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味的母愛子孝
子建是位看上去瀟灑英俊年輕的小伙兒，乍看，你會以為他也就是35歲左右，可實際上他已是50歲的老小伙兒了。全家都一直在為他的婚事著急，
尤其是她姐姐子諾為這個弟弟介紹過的女朋友足足有一個排，但卻沒有一個女孩兒、女士能入弟弟的法眼。確切地說，是沒有一個被他們的母親大人所鍾意。
子建是16年前從中國北大畢業後赴美，在斯坦福大學碩博連讀，畢業後一直在矽谷從事半導體業技術研發工作，靠才華與機遇，慢慢地晉升為某科技公司的ceo，其年薪百萬，長相也同樣出類拔萃。他往哪兒一站，都會顯得玉樹臨風、格外醒目耀眼，令人過目不忘。 30歲之前，他一直在為學業、事業打拼：27歲先後獲得斯坦福大學的碩士與博士學位，40多歲便成為ceo高管。他從30歲起就已經開始將選擇、尋覓、結交女友作為人生的頭等大事。可怎麼卻一直單著呢？
應子諾之邀，我與準備介紹給子建的37歲的未婚女士章遠一同等待在黑莓公園。子建按時赴約。可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子建的母親居然與子諾一起到達現場。同為介紹人的子諾前來是必須滴，但未請自到的子建之母的到來，便讓人憑空感到不可思議了。
我和子諾在簡要介紹了男女雙方各自基本情況後，便準備撤離，以將交流的空間留給兩位未婚男女。可想不到的是子建74歲的母親卻根本沒打算迴避，難道她是想參與兒子和相親對象的交談？
疑惑間，聽到子諾對其母說：“媽，咱們隨便轉轉，公園最近來了三隻羊駝很好看，您還沒見過呢。”可還沒未等母親回答，就听子建說：“姐，你們先去看羊駝，咱媽願意一起聊也是可以的。”這時，我才發現子建母親大人的臉瞬時間轉陰為晴。
路上，子諾一再嘆息：“原本沒打算告訴母親弟弟相親的事，可臨出門前，母親問我們要去哪兒？弟弟便告訴她是去相親，母親便毫不猶豫地跟著我們一起來了。 ”我好奇地問：“以前您母親也是一直用這種方式來關心您弟弟的相親嗎？”“是啊！一直。”子諾皺著眉頭答复著。看到我一臉的困惑，她忍不住告訴我：“14年前，弟弟取得了美國公民身份後，就為父母和我辦了鏈接移民。不料父親卻不願赴美，原因是與母親的性格不合。父親與母親都曾是大學教師。母親脾氣暴躁，個性極強；父親則性情懦弱，不善言詞，故對母親一直是委曲求全，凡事都讓著她。但在移民問題上，父親的態度卻是十分強硬、堅決，他說受夠了，不想再與母親妥協下去。他還說，當然不會考慮離婚，就只是想一個人靜靜地呆在中國就好。任憑我和弟弟怎麼相勸都無用。父親一共才來過美國兩次，每次來美國，都會和母親爭吵。母親一直認為自己的婚姻是失敗的，故非常害怕弟弟會錯選婚戀對象，婚後像自己一樣不幸福，便一直主動地為弟弟進行交女友把關。每當弟弟相一次親，母親就’果斷’地干擾、否定一次；而弟弟呢，從小就非常懂事、聽話、孝順，從不違背母親的任何意願，故即使是自己喜歡的女友，也是在母親的騷擾、威嚇下而斷絕了與她們的關係。”
我一直沉默著，心想，子建若一直這樣“孝順”下去，迷失自我，其母若一直這樣繼續放心大膽地“疼愛”與溫柔干涉下去，那子建還不得單身到永遠？
果然，16分鐘後，在其母的熱情與直接參與下，子建與章遠的交談便不歡而散。
於是，作為介紹人的我問章遠相親的感覺如何？章遠長嘆了一聲後回答道：“哎，對子建的印像還不錯，他人很聰明、坦率、認真、知性，看上去也比實際年齡要小很多。如果他願意，我會和他交往下去，可是他的母親，總是搶先提問些有一搭無一搭的問題，好像我的相親對象就是這位老太太；而這位’小’男生在他母親面前，就像是個巨嬰，俯首帖耳的，一切都聽命於她。子建很懂傳統道德，也很遵守孝道，可也不能孝順得如此盲目，並毫無主見呀！”
從子諾的口中，我聽到其母對章遠的評價是：“長相漂亮，心地可不單純，城府太深，配不上咱們子建。”而子建對母親大人的話卻十分信服。他曾說過：“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告訴過我，女人心，海底針，千萬不要對任何女人輕信！要找對像也要找個單純的。若選錯對象，將來的生活會十分痛苦絕望！”
作為公司高管，子建的事業不可謂不成功，可作為一位男性未婚者，他在婚戀方面的不成熟與不自立，的確已嚴重地影響到了他未來的婚戀幸福。
文/汪敏華
子建是位看上去瀟灑英俊年輕的小伙兒，乍看，你會以為他也就是35歲左右，可實際上他已是50歲的老小伙兒了。全家都一直在為他的婚事著急，
尤其是她姐姐子諾為這個弟弟介紹過的女朋友足足有一個排，但卻沒有一個女孩兒、女士能入弟弟的法眼。確切地說，是沒有一個被他們的母親大人所鍾意。
子建是16年前從中國北大畢業後赴美，在斯坦福大學碩博連讀，畢業後一直在矽谷從事半導體業技術研發工作，靠才華與機遇，慢慢地晉升為某科技公司的ceo，其年薪百萬，長相也同樣出類拔萃。他往哪兒一站，都會顯得玉樹臨風、格外醒目耀眼，令人過目不忘。 30歲之前，他一直在為學業、事業打拼：27歲先後獲得斯坦福大學的碩士與博士學位，40多歲便成為ceo高管。他從30歲起就已經開始將選擇、尋覓、結交女友作為人生的頭等大事。可怎麼卻一直單著呢？
應子諾之邀，我與準備介紹給子建的37歲的未婚女士章遠一同等待在黑莓公園。子建按時赴約。可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子建的母親居然與子諾一起到達現場。同為介紹人的子諾前來是必須滴，但未請自到的子建之母的到來，便讓人憑空感到不可思議了。
我和子諾在簡要介紹了男女雙方各自基本情況後，便準備撤離，以將交流的空間留給兩位未婚男女。可想不到的是子建74歲的母親卻根本沒打算迴避，難道她是想參與兒子和相親對象的交談？
疑惑間，聽到子諾對其母說：“媽，咱們隨便轉轉，公園最近來了三隻羊駝很好看，您還沒見過呢。”可還沒未等母親回答，就听子建說：“姐，你們先去看羊駝，咱媽願意一起聊也是可以的。”這時，我才發現子建母親大人的臉瞬時間轉陰為晴。
路上，子諾一再嘆息：“原本沒打算告訴母親弟弟相親的事，可臨出門前，母親問我們要去哪兒？弟弟便告訴她是去相親，母親便毫不猶豫地跟著我們一起來了。 ”我好奇地問：“以前您母親也是一直用這種方式來關心您弟弟的相親嗎？”“是啊！一直。”子諾皺著眉頭答复著。看到我一臉的困惑，她忍不住告訴我：“14年前，弟弟取得了美國公民身份後，就為父母和我辦了鏈接移民。不料父親卻不願赴美，原因是與母親的性格不合。父親與母親都曾是大學教師。母親脾氣暴躁，個性極強；父親則性情懦弱，不善言詞，故對母親一直是委曲求全，凡事都讓著她。但在移民問題上，父親的態度卻是十分強硬、堅決，他說受夠了，不想再與母親妥協下去。他還說，當然不會考慮離婚，就只是想一個人靜靜地呆在中國就好。任憑我和弟弟怎麼相勸都無用。父親一共才來過美國兩次，每次來美國，都會和母親爭吵。母親一直認為自己的婚姻是失敗的，故非常害怕弟弟會錯選婚戀對象，婚後像自己一樣不幸福，便一直主動地為弟弟進行交女友把關。每當弟弟相一次親，母親就’果斷’地干擾、否定一次；而弟弟呢，從小就非常懂事、聽話、孝順，從不違背母親的任何意願，故即使是自己喜歡的女友，也是在母親的騷擾、威嚇下而斷絕了與她們的關係。”
我一直沉默著，心想，子建若一直這樣“孝順”下去，迷失自我，其母若一直這樣繼續放心大膽地“疼愛”與溫柔干涉下去，那子建還不得單身到永遠？
果然，16分鐘後，在其母的熱情與直接參與下，子建與章遠的交談便不歡而散。
於是，作為介紹人的我問章遠相親的感覺如何？章遠長嘆了一聲後回答道：“哎，對子建的印像還不錯，他人很聰明、坦率、認真、知性，看上去也比實際年齡要小很多。如果他願意，我會和他交往下去，可是他的母親，總是搶先提問些有一搭無一搭的問題，好像我的相親對象就是這位老太太；而這位’小’男生在他母親面前，就像是個巨嬰，俯首帖耳的，一切都聽命於她。子建很懂傳統道德，也很遵守孝道，可也不能孝順得如此盲目，並毫無主見呀！”
從子諾的口中，我聽到其母對章遠的評價是：“長相漂亮，心地可不單純，城府太深，配不上咱們子建。”而子建對母親大人的話卻十分信服。他曾說過：“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告訴過我，女人心，海底針，千萬不要對任何女人輕信！要找對像也要找個單純的。若選錯對象，將來的生活會十分痛苦絕望！”
作為公司高管，子建的事業不可謂不成功，可作為一位男性未婚者，他在婚戀方面的不成熟與不自立，的確已嚴重地影響到了他未來的婚戀幸福。
文/汪敏華
规制高利贷的刑民界分与策略选择
检察日报 2021-03-01
作者：时方
□民法通常以对民间借贷设定最高保护利率的上限，作为介入对此类行为法律评价的方式，其认定标准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规定，且处于变动之中。
□刑法对于职业高利贷的认定遵从行政犯二次违法性原理，主要依据是行政法规与相关金融监管文件。
□建立民事程序发现机制，当民事审判过程中发现高利贷涉嫌金融违法活动时主动移送金融监管机关，启动行政调查程序，抑或行政执法向民事审判程序靠拢，实现上下游法律规范的共通共融。
2021年1月1日生效的民法典明确禁止高利放贷行为，要求借款利率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体现国家在最高民事立法规定中对高利贷行为绝不容忍的态度。高利贷是否入刑问题在理论界一直争论不断，直到2019年10月“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出台，将实际年利率超过36%的职业放贷行为进行入罪化处理，并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高利贷入刑的法律适用依据得以最终确立。但在司法实践中，民法禁止的高利贷与刑法规制的职业高利贷的行为属性以及刑民规制的边界仍然存在混淆的风险，面对高利贷行为，有必要建构全面而系统的法律规制体系，破除不同法域片断化、分阶段治理的缺陷，进行更具建设性、根本性的策略选择。
民间高利贷与职业高利贷属性差异
高利贷活动既侵害了借贷主体的民事权益，又扰乱了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民法与刑法都作出否定性评价态度，但是民法与刑法所评价的高利贷活动并非完全同一。
民法视域下的高利贷是一种借款利率超过法律保护最高限度的平等民事主体间的资金出借行为，其本质是一种民事借贷活动，具有偶发性、非公开性、规模有限的特征。民间借贷本身具有满足特定公民个体融资需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故民法介入高利贷法律规制的根据在于，防止利率过高有违公平原则，并据此作出对民间借贷中的高利率不予保护的处置方案。
刑法视域下的高利贷则是一种职业高利放贷活动，结合《意见》规定，职业高利贷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以畸高的利率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职业高利贷具有高利率性、以放贷为常态业务的经营性、以不特定对象作为放贷对象的社会性、资金运作规模大的金融活动性等特征，其本质在于未经监管部门批准，实施了类似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放贷业务。隐藏于职业高利放贷行为背后的非法金融业务属性是刑法规制的根本原因。
利率决定论：民事法律介入高利放贷行为评价的形式标准
高利放贷行为的非法性及对公正性的违反，触发了民法与刑法介入的“安全阀”，设定民刑事法律介入的一般标准成为重要的根据，我国据此建立起民法与刑法的评价标准。
就形式标准而言，利率高低成为决定高利放贷行为不同法律规制标准的通常界限，在不同时期民刑法律对利率高低认定的标准并非完全一致，法律规范适用层面具有相对独立性。
民法通常以对民间借贷设定最高保护利率的上限，作为介入对此类行为法律评价的方式，其认定标准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规定，且处于变动之中。主要认定模式为：（1）固定浮动保护上限模式。199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是我国司法机关最早明确民间借贷保护利率上限的规范性文件，其中明确规定，“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2）固定保护上限模式。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借贷利率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细化不同利率区间司法保护态度，将司法认可的民间借贷利率的保护上限最高调整为36%。（3）市场化浮动保护基准模式。202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将借贷利率保护的上限规定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超过此标准的即为高利贷，不受民法保护。此次修正实质回归了浮动保护上限的模式，只是基于银行贷款金融政策的改革，参照基准由相对固定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变更为市场化报价利率，体现民事司法对于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的从严克制，这也是出于法律对民间实体经济保护的政策考量。
属性决定论：刑事法律介入高利放贷行为评价的实质标准
基于职业高利贷违反金融管理法律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属性，刑法对于职业高利贷的认定遵从行政犯二次违法性原理，主要依据是行政法规与相关金融监管文件。如根据1998年7月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下称《办法》）第4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包括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非法发放贷款活动”。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以高利贷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行为法律性质问题的批复》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应是个人之间因生产、生活需要的一种资金调剂行为，即个人以其本人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出借给另一特定的个人，目的是帮助解决借入人一时的生产、生活需要，出借人为此获取一定利息回报，但出借人一般并不将此作为经常性的牟利手段。”该批复虽然法律位阶不高，但对民间个人借贷与非法金融业务的职业高利贷作出区分，实践指引功能不可小觑。
行政前置法虽然以附属刑法形式确定了职业高利贷的行政违法与刑事责任，但当时对于职业高利贷的利率边界并没有明确规定，刑法也未明文规定适用的罪名，将相关行为作为犯罪认定的刑事裁判尺度并不统一，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一定冲击。这也促使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被告人何伟光、张勇泉等非法经营案的批复》中指出，“发放高利贷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此类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相关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尚无明确规定，故……不宜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直至《意见》将实际年利率超过36%的放贷行为作为入罪标准并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刑法惩治职业放贷行为在利率边界以及行为要素认定方面才得以最终确立。
完善高利贷法律规制体系的策略选择
尽管民事、刑事以及金融监管文件不同程度对高利贷行为属性、利率界限予以确定，但在司法裁判中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认定混乱，表现为高利贷刑民属性认定过于分裂，导致大量应当由行政、刑事处罚的职业高利放贷行为被民间普通借贷合同所掩盖，民法的“权利本位属性”决定了通过民事审判仅是表达了对高利贷单纯不保护的态度，未能通过否定性的惩治机制对此加以处置，而相当数量的高利贷案件在以普通民事借贷案件审理后并没有深究其背后所隐藏的具有关联属性的职业高利贷的存在，后续行政违法认定以及刑事犯罪追究在民事判决后被人为分割消解，行政处罚形同虚设。
除了刑法与民法对于高利率认定存在不同界限标准，高利贷行政违法认定与民刑法律规制界限同样不明确。对于公权力监管所针对的职业高利放贷活动，刑法当前将借贷利率超过36%的职业放贷行为作为犯罪认定，在缺乏前置非法放贷行政违法行为认定情形下，行刑衔接机制不畅，致使刑法打击前置，挤压行政违法对于高利借贷违法行为认定空间，与经济犯罪作为行政犯二次违法性认定规律不一致。
因此，构建关于高利贷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首先应当揭开借贷利率高低面纱、探寻其背后是否具有职业经营活动本质，区别适用不同法律规范，即针对利率适用的法律依据而言，民事判决应当依据民事司法解释，刑法、行政法对于违法金融活动的惩治应当依据刑事、金融监管文件，利率标准无需追求形式统一。
其次，更新金融行政监管模式，将传统分业监管模式下的机构监管转变为混业经营环境中的行为监管与功能监管。我国传统金融监管模式聚焦于具有从事金融业务资质的正规金融机构，对此类主体从事的违规金融活动进行相应监管制裁，对于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不具有准入资格的民间主体从事的职业高利放贷行为存在监管盲区，这也是当前职业高利放贷活动行政法监管缺位，行民、行刑衔接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应当创新不同法律规制手段间的协作机能，例如《办法》虽然规定了职业高利贷的行政处罚措施，但基于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不足，金融监管措施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得到真正施行。由此可以建立民事程序发现机制，当民事审判过程中发现高利贷涉嫌金融违法活动时主动移送金融监管机关，启动行政调查程序，抑或行政执法向民事审判程序靠拢，实现上下游法律规范的共通共融，强化中间重要环节的金融监管效能，避免选择性执法，落实行民、行刑有效衔接，真正实现高利贷法律监管民事、行政、刑事三位一体的综合法律规制体系。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金燕)
检察日报 2021-03-01
作者：时方
□民法通常以对民间借贷设定最高保护利率的上限，作为介入对此类行为法律评价的方式，其认定标准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规定，且处于变动之中。
□刑法对于职业高利贷的认定遵从行政犯二次违法性原理，主要依据是行政法规与相关金融监管文件。
□建立民事程序发现机制，当民事审判过程中发现高利贷涉嫌金融违法活动时主动移送金融监管机关，启动行政调查程序，抑或行政执法向民事审判程序靠拢，实现上下游法律规范的共通共融。
2021年1月1日生效的民法典明确禁止高利放贷行为，要求借款利率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体现国家在最高民事立法规定中对高利贷行为绝不容忍的态度。高利贷是否入刑问题在理论界一直争论不断，直到2019年10月“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出台，将实际年利率超过36%的职业放贷行为进行入罪化处理，并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高利贷入刑的法律适用依据得以最终确立。但在司法实践中，民法禁止的高利贷与刑法规制的职业高利贷的行为属性以及刑民规制的边界仍然存在混淆的风险，面对高利贷行为，有必要建构全面而系统的法律规制体系，破除不同法域片断化、分阶段治理的缺陷，进行更具建设性、根本性的策略选择。
民间高利贷与职业高利贷属性差异
高利贷活动既侵害了借贷主体的民事权益，又扰乱了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民法与刑法都作出否定性评价态度，但是民法与刑法所评价的高利贷活动并非完全同一。
民法视域下的高利贷是一种借款利率超过法律保护最高限度的平等民事主体间的资金出借行为，其本质是一种民事借贷活动，具有偶发性、非公开性、规模有限的特征。民间借贷本身具有满足特定公民个体融资需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故民法介入高利贷法律规制的根据在于，防止利率过高有违公平原则，并据此作出对民间借贷中的高利率不予保护的处置方案。
刑法视域下的高利贷则是一种职业高利放贷活动，结合《意见》规定，职业高利贷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以畸高的利率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职业高利贷具有高利率性、以放贷为常态业务的经营性、以不特定对象作为放贷对象的社会性、资金运作规模大的金融活动性等特征，其本质在于未经监管部门批准，实施了类似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放贷业务。隐藏于职业高利放贷行为背后的非法金融业务属性是刑法规制的根本原因。
利率决定论：民事法律介入高利放贷行为评价的形式标准
高利放贷行为的非法性及对公正性的违反，触发了民法与刑法介入的“安全阀”，设定民刑事法律介入的一般标准成为重要的根据，我国据此建立起民法与刑法的评价标准。
就形式标准而言，利率高低成为决定高利放贷行为不同法律规制标准的通常界限，在不同时期民刑法律对利率高低认定的标准并非完全一致，法律规范适用层面具有相对独立性。
民法通常以对民间借贷设定最高保护利率的上限，作为介入对此类行为法律评价的方式，其认定标准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规定，且处于变动之中。主要认定模式为：（1）固定浮动保护上限模式。199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是我国司法机关最早明确民间借贷保护利率上限的规范性文件，其中明确规定，“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2）固定保护上限模式。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借贷利率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细化不同利率区间司法保护态度，将司法认可的民间借贷利率的保护上限最高调整为36%。（3）市场化浮动保护基准模式。202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将借贷利率保护的上限规定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超过此标准的即为高利贷，不受民法保护。此次修正实质回归了浮动保护上限的模式，只是基于银行贷款金融政策的改革，参照基准由相对固定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变更为市场化报价利率，体现民事司法对于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的从严克制，这也是出于法律对民间实体经济保护的政策考量。
属性决定论：刑事法律介入高利放贷行为评价的实质标准
基于职业高利贷违反金融管理法律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属性，刑法对于职业高利贷的认定遵从行政犯二次违法性原理，主要依据是行政法规与相关金融监管文件。如根据1998年7月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下称《办法》）第4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包括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非法发放贷款活动”。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以高利贷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行为法律性质问题的批复》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应是个人之间因生产、生活需要的一种资金调剂行为，即个人以其本人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出借给另一特定的个人，目的是帮助解决借入人一时的生产、生活需要，出借人为此获取一定利息回报，但出借人一般并不将此作为经常性的牟利手段。”该批复虽然法律位阶不高，但对民间个人借贷与非法金融业务的职业高利贷作出区分，实践指引功能不可小觑。
行政前置法虽然以附属刑法形式确定了职业高利贷的行政违法与刑事责任，但当时对于职业高利贷的利率边界并没有明确规定，刑法也未明文规定适用的罪名，将相关行为作为犯罪认定的刑事裁判尺度并不统一，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一定冲击。这也促使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被告人何伟光、张勇泉等非法经营案的批复》中指出，“发放高利贷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此类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相关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尚无明确规定，故……不宜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直至《意见》将实际年利率超过36%的放贷行为作为入罪标准并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刑法惩治职业放贷行为在利率边界以及行为要素认定方面才得以最终确立。
完善高利贷法律规制体系的策略选择
尽管民事、刑事以及金融监管文件不同程度对高利贷行为属性、利率界限予以确定，但在司法裁判中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认定混乱，表现为高利贷刑民属性认定过于分裂，导致大量应当由行政、刑事处罚的职业高利放贷行为被民间普通借贷合同所掩盖，民法的“权利本位属性”决定了通过民事审判仅是表达了对高利贷单纯不保护的态度，未能通过否定性的惩治机制对此加以处置，而相当数量的高利贷案件在以普通民事借贷案件审理后并没有深究其背后所隐藏的具有关联属性的职业高利贷的存在，后续行政违法认定以及刑事犯罪追究在民事判决后被人为分割消解，行政处罚形同虚设。
除了刑法与民法对于高利率认定存在不同界限标准，高利贷行政违法认定与民刑法律规制界限同样不明确。对于公权力监管所针对的职业高利放贷活动，刑法当前将借贷利率超过36%的职业放贷行为作为犯罪认定，在缺乏前置非法放贷行政违法行为认定情形下，行刑衔接机制不畅，致使刑法打击前置，挤压行政违法对于高利借贷违法行为认定空间，与经济犯罪作为行政犯二次违法性认定规律不一致。
因此，构建关于高利贷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首先应当揭开借贷利率高低面纱、探寻其背后是否具有职业经营活动本质，区别适用不同法律规范，即针对利率适用的法律依据而言，民事判决应当依据民事司法解释，刑法、行政法对于违法金融活动的惩治应当依据刑事、金融监管文件，利率标准无需追求形式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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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卫昨天盆友圈我共一出现了5次✔ ͏
和大老主动说话 才有会更多的故发事生
我说我啦要做思卫骄最傲的崽
所以事没就去找唠她嗑 找谈她论引流 问她很问多题很事多儿~
老大是就你最好大的树 抱紧够就了
活动后最一天简直忙的碌不要不要的
我真的要好好提高我打字度速了hhhh 感有觉点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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