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已阐述了写作者职业的高贵性，便也顺道论及了写作者本职之所在。除了战斗者，他并无其余头衔；他脆弱又顽强，命运对他不公，他却向往正义，在众人注目之下不卑不亢地巧思，在痛苦和美丽之间往返游荡，最终注定在历史的毁灭运动中，他将自身的双重存在萃取为他的创造物。除此，谁能期望写作者提供完善的方案和至高的信念呢？真理是神秘的、难以捉摸的，总是有待被征服；自由是危险的，道阻且长，却令人振奋。我们必痛苦而坚定地朝这两个目标迈进，就算虚弱也绝不能停在漫漫长路的半途。因此，哪位有自知之明的写作者敢自称美德的传道人？至于我，我得重申我不是这类人。在成长过程中，我追求光明、幸福及自由，未敢有一日之懈怠。尽管这眷恋曾让我犯下不少错误，但无疑能助我更好地理解自已的工作，且毫无疑虑地团结支持那些沉默者一一他们只能藉回忆或暂享自由之幸而勉力生存于世上。
最后回到“我的实际所为”的问题上来，回到我的局限、债务和艰难之信念上来吧。值此，我感到自己愈发坦诚无碍，我要直言相告：你们方才授予我的殊荣何其慷慨，其流播又何其深远；我愿领受它，将之分享给所有处于同样逆境的斗士，他们未取得丝毫奖赏，仅遭受了不幸与迫害。请接受我油然心生的感谢，接受这感谢继而见证的我的公开承诺：这古老的关乎忠诚之承诺，是每个真正的艺术家默念于心头的日课经。
加缪 瑞典斯德哥尔摩 1957年12月10日
最后回到“我的实际所为”的问题上来，回到我的局限、债务和艰难之信念上来吧。值此，我感到自己愈发坦诚无碍，我要直言相告：你们方才授予我的殊荣何其慷慨，其流播又何其深远；我愿领受它，将之分享给所有处于同样逆境的斗士，他们未取得丝毫奖赏，仅遭受了不幸与迫害。请接受我油然心生的感谢，接受这感谢继而见证的我的公开承诺：这古老的关乎忠诚之承诺，是每个真正的艺术家默念于心头的日课经。
加缪 瑞典斯德哥尔摩 1957年12月10日
【2021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发布】
2021年，有哪些生命科学的新奥秘被中国科学家破解？有哪些关于新冠病毒的秘密被揭示？有哪些医学新突破为癌症治疗带来希望？10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发布了2021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人工合成淀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鼻咽癌治疗等成果入选。与以往的评选相比，本次入选成果原创性更为突出，为生命科学新技术的开发、医学新突破和生物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显示出生命科学和相关技术的社会影响力。
食 为粮食生产带来颠覆性革命
民以食为天。吃得饱吃得好是人们共同的追求，然而目前的粮食生产，仍离不开“靠天吃饭”，生命科学技术能有哪些变革，从而为“食”提供新方案呢？此次的十大进展中，就有两项与“食”相关。
淀粉是粮食最主要的成分，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能不能跳过农业种植，直接在实验室合成淀粉呢？此次入选的“从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人工合成”，就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淀粉的人工全合成，该成果将在下一代生物制造和农业生产中带来变革性影响。这项由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联合大连化物所等单位开展的研究，颠覆了植物合成淀粉的复杂过程，能效和速率超越玉米等农作物，为淀粉的车间制造打开了一扇窗。这项研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一项里程碑式突破。
水稻作为我国的主食之一，对其改良从而提高产量历来备受重视。在2021年，我国科学家在水稻育种方面又有新突破。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李家洋团队首次提出异源四倍体野生稻快速从头驯化的新策略，并成功创制了改良落粒性、芒性、株高、粒长、茎秆粗度、生育期等不同类型的四倍体水稻新材料，突破了全部技术瓶颈。该成果开辟了全新的育种方向，对应对未来粮食危机提供了新的可行路径，有望对世界粮食生产带来颠覆性的革命。
抗疫 给预防、治疗新冠肺炎带来希望
有关抗击疫情的两项研究，“新型冠状病毒逃逸宿主天然免疫和抗病毒药物的机制研究”与“冠状病毒的跨种识别和分子机制”对当今国际社会复杂的抗疫形势有重大意义。
当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已持续两年，不断出现的突变株对发展广谱药物提出急迫需求。由病毒复制酶组成“转录复制复合体”，负责病毒转录复制的全过程，在各突变株中高度保守，是开发广谱药物的核心靶点。清华大学饶子和院士、娄智勇教授课题组，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和重构了新冠病毒转录复制机器的完整组成形式，为发展新型、安全的广谱抗病毒药物提供了全新靶点，为优化针对聚合酶的抗病毒药物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
近20年，人类遭受了三次由冠状病毒引发的重大疫情。大多数感染人的冠状病毒来源于动物，而病毒在人际传播往往是滞后的，疾病防控的关口需要在“时间”上前移。因此，此次入选的十大进展中，另外一项有关抗疫的研究，着重于预防新的冠状病毒引发疫情。
这项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高福院士团队开展的研究，建立了高效评估冠状病毒跨种识别能力的方法，利用这些方法对蝙蝠源性冠状病毒和穿山甲源性冠状病毒的跨种传播潜在风险进行评估，发现上述三种冠状病毒存在跨种传播的潜在风险，提示我们要持续对动物源性冠状病毒进行监测。
解谜 远古生物如何进化、鸟儿迁徙为何不迷路
远古时期的鱼类如何进化登上陆地？地球上的鸟儿为什么远途迁徙不会迷路？2021年，中国的科学家又向解开更多生命的奥秘迈进一步。
西北工业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王文、王堃团队与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何舜平、昆明动物所张国捷等团队合作，发现硬骨鱼祖先已进化出了适应陆地的相关初步遗传基础，并在肉鳍鱼内得到进一步加强，最终进化为四足动物而成功登上陆地。这为破解4亿多年前，脊椎动物如何从水生进化到陆生这一重大事件的遗传创新机制，提供了关键认知和数据。
鸟类迁徙路线的形成过程、维持机制和在气候变化下的未来趋势，以及迁徙策略的遗传基础，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和难点。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詹祥江团队历时12年，通过整合多年卫星追踪数据和种群基因组信息，建立了一套大陆尺度的北极游隼迁徙研究系统。不仅阐明了气候变化在鸟类迁徙路线形成、维持及未来变化趋势中的驱动作用，还揭示了长时记忆可能是鸟类长距离迁徙的重要基础。该研究全面结合遥感卫星追踪、基因组学、神经生物学等新型研究手段，展现了学科交叉型的创新性研究在回答重大科学问题中的关键作用。
抗癌 鼻咽癌有了新治疗方法
鼻咽癌是“中国特色”肿瘤，年新发病例占全球一半。放疗后的全身微小残留肿瘤是其治疗失败的根源，而由于放疗后患者身体状况差，难以耐受既往高强度的传统化疗（完成率仅约40%~50%），成为制约疗效提高的瓶颈。
生命科学研究能够为抗击癌症提供新的治疗方法。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马骏研究团队提出了小剂量、长时间口服细胞毒药物卡培他滨的节拍化疗模式。这种治疗方法，可通过抗血管生成、杀伤肿瘤干细胞等机制持续抑制肿瘤，同时提高机体耐受性。临床研究发现，在放疗后使用这种方法可将失败风险显著降低45%，且严重毒副作用发生率减少了3/5，完成率达74%。同时这种方法方便可及，易于向基层推广。由此，该研究打破了传统化疗的疗效瓶颈，建立了鼻咽癌国际领先、高效低毒且简单易行的治疗新标准。
前沿 基因调控、纳米尺度显微镜、脑科学相关成果入选
还有三项入选的十大成果，均聚焦国际生命科学研究的核心和前沿问题。
复旦大学徐彦辉团队的研究成果，揭示了转录为何发生在几乎所有基因的启动子上，颠覆了关于启动子识别和转录起始复合物组装的传统认识，对理解基因表达调控和相关生理病理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徐涛院士组和纪伟研究组组成的技术攻关团队，一直聚焦于突破光学显微成像分辨率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可解析纳米尺度的亚细胞结构，为生命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工具。该研究表明光学显微镜已经步入纳米分辨率时代，我国科学家在该领域具备多学科交叉技术创新能力，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超分辨成像设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东南大学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研究院彭汉川、顾忠泽、谢维团队建立了世界上首个完整的全脑单神经元分辨率大数据和信息学平台并应用于全鼠脑研究，他们的研究对大脑细胞分型和功能、脑连接环路、全脑大规模模拟、类脑计算、基于生物脑的新型人工智能算法和系统等会持续产生重要作用。
据了解，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自2015年起开展评选以来，每年的评选都由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和临床医学等领域资深专家评选，并经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主席团审核，推动了我国生命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让更多人了解了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
来源：光明日报
2021年，有哪些生命科学的新奥秘被中国科学家破解？有哪些关于新冠病毒的秘密被揭示？有哪些医学新突破为癌症治疗带来希望？10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发布了2021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人工合成淀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鼻咽癌治疗等成果入选。与以往的评选相比，本次入选成果原创性更为突出，为生命科学新技术的开发、医学新突破和生物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显示出生命科学和相关技术的社会影响力。
食 为粮食生产带来颠覆性革命
民以食为天。吃得饱吃得好是人们共同的追求，然而目前的粮食生产，仍离不开“靠天吃饭”，生命科学技术能有哪些变革，从而为“食”提供新方案呢？此次的十大进展中，就有两项与“食”相关。
淀粉是粮食最主要的成分，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能不能跳过农业种植，直接在实验室合成淀粉呢？此次入选的“从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人工合成”，就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淀粉的人工全合成，该成果将在下一代生物制造和农业生产中带来变革性影响。这项由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联合大连化物所等单位开展的研究，颠覆了植物合成淀粉的复杂过程，能效和速率超越玉米等农作物，为淀粉的车间制造打开了一扇窗。这项研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一项里程碑式突破。
水稻作为我国的主食之一，对其改良从而提高产量历来备受重视。在2021年，我国科学家在水稻育种方面又有新突破。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李家洋团队首次提出异源四倍体野生稻快速从头驯化的新策略，并成功创制了改良落粒性、芒性、株高、粒长、茎秆粗度、生育期等不同类型的四倍体水稻新材料，突破了全部技术瓶颈。该成果开辟了全新的育种方向，对应对未来粮食危机提供了新的可行路径，有望对世界粮食生产带来颠覆性的革命。
抗疫 给预防、治疗新冠肺炎带来希望
有关抗击疫情的两项研究，“新型冠状病毒逃逸宿主天然免疫和抗病毒药物的机制研究”与“冠状病毒的跨种识别和分子机制”对当今国际社会复杂的抗疫形势有重大意义。
当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已持续两年，不断出现的突变株对发展广谱药物提出急迫需求。由病毒复制酶组成“转录复制复合体”，负责病毒转录复制的全过程，在各突变株中高度保守，是开发广谱药物的核心靶点。清华大学饶子和院士、娄智勇教授课题组，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和重构了新冠病毒转录复制机器的完整组成形式，为发展新型、安全的广谱抗病毒药物提供了全新靶点，为优化针对聚合酶的抗病毒药物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
近20年，人类遭受了三次由冠状病毒引发的重大疫情。大多数感染人的冠状病毒来源于动物，而病毒在人际传播往往是滞后的，疾病防控的关口需要在“时间”上前移。因此，此次入选的十大进展中，另外一项有关抗疫的研究，着重于预防新的冠状病毒引发疫情。
这项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高福院士团队开展的研究，建立了高效评估冠状病毒跨种识别能力的方法，利用这些方法对蝙蝠源性冠状病毒和穿山甲源性冠状病毒的跨种传播潜在风险进行评估，发现上述三种冠状病毒存在跨种传播的潜在风险，提示我们要持续对动物源性冠状病毒进行监测。
解谜 远古生物如何进化、鸟儿迁徙为何不迷路
远古时期的鱼类如何进化登上陆地？地球上的鸟儿为什么远途迁徙不会迷路？2021年，中国的科学家又向解开更多生命的奥秘迈进一步。
西北工业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王文、王堃团队与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何舜平、昆明动物所张国捷等团队合作，发现硬骨鱼祖先已进化出了适应陆地的相关初步遗传基础，并在肉鳍鱼内得到进一步加强，最终进化为四足动物而成功登上陆地。这为破解4亿多年前，脊椎动物如何从水生进化到陆生这一重大事件的遗传创新机制，提供了关键认知和数据。
鸟类迁徙路线的形成过程、维持机制和在气候变化下的未来趋势，以及迁徙策略的遗传基础，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和难点。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詹祥江团队历时12年，通过整合多年卫星追踪数据和种群基因组信息，建立了一套大陆尺度的北极游隼迁徙研究系统。不仅阐明了气候变化在鸟类迁徙路线形成、维持及未来变化趋势中的驱动作用，还揭示了长时记忆可能是鸟类长距离迁徙的重要基础。该研究全面结合遥感卫星追踪、基因组学、神经生物学等新型研究手段，展现了学科交叉型的创新性研究在回答重大科学问题中的关键作用。
抗癌 鼻咽癌有了新治疗方法
鼻咽癌是“中国特色”肿瘤，年新发病例占全球一半。放疗后的全身微小残留肿瘤是其治疗失败的根源，而由于放疗后患者身体状况差，难以耐受既往高强度的传统化疗（完成率仅约40%~50%），成为制约疗效提高的瓶颈。
生命科学研究能够为抗击癌症提供新的治疗方法。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马骏研究团队提出了小剂量、长时间口服细胞毒药物卡培他滨的节拍化疗模式。这种治疗方法，可通过抗血管生成、杀伤肿瘤干细胞等机制持续抑制肿瘤，同时提高机体耐受性。临床研究发现，在放疗后使用这种方法可将失败风险显著降低45%，且严重毒副作用发生率减少了3/5，完成率达74%。同时这种方法方便可及，易于向基层推广。由此，该研究打破了传统化疗的疗效瓶颈，建立了鼻咽癌国际领先、高效低毒且简单易行的治疗新标准。
前沿 基因调控、纳米尺度显微镜、脑科学相关成果入选
还有三项入选的十大成果，均聚焦国际生命科学研究的核心和前沿问题。
复旦大学徐彦辉团队的研究成果，揭示了转录为何发生在几乎所有基因的启动子上，颠覆了关于启动子识别和转录起始复合物组装的传统认识，对理解基因表达调控和相关生理病理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徐涛院士组和纪伟研究组组成的技术攻关团队，一直聚焦于突破光学显微成像分辨率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可解析纳米尺度的亚细胞结构，为生命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工具。该研究表明光学显微镜已经步入纳米分辨率时代，我国科学家在该领域具备多学科交叉技术创新能力，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超分辨成像设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东南大学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研究院彭汉川、顾忠泽、谢维团队建立了世界上首个完整的全脑单神经元分辨率大数据和信息学平台并应用于全鼠脑研究，他们的研究对大脑细胞分型和功能、脑连接环路、全脑大规模模拟、类脑计算、基于生物脑的新型人工智能算法和系统等会持续产生重要作用。
据了解，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自2015年起开展评选以来，每年的评选都由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和临床医学等领域资深专家评选，并经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主席团审核，推动了我国生命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让更多人了解了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
来源：光明日报
【在诗意的大地行走——书写中国的世界遗产城市】
【著书者说】
中国历史城市数量之多、特色之鲜明，举世闻名。这些城市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独特的城市格局、众多名胜古迹，或雄浑方正，或灵动舒展，或虽弹丸之地却贯通世界，或经战争之乱却屹立千年。它们体现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在中国众多的历史城市中，有四座城的老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澳门历史城区和厦门鼓浪屿。为了细细讲述这些世界遗产的故事，便有了这本我与周俭教授编著的《世界遗产在中国历史城市》。在梳理这些城市的生命脉络时，我发现，它们不仅拥有鲜明的城市景观，更蕴藏着东方哲思以及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它们的厚度和温度，值得仔细诉说。
融东方哲思
中国传统的城市建设思想与古代占据我国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密切相关。
儒家提倡礼教、伦理、秩序，因此在城市格局上，基本尊崇《周礼》的思想——根据城市的等级、发展水平等确定相应的城市规模、形式和公共设施体系。此外，儒家思想中“居中不偏”的思想，则反映在城市对中轴对称的追求上，大到整个城池，小到民居院落，中国人将对社会秩序的追求，细致地反映在对空间“秩序感”的追求上。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在世界别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像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的建筑、园林、民居院落那样体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存在。”李约瑟所说的“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其实是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天人合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首先是一种思想，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价值取向。《易经·乾卦·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曾阐释道：“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也就是说，人类做事情必须首先尊重自然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因势利导，方得成功，反之则会劳而无获。这种与西方传统文化秉持的“主客二分”完全不同的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且业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礼制中庸”的建城思想和“天人合一”的人居理念，在中国传统的城市中非常好地互相配合着，构建出一个个既有秩序、又追求宜居的中国城市。
以平遥古城为例，建城伊始，它就作为中原地带的建制城市而存在，因而充分体现了中庸思想，“合院严正，楼阁巍峨”。在城市选址、民居院落、城市景观方面，它又体现出“山环水绕，自然形胜”等思想。
丽江古城，则是在比较艰苦的自然环境下，由商业贸易集镇发展而来，因此在大的格局上首先利用了山水等自然要素。随着后期中央政府统治的加强，在城市布局以及民居院落中，亦体现出规制的作用。
澳门历史城区、厦门鼓浪屿的中国人街区以及民居院落也无不体现出这两种思想的影响。
汇四海所长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之处，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
中国的四个世界遗产城市，虽然在起源、历史发展、物质形态等方面都迥然不同，但是它们都能以开放的胸襟兼容并蓄多元文化，从而形成富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平遥古城的商帮，在走南闯北中累积了财富和经验，也开阔了视野，从而创造性地开设了“票号”这一中国最早的金融汇兑系统。商业经济的发展，带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从而为地域文化和朴素宗教思想的传播创造了契机。市楼金井、河桥野望、清虚仙迹、书院弦歌……能工巧匠云集，造就了精彩纷呈的平遥古城。
丽江古城是滇川藏大三角民族文化交汇之地，是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交汇点。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纳西族先民吸纳汉、藏、白等民族的优秀文化，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居庐骈集，萦坡带谷”“四通八达，回环连贯”，丽江的形制与格局充分利用了地形之利，建筑则体现出儒、释、道并存的特色与风格。
澳门历史城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16世纪，澳门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窗口。传教士、商人的跨海国际航行，促进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澳门历史城区中保留着的葡萄牙和中国风格的古老街道、住宅、宗教和公共建筑，见证了东西方美学、文化、建筑和技术影响力的交融。
鼓浪屿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当地华人、来自多国的外国居民和还乡华侨共同融合，形成的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的国际社区。伴随“天风海涛”的万国来潮，各种价值观念在那里交汇融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都体现在鼓浪屿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城市肌理中。
存文脉之久
与单体的建筑遗产不同，世界遗产城市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既有显性的物质形态的呈现，又有隐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叠加。
它们是世界上各个地域的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下形成的城市型聚落，是集体智慧的体现，也是文化的多样性表达。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具有特定社会结构或者经济分工和联系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也创造了富有特色的物质空间：权力机构设施往往成为历史城市的重要构成要素，如衙署、庙宇、宗祠、教堂等；经济上的繁荣支撑了人们对理想人居模式的探求和实现，民居建筑成为最具有地方特色的空间。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在老城的基础上规划设计新城是当时经济条件下的无奈选择，那么当下呢？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世界文化趋同的浪潮中，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理念日趋国际化的背景下，想要保护独特历史和文化所造就的城市风格，显得尤为艰难。我们面临提升生活品质的艰巨任务，我们需要对现有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对旧房屋的建筑质量进行维护、对杂乱的公共环境进行梳理、对缺乏的公共设施予以完善。但是，很多历史城市，或采用消极保护的方式对历史遗存置之不理，或采用大规模推倒重建的方式，伤害历史的文脉。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的同时，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遗失，城市诗意景观的消逝。
在丽江，东巴经中说，人与“署”（自然界幻化的超自然精灵），本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后来贪婪的人类过分侵扰自然，污染河流、乱伐草木、滥杀野兽，冒犯了“署”，结果兄弟成了仇人，人类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洪水横流、百病丛生。人类在惊恐无奈中只好祈求神灵、东巴教祖师和大鹏神鸟来调解。最终，人类与自然这两个兄弟约法三章：人类可以适当开垦一些山地，砍伐一些木料和柴薪，但不可过量；在家畜不足食用的情况下，人类可以适当狩猎一些野兽，但不可过多；人类不能污染泉溪河湖、劈山炸石。在此前提下，人类与自然这两个兄弟又重续旧好。这不是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吗？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恩比说，每种文明都是对某种挑战的反应。罗马人应对的挑战是如何维持其庞大的帝国，于是创立了近代“国家”的雏形。埃及人应对的是尼罗河环境的挑战，于是发明了一套完善的灌溉系统及相应的治理机构。如何应对新的人地矛盾的挑战，也考验着我们是否能够创造新的文明。
历史城市，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精华部分，也将启发我们今天的城市如何延续中国的诗意。因此，历史城市，需要我们一读再读，从它的形态，到它的肌理，至它的哲学。
来源：光明日报
【著书者说】
中国历史城市数量之多、特色之鲜明，举世闻名。这些城市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独特的城市格局、众多名胜古迹，或雄浑方正，或灵动舒展，或虽弹丸之地却贯通世界，或经战争之乱却屹立千年。它们体现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在中国众多的历史城市中，有四座城的老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澳门历史城区和厦门鼓浪屿。为了细细讲述这些世界遗产的故事，便有了这本我与周俭教授编著的《世界遗产在中国历史城市》。在梳理这些城市的生命脉络时，我发现，它们不仅拥有鲜明的城市景观，更蕴藏着东方哲思以及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它们的厚度和温度，值得仔细诉说。
融东方哲思
中国传统的城市建设思想与古代占据我国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密切相关。
儒家提倡礼教、伦理、秩序，因此在城市格局上，基本尊崇《周礼》的思想——根据城市的等级、发展水平等确定相应的城市规模、形式和公共设施体系。此外，儒家思想中“居中不偏”的思想，则反映在城市对中轴对称的追求上，大到整个城池，小到民居院落，中国人将对社会秩序的追求，细致地反映在对空间“秩序感”的追求上。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在世界别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像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的建筑、园林、民居院落那样体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存在。”李约瑟所说的“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其实是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天人合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首先是一种思想，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价值取向。《易经·乾卦·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曾阐释道：“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也就是说，人类做事情必须首先尊重自然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因势利导，方得成功，反之则会劳而无获。这种与西方传统文化秉持的“主客二分”完全不同的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且业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礼制中庸”的建城思想和“天人合一”的人居理念，在中国传统的城市中非常好地互相配合着，构建出一个个既有秩序、又追求宜居的中国城市。
以平遥古城为例，建城伊始，它就作为中原地带的建制城市而存在，因而充分体现了中庸思想，“合院严正，楼阁巍峨”。在城市选址、民居院落、城市景观方面，它又体现出“山环水绕，自然形胜”等思想。
丽江古城，则是在比较艰苦的自然环境下，由商业贸易集镇发展而来，因此在大的格局上首先利用了山水等自然要素。随着后期中央政府统治的加强，在城市布局以及民居院落中，亦体现出规制的作用。
澳门历史城区、厦门鼓浪屿的中国人街区以及民居院落也无不体现出这两种思想的影响。
汇四海所长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之处，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
中国的四个世界遗产城市，虽然在起源、历史发展、物质形态等方面都迥然不同，但是它们都能以开放的胸襟兼容并蓄多元文化，从而形成富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平遥古城的商帮，在走南闯北中累积了财富和经验，也开阔了视野，从而创造性地开设了“票号”这一中国最早的金融汇兑系统。商业经济的发展，带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从而为地域文化和朴素宗教思想的传播创造了契机。市楼金井、河桥野望、清虚仙迹、书院弦歌……能工巧匠云集，造就了精彩纷呈的平遥古城。
丽江古城是滇川藏大三角民族文化交汇之地，是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交汇点。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纳西族先民吸纳汉、藏、白等民族的优秀文化，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居庐骈集，萦坡带谷”“四通八达，回环连贯”，丽江的形制与格局充分利用了地形之利，建筑则体现出儒、释、道并存的特色与风格。
澳门历史城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16世纪，澳门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窗口。传教士、商人的跨海国际航行，促进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澳门历史城区中保留着的葡萄牙和中国风格的古老街道、住宅、宗教和公共建筑，见证了东西方美学、文化、建筑和技术影响力的交融。
鼓浪屿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当地华人、来自多国的外国居民和还乡华侨共同融合，形成的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的国际社区。伴随“天风海涛”的万国来潮，各种价值观念在那里交汇融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都体现在鼓浪屿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城市肌理中。
存文脉之久
与单体的建筑遗产不同，世界遗产城市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既有显性的物质形态的呈现，又有隐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叠加。
它们是世界上各个地域的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下形成的城市型聚落，是集体智慧的体现，也是文化的多样性表达。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具有特定社会结构或者经济分工和联系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也创造了富有特色的物质空间：权力机构设施往往成为历史城市的重要构成要素，如衙署、庙宇、宗祠、教堂等；经济上的繁荣支撑了人们对理想人居模式的探求和实现，民居建筑成为最具有地方特色的空间。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在老城的基础上规划设计新城是当时经济条件下的无奈选择，那么当下呢？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世界文化趋同的浪潮中，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理念日趋国际化的背景下，想要保护独特历史和文化所造就的城市风格，显得尤为艰难。我们面临提升生活品质的艰巨任务，我们需要对现有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对旧房屋的建筑质量进行维护、对杂乱的公共环境进行梳理、对缺乏的公共设施予以完善。但是，很多历史城市，或采用消极保护的方式对历史遗存置之不理，或采用大规模推倒重建的方式，伤害历史的文脉。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的同时，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遗失，城市诗意景观的消逝。
在丽江，东巴经中说，人与“署”（自然界幻化的超自然精灵），本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后来贪婪的人类过分侵扰自然，污染河流、乱伐草木、滥杀野兽，冒犯了“署”，结果兄弟成了仇人，人类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洪水横流、百病丛生。人类在惊恐无奈中只好祈求神灵、东巴教祖师和大鹏神鸟来调解。最终，人类与自然这两个兄弟约法三章：人类可以适当开垦一些山地，砍伐一些木料和柴薪，但不可过量；在家畜不足食用的情况下，人类可以适当狩猎一些野兽，但不可过多；人类不能污染泉溪河湖、劈山炸石。在此前提下，人类与自然这两个兄弟又重续旧好。这不是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吗？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恩比说，每种文明都是对某种挑战的反应。罗马人应对的挑战是如何维持其庞大的帝国，于是创立了近代“国家”的雏形。埃及人应对的是尼罗河环境的挑战，于是发明了一套完善的灌溉系统及相应的治理机构。如何应对新的人地矛盾的挑战，也考验着我们是否能够创造新的文明。
历史城市，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精华部分，也将启发我们今天的城市如何延续中国的诗意。因此，历史城市，需要我们一读再读，从它的形态，到它的肌理，至它的哲学。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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