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鉴评】漫谈西周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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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的发展进程与人类社会同步。从远古到近现代，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步发展的，这种进步也同时带动了社会方方面面趋于完善，西周玉器的发展比商代玉器更完美。引领玉器在西周进一步走向完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其重要性是确立宗法制，创立典章制度，颁布礼仪法规，使中国走上礼仪和法制国家的道路。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姬发，发动了“武王革命”，推翻殷纣王的残暴统治，建立周王朝，定都镐京，直到幽王，共传11世12王，历时260多年。因镐京在洛邑的西面，故称西周。
西周玉器在两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渐趋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周从商代那里获得大批奴隶玉匠及玉器，为西周玉器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周玉器有一部分是继承先周传统，但从商朝那里获得了大批商代手工业奴隶及大量商代玉器，其中不乏琢玉名匠。鉴于淫酒商亡的历史教训，周代社会实行禁酒令，对饮酒者格杀勿论，唯对手工业奴隶违禁者免除。据文献记载，周武王俘商旧玉共“亿有百万”，清代学者校为“一万四千”，均可说明周从商获得的玉器数量是相当多的。西周皇室获得商代旧玉，亦为西周玉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说明了早周玉器接近晚商玉器风格的原因。
在西周手工业方面，设立琢磨玉器的专门工种，促进了西周玉器的专门化生产。虽然琢玉从制石或其他手工业独立出来，出现很早，但从政治制度上对琢玉行业给予独立的地位，并加以法律规定，应从西周开始。《考工记》载，西周手工业分工很细，当时六大手工业行业有工种30个，其中“刮摩之工”（雕工）就有“玉人”等五种。西周不仅皇室有琢玉工场，连分封诸侯国也有自己的玉作业。各地玉器的广泛琢制，共同繁荣了西周玉器。
西周既有专门的琢玉工场，也有专门的管理用玉的机构及官员。这些机构的设立，使西周玉器制作更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周礼》规定，“玉府”是西周直接为王权政治服务的专职管玉、用玉机构，隶属于天官，是天官的一个下属机构，内有各种官员78人，其中还有明确分工。“玉府”的管理范围相当广，仅管理的玉器就有礼器、瑞器、丧葬器、服饰器和符节器等。
西周另一个主管玉器的机构是“典瑞”，隶属于春官，专门管理瑞玉和礼仪玉。按《周礼》记载，“典瑞”中有17个管玉人员，他们负责王公大臣所执的瑞玉及礼仪玉的保管、提用、发放等。“典瑞”与“玉府”的区别，在于它们分管的玉器属于不同的性质和用途。当时两者有明确的分工，即法度之玉“典瑞”掌之，良货贿之玉“玉府”掌之。
西周玉器趋于完善的另一个因素，是君臣的道德品行开始与和田玉联系在一起，加速了西周用玉制度的完善。据《竹书纪年》载，周穆王于公元前998年，曾至产和田玉的昆仑山。又据《穆天子传》，周穆王到昆仑山后，攻其玉石，取玉版三车，戴玉万只。明高濂《遵生八笺》记载“上古用玉，珍重似不敢亵”。西周和田玉的采掘和用玉的广泛，使人们把和田玉当作修身的标准和个人的品德象征，成为一种具有社会道德含义的特殊物品，为东周玉器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从周天子到诸侯王及及卿士，权力、土地和人民一级一级分配到这些统治者手中，由此可见西周的等级制度更加森严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周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普天之下的土地和臣民，都归在周天子的名下。周武王逝世后，商代遗民曾发动叛乱，武王之弟周公大举东征，灭了50多个小国，征服了商朝在东方的残余势力，西周的势力扩张到整个黄河流域。为了便于巩固周朝的统治，加强管理，也为了权力利益的分配，周公将新征服的土地与人民分封给同姓和异姓的贵族，即所谓“授民与授疆土”。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儿子们和其他同姓的人多受封为大小诸侯，封地在今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等省境内。据古史记载，周公共封了71个诸侯，此外还有许多小国被西周征服，以附属国的名义服从西周的命令并向周王纳贡赋。西周的宗法制度确立了长子的继承权。在西周，贵族的政治地位和财产由嫡出的长子继承。已经继承父亲政治地位和财产的长子称为宗子。周王是天下的宗子，诸侯是一国的宗子，大夫是一家的宗子。
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度，对西周的玉器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对玉器采取强有力的管理措施外，还对玉器的使用等级等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西周由于分封制需要，对玉器进一步加以调整，使之系列化和规范化，正如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云：“既联合璧琮冲牙组为杂佩，复抽绎玉之属性，赋予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比玉之尺寸，赋以等级思想而政治化;分别上下四方，赋以五行思想而迷信化。”
由于分封制度的需要，周代的用玉制度在《周礼》中规定得很明确。按当时制度，王、公、侯、伯、子、男用圭、璧“六瑞”玉器。王、公、侯、伯、子、男所执的玉圭、玉璧，依爵位的高低而有别，名称不同，大小不同，形式不同，等级森严。
物随人贵。周代镇圭、桓圭、信圭、躬圭，代表君臣之间不同的等级，其玉圭实物的等级之差，除名称不同外，还表现在尺寸大小上。《周礼·冬官·考工记》载：“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可能是五寸之误），谓之躬圭，伯守之。”周代玉人治玉圭，按礼制标准化生产，天子镇圭最大，超过一尺。诸侯所执之圭，均不能大于天子之圭。桓圭、信圭、躬圭与镇圭在皇室统一琢制，天子向各贵公和各路诸侯封爵时，将玉圭连同土地、人民一起赏赐，带有任命的性质，故称“命圭”。《论语》云：“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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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的发展进程与人类社会同步。从远古到近现代，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步发展的，这种进步也同时带动了社会方方面面趋于完善，西周玉器的发展比商代玉器更完美。引领玉器在西周进一步走向完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其重要性是确立宗法制，创立典章制度，颁布礼仪法规，使中国走上礼仪和法制国家的道路。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姬发，发动了“武王革命”，推翻殷纣王的残暴统治，建立周王朝，定都镐京，直到幽王，共传11世12王，历时260多年。因镐京在洛邑的西面，故称西周。
西周玉器在两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渐趋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周从商代那里获得大批奴隶玉匠及玉器，为西周玉器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周玉器有一部分是继承先周传统，但从商朝那里获得了大批商代手工业奴隶及大量商代玉器，其中不乏琢玉名匠。鉴于淫酒商亡的历史教训，周代社会实行禁酒令，对饮酒者格杀勿论，唯对手工业奴隶违禁者免除。据文献记载，周武王俘商旧玉共“亿有百万”，清代学者校为“一万四千”，均可说明周从商获得的玉器数量是相当多的。西周皇室获得商代旧玉，亦为西周玉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说明了早周玉器接近晚商玉器风格的原因。
在西周手工业方面，设立琢磨玉器的专门工种，促进了西周玉器的专门化生产。虽然琢玉从制石或其他手工业独立出来，出现很早，但从政治制度上对琢玉行业给予独立的地位，并加以法律规定，应从西周开始。《考工记》载，西周手工业分工很细，当时六大手工业行业有工种30个，其中“刮摩之工”（雕工）就有“玉人”等五种。西周不仅皇室有琢玉工场，连分封诸侯国也有自己的玉作业。各地玉器的广泛琢制，共同繁荣了西周玉器。
西周既有专门的琢玉工场，也有专门的管理用玉的机构及官员。这些机构的设立，使西周玉器制作更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周礼》规定，“玉府”是西周直接为王权政治服务的专职管玉、用玉机构，隶属于天官，是天官的一个下属机构，内有各种官员78人，其中还有明确分工。“玉府”的管理范围相当广，仅管理的玉器就有礼器、瑞器、丧葬器、服饰器和符节器等。
西周另一个主管玉器的机构是“典瑞”，隶属于春官，专门管理瑞玉和礼仪玉。按《周礼》记载，“典瑞”中有17个管玉人员，他们负责王公大臣所执的瑞玉及礼仪玉的保管、提用、发放等。“典瑞”与“玉府”的区别，在于它们分管的玉器属于不同的性质和用途。当时两者有明确的分工，即法度之玉“典瑞”掌之，良货贿之玉“玉府”掌之。
西周玉器趋于完善的另一个因素，是君臣的道德品行开始与和田玉联系在一起，加速了西周用玉制度的完善。据《竹书纪年》载，周穆王于公元前998年，曾至产和田玉的昆仑山。又据《穆天子传》，周穆王到昆仑山后，攻其玉石，取玉版三车，戴玉万只。明高濂《遵生八笺》记载“上古用玉，珍重似不敢亵”。西周和田玉的采掘和用玉的广泛，使人们把和田玉当作修身的标准和个人的品德象征，成为一种具有社会道德含义的特殊物品，为东周玉器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从周天子到诸侯王及及卿士，权力、土地和人民一级一级分配到这些统治者手中，由此可见西周的等级制度更加森严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周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普天之下的土地和臣民，都归在周天子的名下。周武王逝世后，商代遗民曾发动叛乱，武王之弟周公大举东征，灭了50多个小国，征服了商朝在东方的残余势力，西周的势力扩张到整个黄河流域。为了便于巩固周朝的统治，加强管理，也为了权力利益的分配，周公将新征服的土地与人民分封给同姓和异姓的贵族，即所谓“授民与授疆土”。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儿子们和其他同姓的人多受封为大小诸侯，封地在今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等省境内。据古史记载，周公共封了71个诸侯，此外还有许多小国被西周征服，以附属国的名义服从西周的命令并向周王纳贡赋。西周的宗法制度确立了长子的继承权。在西周，贵族的政治地位和财产由嫡出的长子继承。已经继承父亲政治地位和财产的长子称为宗子。周王是天下的宗子，诸侯是一国的宗子，大夫是一家的宗子。
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度，对西周的玉器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对玉器采取强有力的管理措施外，还对玉器的使用等级等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西周由于分封制需要，对玉器进一步加以调整，使之系列化和规范化，正如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云：“既联合璧琮冲牙组为杂佩，复抽绎玉之属性，赋予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比玉之尺寸，赋以等级思想而政治化;分别上下四方，赋以五行思想而迷信化。”
由于分封制度的需要，周代的用玉制度在《周礼》中规定得很明确。按当时制度，王、公、侯、伯、子、男用圭、璧“六瑞”玉器。王、公、侯、伯、子、男所执的玉圭、玉璧，依爵位的高低而有别，名称不同，大小不同，形式不同，等级森严。
物随人贵。周代镇圭、桓圭、信圭、躬圭，代表君臣之间不同的等级，其玉圭实物的等级之差，除名称不同外，还表现在尺寸大小上。《周礼·冬官·考工记》载：“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可能是五寸之误），谓之躬圭，伯守之。”周代玉人治玉圭，按礼制标准化生产，天子镇圭最大，超过一尺。诸侯所执之圭，均不能大于天子之圭。桓圭、信圭、躬圭与镇圭在皇室统一琢制，天子向各贵公和各路诸侯封爵时，将玉圭连同土地、人民一起赏赐，带有任命的性质，故称“命圭”。《论语》云：“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
（节选）
大势至菩萨乘愿再来，以文字因缘，作人天眼目
净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公元1861～1940年），当代净土宗高僧。讳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
印光大师幼随兄读儒书，颇以传承儒家圣学自任，应和韩欧辟佛之议。后来，印光大师病困数载，始悟前非，顿革先心，出世缘熟，即投终南山南台莲华洞寺出家，礼道纯和尚剃染。次年,印光大师受具足戒于陕西兴安双溪寺。
印光大师出生六个月有眼疾，几近失明，后来虽痊愈，而目力已损，稍发红，即不能视物。
印光大师出家后，于湖北莲华寺充照客时，帮着晾晒经书，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而知念佛往生净土法门是即生了生脱死的要道。
印光大师于受戒时，因善于书法，凡戒期中所有写法事宜，悉令代作。写字过多，眼睛发红如血灌，由此目病，乃悟身为苦本，即于闲时专念佛号，夜众睡后，复起坐念佛。即写字时，亦心不离佛，故虽力疾力书，仍然勉强支持。后眼疾竟得全愈，由此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而自行化他，一以净土为归。
印光大师修净土，韬光敛迹，久而弥笃。印光大师二十六岁时，到红螺山资福寺净土道场，入堂念佛。三载之中，念佛正行而外，研读大乘经典，妙契佛心，净业大进。
印光大师三十三岁时，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请，护藏经南下，住法雨寺藏经楼闲寮，近二十载，励志精修，深入经藏。间或受寺众坚请，乃为讲净土经典，讲毕，旋即闭关。斋房书“念佛待死”以自勉，学行倍进。
印光大师出家三十余年，始终韬晦，不喜与人往来，亦不愿人知其名字，长期昼夜持念阿弥陀佛名号，亦早证念佛三昧。
晚年，大弘法化之余，于苏州报国寺方便闭关。
1937年，印光大师于苏州灵岩山闭死关念佛，关中答一日本人的“近来动静”问题时，答云：“自到灵岩，任何名胜，均不往游，以志期往生，不以名胜介意故。”足证印祖一生行化，以身弘法，道盛德隆，感人至深。
1911年，印光大师五十二岁，高鹤年居士将大师文稿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人虽不知为谁，而文字般若已足引发读者善根。
徐蔚如、周孟由诸居士见之，叹誉云：“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于是，一再搜集印光大师文稿，刊为《印光法师文钞》，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及佛学界内部广为印制流通，印光大师德名由此而腾誉海内外。
《文钞》实为印光大师弘法之缘起。由读《文钞》而倾慕大师道德，竭望列于门墙的善男信女，日益增多。或航海梯山而请求摄受，或鸿来雁往而乞赐法名，二十余年，皈依印光大师座下者，不计其数。即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以往生西方净土的士女，不胜枚举。
我国近代以来，欧风东渐，礼教陵夷，社会人士莫不以身心活泼为现代意识，遂致身口意三业，放荡恣肆，漫无忌惮。故印光大师针砭时弊，力倡竭诚尽敬，惭愧自牧，以培净业行人之福基。
生逢干戈不息、战祸连绵之际，而水旱天灾亦交迫迭至。印光大师悲心凄恻，广倡因果报应之说，以为因果者，圣人匡治天下、诸佛救度众生之大权。尝语人云：因果之法，为救国救民之急务。必令人人皆知，现在有如此因，将来即有如此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欲挽救世道人心，必须于此入手。
印光大师生前流通《安士全书》《了凡四训》数百万册，足见其力倡因果之悲心。
印光大师的净土思想上承古佛祖师之血脉，下契近代众生之根机，言言归宗，字字见谛。印光大师剀切指陈：净土法门是末法众生出离生死的唯一要道。其与吴璧华书云：有一秘诀，剀切相告，竭诚尽敬，妙妙妙妙。从佛法与众生根机的对应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最佳的抉择。
印光大师除了以文字般若与讲经说法的形式弘扬净宗外，还建立灵岩山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亲自立定规约章程，为末法丛林之表范。
印光大师还创办弘化社，广印经书流通，二十余年，所印各种佛书，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亦在百万余帧，法化之弘，广被中外。
印光大师一生克苦俭仆，注重惜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力斥精美。食唯充饥，不求适口。衣取御寒，厌弃华丽。有供养珍美衣食，非却而不受，即转送他人。如果是普通物品，便令交库房，与大家共享，决不自用。洒扫洗涤，事事躬自操作。受请外出讲开示，虽为备轿，亦不肯坐，以为折福故。
印光大师自奉节俭，待人却甚为慈厚。凡善男信女供养的香敬，悉皆代人广种福田，用于流通经籍，救济饥贫。凡闻何方被灾告急，必尽力提倡捐助，悲愍苦难众生，无以复加。
1940年冬，印光大师略示微疾，促令办理妙真法师升座仪式，预知时至，多诸迹证。
初三日晚，对大众开示：“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
初四日早一时半，由床上起坐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言讫，即大声念佛。
二时十五分，印光大师坐床边呼水洗手毕，起立说：“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走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说完即坐椅上，端身正坐，口唇微动念佛。
三时许，妙真和尚至。印光大师吩咐：“你要维持道场，你要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自后即不复语，只唇动念佛而已，延至五时，如入禅定，笑容宛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往生。世寿八十，僧腊六十。
印光大师一生潜修实证，淡泊平常，以文字因缘作人天眼目，利益叵测，人称大势至菩萨再来。其著作有《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篇，丙子息灾法会法语等流通于世。
文 | 摘自《净宗十三祖师》 https://t.cn/z81PuZC
净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公元1861～1940年），当代净土宗高僧。讳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
印光大师幼随兄读儒书，颇以传承儒家圣学自任，应和韩欧辟佛之议。后来，印光大师病困数载，始悟前非，顿革先心，出世缘熟，即投终南山南台莲华洞寺出家，礼道纯和尚剃染。次年,印光大师受具足戒于陕西兴安双溪寺。
印光大师出生六个月有眼疾，几近失明，后来虽痊愈，而目力已损，稍发红，即不能视物。
印光大师出家后，于湖北莲华寺充照客时，帮着晾晒经书，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而知念佛往生净土法门是即生了生脱死的要道。
印光大师于受戒时，因善于书法，凡戒期中所有写法事宜，悉令代作。写字过多，眼睛发红如血灌，由此目病，乃悟身为苦本，即于闲时专念佛号，夜众睡后，复起坐念佛。即写字时，亦心不离佛，故虽力疾力书，仍然勉强支持。后眼疾竟得全愈，由此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而自行化他，一以净土为归。
印光大师修净土，韬光敛迹，久而弥笃。印光大师二十六岁时，到红螺山资福寺净土道场，入堂念佛。三载之中，念佛正行而外，研读大乘经典，妙契佛心，净业大进。
印光大师三十三岁时，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请，护藏经南下，住法雨寺藏经楼闲寮，近二十载，励志精修，深入经藏。间或受寺众坚请，乃为讲净土经典，讲毕，旋即闭关。斋房书“念佛待死”以自勉，学行倍进。
印光大师出家三十余年，始终韬晦，不喜与人往来，亦不愿人知其名字，长期昼夜持念阿弥陀佛名号，亦早证念佛三昧。
晚年，大弘法化之余，于苏州报国寺方便闭关。
1937年，印光大师于苏州灵岩山闭死关念佛，关中答一日本人的“近来动静”问题时，答云：“自到灵岩，任何名胜，均不往游，以志期往生，不以名胜介意故。”足证印祖一生行化，以身弘法，道盛德隆，感人至深。
1911年，印光大师五十二岁，高鹤年居士将大师文稿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人虽不知为谁，而文字般若已足引发读者善根。
徐蔚如、周孟由诸居士见之，叹誉云：“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于是，一再搜集印光大师文稿，刊为《印光法师文钞》，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及佛学界内部广为印制流通，印光大师德名由此而腾誉海内外。
《文钞》实为印光大师弘法之缘起。由读《文钞》而倾慕大师道德，竭望列于门墙的善男信女，日益增多。或航海梯山而请求摄受，或鸿来雁往而乞赐法名，二十余年，皈依印光大师座下者，不计其数。即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以往生西方净土的士女，不胜枚举。
我国近代以来，欧风东渐，礼教陵夷，社会人士莫不以身心活泼为现代意识，遂致身口意三业，放荡恣肆，漫无忌惮。故印光大师针砭时弊，力倡竭诚尽敬，惭愧自牧，以培净业行人之福基。
生逢干戈不息、战祸连绵之际，而水旱天灾亦交迫迭至。印光大师悲心凄恻，广倡因果报应之说，以为因果者，圣人匡治天下、诸佛救度众生之大权。尝语人云：因果之法，为救国救民之急务。必令人人皆知，现在有如此因，将来即有如此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欲挽救世道人心，必须于此入手。
印光大师生前流通《安士全书》《了凡四训》数百万册，足见其力倡因果之悲心。
印光大师的净土思想上承古佛祖师之血脉，下契近代众生之根机，言言归宗，字字见谛。印光大师剀切指陈：净土法门是末法众生出离生死的唯一要道。其与吴璧华书云：有一秘诀，剀切相告，竭诚尽敬，妙妙妙妙。从佛法与众生根机的对应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最佳的抉择。
印光大师除了以文字般若与讲经说法的形式弘扬净宗外，还建立灵岩山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亲自立定规约章程，为末法丛林之表范。
印光大师还创办弘化社，广印经书流通，二十余年，所印各种佛书，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亦在百万余帧，法化之弘，广被中外。
印光大师一生克苦俭仆，注重惜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力斥精美。食唯充饥，不求适口。衣取御寒，厌弃华丽。有供养珍美衣食，非却而不受，即转送他人。如果是普通物品，便令交库房，与大家共享，决不自用。洒扫洗涤，事事躬自操作。受请外出讲开示，虽为备轿，亦不肯坐，以为折福故。
印光大师自奉节俭，待人却甚为慈厚。凡善男信女供养的香敬，悉皆代人广种福田，用于流通经籍，救济饥贫。凡闻何方被灾告急，必尽力提倡捐助，悲愍苦难众生，无以复加。
1940年冬，印光大师略示微疾，促令办理妙真法师升座仪式，预知时至，多诸迹证。
初三日晚，对大众开示：“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
初四日早一时半，由床上起坐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言讫，即大声念佛。
二时十五分，印光大师坐床边呼水洗手毕，起立说：“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走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说完即坐椅上，端身正坐，口唇微动念佛。
三时许，妙真和尚至。印光大师吩咐：“你要维持道场，你要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自后即不复语，只唇动念佛而已，延至五时，如入禅定，笑容宛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往生。世寿八十，僧腊六十。
印光大师一生潜修实证，淡泊平常，以文字因缘作人天眼目，利益叵测，人称大势至菩萨再来。其著作有《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篇，丙子息灾法会法语等流通于世。
文 | 摘自《净宗十三祖师》 https://t.cn/z81PuZC
【当好“先行者”跑出“加速度”——市纪委监委推进监察体制改革缩影】“一区一图一表”“三步走”工作法推进监察体制改革经验在全省纪检监察系统首推；“六个一体化”深化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基层纪检监察工作“七个规范化”建设为全省纪检监察工作贡献随州智慧，多次被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纪检监察报等中央主流媒体报道。今年10月，随州市纪委监委荣获第二届湖北改革奖。
从2018年初随州市监察委员会成立以来，我市党的纪律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机构改革一体推进、硕果累累，跑出了改革“加速度”，激活了纪检监察战斗力，给正风反腐带来了巨大的“制度红利”。
迈好改革“第一步”
2018年6月1日、7月16日，湖北日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先后报道了湖北省留置非党员第一案——我市孔某留置案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释放出行贿受贿一起查的强烈信号。
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孔某留置案从立案、留置、处置到移送，全市各级监察委员会紧密联动，整个办案过程严格依纪依法、规范有序，凸显出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优势和强大合力。”
从人员“整合”到业务“融合”，市纪委监委战斗力快速生成的秘诀在哪里？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杨光胜说：“市委带头落实主体责任是关键。为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市委主要领导亲自担当‘施工队长’，推动重点难点问题解决。各级党委主动担当主责、履行首责、负起全责，改革的每一步都走得很实。”
高位起步，扎实推进。为确保改革方向不偏、路径清晰，我市先后制定了《随州市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随州市市、县两级检察机关相关机构、职能和人员转隶工作的实施方案》《随州市监察委员会领导班子配备人选建议方案》，形成“一拖三”改革“施工图”。
市纪委监委坚持把“融合”理念贯穿工作始终，通过思想、队伍、情感、业务的磨合，让“物理聚合”产生“化学反应”，实现“形”的重塑与“神”的重铸，凝聚起强大合力。为推进职能、人员高度融合，市纪委监委按照人岗相适原则，将检察机关转隶人员与纪检监察机关人员混编使用，保证绝大多数转隶人员被调配到执纪监督等业务部门，促进纪委监督执纪问责和监委监督调查处置职能协调衔接，形成“1+1>2”的改革效应。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郑军表示，从“组织调查”到“纪律审查”“监察调查”，体现的是体制机制的重大创新，有效解决了过去反腐败力量分散、监督交叉重叠的问题，形成反腐败强大合力。
监察体制改革近两年来，我市先后严肃查处了周峰、詹升宇、陈金辉、鄢维东等一批党员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件，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态势。
延伸监督“新触角”
“应山街道办事处财政所司机王某，由于私车公养、违规公款吃喝被给予行政记过处分。”这是广水市18个派出乡镇监察室挂牌后处理的首例运用监察职能查办的镇办级案例。
2018年10月30日，我市48个派出乡镇监察室全部挂牌成立，率先在全省实现对市、县、镇级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作为全省深化乡镇和农村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地区，我市将派出乡镇监察室与乡镇纪委合署办公，行使谈话、询问、查询、调取等调查职能，并根据监督、调查结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轻微职务违法行为的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予以诫勉，对所在单位提出监察建议，有效解决了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远的难题，推动了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
面对监察体制改革后监督对象增多、监督难度加大、监督任务更重的新情况新挑战，市纪委监委16个派驻纪检监察组牢牢把握“监督的再监督”职责，擦亮“探头”、当好“哨兵”，推动派驻监督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持续迈进。
去年10月，中央巡视组通过大数据比对发现，随州部分乡镇存在死亡对象继续享受低保政策问题，派驻市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针对问题线索迅速联合驻在单位市民政局，深入所涉乡镇开展核实、追缴、清退工作，最终追缴违规资金10.3万元，28名党员干部因履职不力受到严肃处理。
为进一步增强派驻机构监督实效，去年初，市纪委监委将16个派驻纪检监察组划归第一至第三监督检查室归口联系，从日常监督、问题线索处置等方面全面加强联系、协调和督促，逐步形成“1+N+N”协作机制和“六个一体化”工作机制，有效解决了派驻机构“怎么干”“怎么管”“怎么考”的问题，2018年全市派驻机构立案数、处分人数分别同比增长54.7%、44%，派驻监督的质效不断提升。
下活基层监督“一盘棋”
近日，广水市吴店镇东河村对原村级活动室进行公开拍卖，成功竞拍出10.2万元的价格。“既挽回了集体经济损失，又避免了程序违规。”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明义深有感触地说。
前不久，李明义牵头筹备村活动室拍卖事宜。该村纪检委员张仁祥在履职过程中发现，该活动室未按规定进行资产评估。他指出了问题，并监督按照流程对集体资产进行处置。
曾几何时，基层监督工作中，纪检委员存在职责认识不清不会监督、兼职多责无力监督、碍于情面不愿监督等问题，一些人成了群众眼中的“稻草人”。
我市在全省率先积极探索基层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市委常委会多次研究，市委书记陈瑞峰专题调研规范化建设工作。推动构建了组织体系、队伍建设、教育培训、工作履职、运行机制、工作保障、监督管理“七个规范化”体系，为全省贡献了随州经验。全市共挂牌48个乡镇（办事处）派出监察室，配备专职纪检监察干部119人，全市1001个村（社区）均配备纪检委员（监察信息员），对村(社区)党务、事务、财务工作等25个事项，逐一制定工作流程。
基层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推动“稻草人”变“啄木鸟”。今年来，全市村级纪检委员（监察信息员）参与“三重一大”事项监督6000余次，开展谈心谈话6500余次，纠正苗头性问题350个。截至目前，全市接收基层党员干部问题信访举报317件，较去年同比下降14.8%。
市纪委监委勇当改革“先行者”，还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形成了一批“随州经验”：探索实施涉纪信访公开听证，有效化解了一批疑难信访问题；创新监督方式方法，开展“双评双治双促”等作风整治行动，群众对作风建设的满意度达94.7%……
唯改革者进。一系列深化改革的举措，有效推动了随州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改革的制度优势逐步转化为治理效能。2018年，全市处置问题线索数、立案数、结案数、处分人数均增长20%以上；先后采取留置措施人数与2017年采取“两规”措施人数相比上升85.7%；移送司法机关19人，同比上升217%。
从2018年初随州市监察委员会成立以来，我市党的纪律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机构改革一体推进、硕果累累，跑出了改革“加速度”，激活了纪检监察战斗力，给正风反腐带来了巨大的“制度红利”。
迈好改革“第一步”
2018年6月1日、7月16日，湖北日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先后报道了湖北省留置非党员第一案——我市孔某留置案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释放出行贿受贿一起查的强烈信号。
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孔某留置案从立案、留置、处置到移送，全市各级监察委员会紧密联动，整个办案过程严格依纪依法、规范有序，凸显出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优势和强大合力。”
从人员“整合”到业务“融合”，市纪委监委战斗力快速生成的秘诀在哪里？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杨光胜说：“市委带头落实主体责任是关键。为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市委主要领导亲自担当‘施工队长’，推动重点难点问题解决。各级党委主动担当主责、履行首责、负起全责，改革的每一步都走得很实。”
高位起步，扎实推进。为确保改革方向不偏、路径清晰，我市先后制定了《随州市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随州市市、县两级检察机关相关机构、职能和人员转隶工作的实施方案》《随州市监察委员会领导班子配备人选建议方案》，形成“一拖三”改革“施工图”。
市纪委监委坚持把“融合”理念贯穿工作始终，通过思想、队伍、情感、业务的磨合，让“物理聚合”产生“化学反应”，实现“形”的重塑与“神”的重铸，凝聚起强大合力。为推进职能、人员高度融合，市纪委监委按照人岗相适原则，将检察机关转隶人员与纪检监察机关人员混编使用，保证绝大多数转隶人员被调配到执纪监督等业务部门，促进纪委监督执纪问责和监委监督调查处置职能协调衔接，形成“1+1>2”的改革效应。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郑军表示，从“组织调查”到“纪律审查”“监察调查”，体现的是体制机制的重大创新，有效解决了过去反腐败力量分散、监督交叉重叠的问题，形成反腐败强大合力。
监察体制改革近两年来，我市先后严肃查处了周峰、詹升宇、陈金辉、鄢维东等一批党员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件，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态势。
延伸监督“新触角”
“应山街道办事处财政所司机王某，由于私车公养、违规公款吃喝被给予行政记过处分。”这是广水市18个派出乡镇监察室挂牌后处理的首例运用监察职能查办的镇办级案例。
2018年10月30日，我市48个派出乡镇监察室全部挂牌成立，率先在全省实现对市、县、镇级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作为全省深化乡镇和农村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地区，我市将派出乡镇监察室与乡镇纪委合署办公，行使谈话、询问、查询、调取等调查职能，并根据监督、调查结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轻微职务违法行为的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予以诫勉，对所在单位提出监察建议，有效解决了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远的难题，推动了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
面对监察体制改革后监督对象增多、监督难度加大、监督任务更重的新情况新挑战，市纪委监委16个派驻纪检监察组牢牢把握“监督的再监督”职责，擦亮“探头”、当好“哨兵”，推动派驻监督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持续迈进。
去年10月，中央巡视组通过大数据比对发现，随州部分乡镇存在死亡对象继续享受低保政策问题，派驻市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针对问题线索迅速联合驻在单位市民政局，深入所涉乡镇开展核实、追缴、清退工作，最终追缴违规资金10.3万元，28名党员干部因履职不力受到严肃处理。
为进一步增强派驻机构监督实效，去年初，市纪委监委将16个派驻纪检监察组划归第一至第三监督检查室归口联系，从日常监督、问题线索处置等方面全面加强联系、协调和督促，逐步形成“1+N+N”协作机制和“六个一体化”工作机制，有效解决了派驻机构“怎么干”“怎么管”“怎么考”的问题，2018年全市派驻机构立案数、处分人数分别同比增长54.7%、44%，派驻监督的质效不断提升。
下活基层监督“一盘棋”
近日，广水市吴店镇东河村对原村级活动室进行公开拍卖，成功竞拍出10.2万元的价格。“既挽回了集体经济损失，又避免了程序违规。”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明义深有感触地说。
前不久，李明义牵头筹备村活动室拍卖事宜。该村纪检委员张仁祥在履职过程中发现，该活动室未按规定进行资产评估。他指出了问题，并监督按照流程对集体资产进行处置。
曾几何时，基层监督工作中，纪检委员存在职责认识不清不会监督、兼职多责无力监督、碍于情面不愿监督等问题，一些人成了群众眼中的“稻草人”。
我市在全省率先积极探索基层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市委常委会多次研究，市委书记陈瑞峰专题调研规范化建设工作。推动构建了组织体系、队伍建设、教育培训、工作履职、运行机制、工作保障、监督管理“七个规范化”体系，为全省贡献了随州经验。全市共挂牌48个乡镇（办事处）派出监察室，配备专职纪检监察干部119人，全市1001个村（社区）均配备纪检委员（监察信息员），对村(社区)党务、事务、财务工作等25个事项，逐一制定工作流程。
基层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推动“稻草人”变“啄木鸟”。今年来，全市村级纪检委员（监察信息员）参与“三重一大”事项监督6000余次，开展谈心谈话6500余次，纠正苗头性问题350个。截至目前，全市接收基层党员干部问题信访举报317件，较去年同比下降14.8%。
市纪委监委勇当改革“先行者”，还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形成了一批“随州经验”：探索实施涉纪信访公开听证，有效化解了一批疑难信访问题；创新监督方式方法，开展“双评双治双促”等作风整治行动，群众对作风建设的满意度达94.7%……
唯改革者进。一系列深化改革的举措，有效推动了随州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改革的制度优势逐步转化为治理效能。2018年，全市处置问题线索数、立案数、结案数、处分人数均增长20%以上；先后采取留置措施人数与2017年采取“两规”措施人数相比上升85.7%；移送司法机关19人，同比上升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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