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中医的几个致命性错误，如果不改，中医危矣！
中医发展难吗？从表面上来看，它异常艰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就快速走向了衰落，这一中医水平一代不如一代，二是真正懂中医的人数急剧减少，三是国民快速抛弃了中医。说句实话，再这样下去，中医就真的非中医了。可是，我们却发现邻国日本却把中药产业发展光大，并远远超越了中国。日本是如何把中药产业发展起来的呢？答案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制定了适合中医发展的政策，而中国却开始用管理西医的制度来管理中医，让中医消足适履。
国家对中医的管理出现了以下几个致命的错误：
第一，中医的培养开始学西医，采用规模化、标准化的大学教育。
西医治病的思路是机械的一一对应，它一病对一药，非常严谨规范。只要您死记硬背这些知识，再熟练应用，就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西医。因此，西医非常适合大学这种规模化、标准化的教育模式。而中医则不然，它是个性化治疗，很难找到标准化的治疗方法，比如，同一个疾病，中医治疗的方法丰富多样，我可以用针灸，也可以用中药，甚至可以用推拿按摩等，即使用同一种方法，中医门派众多，每一派治法也有不同。因此，中医教育并不适合这种规模化、标准化的大学方式。最典型的就是中医分科，中医和针灸分了家，中医和中药分了家，这都造成了中医水平的低下。更重要的是，西医课程大量套在中医头上，使中医学子满脑子西医思维，治病喜欢学西医机械的病药对应，而把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弄丢了。
中医几千年来的传承与发展一直靠的就是师承和自学。师承把各个中医学派传承下来，而大学的标准化教育却消灭了中医大量学派。自学是中医创新的源头，大医往往来源于自学，可现在却把自学的中医排除在合法的中医队伍之外，中医的创新动力也没有了。如果中医要想传承与发展，就必须开放中医师承和自学，让他们有简单的路径进入合法行医的队伍。
第二，把发展中医的重点放到了中医院的发展上。
中医简便效廉，根源于个体行医，中医被称为仁心仁术就站在个体行医的模式之上的。一旦医院化，仁心后术就变成了集体的利益最大化。最典型的就是每一个医院的中医身上都压着为医院挣钱的任务，他们就必须小病大治，开大方，让病人长服药，借此来为医院挣钱，为自己在医院立足。如果您搞简便效廉，没有一个医院欢迎您，这也是中医院无好中医的原因所在。更严重的是，中医是个性化治疗，用医院这种规模化的方式，不仅没有降低治疗的成本，反而大大加剧了中医治疗的成本，破坏了中医简便效廉的优势。比如，一个优秀的中医，一天可以接诊上百人，此时只需要加两个徒弟就可以完成整个诊疗过程，而到了医院，却需要数十人，人工成本大大地提高了，这也是个体中医能够挣钱，而医院的中医却活不下去的原因所在。
中医要想振兴，就必须充分发挥中医简便效廉的优势，而这必须使中医个体化。只有这样，才能够与西医相对抗。如果继续采用医院这种形式，就是以中医之短与西医之长相对抗，必败无疑。
第三，执业医师法造成了中医的劣胜优汰，使当代庸医当道，良医让道。
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好？就是因为所有企业公平竞争，您能盈利就留下，不能盈利就被市场所淘汰，从来不会说您没有管理类学历，没有通过执业考试，就不让您经营企业。中医是一门管理人体的学问，它和管理企业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可执业医师法却规定，您没有中医类学历，没通过执业考试就不让行医。真正的好中医不是学出来的，而是从大量临床和悟性中成长起来的，而中医药大学受执业医师法的规范，拿证之前不让临床，因此，无论在大学学多长的时间，都仍然是不会治病。加之真正的悟性来源于苦难，大学缺乏苦难的环境，很难产生悟性成为大医。而民间中医就不一样了，它就是从临床中成长起来的，加上苦难的磨砺，终有一些人会大彻大悟，成为一代大医。可笑的是，执业医师法却规定师承和自学的中医非法，这其实是消灭了中医的传承和大医成长的环境。
中医要振兴，就必须优胜劣汰，什么是优？当然是临床水平高超；什么是劣？当然是临床治病效果不好。这只能靠病人来评价，其它任何方式都是不公平的，用带有标准答案的考试更是荒谬至极。如果真的想把好中医优选出来，只能开放中医行医，让病人对中医优胜劣汰。至于说庸医可能危害国民健康，纯粹是借口，因为不少合法的中医水平太差，同样在不断危害国民健康，况且欧美都开放了中医，难道他们不怕中医危害他们的国民吗？
第四，药品管理法捆住了中医的手脚。
中医简便效廉，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中成药的自制。古代的中医都可以自制中成药，它们成本低，服用简便，疗效卓著。而自从制定了药品管理法之后，中药自制一下子就成了非法制药。如果不是给中医开后门，那么平常中医的遣方用药也成了非法制药了！更严重的是，药品管理法采用的是西药标准，而中药成分复杂，根本不可能通过这个标准，这使中国的中药产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反倒给了日本以发展中药的机会，他们把中药当成了食品添加剂卖向了全世界，赚足了大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药和经方经过了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临床检验，已经证明是合理的。为什么一定还要符合西药标准呢？如果真的想要发展中药，就应该制定自己的中药管理法，而不是用西药标准让中药消足适履。尤其是应该集中精力，证明中药药理，建立一个全世界公认的中药标准，这才是中药产业的出路。
第五，医保法让国民快速抛弃了中医。
中医最适合的是个体，而现在医疗报销只适用于三甲医院，也就是说，如果找个体的中医，是不能享受医保的，这就让无数国民只能去选择西医。那些找中医的，往往都是西医彻底治不好的，判了死刑的，而这些病人难治，也大大消减了中医的优势。既使存在一些三甲的中医院，可这些医院几乎没有好的中医，如果把它们当成是中医的代表，其非常差的疗效就会让国民觉得中医不科学，根本治不好病，最终不断抛弃了中医。其实，真正优秀的中医往往在民间。
类似的法律还有传染病法，它规定传染病只能西医去治。这造成了当年的非典，今天的新冠在最初的治疗阶段几乎无药可治，大大加剧了死亡率。如果不是中央力挺中医介入，还不知道中国的疫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医要想发展，就必须个体化，而医保必须跟上，应该允许找个体中医的病人享受医疗报销。当然，我们可以在这里建立监督机制，尽管一开始可能会出现一些漏洞，但利是远远大于弊的。
可笑的是，现在我们天天大喊振兴中医，可上面几个制约中医发展的政策始终稳定如山，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要想发展，真的比登天还难！
中医发展难吗？从表面上来看，它异常艰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就快速走向了衰落，这一中医水平一代不如一代，二是真正懂中医的人数急剧减少，三是国民快速抛弃了中医。说句实话，再这样下去，中医就真的非中医了。可是，我们却发现邻国日本却把中药产业发展光大，并远远超越了中国。日本是如何把中药产业发展起来的呢？答案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制定了适合中医发展的政策，而中国却开始用管理西医的制度来管理中医，让中医消足适履。
国家对中医的管理出现了以下几个致命的错误：
第一，中医的培养开始学西医，采用规模化、标准化的大学教育。
西医治病的思路是机械的一一对应，它一病对一药，非常严谨规范。只要您死记硬背这些知识，再熟练应用，就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西医。因此，西医非常适合大学这种规模化、标准化的教育模式。而中医则不然，它是个性化治疗，很难找到标准化的治疗方法，比如，同一个疾病，中医治疗的方法丰富多样，我可以用针灸，也可以用中药，甚至可以用推拿按摩等，即使用同一种方法，中医门派众多，每一派治法也有不同。因此，中医教育并不适合这种规模化、标准化的大学方式。最典型的就是中医分科，中医和针灸分了家，中医和中药分了家，这都造成了中医水平的低下。更重要的是，西医课程大量套在中医头上，使中医学子满脑子西医思维，治病喜欢学西医机械的病药对应，而把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弄丢了。
中医几千年来的传承与发展一直靠的就是师承和自学。师承把各个中医学派传承下来，而大学的标准化教育却消灭了中医大量学派。自学是中医创新的源头，大医往往来源于自学，可现在却把自学的中医排除在合法的中医队伍之外，中医的创新动力也没有了。如果中医要想传承与发展，就必须开放中医师承和自学，让他们有简单的路径进入合法行医的队伍。
第二，把发展中医的重点放到了中医院的发展上。
中医简便效廉，根源于个体行医，中医被称为仁心仁术就站在个体行医的模式之上的。一旦医院化，仁心后术就变成了集体的利益最大化。最典型的就是每一个医院的中医身上都压着为医院挣钱的任务，他们就必须小病大治，开大方，让病人长服药，借此来为医院挣钱，为自己在医院立足。如果您搞简便效廉，没有一个医院欢迎您，这也是中医院无好中医的原因所在。更严重的是，中医是个性化治疗，用医院这种规模化的方式，不仅没有降低治疗的成本，反而大大加剧了中医治疗的成本，破坏了中医简便效廉的优势。比如，一个优秀的中医，一天可以接诊上百人，此时只需要加两个徒弟就可以完成整个诊疗过程，而到了医院，却需要数十人，人工成本大大地提高了，这也是个体中医能够挣钱，而医院的中医却活不下去的原因所在。
中医要想振兴，就必须充分发挥中医简便效廉的优势，而这必须使中医个体化。只有这样，才能够与西医相对抗。如果继续采用医院这种形式，就是以中医之短与西医之长相对抗，必败无疑。
第三，执业医师法造成了中医的劣胜优汰，使当代庸医当道，良医让道。
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好？就是因为所有企业公平竞争，您能盈利就留下，不能盈利就被市场所淘汰，从来不会说您没有管理类学历，没有通过执业考试，就不让您经营企业。中医是一门管理人体的学问，它和管理企业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可执业医师法却规定，您没有中医类学历，没通过执业考试就不让行医。真正的好中医不是学出来的，而是从大量临床和悟性中成长起来的，而中医药大学受执业医师法的规范，拿证之前不让临床，因此，无论在大学学多长的时间，都仍然是不会治病。加之真正的悟性来源于苦难，大学缺乏苦难的环境，很难产生悟性成为大医。而民间中医就不一样了，它就是从临床中成长起来的，加上苦难的磨砺，终有一些人会大彻大悟，成为一代大医。可笑的是，执业医师法却规定师承和自学的中医非法，这其实是消灭了中医的传承和大医成长的环境。
中医要振兴，就必须优胜劣汰，什么是优？当然是临床水平高超；什么是劣？当然是临床治病效果不好。这只能靠病人来评价，其它任何方式都是不公平的，用带有标准答案的考试更是荒谬至极。如果真的想把好中医优选出来，只能开放中医行医，让病人对中医优胜劣汰。至于说庸医可能危害国民健康，纯粹是借口，因为不少合法的中医水平太差，同样在不断危害国民健康，况且欧美都开放了中医，难道他们不怕中医危害他们的国民吗？
第四，药品管理法捆住了中医的手脚。
中医简便效廉，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中成药的自制。古代的中医都可以自制中成药，它们成本低，服用简便，疗效卓著。而自从制定了药品管理法之后，中药自制一下子就成了非法制药。如果不是给中医开后门，那么平常中医的遣方用药也成了非法制药了！更严重的是，药品管理法采用的是西药标准，而中药成分复杂，根本不可能通过这个标准，这使中国的中药产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反倒给了日本以发展中药的机会，他们把中药当成了食品添加剂卖向了全世界，赚足了大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药和经方经过了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临床检验，已经证明是合理的。为什么一定还要符合西药标准呢？如果真的想要发展中药，就应该制定自己的中药管理法，而不是用西药标准让中药消足适履。尤其是应该集中精力，证明中药药理，建立一个全世界公认的中药标准，这才是中药产业的出路。
第五，医保法让国民快速抛弃了中医。
中医最适合的是个体，而现在医疗报销只适用于三甲医院，也就是说，如果找个体的中医，是不能享受医保的，这就让无数国民只能去选择西医。那些找中医的，往往都是西医彻底治不好的，判了死刑的，而这些病人难治，也大大消减了中医的优势。既使存在一些三甲的中医院，可这些医院几乎没有好的中医，如果把它们当成是中医的代表，其非常差的疗效就会让国民觉得中医不科学，根本治不好病，最终不断抛弃了中医。其实，真正优秀的中医往往在民间。
类似的法律还有传染病法，它规定传染病只能西医去治。这造成了当年的非典，今天的新冠在最初的治疗阶段几乎无药可治，大大加剧了死亡率。如果不是中央力挺中医介入，还不知道中国的疫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医要想发展，就必须个体化，而医保必须跟上，应该允许找个体中医的病人享受医疗报销。当然，我们可以在这里建立监督机制，尽管一开始可能会出现一些漏洞，但利是远远大于弊的。
可笑的是，现在我们天天大喊振兴中医，可上面几个制约中医发展的政策始终稳定如山，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要想发展，真的比登天还难！
【给曹丕“招黑”的两个传说】 因为“七步诗”上了热搜，曹植自然而然也被热搜了。前不久，《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封面故事《曹操·缔造魏国》，并以系列文章介绍曹操纵横捭阖的故事。这中间，都绕不开曹丕。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半颗糖果#不要总把别人对不起你挂在嘴边，也不要总把对谁多好记在心上。
有的时候，我们专注对别人去付出，何尝不是一种快乐？
如若把付出当成了负担，感情不再纯粹，何尝不是一种自苦？
称之为友，称之为爱，都是无私的，帮人难处，本身就是一种善行。
记住了，坚持善良，福虽未至，祸已远离。当我们在播种的时候，其实已经注定了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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