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山故事】宋濂游涂山
宋濂 (1310—1381），字景濓，号潜溪，浙江金华潜溪人，后举家迁居浦江。家境贫寒，聪慧勤奋，6岁读书，每天记诵2000多字文章，9岁能赋诗，有神童之称，“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至元二年 （1336年）应浦江义门郑氏之聘，讲学于浦江青萝山下。元至正九年（1349年）被荐为翰林院编修，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隐居龙门山修道著书讲学。文笔清新，写景状物生动，不事雕琢，风格似欧阳修。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攻取婺州，开郡学，聘为五经师。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讲经，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文学侍从之臣。洪武二年 （1369年），奉命任 《元史》 总裁官，很受朱元璋器重，书成升翰林学士。洪武四年 （1371年)，调任国子司业，次年迁赞善大夫。洪武六年 （1373年)，升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一代礼乐，多由其裁定。洪武十年 (1377年）正月，告老归里。作为一代文学、史学泰斗式的人物宋濂，朱元璋称其为 “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为 “当今文章第—”四方学者称为“太史公”。文章不仅风行国内，时在高丽、 安南、日本等地亦广为流传。洪武十三年 （1380年)，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被流放茂州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明洪武十四年 （1381年），在流放途中病卒于夔州(重庆奉节），终年72岁。
《明史•宋濂传》载：“八年九月，从太子及秦、晋、楚、靖江四王讲武中都，帝得與图濠梁古迹一卷，遣使赐太子，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太子以示濂…...”这就是明洪武八年 （1375年）冬，时年65岁的宋濂陪太子朱标游怀远，并以游记体撰写《游涂荆二山记》。宋濂在游记中对涂荆二山的山水胜迹，对禹会诸侯的涂山，及卞和献玉的荆山的地望所在，进行考证表述的缘由。宋濂的《游涂荆二山记》，文风朴实，结构严谨，观点明了，用词精练，既是一篇好的山水游记，也是研究明初涂山荆山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其全文如下：
濂既游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驿，适邮卒递内使监公牒至。及开缄，中藏濠梁古迹一卷，宸翰亲题其外，令濂搜访与青官言之。源因启曰：“临濠古迹惟涂荆二山最著。按《图经》，涂山在昔钟离县西八十五里，荆山亦在县西八十三里，三山本相联属，而淮水绕荆山之背，神禹凿开，使水流二山间，其疏凿之迹故在，人思其功，讫今不能忘。”青宫曰：“至中都，当共往游焉，余将渡淮狩于王庄，先生宜溯流而上，届今怀远县治以俟。”濂奉敕行。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已发舟．庚午日曛，姑泊县西门，而青宫已驻跸于东门五里矣。辛未，濂上谒，青宫喜甚，下令以壬申游二山。濂至期约怀远文学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棹舟至涂山足，曳杖入山。山旁废址，旧皆民庐。前渡石梁，复斗折而北，累石为塘，多艺椒之园。行可三里余，视大盘石，青丝间错。颓然欹足，坐谛视文，干藓交封之耳。闻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爱，不假士力，人取悬檐间，呼为石莲花。复行四里所，岩石荦确，插起道左，危倾欲飞坠。复二里所，从微径入灌莽，抵岩罅，储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曰圣水亭，取水以禜雨多验。复一里余，至山颠，禹庙在焉。庙已毁，惟颓垣破础存。游目四顾，长淮西来，涡河北汇。而寿春、临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之中，缅想南北战争屯戍处，为惑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庙史云名禹会村，乃禹会诸侯之地，庐舍之比如栉。移踵入庙，庙前杏树一章，大可蔽十牛，二柏参差左右；树东置小翁，杏柯之水时津津滴其中。庙史云，当晨雾四集，水愈多，其来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书“有夏皇祖之庙”六字，下刻宋庆元初，州守刘仲光自造；“祷雨记”一，亦记祷雨事。皇甫斌绍熙庚戌来为郡，命钟离尉丁大荣作。石未剥泐，文尚可读。复从庙西循石坡而下，巨石危立如人形，遥望之，一妪俨然也，相传为启母石。庙史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有粉黛饰其貌者，闻之不觉大笑。山半旧有僧房，今废。久俟鹤贺不来，忽使者至云，扈从士马多，无桥可以渡河，青宫不复至矣。言未既，但见旌旗如锦绣曳上荆山矣。濂亦下山麓，入鲧庙，见所题神号鄙俚，弃而不睨。出读祖无择所赋歌，京口孙临为书碑。盖无择谪守寿春过此而作也。复北经县治，折而东行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斗时就山筑堰，以灌寿春，其遗迹犹斑斑可见。复行三十步，岩广如屋。侧身而入，石屏如床座，可坐人，号为卞和洞。自西上复一里所，过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复六十步，至产玉坡。奇石骈列，(玄质而白，缘粲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寻。（景彰欲导游青峰庵，足倦遂止)。时青宫已猎远郊，濂因登舟先还中都云。
惟二山见诸载记者多殊。以涂山言之，春秋左氏传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杜预注云：在寿春县东北。说者云：今之濠州是也。《国语》《史记》则又云：禹会诸侯于会稽，故会稽亦有涂山。《吴越春秋》 亦以涂山在会稽（又兼载涂山之歌）。应劭云：涂山在永兴北。说者云，今会稽萧山是也。是二说已不能归于一致矣。至于《苏鹗演义》又云：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然其处皆有禹迹。或者遂谓禹文治水，固尝遍历宇内，而会诸候实在会稽之涂山。柳子厚《涂山铭》，苏子瞻、子由涂山诗，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而未决者一也。
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绎，僻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至成王始盛，又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河，非所获罪⋯⋯则楚之封疆可知）。七传至昭王，始迁都郢。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号也，有之诚宜。世则指为濠州。濠州古钟离子国，与寿春密迩。楚自昭王之后，历十一传，（至考烈王），始徙都寿春。
《韩非子》所载卞和献玉事，乃在历、武、文三王之际。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当三王时，钟离何尝属楚，而强谓卞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谓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时。《杂记》叉谓在怀王及其子平王之时。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怀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颠倒如是耶！濂之存疑未决者二也。
大抵山川遗迹，非本诸经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灶、郭景纯之墓，在在有之。纵有高世之智，将何以得辨其真份邪！）必欲可信，涂山当稽之左氏，以寿春为正；荆山当正诸史传，以江陵为正。有谓涂山氏乃古国名，禹曾娶其女者，别是一说，与此珠不相涉也。
濂耄矣，诸书遗忘欲尽，所记忆者，未必无舛讹，辄缘纪游，因挂漏书之，以发同游者一失。同游者盖太子正字桂彦良、 晋府长史朱伯言、楚府长史朱伯清、吴府伴读王致远及景彰云。后一月某日记。
节选自《魅力涂山》
来源：安徽涂山
宋濂 (1310—1381），字景濓，号潜溪，浙江金华潜溪人，后举家迁居浦江。家境贫寒，聪慧勤奋，6岁读书，每天记诵2000多字文章，9岁能赋诗，有神童之称，“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至元二年 （1336年）应浦江义门郑氏之聘，讲学于浦江青萝山下。元至正九年（1349年）被荐为翰林院编修，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隐居龙门山修道著书讲学。文笔清新，写景状物生动，不事雕琢，风格似欧阳修。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攻取婺州，开郡学，聘为五经师。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讲经，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文学侍从之臣。洪武二年 （1369年），奉命任 《元史》 总裁官，很受朱元璋器重，书成升翰林学士。洪武四年 （1371年)，调任国子司业，次年迁赞善大夫。洪武六年 （1373年)，升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一代礼乐，多由其裁定。洪武十年 (1377年）正月，告老归里。作为一代文学、史学泰斗式的人物宋濂，朱元璋称其为 “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为 “当今文章第—”四方学者称为“太史公”。文章不仅风行国内，时在高丽、 安南、日本等地亦广为流传。洪武十三年 （1380年)，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被流放茂州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明洪武十四年 （1381年），在流放途中病卒于夔州(重庆奉节），终年72岁。
《明史•宋濂传》载：“八年九月，从太子及秦、晋、楚、靖江四王讲武中都，帝得與图濠梁古迹一卷，遣使赐太子，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太子以示濂…...”这就是明洪武八年 （1375年）冬，时年65岁的宋濂陪太子朱标游怀远，并以游记体撰写《游涂荆二山记》。宋濂在游记中对涂荆二山的山水胜迹，对禹会诸侯的涂山，及卞和献玉的荆山的地望所在，进行考证表述的缘由。宋濂的《游涂荆二山记》，文风朴实，结构严谨，观点明了，用词精练，既是一篇好的山水游记，也是研究明初涂山荆山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其全文如下：
濂既游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驿，适邮卒递内使监公牒至。及开缄，中藏濠梁古迹一卷，宸翰亲题其外，令濂搜访与青官言之。源因启曰：“临濠古迹惟涂荆二山最著。按《图经》，涂山在昔钟离县西八十五里，荆山亦在县西八十三里，三山本相联属，而淮水绕荆山之背，神禹凿开，使水流二山间，其疏凿之迹故在，人思其功，讫今不能忘。”青宫曰：“至中都，当共往游焉，余将渡淮狩于王庄，先生宜溯流而上，届今怀远县治以俟。”濂奉敕行。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已发舟．庚午日曛，姑泊县西门，而青宫已驻跸于东门五里矣。辛未，濂上谒，青宫喜甚，下令以壬申游二山。濂至期约怀远文学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棹舟至涂山足，曳杖入山。山旁废址，旧皆民庐。前渡石梁，复斗折而北，累石为塘，多艺椒之园。行可三里余，视大盘石，青丝间错。颓然欹足，坐谛视文，干藓交封之耳。闻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爱，不假士力，人取悬檐间，呼为石莲花。复行四里所，岩石荦确，插起道左，危倾欲飞坠。复二里所，从微径入灌莽，抵岩罅，储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曰圣水亭，取水以禜雨多验。复一里余，至山颠，禹庙在焉。庙已毁，惟颓垣破础存。游目四顾，长淮西来，涡河北汇。而寿春、临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之中，缅想南北战争屯戍处，为惑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庙史云名禹会村，乃禹会诸侯之地，庐舍之比如栉。移踵入庙，庙前杏树一章，大可蔽十牛，二柏参差左右；树东置小翁，杏柯之水时津津滴其中。庙史云，当晨雾四集，水愈多，其来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书“有夏皇祖之庙”六字，下刻宋庆元初，州守刘仲光自造；“祷雨记”一，亦记祷雨事。皇甫斌绍熙庚戌来为郡，命钟离尉丁大荣作。石未剥泐，文尚可读。复从庙西循石坡而下，巨石危立如人形，遥望之，一妪俨然也，相传为启母石。庙史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有粉黛饰其貌者，闻之不觉大笑。山半旧有僧房，今废。久俟鹤贺不来，忽使者至云，扈从士马多，无桥可以渡河，青宫不复至矣。言未既，但见旌旗如锦绣曳上荆山矣。濂亦下山麓，入鲧庙，见所题神号鄙俚，弃而不睨。出读祖无择所赋歌，京口孙临为书碑。盖无择谪守寿春过此而作也。复北经县治，折而东行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斗时就山筑堰，以灌寿春，其遗迹犹斑斑可见。复行三十步，岩广如屋。侧身而入，石屏如床座，可坐人，号为卞和洞。自西上复一里所，过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复六十步，至产玉坡。奇石骈列，(玄质而白，缘粲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寻。（景彰欲导游青峰庵，足倦遂止)。时青宫已猎远郊，濂因登舟先还中都云。
惟二山见诸载记者多殊。以涂山言之，春秋左氏传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杜预注云：在寿春县东北。说者云：今之濠州是也。《国语》《史记》则又云：禹会诸侯于会稽，故会稽亦有涂山。《吴越春秋》 亦以涂山在会稽（又兼载涂山之歌）。应劭云：涂山在永兴北。说者云，今会稽萧山是也。是二说已不能归于一致矣。至于《苏鹗演义》又云：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然其处皆有禹迹。或者遂谓禹文治水，固尝遍历宇内，而会诸候实在会稽之涂山。柳子厚《涂山铭》，苏子瞻、子由涂山诗，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而未决者一也。
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绎，僻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至成王始盛，又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河，非所获罪⋯⋯则楚之封疆可知）。七传至昭王，始迁都郢。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号也，有之诚宜。世则指为濠州。濠州古钟离子国，与寿春密迩。楚自昭王之后，历十一传，（至考烈王），始徙都寿春。
《韩非子》所载卞和献玉事，乃在历、武、文三王之际。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当三王时，钟离何尝属楚，而强谓卞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谓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时。《杂记》叉谓在怀王及其子平王之时。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怀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颠倒如是耶！濂之存疑未决者二也。
大抵山川遗迹，非本诸经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灶、郭景纯之墓，在在有之。纵有高世之智，将何以得辨其真份邪！）必欲可信，涂山当稽之左氏，以寿春为正；荆山当正诸史传，以江陵为正。有谓涂山氏乃古国名，禹曾娶其女者，别是一说，与此珠不相涉也。
濂耄矣，诸书遗忘欲尽，所记忆者，未必无舛讹，辄缘纪游，因挂漏书之，以发同游者一失。同游者盖太子正字桂彦良、 晋府长史朱伯言、楚府长史朱伯清、吴府伴读王致远及景彰云。后一月某日记。
节选自《魅力涂山》
来源：安徽涂山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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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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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德太子，究竟何许人也？】
圣德太子曾是日元纸币上的肖像，现在也通过历史教科书为人们所熟知。2021年是圣德太子逝世1400周年，在据传由圣德太子修建的法隆寺，将举办圣德太子1400年忌法事。此外，还将在奈良国立博物馆和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圣德太子与法隆寺”特别展。为什么一千多年来圣德太子始终受到尊崇呢？奈良大学、大阪大学名誉教授东野治之将为大家解说这位圣德太子的功绩及其延续至今的魅力。
~被理想化了的圣德太子形象~
普通日本人对圣德太子的印象通常是这样的——593年推古天皇即位，其外甥圣德太子被立为皇太子，当上了代为处理政务的“摄政”。601年，圣德太子在位于当时都城飞鸟的西北方一个叫斑鸠的地方营造了宫殿，4年后移居到这里，并在紧邻宫殿的西侧建造了斑鸠寺（法隆寺）。
他还制定了以头冠区别官员等级的冠位十二阶制度，意图根据才能选拔官员，并制定了“宪法十七条”，向朝廷官员宣扬以和为贵思想，推动奉行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活动。此外，笃信佛教的圣德太子还为《胜鬘经》《法华经》作注并宣讲，派出遣隋使，努力接纳大陆文化。
晚年，他与当时的朝廷重臣苏我马子编撰日本历史。圣德太子的政策引导日本从7世纪后半叶正式走向中央集权国家。不过，壮志未酬的他621年就去世了。
这种标准式的圣德太子生平，是根据他死后100年左右完成的《日本书纪》和较早的圣德太子传记形成的。但其中有不少经过理想化加工的内容，难以直接采信。有很多历史研究人员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也对所谓圣德太子事迹进行了大量考证。
确实，有些传统上认为出自圣德太子之手的政策，比如前面提到的制定冠位十二阶制，旧有史料上完全没有记载与圣德太子有关。遣隋使的派遣也是如此。即便是明确记载为圣德太子亲自制定的“宪法十七条”，其正文中的表述和主题有些也与当时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无法不令人生疑。虽然一般认为圣德太子当上了皇太子，但事实上皇太子这个名位，直到7世纪末期才正式确立为制度，“摄政”这个职位的出现就更晚了。
~刻在法隆寺释迦三尊像背光上的铭文~
不过，撇开皇太子与摄政的问题不论，这种考证工作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存疑，拿不出明确的证据。为了不陷入莫衷一是的扯皮，就需要有无可辩驳的事实。对于1400年前发生的事情，原本似乎不太可能确切地证实。但笔者注意到，在关于圣德太子的众多资料中，正好有一些是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刻在法隆寺金堂本尊释迦三尊像背光上的铭文。
该铭文位于铜镀金佛像背光的背面，一共196个汉字，以行数跟每行字数相等的方式成文。根据铭文可知，这尊佛像是为621年及次年相继死去的圣德太子之母及太子夫妇祈愿而建造。圣德太子的忌日是622年2月22日，铭文中太子被尊称为“法皇”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当然，这尊佛像和铭文自古以来就很有名，有人选择直接相信，也有人认为铭文是后来刻上去的，长期以来两派一直对立。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也不算什么新资料，但如果仔细研究铭文的雕刻方法，就能发现一个新的事实。铭文一共14行，每行14个字，呈正方形，位于背光的背面。和周围相比，该部位处理得很平整，形成一块比铭文整体大一圈的正方形空间。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在制作佛像背光的时候，就预留了铭文的这块位置。而且，在这块空间上还能看到镀金时附着的点点金箔。这些事实表明，这个铭文与佛像是同时制作的。如果仅是反复探究铭文的内容，是很难完全消除后人伪作嫌疑的。但如上所述，物件本身起到了决定性证明作用。
从释迦三尊背光铭文中，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事实是，圣德太子这个人物在去世的时候被称为“法皇”。“法皇”在其他文献中多写成“法王”，是常用于圣德太子的尊称。7世纪时期，“皇”和“王”都念作“kimi”或“miko”，在使用中完全相同。“法皇”这个称号，毫无疑问是指佛法造诣颇深的皇子。关于圣德太子，传说他为多部佛典作注并宣讲，创建了多家寺院。但这些说法可信度有多高，很多人是持怀疑态度的。
虽然不能因为铭文中有“法皇”就证明传说是真的，但毫无疑问圣德太子是一位对佛教有着超乎寻常的知识储备和理解的知识分子。将这件事与现在认为是圣德太子著作、以草稿形式流传下来的《法华义疏》的内容及其文物特征结合起来分析，圣德太子的真实形象就呼之欲出了。备受质疑的“宪法十七条”中，在要求谨遵天皇令旨的内容之前，也写有鼓励信仰佛教的条文。所以大致可以认定它就是圣德太子制定的。详细内容请参考拙著《寻找圣德太子的真相》。
~努力推动实现文明社会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此一定要先说明的是，圣德太子对于飞鸟时代古代日本的文明开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圣德太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佛教的影响远超普通人想象的时代，使用表示佛教昌盛意思的“法兴”作为年号就是其典型体现，虽然这段时期不长。圣德太子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尽管他本身没有出家，但作为一名皇族政治家，他是希望佛教扎根于日本社会的。
圣德太子从众多佛典中挑选出来宣讲、作注的，除了佛学经典《法华经》之外，还有以俗家弟子或女性王族为主人公的《维摩经》和《胜鬘经》。圣德太子特意从大陆文化中选择佛教加以推广，大概是想以此来整合豪族间争斗不止的国家，推动社会走向文明。研究遗留下来的史料，很难说圣德太子曾经活跃在当时日本政治的第一线。但在推古天皇和苏我马子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为实现这些政策而竭尽全力的知识分子形象。
最后，圣德太子的相貌如何？中老年日本人熟悉的日元纸币上的圣德太子头像，其原型画也只是奈良时期普通贵族的形象，并非真实画像。人们关注的是前面提到的法隆寺金堂释迦三尊中的释迦如来。这尊雕像是按照圣德太子等身大制作的。当然，面貌已经佛像化了，但从佛像脸上或许可以体会圣德太子的相貌。顺便提一下，根据佛像推算出的圣德太子身高为165cm，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高个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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