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花顺要闻# 【美股挖掘机】2021最牛汽车股，“老骥”福特 志在千里
“未来的电动车，绝对不是普普通通的家用电器、没有任何情感的产品。一旦涉及到情感，充满激情、充满感性的产品，福特做得最好。”――福特CEO Jim Farley
在全球市场都提倡节能减排的今天，电气化已经成为不可能逆转的趋势，各巨头都在探索最适合自己的转型道路。拥有百年历史的车企福特，在积极顺应时代潮流的前提下，也努力保留着自己的特色。
“等等，福特？是那个百年品牌福特吗？”
大多数消费者对这个品牌的印象有可能还停留在两厢四缸福克斯的年代，以及后来的漏油、断轴事件。同时，虽然福特已经明智地选择加速转向新能源汽车，但在现阶段福特的新能源车型不管是在市占率还是知名度方面都相对落后于同行，能否后发制人还得打上一个问号。
抛开其他不谈，福特确实正处于燃油车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早期阶段，这也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但考虑到它的品牌价值、现有的基础设施(多数造车新势力产能并不能匹配订单量)以及一百多年来积累的技术，福特的投资机会并不应该被低估。
2021年，福特股价上涨了约140%，击败了特斯拉(50%)、通用(41%)、Rivian(-2.9%)等一众车企，荣膺2021年汽车制造商股价表现榜首的桂冠。而自福特改变打法以来，公司股价累计更是上涨了220%以上，这已经充分说明福特正一步一步地取得了投资者的认同。
Jim Farley大刀阔斧改革初见成效
福特这次走上复兴之路，离不开现任领路人――JimFarley。Jim Farley是一位汽车界“老炮”，于2007年加入福特，主导公司新业务、技术战略小组，此前担任首席运营官，2020年10月1日正式接任CEO一职。
在他接手福特之前，前任CEO韩恺特留下的其实是一个烂摊子。韩恺特任职的三年多时间里，福特股价跌超30%，市值蒸发超百亿美元。2018年至2019年连续两年在华亏损，销量连年下降，直到2020年才实现逆转，在华实现全年销量60.26万辆，同比增长6.1%，是2017年以来首次。
这与福特推出的“中国2.0战略”加速落地不无关系。JimFarley上任以后，福特汽车加快在华新品投放速度，福特品牌和林肯品牌均推出多款重磅车型，并且更符合中国用户实际需求，同时本土产品设计、开发和测试能力均有明显提升。
随后，Jim Farley还大胆地开启了“福特+”重组计划，对这家老牌车厂的管理团队进行大换血，从苹果等一众公司挖来了新高管。同时，他将更多的资源倾注到电动汽车的研发制造中。
在“福特+”计划中，福特表示到2030年,将在电动车开发(包括电池开发)领域投入超过300亿美元资金，大幅高于此前220亿美元的计划。用JimFarley的话来说：“这是自亨利·福特推广T型车以来，福特最大的市场增长和品牌价值创造机会，我们的目标是引领电力革命。”
而Jim Farley一上来就直接将特斯拉视为第一竞争目标，要知道后者现在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电车龙头。但初生牛犊不怕虎，何况是一只“老牛”，Jim Farley曾放言，有信心在美国电动车市场销售中超越特斯拉，但前提是要先超过通用汽车。而实现后者，福特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福特周二大涨近12%，再创历史新高，市值来到971.5亿美元，成功超越通用的954.5亿美元市值。
虽仅有两款电动车型却有“四两拨千斤”之力
再来看福特现在电车的核心竞争力，旗下仅有两款纯电车型，均为畅销的传统车型的电动改款：Mustang Mach-E和F-150闪电皮卡。
曾经有记者问过Jim Farley，没有了大排量的发动机，Mustang还能算得上一匹“有灵魂”的野马吗？Jim Farley对此给出了一个确定的答案。
“我们有一个观点，在未来电动车将是一个具有感性因素的产品。为什么福特从零开始推出的这一款全新电动车？我们让它带来的效果，就是非常强大的情感元素，它有非常明显的愉悦驾驶体验。还有高科技、零排放。福特总结以前什么产品做得最成功？发现就是这个产品特别富有情感元素的时候，特别能够打动人心的时候，这个产品做得最成功。”
另外Jim Farley认为未来的电动车，绝对不是普普通通的家用电器，没有任何情感的产品。消费者选择一个电动车车型的时候，就是选择一种情感。一方面当然选择高科技、零排放，但一定是涉及到相当多的情感选择在其中。一旦涉及到情感的产品时，充满激情、充满感性的一个产品，福特做得最好。
截至去年11月底，去年上市的MustangMach-E在北美市场上已售出24791辆。其中，该车型11月在当地市场的销量较10月环比增长了8.4%，达3088辆，仅次于特斯拉的Model Y。
值得一提的是，曾在去年年中，福特生产的电池驱动版Mustang数量就超过了标志性的汽油驱动版本。
另外，对于电动汽车来说，中国市场是必争之地。福特目前在中国开设了25家直接面向客户的直营门店，并于12月底向客户交付首批国产野马Mach-E电动汽车。
百年车企的魄力：两年内实现60万辆电车年产能
由于市场需求好于预期，福特计划到2023年将MustangMach-E纯电SUV的年产量提高两倍至20万辆以上。
而福特F-150 Lightning纯电皮卡更是受到市场热捧，订单数已接近20万辆。本周二，福特计划将该车型的年生产能力增加近一倍，达到15万辆，主要原因是因为消费者对皮卡的需求实在是太强劲。
总体而言，福特给自己设立的目标是，24个月内实现年产60万辆电动车的能力，势要一举超越通用和大众，成为北美第二大电动车制造商，仅次于去年售出90万辆电动车的特斯拉。
而这种短时间内将产能翻倍的魄力不是随便一家造车新势力能够做到的，别说Rivian目前还在为扩产烧钱，特斯拉实现年产能50万辆也花了17年的时间。
福特股价是否已经提前兑现？
在福特尚未公布Q4以及全年业绩之前，股价2021年加速上涨，今年开年以来更是再创新高。但是考虑到福特刚刚进军电动车领域，股价光在2021年就涨超129%，似乎有些过快、过高。不过，以福特目前的股价来看，公司的估值离泡沫还很远，电动车所带来的催化反应尚未完全融入在其估值之中。
首先，福特目前的动态市盈率为34倍(通用为9倍)，看起来并不便宜，因为历史上福特的平均市盈率要比这低得多。但是根据市场预估，福特今年每股收益为1.99美元，算下来对应的未来市盈率也就是12倍，这个估值并不高。未来是一场属于电动车的盛宴，即便是彻头彻尾的价值投资者，对于这个价位的福特也会心动。
其次，考虑到目前转型初期，福特算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个领域其未来的宏图伟业是值得投资者期待的。福特的品牌价值、量产基础条件以及技术，是其他车厂难以复制的。换句话说，现在的电动车新贵在数年后能否立足还是个问题，更不用想能否和福特有一较高下之力。
第三，2022年福特将开始交付的F-150皮卡有可能成为其股价的催化剂。如果能如期交付并满足用户对电动皮卡的需求，这将证明福特仍具备保持业界领先地位的能力，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
总而言之，用CEO Jim Farley的话来说，福特要做的不是一台普通的代步工具，不是第二个特斯拉、也不是其他任何产品，而是情怀和未来的共同体。
“未来的电动车，绝对不是普普通通的家用电器、没有任何情感的产品。一旦涉及到情感，充满激情、充满感性的产品，福特做得最好。”――福特CEO Jim Farley
在全球市场都提倡节能减排的今天，电气化已经成为不可能逆转的趋势，各巨头都在探索最适合自己的转型道路。拥有百年历史的车企福特，在积极顺应时代潮流的前提下，也努力保留着自己的特色。
“等等，福特？是那个百年品牌福特吗？”
大多数消费者对这个品牌的印象有可能还停留在两厢四缸福克斯的年代，以及后来的漏油、断轴事件。同时，虽然福特已经明智地选择加速转向新能源汽车，但在现阶段福特的新能源车型不管是在市占率还是知名度方面都相对落后于同行，能否后发制人还得打上一个问号。
抛开其他不谈，福特确实正处于燃油车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早期阶段，这也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但考虑到它的品牌价值、现有的基础设施(多数造车新势力产能并不能匹配订单量)以及一百多年来积累的技术，福特的投资机会并不应该被低估。
2021年，福特股价上涨了约140%，击败了特斯拉(50%)、通用(41%)、Rivian(-2.9%)等一众车企，荣膺2021年汽车制造商股价表现榜首的桂冠。而自福特改变打法以来，公司股价累计更是上涨了220%以上，这已经充分说明福特正一步一步地取得了投资者的认同。
Jim Farley大刀阔斧改革初见成效
福特这次走上复兴之路，离不开现任领路人――JimFarley。Jim Farley是一位汽车界“老炮”，于2007年加入福特，主导公司新业务、技术战略小组，此前担任首席运营官，2020年10月1日正式接任CEO一职。
在他接手福特之前，前任CEO韩恺特留下的其实是一个烂摊子。韩恺特任职的三年多时间里，福特股价跌超30%，市值蒸发超百亿美元。2018年至2019年连续两年在华亏损，销量连年下降，直到2020年才实现逆转，在华实现全年销量60.26万辆，同比增长6.1%，是2017年以来首次。
这与福特推出的“中国2.0战略”加速落地不无关系。JimFarley上任以后，福特汽车加快在华新品投放速度，福特品牌和林肯品牌均推出多款重磅车型，并且更符合中国用户实际需求，同时本土产品设计、开发和测试能力均有明显提升。
随后，Jim Farley还大胆地开启了“福特+”重组计划，对这家老牌车厂的管理团队进行大换血，从苹果等一众公司挖来了新高管。同时，他将更多的资源倾注到电动汽车的研发制造中。
在“福特+”计划中，福特表示到2030年,将在电动车开发(包括电池开发)领域投入超过300亿美元资金，大幅高于此前220亿美元的计划。用JimFarley的话来说：“这是自亨利·福特推广T型车以来，福特最大的市场增长和品牌价值创造机会，我们的目标是引领电力革命。”
而Jim Farley一上来就直接将特斯拉视为第一竞争目标，要知道后者现在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电车龙头。但初生牛犊不怕虎，何况是一只“老牛”，Jim Farley曾放言，有信心在美国电动车市场销售中超越特斯拉，但前提是要先超过通用汽车。而实现后者，福特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福特周二大涨近12%，再创历史新高，市值来到971.5亿美元，成功超越通用的954.5亿美元市值。
虽仅有两款电动车型却有“四两拨千斤”之力
再来看福特现在电车的核心竞争力，旗下仅有两款纯电车型，均为畅销的传统车型的电动改款：Mustang Mach-E和F-150闪电皮卡。
曾经有记者问过Jim Farley，没有了大排量的发动机，Mustang还能算得上一匹“有灵魂”的野马吗？Jim Farley对此给出了一个确定的答案。
“我们有一个观点，在未来电动车将是一个具有感性因素的产品。为什么福特从零开始推出的这一款全新电动车？我们让它带来的效果，就是非常强大的情感元素，它有非常明显的愉悦驾驶体验。还有高科技、零排放。福特总结以前什么产品做得最成功？发现就是这个产品特别富有情感元素的时候，特别能够打动人心的时候，这个产品做得最成功。”
另外Jim Farley认为未来的电动车，绝对不是普普通通的家用电器，没有任何情感的产品。消费者选择一个电动车车型的时候，就是选择一种情感。一方面当然选择高科技、零排放，但一定是涉及到相当多的情感选择在其中。一旦涉及到情感的产品时，充满激情、充满感性的一个产品，福特做得最好。
截至去年11月底，去年上市的MustangMach-E在北美市场上已售出24791辆。其中，该车型11月在当地市场的销量较10月环比增长了8.4%，达3088辆，仅次于特斯拉的Model Y。
值得一提的是，曾在去年年中，福特生产的电池驱动版Mustang数量就超过了标志性的汽油驱动版本。
另外，对于电动汽车来说，中国市场是必争之地。福特目前在中国开设了25家直接面向客户的直营门店，并于12月底向客户交付首批国产野马Mach-E电动汽车。
百年车企的魄力：两年内实现60万辆电车年产能
由于市场需求好于预期，福特计划到2023年将MustangMach-E纯电SUV的年产量提高两倍至20万辆以上。
而福特F-150 Lightning纯电皮卡更是受到市场热捧，订单数已接近20万辆。本周二，福特计划将该车型的年生产能力增加近一倍，达到15万辆，主要原因是因为消费者对皮卡的需求实在是太强劲。
总体而言，福特给自己设立的目标是，24个月内实现年产60万辆电动车的能力，势要一举超越通用和大众，成为北美第二大电动车制造商，仅次于去年售出90万辆电动车的特斯拉。
而这种短时间内将产能翻倍的魄力不是随便一家造车新势力能够做到的，别说Rivian目前还在为扩产烧钱，特斯拉实现年产能50万辆也花了17年的时间。
福特股价是否已经提前兑现？
在福特尚未公布Q4以及全年业绩之前，股价2021年加速上涨，今年开年以来更是再创新高。但是考虑到福特刚刚进军电动车领域，股价光在2021年就涨超129%，似乎有些过快、过高。不过，以福特目前的股价来看，公司的估值离泡沫还很远，电动车所带来的催化反应尚未完全融入在其估值之中。
首先，福特目前的动态市盈率为34倍(通用为9倍)，看起来并不便宜，因为历史上福特的平均市盈率要比这低得多。但是根据市场预估，福特今年每股收益为1.99美元，算下来对应的未来市盈率也就是12倍，这个估值并不高。未来是一场属于电动车的盛宴，即便是彻头彻尾的价值投资者，对于这个价位的福特也会心动。
其次，考虑到目前转型初期，福特算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个领域其未来的宏图伟业是值得投资者期待的。福特的品牌价值、量产基础条件以及技术，是其他车厂难以复制的。换句话说，现在的电动车新贵在数年后能否立足还是个问题，更不用想能否和福特有一较高下之力。
第三，2022年福特将开始交付的F-150皮卡有可能成为其股价的催化剂。如果能如期交付并满足用户对电动皮卡的需求，这将证明福特仍具备保持业界领先地位的能力，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
总而言之，用CEO Jim Farley的话来说，福特要做的不是一台普通的代步工具，不是第二个特斯拉、也不是其他任何产品，而是情怀和未来的共同体。
当才华撑不住野心的时候，要学会沉淀
人生如一辆列车，在前行的过程中，有人上来，也有人下去。
你以为能陪伴你一生的人，最后却意外地在中途下了车，头也不回地留下你一个人在原地，孤独地眺望着风景。
你和他，自此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1
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
听过一句话，很真实也很残忍：
20岁时，我们顾虑别人对我们的想法；
40岁时，我们不理会别人对我们的想法；
60岁时，我们发现别人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们。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明白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99%的事情，对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
著名表演艺术家英若诚生长在一个大家族中，每次吃饭都是几十个人坐在大餐厅中。
有一次他突发奇想，决定跟大家开个玩笑，把自己藏在饭厅的柜子中，想象着大家找不到自己时的紧张与慌乱。
然而无论是关系多么密切的亲朋好友，酒足饭饱后都各自离去，根本没人注意到他的缺席。
又饿又丧的他如霜打的茄子般，只能灰溜溜地走出柜子，吃些残羹剩饭。
从那以后，英若诚就告诉自己：永远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一个人的关系，否则就会大失所望。
罗素曾经说过：
“在和别人、即使是与自己最亲近的人的一切交往中，也应该认识到他们是从自己的角度看待生活的，触及的是他们的自我，而不是从你的角度、从触及你的自我来看待生活。
不应该期望任何人为了另一个人的生活而改变他的生活。”
每个人，终究是独立的个体。
无论在何种关系里，何种地位上，都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
这世上没有谁离不开谁，有时候，一个转身，就形同陌路。
与其纠结你和任何人的关系，倒不如学着过好自己的生活。
人与人相处，最好的心态莫过于：亲疏随缘，爱恨随意。
2
别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
前段时间看李安的采访，鲁豫问李安：现阶段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李安回答道：我的太太能对我笑一下，我就放松一点，就感觉很幸福。
鲁豫以为他的太太很严格，李安忙解释道：
“我的太太是很可爱的女性，但是我做了父亲，做了人家的先生，并不代表说，我可以很自然地得到他们的尊敬，你每天还是要赚他们的尊敬，这是我一直不懈怠的原因。”
现实生活中有太多人，总是将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爱人关系看得过高，并不自觉地把这当作是可以肆无忌惮的筹码。
觉得当了丈夫，妻子便理所当然地照顾自己；做了父亲，孩子就应该理所当然地尊敬自己；谈了恋爱，爱人就应该理所当然地爱自己。
可这世上没有一件东西是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得到的。
所以，对待任何关系都要保持一颗“谦卑之心”，别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
当我们把对每一段关系的期待值放低，我们反而能获得意料之外的喜悦。
“本来以为他不会帮我，结果他竟然伸出了援手，太开心了。”
“他其实不用对我这么好，可是他却愿意照顾我，我也要对他好一点。”
“他没有义务包容我的无理取闹，可是他却每次都来哄我，好幸福。”
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不公平的，所以不要奢求每一份付出都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把心态放平，把期待降低，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会变得更加平和，也会减少很多的伤害和难过。
3
放下自己，仰望星空
被称为美国人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时曾去拜访一位前辈，年少有为的他，挺胸抬头迈着大步，进门便撞上了门框。
迎接他的前辈见此情景，笑着说道：
“很痛吧！可是，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一个人要想平安无事地活上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低头。”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无限地拔高自己，进而陷入盲目自大的状态。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各种评论都有。
但是面对纷至沓来的闪光灯，他总是一副谦卑的模样：
“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
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
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
常言道，山外青山楼外楼，一山还比一山高。
只有撇开那颗高高在上的心，学会看轻自己，你才能时刻自省，不断进步。
做人，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当你放下自己，看见的便是一望无垠的星空。
不高估人际关系，不低估人性规则。时刻保持谦卑，别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用真正高级的活法，过完自己的一生。
人生如一辆列车，在前行的过程中，有人上来，也有人下去。
你以为能陪伴你一生的人，最后却意外地在中途下了车，头也不回地留下你一个人在原地，孤独地眺望着风景。
你和他，自此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1
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
听过一句话，很真实也很残忍：
20岁时，我们顾虑别人对我们的想法；
40岁时，我们不理会别人对我们的想法；
60岁时，我们发现别人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们。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明白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99%的事情，对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
著名表演艺术家英若诚生长在一个大家族中，每次吃饭都是几十个人坐在大餐厅中。
有一次他突发奇想，决定跟大家开个玩笑，把自己藏在饭厅的柜子中，想象着大家找不到自己时的紧张与慌乱。
然而无论是关系多么密切的亲朋好友，酒足饭饱后都各自离去，根本没人注意到他的缺席。
又饿又丧的他如霜打的茄子般，只能灰溜溜地走出柜子，吃些残羹剩饭。
从那以后，英若诚就告诉自己：永远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一个人的关系，否则就会大失所望。
罗素曾经说过：
“在和别人、即使是与自己最亲近的人的一切交往中，也应该认识到他们是从自己的角度看待生活的，触及的是他们的自我，而不是从你的角度、从触及你的自我来看待生活。
不应该期望任何人为了另一个人的生活而改变他的生活。”
每个人，终究是独立的个体。
无论在何种关系里，何种地位上，都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
这世上没有谁离不开谁，有时候，一个转身，就形同陌路。
与其纠结你和任何人的关系，倒不如学着过好自己的生活。
人与人相处，最好的心态莫过于：亲疏随缘，爱恨随意。
2
别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
前段时间看李安的采访，鲁豫问李安：现阶段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李安回答道：我的太太能对我笑一下，我就放松一点，就感觉很幸福。
鲁豫以为他的太太很严格，李安忙解释道：
“我的太太是很可爱的女性，但是我做了父亲，做了人家的先生，并不代表说，我可以很自然地得到他们的尊敬，你每天还是要赚他们的尊敬，这是我一直不懈怠的原因。”
现实生活中有太多人，总是将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爱人关系看得过高，并不自觉地把这当作是可以肆无忌惮的筹码。
觉得当了丈夫，妻子便理所当然地照顾自己；做了父亲，孩子就应该理所当然地尊敬自己；谈了恋爱，爱人就应该理所当然地爱自己。
可这世上没有一件东西是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得到的。
所以，对待任何关系都要保持一颗“谦卑之心”，别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
当我们把对每一段关系的期待值放低，我们反而能获得意料之外的喜悦。
“本来以为他不会帮我，结果他竟然伸出了援手，太开心了。”
“他其实不用对我这么好，可是他却愿意照顾我，我也要对他好一点。”
“他没有义务包容我的无理取闹，可是他却每次都来哄我，好幸福。”
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不公平的，所以不要奢求每一份付出都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把心态放平，把期待降低，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会变得更加平和，也会减少很多的伤害和难过。
3
放下自己，仰望星空
被称为美国人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时曾去拜访一位前辈，年少有为的他，挺胸抬头迈着大步，进门便撞上了门框。
迎接他的前辈见此情景，笑着说道：
“很痛吧！可是，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一个人要想平安无事地活上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低头。”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无限地拔高自己，进而陷入盲目自大的状态。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各种评论都有。
但是面对纷至沓来的闪光灯，他总是一副谦卑的模样：
“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
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
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
常言道，山外青山楼外楼，一山还比一山高。
只有撇开那颗高高在上的心，学会看轻自己，你才能时刻自省，不断进步。
做人，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当你放下自己，看见的便是一望无垠的星空。
不高估人际关系，不低估人性规则。时刻保持谦卑，别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用真正高级的活法，过完自己的一生。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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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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