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法制的“滥”与“治”
法治日报 2020-12-23
说起五代时期的法制，几乎所有的法制史论著的评价都是“酷”与“滥”；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应该是南宋的洪迈。他在《容斋随笔》中，专列了“五代滥刑”一条，称“五代之际，时君以杀为嬉，视人命如草芥”。其实，洪迈写此条的真实用意，是想说明后唐明宗李嗣源“颇有仁心，独能斟酌悛救”，平反冤案，但“滥刑”却从此成为了五代法制的一个标签。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专列了“五代滥刑”一条，说“五代乱世，本无刑章，视人命如草芥”，并罗列了一些案例，称“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
洪迈和赵翼说的都是事实，所举案例也都是“正史”中的记载，但把五代法制完全说成是“本无刑章”，一无是处，则有失偏颇了。其实，刑罚酷滥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五代时期只不过是将这种现象放大了而已。五代时期同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一样，也把法制作为建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施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是“滥”中有“治”，治滥并存；五代时期的政权也同样重视法律的作用，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在法律制度方面也有一定的建树，而且这些成就大都被后来的宋朝所继承，对宋朝的法制尤其是立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五代时期法制的“治”，首先体现在立法方面。五代除了后汉立国时间短暂，没有进行系统的立法活动外，后梁、后唐、后晋和后周都进行过法典编纂活动。后梁建立后，为了使政权合法化，仿前朝先例，于开平三年（909年）下诏删定律令格式，于次年完成，共有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录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总计一百三卷。从内容来看，基本上就是根据原唐代的令、格、式删辑而成，并沿袭了《唐律》及“疏议”。为了同旧政权切割，在新法颁布后，将唐朝的律令格式等全部焚毁。后唐在立法时就曾指责后梁的立法“删改事条，或重货财，轻入人命；或自徇枉过，滥加刑罚”，并且“下诸道追取本朝（指唐朝）法书焚毁”。也正因为如此，后梁灭亡后，这些法律也被后唐全盘否定了。
后唐以唐王朝的继承者自居，在立法上也力图恢复唐朝中期以来的法律制度。由于唐朝的法律文本焚毁佚失，最终在定州衙门找到了比较完整的唐朝法律文本，抄录了唐律令格式二百八十六卷奏上，在此基础上删定为十三卷，于同光二年（924年）颁布，是为《同光刑律统类》，它实际上就是唐《大中刑律统类》的翻版。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后，又以唐朝律令格式为基础，对通行的法律进行了修订，并“详订”《大中刑律统类》。同时，鉴于通行的法律规范繁多且前后不一的情形，对适用的标准进行了清理。如当时对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开元格》和唐文宗开成年间的《开成格》一同适用，但两者相隔了七位君主，近百年时间，既有“重叠舛误”的问题，也因为“年代既深，法制多异，且有重轻”，如果并行适用，“实难检举”。因此确定了统一的适用标准，沿用时间上相距较近的《开成格》。
后唐另一方面重要的立法活动，就是对君主的“敕令”进行汇编，称为“编敕”。后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年间有《天成杂敕》三卷，后唐末帝李从珂清泰二年（935年）又将可以永久适用的三百九十四道编为《清泰编敕》三十卷。这种立法形式也被后晋所沿袭。后晋基本上是沿用了后唐的立法，尤其是详定后的《大中刑律统类》。从《五代会要》等史籍的记载来看，有不少适用《刑法统类》定罪量刑的事例，由此也可见后唐详定的《大中刑律统类》是后晋时期所适用的一部主要法典。而后晋最主要的立法活动，就是在后唐的《清泰编敕》的基础上，对旧敕重新进行详定，编纂《天福编敕》三十一卷。
后周延续了“编敕”的立法形式，将后晋、后汉及后周初年发布的有关刑法的敕条26件分为二卷，附于法书之后，称为《大周续编敕》。同时，鉴于通行的法律“律令则文辞古质，看览者难以详明；格敕则条目繁多，检阅者或有疑误。加之边远之地，贪猾之徒，缘此为奸，浸以成弊”的现状，以前朝律令及《刑法统类》和《编敕》为基础，编纂新的法典，于显德五年（958年）完成，共二十一卷，名为《大周刑统》（又称《显德刑统》）。
从五代时期的立法看，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确立了《刑法统类》（简称《刑统》）这一法典编纂形式。这一法典编纂形式源于唐宣宗李忱大中七年（853年）制定的《大中刑律统类》，与《唐律》相比，《大中刑律统类》在体例及内容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唐律》的基础上，分类为门，并附以唐高宗以后各朝颁布的敕令格式之可用者汇编而成。从史籍的有关记载看，《大中刑律统类》在律文之后并没有附“律疏”（即《唐律疏议》），律疏三十卷是单独被适用的。
由于《刑统》这一形式具有注重实用，便于随时增补、灵活援用的特点，因而也成为五代时期主要的法律形式。尤其是后周的《显德刑统》在《大中刑律统类》的基础上，参以律疏及五代时期的敕条，重加详定，“律令之有难解者，就文训释；格敕之有繁杂者，随事删除。止要谐理省文，兼且直书易会。其中有轻重未当，便于古而不便于今，矛盾相违，可于此而不可于彼，尽宜改正，无或牵拘”。在体例及内容方面作了较大修改：“其所编集者，用律为正；辞旨之有难解者，释以疏意，义理之有易了者，略其疏文。式令之有附近者次之，格敕之有废置者又次之。事有不便与该说未尽者，别立新条于本条之下；其有文理深古，虑人疑惑者，别以硃字训释。至于朝廷之禁令，州县之常科，各以类分，悉令编附。”
后周《显德刑统》与唐《大中刑律统类》相比，在内容上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除了律文及令格式敕条外，还补入了《唐律疏议》的内容，并根据各条的具体情况，或全录、或节录。二是增加了五代时期颁布的一些敕条，“刑名之要，尽统于兹”。从现本《宋刑统》所收录的五代时期颁布的敕条看，尚有后唐13条，后晋2条，后周38条。
正由于“刑统”这种形式在体例及内容上在继承、发展前朝律典的同时，注重了法律的实用性，不仅成为五代时期主要的法典编纂形式，而且对后来北宋的立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为北宋主要法典的《宋刑统》就是直接以《显德刑统》为蓝本的。（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殷啸虎）
法治日报 2020-12-23
说起五代时期的法制，几乎所有的法制史论著的评价都是“酷”与“滥”；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应该是南宋的洪迈。他在《容斋随笔》中，专列了“五代滥刑”一条，称“五代之际，时君以杀为嬉，视人命如草芥”。其实，洪迈写此条的真实用意，是想说明后唐明宗李嗣源“颇有仁心，独能斟酌悛救”，平反冤案，但“滥刑”却从此成为了五代法制的一个标签。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专列了“五代滥刑”一条，说“五代乱世，本无刑章，视人命如草芥”，并罗列了一些案例，称“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
洪迈和赵翼说的都是事实，所举案例也都是“正史”中的记载，但把五代法制完全说成是“本无刑章”，一无是处，则有失偏颇了。其实，刑罚酷滥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五代时期只不过是将这种现象放大了而已。五代时期同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一样，也把法制作为建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施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是“滥”中有“治”，治滥并存；五代时期的政权也同样重视法律的作用，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在法律制度方面也有一定的建树，而且这些成就大都被后来的宋朝所继承，对宋朝的法制尤其是立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五代时期法制的“治”，首先体现在立法方面。五代除了后汉立国时间短暂，没有进行系统的立法活动外，后梁、后唐、后晋和后周都进行过法典编纂活动。后梁建立后，为了使政权合法化，仿前朝先例，于开平三年（909年）下诏删定律令格式，于次年完成，共有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录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总计一百三卷。从内容来看，基本上就是根据原唐代的令、格、式删辑而成，并沿袭了《唐律》及“疏议”。为了同旧政权切割，在新法颁布后，将唐朝的律令格式等全部焚毁。后唐在立法时就曾指责后梁的立法“删改事条，或重货财，轻入人命；或自徇枉过，滥加刑罚”，并且“下诸道追取本朝（指唐朝）法书焚毁”。也正因为如此，后梁灭亡后，这些法律也被后唐全盘否定了。
后唐以唐王朝的继承者自居，在立法上也力图恢复唐朝中期以来的法律制度。由于唐朝的法律文本焚毁佚失，最终在定州衙门找到了比较完整的唐朝法律文本，抄录了唐律令格式二百八十六卷奏上，在此基础上删定为十三卷，于同光二年（924年）颁布，是为《同光刑律统类》，它实际上就是唐《大中刑律统类》的翻版。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后，又以唐朝律令格式为基础，对通行的法律进行了修订，并“详订”《大中刑律统类》。同时，鉴于通行的法律规范繁多且前后不一的情形，对适用的标准进行了清理。如当时对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开元格》和唐文宗开成年间的《开成格》一同适用，但两者相隔了七位君主，近百年时间，既有“重叠舛误”的问题，也因为“年代既深，法制多异，且有重轻”，如果并行适用，“实难检举”。因此确定了统一的适用标准，沿用时间上相距较近的《开成格》。
后唐另一方面重要的立法活动，就是对君主的“敕令”进行汇编，称为“编敕”。后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年间有《天成杂敕》三卷，后唐末帝李从珂清泰二年（935年）又将可以永久适用的三百九十四道编为《清泰编敕》三十卷。这种立法形式也被后晋所沿袭。后晋基本上是沿用了后唐的立法，尤其是详定后的《大中刑律统类》。从《五代会要》等史籍的记载来看，有不少适用《刑法统类》定罪量刑的事例，由此也可见后唐详定的《大中刑律统类》是后晋时期所适用的一部主要法典。而后晋最主要的立法活动，就是在后唐的《清泰编敕》的基础上，对旧敕重新进行详定，编纂《天福编敕》三十一卷。
后周延续了“编敕”的立法形式，将后晋、后汉及后周初年发布的有关刑法的敕条26件分为二卷，附于法书之后，称为《大周续编敕》。同时，鉴于通行的法律“律令则文辞古质，看览者难以详明；格敕则条目繁多，检阅者或有疑误。加之边远之地，贪猾之徒，缘此为奸，浸以成弊”的现状，以前朝律令及《刑法统类》和《编敕》为基础，编纂新的法典，于显德五年（958年）完成，共二十一卷，名为《大周刑统》（又称《显德刑统》）。
从五代时期的立法看，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确立了《刑法统类》（简称《刑统》）这一法典编纂形式。这一法典编纂形式源于唐宣宗李忱大中七年（853年）制定的《大中刑律统类》，与《唐律》相比，《大中刑律统类》在体例及内容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唐律》的基础上，分类为门，并附以唐高宗以后各朝颁布的敕令格式之可用者汇编而成。从史籍的有关记载看，《大中刑律统类》在律文之后并没有附“律疏”（即《唐律疏议》），律疏三十卷是单独被适用的。
由于《刑统》这一形式具有注重实用，便于随时增补、灵活援用的特点，因而也成为五代时期主要的法律形式。尤其是后周的《显德刑统》在《大中刑律统类》的基础上，参以律疏及五代时期的敕条，重加详定，“律令之有难解者，就文训释；格敕之有繁杂者，随事删除。止要谐理省文，兼且直书易会。其中有轻重未当，便于古而不便于今，矛盾相违，可于此而不可于彼，尽宜改正，无或牵拘”。在体例及内容方面作了较大修改：“其所编集者，用律为正；辞旨之有难解者，释以疏意，义理之有易了者，略其疏文。式令之有附近者次之，格敕之有废置者又次之。事有不便与该说未尽者，别立新条于本条之下；其有文理深古，虑人疑惑者，别以硃字训释。至于朝廷之禁令，州县之常科，各以类分，悉令编附。”
后周《显德刑统》与唐《大中刑律统类》相比，在内容上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除了律文及令格式敕条外，还补入了《唐律疏议》的内容，并根据各条的具体情况，或全录、或节录。二是增加了五代时期颁布的一些敕条，“刑名之要，尽统于兹”。从现本《宋刑统》所收录的五代时期颁布的敕条看，尚有后唐13条，后晋2条，后周38条。
正由于“刑统”这种形式在体例及内容上在继承、发展前朝律典的同时，注重了法律的实用性，不仅成为五代时期主要的法典编纂形式，而且对后来北宋的立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为北宋主要法典的《宋刑统》就是直接以《显德刑统》为蓝本的。（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殷啸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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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五千年璀璨文明灿烂不朽，辉煌不衰，源于五千年前的黄帝文明，一部《黄帝四经》包罗万象，含概万千，就是这个根基庇佑这炎黄子孙一步步走来。华夏千万历史的变迁，顺天道者昌，逆天者亡。文明的进程一步步明朗，真理一步步清晰，寻理的路上挫在所难免。
以下是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朝代灭亡的原因总结。
夏王朝（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后，延续约471年。夏王朝的建立，从禹开始。禹的父亲崇伯鲧，是雄据大河南岸位于嵩山中的有崇氏部落首领。有崇氏与在大河北岸太行山东麓的共工氏，都是富有治水经验的部落。在尧舜时期，为了争夺王权，鲧与共工先后对尧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都失败了后来，禹又继续联合共工氏以及其他众多的部落，在伊、洛、河、济一带，逐步展开治水的工作。禹接任了鲧的职位，放弃了鲧“堵”的治水方略，改为以疏导为主，就是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高地的川流积水，使肥沃的平原能减少洪水泛滥的灾害。经过治理之后，原来大都集中在大平原边沿地势较高地区的居民，纷纷迁移到比较低平的原野中，开垦那些肥沃的土地。那些草木茂盛、禽兽繁殖的薮泽地，成为人们乐于定居的地方。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就为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华夏五千年璀璨文明灿烂不朽，辉煌不衰，源于五千年前的黄帝文明，一部《黄帝四经》包罗万象，含概万千，就是这个根基庇佑这炎黄子孙一步步走来。华夏千万历史的变迁，顺天道者昌，逆天者亡。文明的进程一步步明朗，真理一步步清晰，寻理的路上挫在所难免。
以下是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朝代灭亡的原因总结。
夏王朝（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后，延续约471年。夏王朝的建立，从禹开始。禹的父亲崇伯鲧，是雄据大河南岸位于嵩山中的有崇氏部落首领。有崇氏与在大河北岸太行山东麓的共工氏，都是富有治水经验的部落。在尧舜时期，为了争夺王权，鲧与共工先后对尧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都失败了后来，禹又继续联合共工氏以及其他众多的部落，在伊、洛、河、济一带，逐步展开治水的工作。禹接任了鲧的职位，放弃了鲧“堵”的治水方略，改为以疏导为主，就是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高地的川流积水，使肥沃的平原能减少洪水泛滥的灾害。经过治理之后，原来大都集中在大平原边沿地势较高地区的居民，纷纷迁移到比较低平的原野中，开垦那些肥沃的土地。那些草木茂盛、禽兽繁殖的薮泽地，成为人们乐于定居的地方。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就为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松林说史# 秦朝为什么会灭亡？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朝代，但同时他也是一个短命王朝。
陈胜，吴广的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开了反秦的序章，此后不到五年的时间，刘邦就攻入了函谷关，消灭了秦朝。
通常说起秦朝灭亡的原因，都认为是因为秦朝的苛政，人们不堪忍受秦朝的严酷统治，所以纷纷揭竿而起。连大圣人孔子也说过，苛政猛于虎。
苛政确实是导致秦末乱局的主要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我认为秦朝末年起义的领袖和诸侯，他们除了想推翻秦朝的暴政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恢复战国时期的封建体系。本质上中央集权制与封建制之间的斗争。
秦王朝崩塌的过程，也是华夏世界变革的过程。我认为，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到公元前206年项羽分封诸侯，在这期间，华夏世界至少经历了三次变革重组，从陈胜起义后的平民王政，到薛县会议的王政复兴，最后到了项羽的封王建国。我们知道秦朝推行的是郡县制，取代秦朝的汉朝所推行的则是郡县与分封并行的郡国制。而华夏世界的这三次重组，正是由秦朝中央集权到汉朝地方分权的过渡。
第一次重组：陈胜以平民身份称王，引领了平民王政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起义，迅速攻占了大泽乡所在的蕲县，之后陈胜以蕲县为据点，帅主力向西进军，一直打到陈郡的治所陈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北荆州。
占领陈县后，陈胜在这里决定建号称王，取国号为张楚，也就是张大楚国的意思。陈胜是平民，他的这一举动打破了贵族对王权的垄断，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建立的政权就此诞生。
陈胜的手下看到胜利后，纷纷消防陈胜，兴复其他诸侯国。武臣效仿陈胜，自立为赵王，赵国成为继楚国之后第二个得到复兴的国家。韩广又效仿武臣自立为王，燕国也得到了复兴。
本来在魏国也可以建立平民政权，陈胜派到魏国的周市领兵一路北上，如秋分扫落叶般打下大半个魏国，一直打到齐国地区，但是此时的齐国已经被出身齐国王族的田儋复兴，周市在齐国遭到了田儋的抵制，只能退回魏国。
尽管自己的部下和兄弟们都希望周市称王。但是周市却回绝了这些人的请求，他认为魏国应该立魏国王族后人才符合大义名分，因此他拥立了出身魏国王室的魏咎为王，于是魏国也就此复兴。
从发动起义开始，仅仅五个月，楚、赵、燕、齐、魏五国都得到复兴，此时的天下格局，已经基本回到了秦国统一天下之前的状态。
除了齐国是由原来的齐国王室独立建国，楚国、赵国、燕国三国的君王均来自陈胜的农民起义军，魏王魏咎也是被陈胜部下推举称王，也就是说，此时的国际格局是由陈胜所代表的平民阶级主导。
田余庆先生在他的《说张楚》一文中指出，这次起义最积极的意义在于，以这次起义为契机，之前被秦国灭掉的楚、赵、燕、齐、魏这五国纷纷复兴，而五国之中，又是以陈胜复兴的楚国为主导。
第二次重组：薛县会议引领王政复兴
陈胜吴广的大军咸阳近郊遭到了秦国名将章邯的猛烈反击。章邯率军一路势如破竹，一直反攻到张楚的都城陈县，结果吴广和陈胜相继被部下背叛杀害，陈胜的起义也就此宣告失败。
楚国后人项梁在薛县得到陈胜张楚政权覆灭的消息，于是决定接手陈胜的反秦事业，撑起楚国的大旗。他召集楚国各地的起义军到薛县，共同协商今后灭秦的行动方针，这就是薛县会议。
会议上主要讨论的话题有三个：首先，最重要的是，陈胜死后如何重建楚国；其次就是，明确了楚国是反秦的主导国，确立了楚国的盟主地位；最后，还有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复兴至今为止还没有恢复的韩国政权。
会议上，范增分析陈胜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他没有立楚国王族的后代，而是自立为王，这样的政权名不正言不顺，不可能长久，所以范增建议项梁应该找到楚国王室后代，这样才能号令天下。最终项梁找到了楚怀王的后人立为楚王。
随着韩国的复国，楚国的重新建立，战国七雄也就全部归位了，此时，楚王熊心、齐王田儋、魏王魏咎、赵王赵歇、韩王韩成，这五国的君王已经全部都是王族后裔，平民王政只剩燕国一国。这个时候各国王位又重新回到了战国时期的旧贵族手中。
第三次重组：项羽以西楚霸王身份重新规划天下秩序，而他所推行的封王建国，
巨鹿之战后，项羽一站成名，威震天下。项羽挥军进入关中，诛杀秦国嬴姓宗族，纵兵抢劫，焚毁咸阳宫和阿房宫。
接着项羽终于要开始处理战后问题了，他要论功行赏了，也就是重新分封天下诸侯。
当时摆在项羽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回到战国，那就是要承认王政复兴，这就意味着项羽打了半天是为他人做嫁衣，项羽肯定是不愿意的。
二是实行大一统，那就意味着各路诸侯马上造反。
三是建立新的秩序。调和各方矛盾，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行霸王主持下的封王建国。
所谓封王建国，也就是分封诸侯王、建立列国的意思。项羽首先将楚怀王架空，升为义帝，然后自封西楚霸王。
之后，他将原有的战国七国全部分割，重新设立了十九个诸侯国。新封的诸侯王都是反秦战争中的有功之人。项羽此举就是完全否定了贵族王位世袭的原则，比如汉王刘邦之前是秦朝的亭长。
分封的诸侯国虽然如春秋战国时期一样，是独立主权国，但是这些国家的行政区域都是以郡为单位划分，也就是说项羽继承了秦朝设立的以郡县为基础的社会基层组织。
最后，项羽本人也并没有完全否定帝制，田余庆先生在《说张楚》一文中说，项羽升楚怀王为义帝，就是在用楚国继承秦国在帝业上的法统地位，并为日后取代楚怀王自己称帝做准备。
但是项羽没有想到，五年后，他输给了刘邦，自刎于吴江。项羽更想不到的是，他所推行的封王建国，为刘邦做了嫁衣。
刘邦建立汉朝后，实行的是郡国制，这和项羽的封王建国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共同点：
一是刘邦对诸侯国疆域的划分也是以郡县为单位，这也是延续秦朝的制度
二是刘邦分封的诸侯王，也都是在楚汉战争中有功的将领和盟友
所以我们可以说，刘邦在汉朝开国时推行分封，他所依据的原型正是项羽的封王建国。田余庆先生说，历史在秦汉之间并没有朝直线前进。而是经历了三个拐点，平民政权-王政复兴-封王建国。项羽的封王建国其实成为了秦朝到汉朝、郡县到郡国、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的过渡。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朝代，但同时他也是一个短命王朝。
陈胜，吴广的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开了反秦的序章，此后不到五年的时间，刘邦就攻入了函谷关，消灭了秦朝。
通常说起秦朝灭亡的原因，都认为是因为秦朝的苛政，人们不堪忍受秦朝的严酷统治，所以纷纷揭竿而起。连大圣人孔子也说过，苛政猛于虎。
苛政确实是导致秦末乱局的主要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我认为秦朝末年起义的领袖和诸侯，他们除了想推翻秦朝的暴政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恢复战国时期的封建体系。本质上中央集权制与封建制之间的斗争。
秦王朝崩塌的过程，也是华夏世界变革的过程。我认为，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到公元前206年项羽分封诸侯，在这期间，华夏世界至少经历了三次变革重组，从陈胜起义后的平民王政，到薛县会议的王政复兴，最后到了项羽的封王建国。我们知道秦朝推行的是郡县制，取代秦朝的汉朝所推行的则是郡县与分封并行的郡国制。而华夏世界的这三次重组，正是由秦朝中央集权到汉朝地方分权的过渡。
第一次重组：陈胜以平民身份称王，引领了平民王政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起义，迅速攻占了大泽乡所在的蕲县，之后陈胜以蕲县为据点，帅主力向西进军，一直打到陈郡的治所陈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北荆州。
占领陈县后，陈胜在这里决定建号称王，取国号为张楚，也就是张大楚国的意思。陈胜是平民，他的这一举动打破了贵族对王权的垄断，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建立的政权就此诞生。
陈胜的手下看到胜利后，纷纷消防陈胜，兴复其他诸侯国。武臣效仿陈胜，自立为赵王，赵国成为继楚国之后第二个得到复兴的国家。韩广又效仿武臣自立为王，燕国也得到了复兴。
本来在魏国也可以建立平民政权，陈胜派到魏国的周市领兵一路北上，如秋分扫落叶般打下大半个魏国，一直打到齐国地区，但是此时的齐国已经被出身齐国王族的田儋复兴，周市在齐国遭到了田儋的抵制，只能退回魏国。
尽管自己的部下和兄弟们都希望周市称王。但是周市却回绝了这些人的请求，他认为魏国应该立魏国王族后人才符合大义名分，因此他拥立了出身魏国王室的魏咎为王，于是魏国也就此复兴。
从发动起义开始，仅仅五个月，楚、赵、燕、齐、魏五国都得到复兴，此时的天下格局，已经基本回到了秦国统一天下之前的状态。
除了齐国是由原来的齐国王室独立建国，楚国、赵国、燕国三国的君王均来自陈胜的农民起义军，魏王魏咎也是被陈胜部下推举称王，也就是说，此时的国际格局是由陈胜所代表的平民阶级主导。
田余庆先生在他的《说张楚》一文中指出，这次起义最积极的意义在于，以这次起义为契机，之前被秦国灭掉的楚、赵、燕、齐、魏这五国纷纷复兴，而五国之中，又是以陈胜复兴的楚国为主导。
第二次重组：薛县会议引领王政复兴
陈胜吴广的大军咸阳近郊遭到了秦国名将章邯的猛烈反击。章邯率军一路势如破竹，一直反攻到张楚的都城陈县，结果吴广和陈胜相继被部下背叛杀害，陈胜的起义也就此宣告失败。
楚国后人项梁在薛县得到陈胜张楚政权覆灭的消息，于是决定接手陈胜的反秦事业，撑起楚国的大旗。他召集楚国各地的起义军到薛县，共同协商今后灭秦的行动方针，这就是薛县会议。
会议上主要讨论的话题有三个：首先，最重要的是，陈胜死后如何重建楚国；其次就是，明确了楚国是反秦的主导国，确立了楚国的盟主地位；最后，还有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复兴至今为止还没有恢复的韩国政权。
会议上，范增分析陈胜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他没有立楚国王族的后代，而是自立为王，这样的政权名不正言不顺，不可能长久，所以范增建议项梁应该找到楚国王室后代，这样才能号令天下。最终项梁找到了楚怀王的后人立为楚王。
随着韩国的复国，楚国的重新建立，战国七雄也就全部归位了，此时，楚王熊心、齐王田儋、魏王魏咎、赵王赵歇、韩王韩成，这五国的君王已经全部都是王族后裔，平民王政只剩燕国一国。这个时候各国王位又重新回到了战国时期的旧贵族手中。
第三次重组：项羽以西楚霸王身份重新规划天下秩序，而他所推行的封王建国，
巨鹿之战后，项羽一站成名，威震天下。项羽挥军进入关中，诛杀秦国嬴姓宗族，纵兵抢劫，焚毁咸阳宫和阿房宫。
接着项羽终于要开始处理战后问题了，他要论功行赏了，也就是重新分封天下诸侯。
当时摆在项羽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回到战国，那就是要承认王政复兴，这就意味着项羽打了半天是为他人做嫁衣，项羽肯定是不愿意的。
二是实行大一统，那就意味着各路诸侯马上造反。
三是建立新的秩序。调和各方矛盾，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行霸王主持下的封王建国。
所谓封王建国，也就是分封诸侯王、建立列国的意思。项羽首先将楚怀王架空，升为义帝，然后自封西楚霸王。
之后，他将原有的战国七国全部分割，重新设立了十九个诸侯国。新封的诸侯王都是反秦战争中的有功之人。项羽此举就是完全否定了贵族王位世袭的原则，比如汉王刘邦之前是秦朝的亭长。
分封的诸侯国虽然如春秋战国时期一样，是独立主权国，但是这些国家的行政区域都是以郡为单位划分，也就是说项羽继承了秦朝设立的以郡县为基础的社会基层组织。
最后，项羽本人也并没有完全否定帝制，田余庆先生在《说张楚》一文中说，项羽升楚怀王为义帝，就是在用楚国继承秦国在帝业上的法统地位，并为日后取代楚怀王自己称帝做准备。
但是项羽没有想到，五年后，他输给了刘邦，自刎于吴江。项羽更想不到的是，他所推行的封王建国，为刘邦做了嫁衣。
刘邦建立汉朝后，实行的是郡国制，这和项羽的封王建国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共同点：
一是刘邦对诸侯国疆域的划分也是以郡县为单位，这也是延续秦朝的制度
二是刘邦分封的诸侯王，也都是在楚汉战争中有功的将领和盟友
所以我们可以说，刘邦在汉朝开国时推行分封，他所依据的原型正是项羽的封王建国。田余庆先生说，历史在秦汉之间并没有朝直线前进。而是经历了三个拐点，平民政权-王政复兴-封王建国。项羽的封王建国其实成为了秦朝到汉朝、郡县到郡国、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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