，这个过程的不美好程度也一度令我难以承受，那就是死亡。每次攀登走进大本营，出行前我脑海中有无数的幻想，我幻想着站在世界之巅的成就感，幻想着环顾四周时辽阔世界带给我的冲击。
我的队友也与我一同在大本营做准备，这段时间我们朝夕相处，早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登山时团队成员互相之间的信任很重要，你要把自己的生死交给队友，我称之为“过命的交情”。
我很感激我的妈妈，她是真正懂我的人，很少“要求”我的人生必须怎样过。所以后来我真正登上珠峰的那一刻，我举着我自己自制的一面小旗子拍了张照片，旗子上写着：妈妈你是我的骄傲。这张照片我从没给别人看过，这是专属我和我妈的一张照片。
坦白说，我热爱生命，我越探索这个世界，就越认识到它的美好，就越想继续探索，我不想在自己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告别这个世界。我还有未完成的梦想，还有许许多多想去的地方。
但是，登山这些年，我越来越体会到它的奥义也越来越认识到我自己是怎样的人。我常想，从我上一份工作开始，我就不自知地一直在接受所有地狱难度的挑战，我享受克服重重困难过后的成就感，登顶的绝美风光是不能说服自己克服艰险的人永远也无法看到的。
我选择登山运动，在与死神共舞。但是别人明白与否不重要，我自己活得明白就够了。登顶那一刻并不是真正的成功，因为对于一个攀登者来说，只有平安回到大本营，只有活着回到家才是真正的成功。对我而言，我攀登的已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山峰，更是生命中的无限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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